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再快一点
能不能再快一点？
因为所有人都想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
不改革，中国就要被开除球籍
应该善待农民
世人皆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的起点，而改革最开始的具体举措又是以农村的包产到户为标志。然而，人们有所不知，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的规定是“不许包产到户”（在全会修改和通过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六十条，在经营管理这一条中，仍然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
但是，在填饱肚子面前，人民群众这一次的选择并没有什么犹豫。
事实上，在六十年代困难时期，安徽就搞过责任田，其他各个地方也多多少少搞过联产责任制的试点，所有这样搞的地方，无一例外都增了产。当文革结束后，贫穷地区的农民开始自发地小范围搞起包产到组、包产到户时，似乎争论的声音也并不大。其中四川和安徽是人口大省，也是穷省，在时任第一书记的赵紫阳和万里的默许下，率先试点起来。效果无疑是显著的，“要吃粮，找紫阳”的民谣传出了四川，传到了北京。
跟民谣一起到北京的，还有赵紫阳本人。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稳稳当当搞经济改革，同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大刀阔斧平反冤假错案，成为当时街谈巷议中的两个亮点。1978和1979年，胡耀邦、赵紫阳相继进入政治局。1980年2月，二人同时进入常委，胡任总书记，赵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副总理（代总理）、总理，这两个名字也同八十年代的改革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1979年9月中央四中全会通过的“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写上了“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或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居独户以外，也不要包产到户”。根据赵紫阳的意见，由原本的“不许”，改为“不要”，口气缓慢地向前松动了一步。
后面包产到户能顺利推广，固然与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支持分不开，但在技术层面，有一个名字是无论如何绕不开的。
1979年，66岁的杜润生时任国家农委副主任，后又任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在突破包产到户的岁月里，他以退求进，最后在文件上的用语是：“可以包产到队，可以包产到组，也可以包产到户”。文件发下去，农民只记住了：可以、可以、也可以。他说了一个实在的理由，同时又是共产党人无法反驳的理由：“把人民的事情交给人民去选择，这是他们的权利。”于是，农民兴高采烈选择了包产到户，杜润生农民式的狡黠、机智和理性，给中央文件添了莫名的喜感。紧接着，1982-1986年的5个中央一号文件，凭借着杜润生以及一众高人的政治智慧与实践理性，最终决定和影响了中国农民和改革的命运。
2008年，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时，95岁的杜润生以全票获得“第四届中国发展百人奖（农村）终身成就奖”。11月，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授给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杜老说道：
“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的经济学创造，我只是起到了理论调查和整理的作用，这个奖项应该颁给广大的中国农民”，“...农村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主要是依靠农民的努力和创新…农民生产粮食，发展工业，进城打工...应该善待农民...”。
同30年前武装夺取政权一样，这次的改革仍然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到1984年左右，农村的改革已经大有起色，城市改革尚举步维艰。
客观来讲，城市的改革要比农村复杂得多，后者仅需释放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问题则解决了大半，前者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人们发现，尽管30多年过去了，我们的党好像仍然不善于处理城市工作。
怎么改，改到哪？
1978年5月，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各大报纸转载，开始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而1979年1月1日的《人民日报》，集中发布了几件历史性转折的标志性事件：元旦社论《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产建设上来》、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国防部长徐向前宣布停止炮击金门等岛屿、中美正式建交。接下来，“两个凡是”的方针在中宣部的理论务虚会上被正式批判。
必须改革，这是共识。但怎么改，改到哪，没人知道。
1979年10月，仅仅成立三个月的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小组（“体改组”）草拟出一份《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建议》，因为考虑不成熟，没有提交给国务院财经政策委员会审议。而邓小平听说有这么一份素材性的稿子后说：“可以披头散发见人，征求意见嘛。”
在之后由李先念主持的国务院财经会议上，讨论这份《初步建议》，晚上7点开始，开了一个半小时，参会的人员都不谈正题，东拉西扯。到了8点45分，李先念说：“这个稿子我看了两遍，没有看懂”，“...我建议，这个稿子还是先发下去试试”。
转年到召开各省市区第一书记会议时，《初步建议》已经被完善成了《初步意见》，中央决定在会议上提交讨论，并指定薛暮桥做一个说明。薛暮桥一贯理性内敛，但在这份说明里，还是能读到他内心深处的激情：“我们起草这个文件时，深深感到所谓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是要解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应当建立什么形式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针。将来起草经济体制改革规划，是一部‘经济宪法’。”
总书记胡耀邦大为赞扬《初步意见》和说明，各省书记要求印发薛暮桥的发言稿。而发言稿是开会前一天刚写出来的，还没来得及修改。胡耀邦说：“先不改了，拿去印吧。”
“批头散发见人”、“看不懂，先发下去试试”、“先不改了，拿去印吧”，可见在谁的脑中都没有剧本，分明是一出边导边演的历史剧。
道路总在曲折中向前
回过头来看，八十年代在经济领域的改革有三个里程碑：1978年到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发挥商品货币作用；1984年到1987年十三大，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建立市场体系；十三大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把改革推向新的阶段。
但这个过程，却走得远没有那么平稳，甚至时常是走一步、退两步。
1980年中央决定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设立四个经济特区，据回忆，本来沿海特区可以多搞一些，讨论时，陈云特别强调江浙地区，包括上海，不能搞特区，那里是投机分子活动有名的地方。邓力群主持的书记处研究室甚至还出了一些材料，论证现在搞特区会沦为过去的租界。
1983年，时任中宣部副部长、也是理论大师的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引起巨大反响，文章肯定了人道主义。不久，受到严厉批判，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清污”运动（清除精神污染）。有人回忆，因为“精神污染”这个词用得太多，以至于《人民日报》排字房的这四个字的铅字都不够用了。
而在生活里，“清污”更是被庸俗化和扩大化，《马克思传》被视作黄色书籍没收，烫发和披肩发女士不准进单位，厂长拿着剪刀站在门口，给身穿喇叭裤的工厂职工剪裤腿……
也有很多改革，或许也有机会走得更向前一些。
让我们歌唱80年代
每当旧的体制开始松动，知识界总是最先躁动不安起来。回望历史，知识分子深度参与到社会进程里，甚至影响社会发展方向的年代，其实并不多见。
八十年代是一个思想解放和思想启蒙的时代，当失血过久的肌体突然恢复了正常的血液循环，难免会兴奋异常，流动加速。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北岛。
八十年代是一个“文化热”、“诗歌热”、甚至“美学热”的年代。1981年，李泽厚《美的历程》出版，10年之内印了8次。学术研究的背后甚至也都隐约透出对时代和国家的关怀，“俱往已，然而，美的历程是指向未来的”——《美的历程》结尾最后一句。
那个年代甚至还有“报告文学热”，在报告文学中，人们看到社会存在的问题，感到忧虑，人们也乐于谈跟个人生活没关系的国家兴亡、民族前途，每个人都充满了个人无以承担的社会责任感。
虽然八十年代开始了经济改革，但市场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性影响好像又没有完全展现，粗朴而贫乏的物质生活反而更容易催生一种精神的追求。
那是一个表达的年代，从高层、精英人士到知识分子，甚至普通老百姓，中国人几乎人人有话说。
1986年工体那个沸腾的夜晚，当崔健在掌声、口哨声和“牛X！牛X！”的高声大叫中七次返场，吼出那一声“一无所有”时，似乎也预示着年轻的人们想要向时代宣示“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
当25岁的海子从南走到北，又从北走到黑，八十年代也以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戛然而止。
后记
这一段，写了又删。
还是不知道怎么去形容，这短暂、脆弱，却颇具特质、令人心动的八十年代。
于我而言，这是个未曾有过生活经历，但又充满好奇和向往的年代。
参考阅读：
《八0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柳红）
《八十年代访谈录》（査建英）
《我与八十年代》（马国川）
《追寻80年代》（新京报）
《改革历程》（XX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