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写写科举，最近集中看了一些资料，中间抽空专门去了趟南京的科举博物馆和江南贡院遗址，全文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引子：科举释义
一、科举的演进历程
二、科举考什么？
三、考得上与考不上，科举人的出路在哪？
四、如何评价科举？
内容太长，分为上下两篇，第一篇先写前两部分。
科举释义
科举的称呼源自隋代的“分科举人”制，指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高级）官吏的制度。科举与高考有很大不同，更接近于公务员考试+选调生考试。在明清时期，参加科举必须先通过童试，包括县试、府（州）试、院试三个阶段，硬要去参照的话，可以类比考初中、高中、大学，考上之后成为生员，才具有参加科举（公务员考试）的资格。秀才：原指“才之秀者”，也称“茂才”，在汉代察举制、隋唐科举考试中有专门设置“秀才科”，到了明清时代，专门指通过童试的童生。秀才已经区别于普通老百姓，享有免徭役、免公粮、穿戴等方面的特权了。举人：明清时，通过乡试的称为举人。成为举人，一只脚已经踏进做官的门槛，尽管以举人身份做到高官的概率较低，但已经是人中龙凤，范进中举而发疯是完全能理解的。进士：原本是指科举考试的一科——“进士科”，自宋以后，科举独重“进士科”。明清后，通过会试和殿试的称为进士，高级文官大部分是进士出身，中进士是绝对的天之骄子，普通人难以企及的高度。状元一般是指科举考试中，殿试考取一甲（第一等、第一名）的人 ，孙伏伽在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的科举考试中夺得状元称号，从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记录的状元，贞观十四年(公元641年) ，拜大理寺卿（最高法院院长），迁陕州刺史（陕州最高行政长官）。到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为止，一千多年里可考的状元仅有592人，平均两年多才能摊上一个。指连续在乡试、会试、殿试中夺魁，也称“大三元”，在一千多年的科举历史中，一共只有21人三元及第，其中17名为“文三元”，4名为“武三元”。另外“小三元”，是指童生参加县试、府试、院试连得三案首为小三元。可见，连中三元不仅要实力，运气方面也属实相当于中亿元大奖，难怪“大三元”的讲法被用到麻将上。极低，以明朝为例，有学者做过统计，乡试（考中举人）的录取率平均为3.95%，会试（考中进士，不考虑殿试刷人）的录取率为9.1%，这还不考虑无数读书人一辈子都考不上童生，连个秀才都算不上。对比下来，读个985学校、或者公务员热门岗位上岸，实在不算什么。 一般讲到的科举特指文科举，武举制度始创于唐武则天时期，时废时复，重视程度远不如文举，武举出身的地位也远不如文举。科举的演进历程
人类自有文明开始就有阶级、有分工，在奴隶-分封制时代，君王、贵族按血缘关系远近分封自己的亲属，权力世代相传，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藩篱牢不可破。在我国，直至春秋战国后期，这种局面才略微发生改变，表现特征是“士”阶层的出现。士人既是没落的贵族，也是上升的平民。一些君主和贵族开始通过血缘纽带之外的路径来选拔人才，有“养士”、有“军功”。自此，如何更好地选拔任用合适的人才，以维护自身统治，成了历朝历代统治阶层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有人说，科举制度源于汉、兴于隋唐、成于宋、极盛于明清，此言甚善。1、汉代——“察举”和“征辟”，开始制度化选聘人才秦汉时期我国从分封制向郡县制过渡，郡县制后，官吏职位的世袭被打破，开始需要有制度化的路径补充官吏接班人，“察举”和“征辟”开始实行。察举是由州、郡等地方长官在自己辖区内进行考察，选拔需要的人才，以孝廉（孝行和廉洁）、茂才（原指“秀才”——优秀的人才之意，东汉时为了避讳光武帝刘秀的名字，将秀才改为茂才）、明经（明习经学）、贤良方正等名目推荐给中央政府，经过考核，任以官职。征辟则是由皇帝或地方官直接进行官吏的征聘。汉代的察举制在西汉时期还没有形成定制，一般是皇帝依据一时的需要，下特诏求取人才而已。到了东汉，逐渐制度化，汉和帝时期规定依据地方人口向中央进行察举的人数。尽管也有多种科目，但由于在当时作为民众表率的官吏被尤其要求孝行和廉洁，因而孝廉科一枝独秀。举孝廉相比于早期的“世卿世禄”自然是有进步，但能够得到举荐的人才只是极少数，且由于举荐权完全掌握在官员手中，最终不可避免沦为官僚们徇私舞弊、利益勾连的工具，出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也就不足为奇了。2、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继续以“他荐”的方式选拔人才在魏文帝曹丕时期，基于尚书陈群的建议，推行“九品官人法”，也就是所谓的“九品中正”制。具体而言，在各州、各郡、各县都设置专门执掌选举的中正官，州设大中正，郡设小中正，大、小中正都由中央选派当地“贤有识鉴”的官吏担任。中正官将自己辖区内的人才按照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中央根据中正官评定的等第授予官职。由于中正官必须是当地人，而地方的实权者无非还是当地豪族，于是地方豪族群体手握推举官吏的权力，进一步巩固了门阀势力，于是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这个时期恰好也是我国历史上中央政府较弱，门阀贵族势力重新抬头的时期。在隋文帝开皇（581-600）年间，九品中正制正式废止，以“分科举人”相取代。开皇十八年（598）七月，“诏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休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四月，“诏文武有职事者，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骁壮十科举人”。大业五年（609）六月，诏诸郡“以学业该通，才艺优恰；膂力骁壮，超绝等伦；在官勤慎，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这里的“二科举人”、“四科举人”、“十科举人”，还都是偶一行之，没有制度化，但“科举”的称谓，自此发端。一般认为，隋炀帝设“进士科”标志着我国科举制度的正式诞生。宋朝熙宁年间废除了明经诸科，只存进士科，后直至晚清科举废除。宋以后，进士科成为科举中唯一科目，也是所有参加科考的读书人晋升的唯一途径。尽管隋朝的科举沿袭自历朝，但还是表现出了很不同的几处特征：一是考试科目开始统一；二来因为科目统一，才有了明确的成绩判定标准，自上而下的社会氛围也逐渐接受官吏选聘从“德行第一”到“才能第一”的转变；三是参与方式从“他荐”向“自荐”转变，符合条件的人选能够自由报考。唐袭隋制，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每年分科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称制科，制科非主流，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也远不如常科。唐代常科最重要的科目是明经、进士两科，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因为帖经、墨义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即可，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而录取的名额，进士又远少于明经，因而进士的难度是要远远高出。当时流传这样的说法：“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唐代进士科重诗赋，客观上推动了唐代诗歌的兴盛。另外唐代科举，是考试与推荐相结合，那时并不避讳名人的推荐。考生们奔走于名公巨卿之门，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表作，称为“投卷”，王维为考取状元不惜假扮伶人在太平公主席前弹奏琵琶，以期获得推荐。可以看出，这时候的科举还未完全制度化，客观性和公正性没有提到很高的高度，这些恰是下一个朝代——宋朝所要重点解决的。宋代重文治，科举制度也在宋代不断发展并日益完善，很多考试制度在宋代确立并被后世沿袭，称为定制。科目方面，从北宋初年的常科诸科到独重进士科，进士考试的内容，也经历多重变革后，形成了诗赋、经义、策论三大考核内容，并成为后世的定法。考试时间方面，最初是一年举行一次，自英宗治平三年（1066），定为三年一次，后世沿用。考试流程方面，最初是两级考试：一级是各州举行的取解试，一级是礼部举行的省式。后来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也固定下来，殿试称为最高一级考试，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三级考试制度也沿用到科举制度废除。考试公平性方面，在北宋初年，也一度沿袭唐代风气，考生投卷盛行，后来逐渐严格，有宋一朝，对科举公平性的追求不断强化，且在技术上不断提升：锁院制度：考选期间，考官与外界隔离，与家人也不得见面；糊名：把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又称为弥封或封弥；誊录：糊名之后，还是可以根据考试字迹作弊，后来由专门的誊录官将考生的试卷另行抄录下来，考官评阅试卷时，连字迹都无法辨认。5、明清——学校制度纳入科举制度之中，科举到达极盛元代只举行过七次进士考试，每次录取的名额，两榜总数最多一百人，最少五十人，科举制度在元代名存实亡。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元朝的统治始终未能与中国的儒家传统有效融合，注定了王朝的短命，而同样由异族统治的清代，则较好解决了这一问题，国祚更长。明代科举，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乡闱）可以理解为各省举行的省考，通过乡试可以成为举人了；会试（礼闱）是由礼部支持的全国考试，由乡试通过的举人参加，考试的内容和程序，基本和乡试一样，通过者称为贡士；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仅仅考时务策一道，殿试一般不刷人，只是确定名次（因此贡士也相当于进士）。殿试名次分为三甲，一甲只有三人，即我们熟悉的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明代以前，学校只是为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到了明代，进学校成了科举的必由之路，科举制度包含了学校制度。因此在明清时期，参加乡试必须是府州县学的学生，也就是生员。生员俗称秀才，要成为生员，必须参加县试、府（州）试、院试三个阶段，这一系列的考试，总称童试。没有取得生员资格的知识分子，无论年纪多大，都只能成为儒童或童生。考试内容方面，八股文成了明清时期用于科举考试的一种特殊文体，我们在后文详细介绍。汉文帝前元二年（前178）十一月，发生日食，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真正具有考试性质的察举开始。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设立进士科，朝廷开始以标准考试成绩将读书人录取为官。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发布“上谕”，宣布 “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科举自此走出历史舞台。如果从汉文前元二年算起，两千余年里，在儒家思想的浇灌下，历朝历代多少才能之士，都拼命渴望脱颖而出，参与国家治理。如果从隋炀大业二年算起，一千三百年间，无数读书人穷经皓首，在这条科考之路上耗尽一生。![]()
如前文所述，科举考试的内容一直在变化，整体而言是朝着越来越标准化和制式化的方向演进，利弊也显而易见，虽有利于公平，但也禁锢了思想。在宋代，废除诸科，统一为进士科，设置包括殿试在内的三阶段选拔，并使用弥封、誊录等严格的考试制度，经过这些改革与完善后，科举呈现出机会均等、实力主义的特点。考试内容方面，科目包括经义（对经典的解释）、诗赋（作诗）、论策（论文）三项，也就是要满足通晓经典、能写作优美的诗文、具备写作论文所需的历史知识并能发散出对时政的建议，这些其实也对应着后世以科举制为媒介所形成的士大夫阶层的素养。在这些考试科目被固化下来的早期，内容还是可以一定程度发散的，在宋代“新旧党之争”时期，甚至受到政治风向的变化所影响。例如以王安石为首的新法党执政时期，王安石编写了作为辞典的《字说》等，考生们受到新法党学问的熏陶。而在旧法党执政时期，除了苏轼的文章，秦观、黄庭坚等苏轼门生的文章选集——《苏门六君子文粹》作为科举考试参考书出版刊行，一时风靡。尽管这是执政派希望引导读书人思想、以及考生希望考试投机所两相作用的结果，但有争论好过没争论，至少给了考生更多思考空间。这种倾向在朱子学被定义为官学时终于被打上休止符，元朝之后，朱子学也被作为经义的标准学说。关于程朱理学如何就成为儒家正统，这又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但对后世科考学子的影响则是无比深远的。朱子学学者程端礼出版过一本记载科举学习方法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从中一窥学子们的学习历程：《小学》、《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孝经刊误》、《易经》、《尚书》、《仪礼》、《礼记》、《周礼》、《春秋》以及三传。十五岁志学之年开始，读四书的注释（朱子所撰《四书集注》及《四书或问》）、五经的注释，夜读性理之书（《太极图》《通书》《西铭》等道学的书）。三四年完成上述书籍的学习，开始进入史书学习的阶段。读《资治通鉴》，同时参考《通鉴纲目》、《史记》、《汉书》、《新唐书》。这段时间内，五日中有两日继续复习四书五经的正文与注释，夜读性理之书。接下来学习韩愈的文章，学习作文之道。再次则读《楚辞》，学习诗赋。但过程中还是不断会复习四书五经的正文与注释。上述学习在二十岁或二十一二岁完成，接着用两三年时间学习科举文章的写作，同时不间断复习上述知识内容。就这样，二十二三岁或二十四五岁完成全部课程的学习，参加科举。可以看到，这种学习方法特别强调对经义的学习，历史、文学的学习则放在后期，而经义学习也并非为了培养能够独立解释经书的哲学思考能力，而是为了彻底背诵高达五十七万字的经书正文，并且在此基础上，还有注释也需要记忆。![]()
由于科举考试以彻底背诵经书为前提，也就不难理解考生们冒着杀头风险的各种夹带和小抄。![]()
“号舍”、“出恭”，都是从科考考场发明出来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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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南京江南贡院遗址，江南贡院是明清时期江苏、安徽考生进行乡试的考场，巅峰时期可容纳两万名考生。
乡试分三场考试，每场三天两晚，总共要在这么屁大的地方待九天六夜，吃的是自带的干粮（考场提供水、好像也能帮热饭），隔板往下拼起来就是个板床，试了下根本伸不开。
这种考试环境，现代人估计一天都受不了，看来科考考什么不重要，能选出来的至少是身体好的。
尽管有瞭望台和巡考，但这么多天，吃住都在，不可能时刻监视，作弊估计还是有空间的。不过咱们一路考试考过来的知道，作弊作个60分、70分可以，但要到90分、100分，没有实力是不行的。
回到考试内容，明清时乡试和会试都定为三场：第一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第二场，试论一道，判语五条，诏、诰、表、内科一道。第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殿试也是一道试策题。
关于八股文，我们知道其是明清两代用于科举考试的一种特殊文体就行了，其题目范围限定于“四书五经”，阐释标准则以朱子学为宗，格式上对偶，字数上严格限制，然后有很多忌讳不能碰。好处是便于判卷的标准化，危害嘛，好像大家批判得够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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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一些年份科考的题目，也读了几份入榜举子的试卷。整体感觉是，要得高分，在记忆、书写、瞎掰扯方面都要颇具功底才行，但看策论的内容，哪怕到了晚清时期，和两千年前与桑弘羊辩论盐铁论的儒生并无二致，这不得不说是科举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