周末，串一串几本书的观点。
温铁军先生总结1949-2009建国后这六十年间，我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历过大大小小“八次危机”：1958-1976工业化初期，工业初始积累过程中的三次危机；1978-1997改革以来三次内源性危机；1997和2008两次外部“输入型”危机。
彭文生博士的这本《金融周期》写于2017年，当下的很多问题与现象，在书中基本都有点出，挺厉害。
每8-10年发生周期性波动似乎不可避免，事实上2014-2015已显现经济增速下行压力，房地产开发投资放缓。而发端于2015-2016的“涨价去库存”，以及之后再一轮的地方债务扩张和大基建，竟硬生生将周期推后了好多年，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或许错过了最后一次代价较小进行结构改革与软着陆的机会？
按彭博士的观点，金融周期关注信用和房地产相互强化带来的顺周期性，也就是繁荣时向上动力强，转向衰退后向下的动力也大，而我国也才正经历第一个完整意义上的金融周期。
房地产和债务，是看未来的关键。
有研究总结了过去上百年不同国家去杠杆的经历，发现通过经济增长解决债务问题的只是极少数，而且都是偶然的：
美国在1938-1943的高增长被认为是化解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实现去杠杆的根本驱动力，但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联系在一起的；
埃及在1975-1979实现高增长的去杠杆，是受益于石油危机带来的高油价；尼日利亚2001-2005年的去杠杆也是受益于原油价格的暴涨。
那如果一定要向内寻求代价的话，代价又会在哪？
历史上前三次危机中，通过向农村大规模转移城市过剩劳动力（1960、1968、1975三次总计2000万知青“上山下乡”），维持高额工农剪刀差而向农村转移危机成本，农民承担了代价。
八九十年代后，城市下岗工人承担了代价，进城农民工承担了代价。
这一次呢？
温先生书中还有个很有意思的研究结论：我国zz制度上虽是中-央-集权，但经济上地方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其实一直很高，尤其是“地方政府公司化”的模式下，对地方政府的有效约束偏弱。而且越是在导致很大代价的时段，如大炼钢铁、“大-跃-进”等时期，中央的财税占比就越低，甚至不足20%。往往是地方大行其是，而造成的代价和责任最后却由中央来承担。
平移到现在的城投和地方政府债务？
金融周期加剧了市场的波动，搞成这样，整个金融体系以及金融机构当然是难辞其咎的。
在金融体系方面，既然学了三十多年的美国，学的不伦不类，那是不是要换个模式学一学。
德国的金融体系虽然说不上多强，但至少有两点是会让决策者眼前一亮的：
一是对制造业的支持。德国制造业占GDP比重长期维持20%以上，占比位居发达经济体最高水平，且金融业占比长期低于5%，银行业净资产收益率长期低于非金融企业，金融的弱势地位弱得恰到好处；
二是金融与地产的良性循环。德国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数不多的、在有效满足民众住房需求的同时，避免了房地产泡沫的主要经济体，“房住不炒”被人家贯彻得很好。
而我们的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竟仍然达到9%，高出大多数发达国家。不知道怎么改，那就先试试对照着人家优等生砍个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