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笛：《台青参与大陆社会治理研究:基于在沪台青的田野调查》

一、引言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需要探索新路，应将传统的“参访交流”方式转向“深度参与”方式，而鼓励台胞——特别是台青参与祖国大陆的社会治理是一个可行的方向。当前，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理念与实践正在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有效对接，而社会治理是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面向。在中国，社会治理特指在执政党领导下，由政府组织主导，吸纳社会组织等多方面治理主体参与，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治理活动。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社会治理需要在基层建构“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而台胞毋庸置疑是其中的关键力量之一。就两岸融合发展而言，一方面，社会治理参与能够有效促进台胞的社会融入；另一方面，台胞广泛、深度的社会治理参与又体现了社会融入的程度。

大陆方面对台胞社会治理参与的重视早已体现在顶层设计中。2018年中央出台的《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规定：“鼓励台湾同胞和相关社团参与大陆扶贫、支教、公益、社区建设等基层工作”。此外，作为国家布局的两岸融合示范区，福建省在开放台胞参与社会治理方面享有“先行先试”的特权。2023年9月，中央在《关于支持福建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指出，为了进一步打造台胞、台企第一家园，要“支持台胞深度参与福建省当地社区建设、基层治理等实践活动”。

台青作为台胞中的重要群体，是两岸交流与统一过程中的重要力量。自台湾地区发生“太阳花运动”以来，台湾内部的社会转型与政治生态发生重大翻转，青年在两岸关系中扮演的角色更加重要，大陆也积极为两岸青年往来与协助台湾青年创业、就业创造有利条件。通过各项惠台政策落地，吸引台湾青年——特别是“首来族”来大陆旅游、参访乃至求学、求职，积极扩大台青群体接触覆盖面，以让更多台青有来大陆旅居的经验，通过自身交流与互动体验，改变台青对大陆既有刻板印象，增加台青对“两岸是一家人”的认同感。这样，一方面可以促进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另一方面有利于建构两岸融合的社会公共记忆。在《意见》出台之前，福建省已经开始了一些相关社会治理创新项目。在基层，包括台青在内的台胞可以担当城乡社区的治理专项工作，如厦门、平潭等地，部分社区主任助理甚至可以通过选举成为名副其实的社区干部。此外，随着两岸融合发展的治理重心下沉，治理结构梗阻所导致的基层公共服务缺口，促使台胞在有关部门的引领下开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在某种意义上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参与到了社会治理当中。

在沪台青的社会融入是在上海的台湾青年能够公平享有、参与并能够正面认同所在大陆城市生活的状态。上海作为两岸经贸和文化往来重要枢纽之一，是吸引台湾青年学习、生活、工作的重要聚集地。和老一辈台胞不同的是，在两岸融合时代的来沪台青一般根基不稳，缺少与在地社会的紧密联系，流动性较高，容易出现“实用主义的过客”这样悖论性的社会融合问题。因此，如何切实推进沪台青年的社会融入，实现“愿意来、留得住、融得进、发展好”，是一项至关重要的现实议题。本研究基于参与有利于社会融入的理论假设，即台胞参与可以打破时空壁垒，提升交流质量以及增进身份认同。如果社会治理参与是促进台青社会融入的重要途径，那么在沪台青当前是如何参与上海社会治理的？在沪台青参与上海社会治理存在哪些问题？可以采取哪些措施予以改善？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设计

（一）文献回顾

两岸融合发展的目标是要形成全方位的“两岸命运共同体”，而政治共同体维度的建构离不开“两岸互信”。两岸互信是一个长期累积的过程，针对一定公共事务的共同管理模式的探索，将是推进政治交流与合作，增进互信的有效途径和重要突破口。稳定的共同体认同反映个体身份与政治系统中身份的一致性。韦伯认为，政治认同不仅是一种主观态度，亦是一种现实的政治行为。政治认同决定了政治参与的意愿，而政治参与承担了政治社会化功能，反过来促进了政治认同。以香港居民的政治认同为例，田飞龙认为国家现有涉及香港的法律体系以“居民”为逻辑出发点，而居民却是一个行政法概念，和具有政治认同内涵的“公民”有一定的差别。由此，他主张打破两地之间的某些制度性隔离，开放参军、公务员等公民实践领域，以扭转青年的地方主义倾向，并建立起国家与公民的概念与意识。综上所述，无论是基于平衡公民权利与义务关系，还是基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升涉台治理水平，台胞不仅可以，也应该成为大陆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力量。

涉台领域的学者围绕台胞治理参与这个议题亦展开了诸多讨论，并产生了三种主要的研究范式：其一是探究治理结构关系，主要在学理上论述了以“政社协作”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治理结构，在涉台公共事务中的合法性、可行性。例如，张亚中主张应该在“整个中国”的政治基础上，建立跨两岸的机制，鼓励两岸公权力和民间社会共同治理多层次的两岸公共事务。艾明江等人提出“两岸多轨治理”概念，主张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低政治”领域的协商与合作。刘国深主张在行政事务层面进行公权收缩，释放民间社会的力量，以使其成为两岸公权部门的补充。李毓峰认为两岸在公共事务方面应该改变传统的主权统治模式，通过政府及民间组织等机构，对一些不涉及主权的事务性议题进行协商管理。唐桦认为两岸合作治理具有多元行为体、权力分散化和机制综合化的特征。汪明生和许绵延以两岸基层合作为例提出了两岸“跨域治理”的概念，主张在处理复杂的公共议题时应兼顾跨部门及跨领域并纳入多角色、多中心、多层次的分析视角。其二是治理机制范式，主要探讨促进台胞社会融入的具体治理路径与方式。例如，肖日葵以厦门社区实践为例，指出社区发展理事会、台胞主任助理等平台和机制，不仅能够充分发挥台胞在社区治理主体性作用，还能够实现结构性融合和融合发展。王晓笛与林冈从空间治理角度呈现了政社合作下的涉台基层公共服务空间的运行逻辑。其三是社会融合研究范式，主要探讨台胞的治理参与对其融入祖国大陆社会程度，甚至身份认同的影响。例如，巨东红验证了台胞、台属的社区参与和社区幸福感之间的相关性。唐桦等人提出参与形式、制度理解力对社会融入程度的影响逻辑。

虽然现有研究已经较为系统和全面地关注了台胞在祖国大陆社会治理中的参与，但对于台湾青年这一特定群体的关注却相对不足。从世代政治的视角来看，青年群体无疑是塑造未来两岸关系的关键力量，因此对台青的研究和工作成为对台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选择到大陆学习、工作和生活，他们在大陆的社会治理参与不仅成为两岸融合和发展的重要实践途径，也会是两岸关系新阶段的一个显著标志。此外，台湾青年带来的独特社会阅历和视角，可能为大陆的社会治理带来新的思考和创新。他们的参与不仅有助于增进两岸青年之间的理解和交流，还可能在社会治理的多个领域内引发重要的变革和进步。一言概之，深入研究台湾青年在大陆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和影响，对于理解和推动两岸关系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二）研究设计

基于对上海地区的田野调查，本研究旨在探究在沪台青参与社会治理的各种形式和面临的问题。在实证材料的支撑下，研究不仅归纳总结了他们的参与模式，还在深入分析其背后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对策和建议。选择上海作为田野调查的区域，主要基于两点考虑：其一，作为中国大陆的经济中心，上海是众多台青“西进登陆”的首选目的地之一，有相对规模的台青群体，具有代表性；其二，不同于福建省等有专属中央级涉台规划的地区，上海在台青社会治理参与方面更多体现出社会的原生性和自发性。虽然上海“惠台55条”规定“支持台湾同胞和相关社团参与本市组织的公益活动和基层社区服务”，但其更多是作为一种纲领。一言概之，研究设计不仅能够深入了解和反映上海地区台青参与社会治理的实际情况，还具有广泛的借鉴意义，能够为其他缺乏中央级涉台规划的省市在对台工作方面提供参考和启示。

本研究主要通过半结构访谈的方法来收集数据。这种访谈形式的一个显著优势是使研究者能够根据受访者的回应和讨论的发展来适当调整问题或纲领。这不仅有助于深入探究受访者的个人观点和经验，还可以揭示一些初步研究未能触及的微妙因素或模式。在选取受访者方面，本研究以不超过45岁（含）作为识别台青的年龄标准。需要指出的是，其中有两位受访者在接受访谈时的年龄略高于这一标准。然而，由于他们早年就来到上海并且已经定居，因此他们的过去经历被研究人员认为具有代表性和实证价值。此外，基于社会关系网络的“滚雪球”式样本选择方法，研究者总共联系了14位潜在的受访者，并最终完成了其中10位的访谈。访谈时间和地点由双方共同商定，地点一般选择在受访者工作单位附近的茶馆、餐馆，或者受访者的办公场所，每次访谈对象仅限1名，访谈时间在1到2小时之间。受访者的职业背景方面，除了奉贤区台青协会会长和一名专职社工之外，其余的受访者都是在上海有长期居住经历的，较少接触到治理议题的普通劳动者。这种样本选择策略主要因为：其一，由于这些受访者在地域和社会经济层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他们的观点和经验更可能反映出在沪台青群体对上海社会治理的整体态度和参与度。其二，这种样本结构有助于避免因为仅仅关注特定社会或经济群体而导致的偏见或片面性。本次访谈的概况如表1所示。

在评估本研究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时，必须指明，半结构访谈作为数据收集手段的局限性。半结构访谈的优势在于允许研究者根据受访者的回应调整问题或深入探索某一话题。然而，这种灵活性也可能导致某些问题的处理不够严谨。由于没有严格的结构和预设问题，访谈者和受访者可能沿着多个不同的思维轨迹前进，甚至相悖，从而导致访谈内容散漫和缺乏连贯性。进一步讲，由于半结构访谈通常需要研究者和受访者面对面交流，这种方法可能更容易受到访谈者偏见和社会期望的影响。受访者可能会根据研究者的反应或提示，有意或无意地调整他们的回答。这不仅可能影响数据的质量，还可能导致某些社会文化偏见无法被识别或者被误解。由此，数据分析阶段可能会面临大量与研究主题无关的“噪音”信息。调研发现，部分台青将研究访谈当作了一种生活倾诉的渠道，在情感宣泄的过程中，忽略了对问题的回答，从而产生了一些与本研究无关的冗余信息。此外，半结构访谈是一种下沉式、微观的研究方法，而这意味着它主要侧重于个体经验和观点，而非集体或宏观层面的现象。因此这种方法适用于深入探索特定个体或小群体的认知、感受和行为，但不适用于大规模、代表性的样本。这一局限性明显降低了研究结果的一般性和普遍性，即使研究找到了在小规模样本内一致的模式或趋势，也很难确定这些发现是否能推广到更广泛的群体。

尽管半结构访谈方法在某些方面存在局限性，但是由于其能够深入挖掘被访者的思想和经验，本研究的结论仍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和实际意义。在技术层面上，为了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全面性，本研究遵循“三角验证”原则，还引入了非参与式观察以及对相关政策文本和媒体报道的深入分析，从而进行综合交叉分析。具体操作上，研究者一方面在徐汇区的虹梅庭公益服务中心和奉贤区的台青之家等关键社会治理场域开展了实地走访，撰写田野日志，以记录和反映台青的实际活动和互动情况。另一方面，搜集并研究了大量关于在沪台青参与社会治理的本地政策文献和媒体报道。

三、调研结果

本研究的田野调查工作自2023年6月初启动，一直持续到2023年9月中旬，整理了包括访谈记录、田野日志等约10万字田野资料。在这一时间段内，研究者开展与台青的访谈并实地参与其社会治理的实践场域，全面关注和记录了他们的参与情况。具体而言，本研究首先对台青参与社会治理进行类型学划分，随后识别并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深入探讨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以下将直接呈现本次调研的结果与结论，不再赘述总结归纳细节过程。

（一）参与的主要形式

个体性参与（Individual Participation）。个体性参与主要体现为台青以个人名义自发地投入到社会治理的各种活动中。这种参与通常源于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反映了台青对于社区以及社会的关心与付出。从调研情况来看，个体性参与在日常生活中不是非常普遍，一般存在于特定的、非常态化的情境中。例如，2022年在上海新冠肺炎集中爆发期间，一些台青主动承担了其所在社区的志愿服务、物资分配和信息传递等任务，其中不乏一些社区团购的团长。这些台青的自发行动不仅缓解了社区服务供给的紧张状况，也为社区居民——特别是老年人群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与之相对的，在日常化的情景当中，由于时间与精力分配上的局促，台青因此并不会过多参与公共事务，反而更加关注自身的职业与发展问题。正如有台青在访谈中透露的：“我觉得（社区服务）这是很有意义的活动，可以以义工的形式参加，在闲暇之余可以contribute。但是如果时间更久，或者是全职工作的话，就需要考量到我的职业规划，那样我可能不会参与”，（访谈编号：TQFCYX）。

职业性参与（Professional Participation）。职业性参与是指台青基于职业的需求和责任参与到社会治理中。这种参与通常是长期性、系统性的，它既是台青职业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治理多元参与的重要方式。根据不同的职业性质，职业性参与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两种模式：其一，专职治理工作，即台青参与体制性治理岗位。例如在虹梅庭公益服务中心工作的台青小J，工作内容包括办公地点日常维护、参观接待、处理场地预约、课程安排、对接社区和企业资源开展公益活动等，而这些都是基层公共事务管理的重要内容；其二，社会公益活动，即台青作为企业员工参与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活动。例如，在绿地康养健康产业集团工作的台青小P，时常参与公司组织的年老者社区志愿者活动，这既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也是其个人工作内容的一部分。

组织性参与（Organizational Participation）。组织性参与是指台青在社会组织的动员下参与社会治理。在沪台青通常会是某个涉台社会组织的成员，或者是与涉台社会组织保持密切的联系，例如台盟、台联、台青会甚至是校友会等。这些组织不仅为台青提供了各类社会治理参与项目，也能组织动员台青的参与。组织性参与的内容与形式较为多元，包括各类社区服务、公益活动，甚至是政治参与等。例如，奉贤区台青会依托挂牌联谊基地“台青之家”，不定期联合街道，动员和组织当地台青为辖区居民提供各类公益微课堂和贴心小服务。在以“台青之家”为名义参与的社会治理中，“青苔梦想守护”关爱特殊儿童项目已经成为品牌性项目。此外，部分台青也会被台青会动员参与市、区两级的涉台政策意见咨询，成为政策过程中的重要力量。

（二）存在的问题

适应性问题（Adaptation Challenges）。适应性问题是指台青在参与上海社会治理的过程中遇到文化和制度不适应问题，具体包括对大陆社会文化、人际沟通和社会运行机制的不适应，以及对大陆法律法规和社会治理体系和机制的不适应。一方面，由于语言（沪语）和文化上的障碍，因此部分台青在心理上存在与居住半径民众的隔离感，加之时间与精力上的紧张，而较少参与所在社区的公共事务；另一方面，台青一般会将社会治理简单理解为志愿者服务，后者虽然属于社会治理却不是全部。就内容而言，社会治理亦包括教育、医疗、法律等专业性服务，甚至是在政府过程维度的参政议政。进一步讲，文化与制度的不适应也可以解读为台青对大陆社会治理体系的认知不足，这种不足可能会影响台青准确评估和理解社会治理的需求和任务，进而影响他们的参与效果以及在地认同感的生成。

分离性问题（Participation Disparity）。分离性问题是指台青在大陆参与社会治理时，参与意愿与实际行为之间的不一致性。调研发现，受访的多数台青对参与大陆社会治理持有开放态度，表现出一定的参与意愿，将其视作深入体验大陆生活的一种途径。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台青主动参与公共事务或公益服务的行为却又十分鲜见。一些有限的参与或是发声在特殊情况中——比如在疫情这样的非常态化背景下，他们需要通过参与来改变自身的处境；或是因为职业以及工作需求以及相关组织动员的一种被动性的参与。总的来说，台青参与社会治理的自主程度较低，公共事务中的能见度较低，而这与他们在被访谈时所表现出的高涨参与意愿形成了鲜明对比。

接入性问题（Access Barriers）。接入性问题是指台青缺少可以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和途径。调研发现，相较福建省在针对台胞的社会治理参与方面开展的各种激进创新，上海针对台胞开放的专业性、职业化、体制化的社会治理岗位还比较少见。例如，受访者小J自2015年起在虹梅庭公益服务中心工作，并在三年后通过了职业资格考试，然而此后上海再未出现类似的案例，小J也成了迄今为止上海市唯一一位体制内的职业社会工作者。与此同时，对于体制外的台青而言，他们往往在没有足够的组织或机构进行宣传和动员的情况下，对于在上海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和方式了解甚少。即便知道存在哪些参与机会，也并不清楚具体该如何参与。这种情况导致了台青在社会治理参与上的接入性问题，不仅降低了他们在大陆社会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可能性，也降低了他们社会融入的程度。

（三）原因分析

生存与发展的障碍（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Barriers）。对外地来沪的青年而言，若要在上海扎根，生存与发展就是其行为做事的底层逻辑，台青概莫能外。调研发现，台青普遍认为自己处在生存和发展的阶段，在上海快节奏的工作环境下，很难有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社会治理活动中——特别是那些与自己职业发展无关的活动。如有台青在访谈中表示：“有机会还是要尝试的，但是常态化的就需要给我足够的弹性，我需要考虑干这个事情的延展性和未来性，利不利于我的成长与发展。回馈社会要做得有价值，前提是自己得活下去”，（访谈编号：TQMZYD）。质言之，那些能够帮助个人事业发展的社会治理活动更容易受到上升阶段的台青的欢迎。如果涉及专职性的社会治理工作，台青亦会担心自己的职业发展轨迹限制于此。上海唯一的专职台籍社工小J表示，这份工作虽然为其带来了知名度，但也限制了自己未来的个人发展空间。此外，较低的工资水平也无法吸引台青从事专职性的社会治理工作。有人提出：“为什么要来参与？一个社工每个月拿五六千的工资，五六千如果在上海没有房子，是很难生活的，现在在上海当社工的基本是家里有房，家里有些还是拆迁户，有两三套房的，不然以这个工作量和薪资根本不成比例”，（访谈编号：TQFJMA）。小J之所以可以在大学毕业后，能够相对没有顾虑地选择从事专职社工，很大程度是因为殷实的家底以及全家移居上海多年所累积的社会资本，这样的案例其实很难复制。此外，纵然是有这样的家庭背景，小J也对当前的薪资水平并不满意，甚至有离职的计划。其表示：“我也看不到我以后的职业规划，我也在想是不是要一直做下去”，（访谈编号：TQFJMA）。

政治风险的顾虑（Concerns about Political Risks）。政治对个体的影响多样且复杂，在不同个体之间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调研发现，一些台青对参与如基层、社区这类低层级的社会治理活动——这实际是社会治理的主要内容，有较为积极的意向，可见政治因素对其参与上海社会治理的负面程度影响较低。如有人提出：“政治方面的风险我思考一下，我觉得取决什么层级，层级到太高的话，那就真的有点害怕，两岸形势这么紧张，我无意卷入。社区治理的层级应该不至于太高，我觉得还可以接受”，（访谈编号：TQFCYX）。也有人表示：“政治风险有些人会担心，我完全没有考虑，我知道前一阵蔡当局主导了什么‘法案’，处理了一些来大陆指导社区营造的村里长，这很无聊”，（访谈编号：TQMZYD）。与此同时，亦有台青完全不能接受任何形式的社会治理参与。例如，在上海创业的台青小R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尽管他认为社会治理并不等同于政府治理，也不意味着必然成为体制内的正式成员，但只要与大陆的国家治理体系有较为密切的接触，无论身处何方，都可能带来一定的政治隐患和压力。其表示：“（参与大陆的社会治理）会有一定的风险吧？我也不想去碰一些比较敏感的事情。本来就不会让台湾人来做的事情让台湾人来做，肯定是有其他的一些考量，踩到政治就完蛋了……假设成为社会治理专职人才，你等于被编入这边的体系了，可能并不是多么正式，但在普通台湾人认知中搞不清正式与非正式，怎样都是敏感，碰不得，也没好处……我不想身上有标签，在这边会有风险，回台湾也会有风险，有点自绝后路”，（访谈编号：TQMRZ）。相较其他台青，小R的背景较为精英，家族分布海内外，来到大陆只是为了某种历练，退路较多，在地融入的心态较弱。总而言之，政治风险对台青社会治理参与的影响较为复杂，一般背景愈草根，留在大陆的心里准备愈强，政治风险的顾虑较轻，对社会治理参与的态度愈开明。

制度性阻滞（Institutional Impediments）。制度性阻滞关注的是上海地区制度性因素对台青参与社会治理的影响。尽管有关政策鼓励台胞、台青参与大陆社会治理，但实际操作中仍存在一些制度性障碍，具体表现为：其一，缺乏宣传与引导。台青普遍对上海地区的社会治理参与缺乏基本的了解和认知，也认为缺乏宣传和引导是其未能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原因。对此，有台青表示：“完全没入口，你看市台办或台协主导一些活动，公众号发出来的新闻都是活动之后，你不会提前了解到，也不会被问到要不要参加。都是属于定向的”，（访谈编号：TQMZYD）。其二，缺少体制性的参与渠道。在上海，当前开放台青的体制性渠道还比较少见，台青在参与某些公共服务或社会活动时仍然面临身份和资格方面的限制。其三，缺少激励机制。台青较低的参与行为除了有时间、精力以及政治上的考虑，也有回报的考虑，包括薪资待遇以及足够的晋升通道等。有人提出：“很多东西都是挂靠在一起的，政治就是利益，政治等于风险，利益等于钱，政治也可以等于钱。我自然不希望身上有政治标签，但如果打了这个标签，然后标签值10亿，那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如果某个社会治理专职人才薪水很高，肯定有人会愿意做”，（访谈编号：TQMRZ）。还有人表示：“社助、社区主任一类的岗位，除非诱因很大，提供了足够的薪资，我才会考虑，但目前看来不高。以实际状况考量的话，还是要兼顾一下个人的生活费、各个方面”，（访谈编号：TQFCYX）。不过，也有台青表示：“我态度比较开放，如果让我来做全职的社会治理人才，我希望能有一套适合的晋升机制”，（访谈编号：TQMZYD）。

四、结语与对策

本项研究揭示了台青参与上海地区社会治理的主要类型，存在的问题以及原因。研究发现与结论不仅反映了在沪台青具有社会原生性的社会治理参与情况，还为非中央涉台规划的其他省市在推动对台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启示。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存在适应性问题、政治风险的顾虑和制度性阻滞等挑战，但台青仍然具有参与社会治理的热忱，而这也为制度与政策的进一步调整奠定了基础。为了更好地推动台青的社会治理参与，研究者结合上海情况提出以下对策与建议：

（一）推动台青的基层治理参与

推动台青的基层治理参与是一种方向性的举措。社会治理具有一定的维度，而基层维度是社会治理的核心内容。基层泛指街道、乡镇以下的行政空间，而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与台胞个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其不仅涵盖了广泛的社会领域，同时也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参与性。由于基层治理一般不涉及过多的高政治议题，因此参与的政治敏感度也相对较低。鼓励台青参与基层治理活动，能够促进其更加深入地了解地方社会生态，以及积累在地生活经验与认知，进而有助于他们更好地融入当地的社会网络。此外，通过将台青拉入所在社区的数字化平台，可以让台青更加便捷地了解到社区治理的最新动态和参与方式。以上海为例，目前数字化平台已经成为上海社区治理的重要工具之一，通过数字化平台可以更加高效地进行社区事务的讨论和解决，也可以更加紧密地将居民与社区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数字化平台上，台青可以与同社区的居民进行互动交流，分享彼此的生活经验，提出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建议和意见，积极参与社区的各种活动。这将有助于增强台青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同时也能够提高他们的社会参与度和公共意识。

（二）开拓台青的治理参与渠道

开拓台青的体制性参与是上海涉台工作需要着重的方向。体制性参与能够为台青提供更为稳定和长期的参与机制，使其更好地融入本地社会，并对上海的发展和繁荣做出积极贡献。福建省在此方面的创新较为先进，在2023年《意见》出台之前，便已经开展了多项尝试，如平潭管委会的台籍雇员，以及平潭和厦门的乡村社区专员等。和福建省的实践不同的是，在沪台青的体制性参与主要基于自由意志而非上层引导，如小J选择成为街道工作者是个人选择的结果。即便如此，小J获得这份工作以及取得资格认证的过程也是一波三折，体现了制度性阻滞的问题。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可以考虑在合适的领域——如自贸区管委会、上海台胞服务中心开设台籍专属岗位，以聘用制的形式吸纳台青进入社会治理体系，实现台青与本地制度的有效连接，在管理方式上比照内地，以契合“同等待遇”的涉台治理基本原则。非体制方面，可以继续强化原有社会组织的动员与引导能力，广泛开展面向台青的各类社会参与项目，培育其在地认同感和归属感。不过，由于相关社会组织的同质化问题，长期的引导与动员，可能会固化以及封闭台青的社会网络，一定程度不利于对台青自主性的培育以及在地社会融入。

（三）完善相关激励机制

激励机制是激发台青参与社会治理主观动机，实现常态化参与的重要手段。有关部门可以借鉴台湾地区志愿者管理办法，实行志愿者积分制度，记录台青的志愿服务活动和时间，并将其转化为对应的积分，而积分可以用于兑换政策福利、生活用品等。此外，有关部门还可以采取荣誉认证的方式，对在社会治理中表现突出的台青给予表彰和证书。这种表彰方式不仅能够提高台青的社会地位和知名度，还能够激励更多的台青参与社会治理。再次，有关部门可以考虑，对台青主持及参与的社会治理项目提供专项资金支持。这不仅能够帮助有志台青实现自己的社会治理理念，还能够促进本地的社会发展和进步。如福建省对台籍乡村乡创团队的财政支持，既有利于台胞、台青的社会融入，也有利于本地的乡村振兴。专项资金的支持既可以从政府财政中拨款，也可以通过社会募捐等途径获得。最后，有关部门可以邀请企事业单位与台青共同各类社会公益活动，以此为契机促进台青与用人单位的接触，为台青的职业发展提供机会。

（责任编辑：肖杨）

本文刊于《台海研究》2024年第3期

（总第45期）

2024年9月30日出版

主编: 倪永杰  责编: 肖杨

公众号编辑: 陈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