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张铭清钩沉周总理指导对台工作纪事

着眼“大三角”重点“小三角”

在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成立的第一次会议上，周总理就指出：“台湾问题既是国内问题，又有国际因素。要从中、美、苏‘大三角’的全局来考虑台湾问题，蒋介石、陈诚、蒋经国是‘小三角’，要把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工作重点，放在‘小三角’上。”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对台工作把对蒋介石、陈诚、蒋经国的工作放在重要位置，通过与国共两党高层都有深交的章士钊、于右任、张治中、李济深、傅作义、邵力子等著名爱国人士给他们分别写信，把中共中央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信息，转达给蒋氏父子和陈诚。因为章士钊的名望和经历，对台湾上层有很大影响。周总理多次带着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同志，到章家登门请教，转达中央对台工作的精神，并认真听取他关于对台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回来后，认真讨论采纳。

在蒋介石第三次连任“总统”后，周总理请张治中给蒋介石、陈诚写信，表示支持蒋介石，希望他们内部团结，促成两岸和解，推进祖国统一。总理在修改他们给蒋介石的信中，还加上了“局促东隅，三位一体，寥廓江天，不归何待”的话。

1961年，毛主席看到一份在日本活动的“台独”分子要刺杀蒋介石的情报，立即批示“此件送蒋先生，请总理办理。”周总理立即通过秘密渠道，把这条信息传到了台湾。后来，章士钊在给蒋介石的信中提及此事时写道：“现在支持你蒋先生的就是毛先生和周先生。”

1965年3月，陈诚病逝。人们发现台湾媒体发表的陈诚遗嘱中，一没有讲“反共”，二没有讲“反攻大陆”。据了解，有人想把“反共”“反攻大陆”的内容加到陈诚遗嘱中，遭到陈夫人的反对。她找到蒋介石表示不同意修改陈诚遗嘱，不同意增加“反共”和“反攻大陆”的内容。因为得到了蒋介石同意，才没有修改陈诚的遗嘱。陈诚在临终时，还通过秘密渠道转告周总理和张治中，要相信他的人格，不会违背民族大义。陈诚遗嘱按原样发表后，周总理看到报道，在政协会议上说：“从陈诚遗嘱看，这是我们这些年做对台通气、传信等工作的结果，说明我们的对台工作是有效的，有影响力的。”

对台湾方面派人来大陆，周总理明确指出：“这是蒋介石想摸我们对台政策的底牌。这些人带来的消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不论是真是假，是虚是实，我们虽然一时难以辨别，但我们一定要心中有数。”对于台湾方面来的信息，总理都要求原样报给他，并明确表示：对这些信息的真假判断由他本人负责。总理这种高度负责的精神，勇于承担责任的高风亮节，深为做对台工作的同志感动。

“文革”非常时期，“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使对台工作遭受严重干扰和破坏，大部分涉台工作的同志被“靠边站”，有的同志甚至被诬陷为特务，被处分关押。面临这种十分困难的情况，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尽最大努力，为蒙受冤屈的同志伸张正义，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进行了坚决斗争。他要求对涉台文件全部封存，对特别重要密级很高的文件，复制后，转到部队的保密地点保存。

即使是在“文革”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总理做对台工作也没有中断。一旦形势有所好转，他立即指示尽快恢复与台湾的联系，克服困难开展工作。他经常教育做对台工作的同志：“对台工作要有耐心，要多做细致的工作，才能‘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字句总关同胞情

1949年以后，败退到台湾的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大陆则发誓“一定要解放台湾”。在两岸军事对峙的状态下，“隔海喊话”成为两岸交流的一种特殊方式。其中主要方式是通过电台广播以及空飘、海漂宣传品来完成的。

1953年3月，对金门广播组在厦门设立，用直径3米的大喇叭对金门喊话。1954年8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设立对台广播部。1958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立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并成立制作空飘海漂宣传品的海峡出版社。

为了适应两岸关系的新形势，对台广播内容随之与时俱进。经历了两岸军事对峙时的“隔海喊话”，打破两岸隔绝状态，宣传党的对台方针政策，两岸交流合作，发展两岸关系新局面的几个阶段。同时，相应停止了对台湾的空飘海漂宣传品和前沿喊话的做法。1991年4月23日，厦门对台广播使用的那个直径3米的大喇叭最后一次播音，成为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尽管在两岸处于军事对峙状态的时期，但是两岸同胞的骨肉亲情是割不断的，无论是对台的“隔海喊话”，还是空飘海漂的宣传品，都是把台湾同胞和蒋介石集团做了明确的区隔。在这一方面，周总理事无巨细，亲力亲为，为做对台工作的同志做出了表率，令人印象深刻。

1972年8月14日，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在审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送的中央气象台第107号天气预报时，在“‘第九号’强台风将影响台湾”这句话上做了批示：“用作对台湾同胞的宣传消息，告以防台风袭击和祖国同胞的关心。”并在呈报件的正文中，把原来的“台湾”后加上了“省”字，并注明：“既然写台湾省就应该全文都以台湾省出之。”他对批件上的标点符号都做了圈点，最后又加上了“祝台湾同胞晚安”的一句话。周总理对台湾同胞的骨肉深情，特别是严格区分台湾同胞和蒋介石集团的政治敏感和细致的工作作风，给做对台工作的同志做出了表率，给工作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台湾厅的总设计师

人民大会堂是从1958年到1959年，不到一年时间建成的。大会堂从设计、布置，周总理都亲自指导，尤其是台湾厅，更是倾注了他的更多心血。

周总理在审视各省份厅的布局时，觉得台湾厅的位置太偏，要求把台湾厅安排在最佳位置，而从整个省份厅的设计看，浙江省厅的位置最好。总理拍板，把台湾省厅与浙江省厅的位置对调。

各省厅的设计施工都由各省市自治区自行承办，要求展现各省的风土人情和文化精髓。周总理指定，台湾厅由福建省负责设计施工。设计方案经周总理审定并强调邀请台湾同胞参与台湾厅的筹建工作。他还对台湾同胞说：我们把台湾厅安排在最好、最大的位置，让台湾同胞用是很有意义的。台湾厅内设立了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塑像和油画，壁画分别是展现台湾特色的“双潭映月”，“银裹玉山”，“妈祖情缘”。大厅以蓝色为基调，象征着祖国宝岛台湾是镶嵌在中国碧海之中的。壁画以福建特色的漆画与现代艺术相融合，体现闽台一家亲的历史渊源。台湾厅的雕塑、壁画在总理的亲自指导下，既体现了台湾与祖国的历史渊源，又展示了台湾有代表性的自然风光，得到了大家的击节称赞。

周总理把台湾厅作为涉台活动的指定场所，他会见接待台湾人士都安排在台湾厅。

周总理在最后三年的日子里，饱受癌症的折磨，一共做了13次手术。他自知来日无多，以超乎常人的毅力和对国家强烈的责任感坚持工作，包括出席国际会议和接待外宾。在生命进入倒计时的时候，他向邓大姐交代了“三不”遗愿：一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二不举行追悼会，三不保留骨灰。

当邓大姐向邓小平转达总理的“三不”遗嘱时，小平同志坚决地说：“一个也不能答应，必须让人民有表达对总理的哀思和敬意的机会。”邓大姐再向毛主席请示总理的“三不”遗愿时，并告诉毛主席小平同志“一个也不能答应”的意见时，毛主席考虑了片刻说：“可以答应一个，不保留骨灰。”

邓大姐遵照总理的遗愿，在他的骨灰撒放之前，要放在台湾厅过一个晚上，再撒在他出生、工作过的地方：天津、北京、密云水库和黄河入海口。黄河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寄托着他对华夏文明的深厚感情。

总理以自己的骨灰和灵魂在台湾厅安放一夜这一独特的方式与台湾同胞心灵沟通，寄托他生前没有看到的实现祖国统一的心愿，令人感慨万千！

弥留之际牵挂台湾

在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的总理想起有件事要向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罗青长交待，但被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张春桥无理拒绝。邓小平听到这个消息说：“这个时候了，总理要见谁，就让见谁！”

当罗青长一早赶到医院时，周总理已经昏迷了。经过抢救苏醒过来的总理，忍着巨大的痛苦，询问罗青长台湾的情况和在台湾的老朋友的事项，嘱咐罗青长“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话未说完，总理又昏迷过去了。直到下午一点多，总理虽然醒过来了，但神志已经不清了，他有气无力地说：“我实在太疲倦了，再让我休息10分钟……”接着又昏迷过去了。医生告知罗青长，总理恐怕很难再醒过来，劝他先回去。罗青长含着眼泪点了点头，恋恋不舍地望着周总理憔悴的面庞，不禁放声大哭，想不到这是与总理的诀别。

1975年12月20日，已经处于昏迷的周恩来总理念念不忘的是台湾问题。他忍着剧烈的病痛，用尽最后一丝气息嘱咐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不要忘记张学良、吴石他们。”他用颤抖的手指着在1975年9月4日出版的《参考消息》上，作了他生前最后一个批示：“对有关蔡省三的材料的四篇评论的真实情况进行分析，请王昆仑、于右任等人弄清真相，以便联系。周恩来，9月4日，托，托，托，托。”他费尽生命中最后一点力气写的4个“托”，是在他生命的最后19天留下的嘱咐：一定要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自己的丧事从简，遗体解剖，不留骨灰。表达了他对台湾问题至今没有解决，拜托后人继续努力的心愿。总理是带着在生前没有看到台湾问题的解决，国家尚未统一的遗憾走的，他是死不瞑目的。

在医务人员擦拭周总理骨瘦如柴的遗体后，准备给他换上一套寿衣，却被告知没有准备寿衣，邓大姐哽咽着说：总理生前有交待，就穿平时穿的那一件旧中山装，绝不要做新的寿衣。在场的工作人员看到总理那件有补丁的破旧衬衣时，不禁嚎啕大哭。这就是我们的总理，没有遗产，没有子女，鞠躬尽瘁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好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