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两个月一直在读顾准，几度起笔，又几度搁下。实在是一位有思想、有经历、有故事的人，太值得写，但也正因为其个人经历与思想跨度如此之大，很难把握得准。然而就像他自己在思索“民主与‘终极目的’”时所讲的：“...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不断思索以及永远追求进步，是从顾准的精神遗产里，探到的些许宝藏。在顾准的人生经历里，有过数不清次数的转折，在我看来，其中最关键的两段：一是1955年在洛阳任上再次“意外犯错”后，申请并经上级同意，顾准开始了在中央党校一年的学习，在此期间他开启了系统性的阅读与思考，其后1956、1957年在中科院经济研究所的经历，算得上是这段时间的延续；二是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后，在1958年、1959-1961年间，分别下放河北赞皇及河南商城进行劳动改造，此时正值“大跃进”和“三年灾害”时期，生活上的感知进一步触发了他思想上的变化。具体的细节过程先按下不表，在此之前，顾准展现给外界的，抑或是自我内心所认同的，更多是天才的一面。1927年，顾准12岁，在中华职业学校读到初二，因父亲棉花生意失败，无法继续学业。曾在中华职校任教的王志莘惜才，把顾准介绍给了留美同学潘序伦（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创始人，被誉为“中国会计学之父”）。尽管只是半工半读的练习生，但不到4年，16岁的顾准就站上了立信会计夜校的讲台。同年，顾准编写出《高级商业簿记习题详解》。19岁时，他出版了专著《银行会计》，成为中国第一本银行会计学大学通用教材。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之江大学、上海沪江大学等纷纷聘他为兼职教授。上海的外资公司也纷纷聘其为兼职会计。当时，上海一个蓝领工人月收入只有10-15块大洋；大学教授100-150块大洋；顾准一个月的收入达到了300块大洋。不得不承认，在学习能力方面，有些人就是天赋异禀，终其一生，顾准都展现出了他“天才般的学习能力”：即便是“闭门造车”，晚年在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方面的思考，也都达到或者超出一般专业学者的深度。对于天才人物，我们总是习惯性地以为，天才般的观点就应该是与生俱来、从天而降，他们的思想，也应当像一只利箭，直中靶心。而当细读顾准的日记、书信与经历时，你会感叹：1952年2月29日，顾准的撤职很突然。在一天前，顾准还受上海市委委托，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五反”工作讲话。相隔一天，一个“五反”的领导者，则突然作为“思想恶劣”“与党对抗”的“三反分子”被揪了出来。2月29日晚上，当着两千多人，当听到主席台上宣布，上海市委已经从高级干部中捉出“八只大老虎”...顾准名列第二，坐在台下的顾准毫无思想准备。直到晚年他在自述中仍然写道：“这次宣布，对我是完全突然的”。这次撤职也的确蹊跷，并没有留下档案资料，只有一份新华社电讯稿：“市委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顾准，一贯地存在着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违反党的方针政策，屡经教育，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并令其深刻反省。至于其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上海市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财政局局长和税务局局长等职，建议有关方面一并撤除。”从很多年后的一些档案信息分析，顾准被撤职的原因之一，并不是因为他反对“左”的政策，甚至恰恰是因为他太“左”。在上海财政局长任上，他用高地税驱离了上海所有的外资企业，而他作为“五反”运动的领导，宣布要“坚决打退上海资产阶级对国家税收工作的猖狂进攻”。当时即有高层人士认为，此次运动中上海打击面过宽，把靠拢政府的大资本家和小企业主都毫不留情地推到了打击之列。历史的吊诡之处或在于，日后两度被打为“右派”的顾准，最重要的一次撤职竟是因为“左”。事实上，在我看来，在这个阶段，“左”或者“右”，或许只是表象，“不服管”才是注定了顾准早迟在官场栽跟头。就像某位领导讲的：“顾准不听话。再不听话，不给他饭吃！”顾准的个性中有“恃才傲物”的一面，也有“好下断语”的一面，这些个性，或许在革命年代还能被包容，但越往后，只会在这个官僚机器中愈发显得突兀。“三年之内当市长，五年之内当总理”，这样的话，不管谁说的，但在别人看来，这种话就应该是出自顾准嘴里的话。撤职后几经辗转，先后在华东建筑工程部、建工部“洛阳工程局”工作，但数年间动辄得咎，顾准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政治生命可能难以挽回了。但此时的顾准，还只不过是一个仕途失意的干部。其后他向建工部党委申请进入中央党校学习，也并不是产生了什么思想危机，需要读书探索，更多还是认为自己“遭人陷害”，入校的第一件事是向学校“申诉委屈和解决问题”。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杨献珍断然拒绝了他：顾准进党校的这段时间，也正是被安子文称之为“中央党校的黄金时代”，在此期间，他系统性学习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课程，广泛阅读不少历史方面的书籍，甚至小说类的文学作品也都“不顾死活地读了起来”（顾准语）。而对三卷《资本类》的反复研读，更是为日后他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源头、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值规律等相关问题的思索埋下了伏笔。当他带着批判的动因去了解凯恩斯学说，但后果是，激起了他的疑虑。联想到在洛阳局看到的公共工程里大量的集体浪费和形式主义，他在日记里写道：“不能不说投入若干阴影在我的经济思想上。”当他深入接触数学和几何，完全被数理的逻辑和客观性吸引，常常痴迷到深夜，他又写道：“数学中的客观主义是我滚向堕落的开始。”在党校期间，顾准还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国际问题，不单是有受邀请的各方国际问题专家到校演讲，也有外部事件冲击所带来的讨论思考。1956年，斯大林去世三年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发表《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批判斯大林期间的个人崇拜、独裁、大清洗。4月26日晚上，中央党校传达苏共二十大报告，会场十分沉寂，在当晚的日记里，顾准写下：“极大的震动。”“思想的细密化，过去实在不够。过去实在是才子式的乱闯乱碰，碰到对的，就干一阵，碰不对了，就倒一次霉。这危险做法不能再来了。”（1955年10月24日）“如果有机会做研究工作的话，必须死心塌地钻研下去，并且决定穷毕生之力来做这件事......一切问题的根本之点，在于以严肃的科学的态度对待实际，过去在这方面冒失，这倒是今后应该郑重记取的。”（1956年3月22日）党校结业后，面对摆在面前的“三条路”，顾准异常坚持地选择了去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当时顾准给亲人的家书中写道：“...我这个人，傲上刚愎，不能做领导工作（用旧话来说，不是做官的材料），经过这几年，逐渐有了自知之明。最近三四年间读一些数理，但年龄已大，再要在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方面有所成就也是不可能的了，最多只能补充一些高中与大学的自然科学基本知识（这是需要的），将近30年的时间搞经济工作，还是做些经济研究工作为好。20年前过了一个时期书生生活，大时代中跟着革命与战争的大队伍走过几天路，这是时代的必要，是走得对的。过了这一段，回忆我的书生生活，恐怕也是对的....”应该说，到这时，顾准对自我的认识已经是极为准确了。当读到这一段，竟有些眼眶发热，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普遍揣着为国为民的理想主义情怀上路，但鲜有善终。如果是理工类的，或许还能稍稍避祸，但社科人文类的，哪怕是老舍这样的纯文学家，都躲不开，更遑论经济学呢，要知道，经济研究和社会制度是分不开的呀。
这时候的顾准，还是太天真了。
1957年，顾准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发表在《经济研究》第三期，顾准主张通过经济核算的手段来达到最大的经济效果，文章中也透露出顾准主张指导性计划与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经济思想。只不过，所有的语言是与那时的政治环境相适合的语言。
但这份多年后所追封的“中国经济学界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第一人”的桂冠，在当时，只能是他被打为右派的罪证之一。当年，顾准被宣布为中科院系统最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1958年4月下旬，顾准被正式划为“右派”，并开除出党。1958年5月上旬，顾准来到河北赞皇县接受劳动改造。1959年3月，顾准被下放到河南信阳商城县“监督劳动”，此时正值大跃进后的极端困难时期，在保留下来的1959.10-1960.1期间的顾准《商城日记》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饥饿”、“搞吃的”。我们也眼见着这位身穿背带裤、戴着玳瑁眼镜的知识分子，如何在生活上被彻底改造：“记我的服装——背带已革掉，现在已习惯勒紧腰带干活...手套上沾上大粪，裤脚上大衣下摆上沾上了粪，根本不问。初浇粪是要用肥皂洗手，现在也根本不问了。”“手的变化——手的变化最大。现在已不再起泡，但这双手已完全不适宜于抚摸我的妻子和孩子了。起茧春裂，右手大指食指中指尤甚，手指甲都变了形了。”“吃饭——吃饭，用盆分饭，端起大盆，开始颇不习惯，还要从盆内装碗，现在端起那个洋瓷小盆都不习惯，就是大盆合适了。返家时，盆已不能带去。吃小碗不知如何能行，看来一个汤盆是合适的。”1961年，政治局面宽松一些，顾准也在1961年秋被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并且在1962年得以再回到经济研究所工作。然后平静总是短暂，随着“四清”运动兴起，1965年，顾准再次被打为右派。据说，康生看到上报来的顾准的材料后，当众呵斥：“顾准这种人不是右派，谁是右派？”后来顾准和吴敬琏的聊天提到，“1957年那次当‘右派’纯属‘误会’，戴上‘右派’帽子促使重新思考，思想发生不少变化，对‘左’的那一套开始有了认识，所以第二次因为批评对毛主席的个人迷信再次戴上‘右派’帽子，倒不是误会了。”1966年9月，顾准在广播里听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消息。他在日记写：“我等着挨整”。之后直到1968年8月，顾准没有日记面世，但留下了五十万字的“读书卡片”。文革初期，红卫兵勒令每个“牛鬼蛇神”写一份罪行交代，贴在布告栏。顾准在自己的大字报上，写了两个大大的黑字——读史。他说：最近什么也没做，只是读了些史书，只能这样交代。事后他对经济所的同事张纯音说：“这是一个非常的历史时期，冷眼旁观这一切，直当是在读史，看中国向何处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