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时代的台湾问题事关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进程。台湾青年作为台湾现实社会的重要组成与未来台湾社会各项建设的生力军、主力军，其政治参与的地位与作用也因此特殊而重要。近年来台湾青年政治参与的新趋势主要表现为：选举投票的意愿与热情逐步高涨，政治结社逐步注重政治效能，政治集会呈现线上与线下的结合态势，游行示威主张明确诉求鲜明。就近年来台湾青年政治参与发展变化的影响因素而言，掌握公共权力要素的台湾民进党当局成为主要推手，台湾社会政治组织实力消长成为直接推动力，台湾政治生态发展演变形成环境制约，拥有巨大话语权的台湾社会大众传媒间接推动，而作为政治参与主体的台湾青年自身是内在主因。
关键词：台湾青年 青年政治参与 政治热情 公共权力要素 国家统一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互联网的普及与智能手机的广泛使用，作为当代社会重要组成及未来社会各项建设的生力军、主力军，青年对所在地区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发展的作用日益突出。面对两岸统一、民族复兴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确地认识台湾地区的青年政治参与的作用与价值，成为推动祖国统一与民族复兴进程需要认真对待和付出努力的重要任务之一。对此，本文尝试探讨台湾青年政治参与的新趋势及其影响因素，以期“抛砖引玉”，助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作为一个“超大型国家”，新时代的中国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且正在迅速融入世界并深刻影响国际格局的发展演变。在此背景下，台湾问题的解决亦即海峡两岸实现统一，不单和国家统一的步伐息息相关，也深刻影响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其地位特殊而重要。对于海峡两岸实现统一，党的十九大将其确定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三大历史任务之一；党的二十大对此则进一步强调，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一个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必然是一个实现国家统一的中国，亦即国家统一是民族复兴的应有之义，国家统一是民族复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终结”。现实中，随着我国综合实力日益强大、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海峡两岸并未实现完全统一的现实状况对我国国际地位与外交战略产生诸多消极影响。特别是2016年民进党在岛内上台以来，两岸关系迅速遇冷，其借新冠疫情与俄乌冲突，勾连外部势力，搅动台海局势，也对岛内经济社会发展与诸多民生议题形成消极影响；2024年1月份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基于岛内复杂的政治生态和政党分化组合等因素，民进党以近四成的支持率实现连任，而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赖清德在其5月份的就职仪式上公开声称“两岸互不隶属”，使得两岸关系发展阴影重重。这无疑给两岸关系发展与国家统一进程增加了许多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两岸关系的未来形势更为复杂严峻。（二）台湾青年政治参与对海峡两岸统一进程有重要影响“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祖国和民族的前途寄托在青年人身上。”作为我国台湾地区当前社会的重要组成，也是台湾地区未来社会各项建设的生力军、主力军，台湾青年在岛内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地位特殊而重要，也对海峡两岸统一进程发挥着特殊而重要的影响。现代政治生活中，包括青年民众在内的政治参与作为公民的重要政治行为日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政治参与是现代社会包括青年民众在内的各界民众成为“政治人”的必要途径，具体表现为不同的社会阶层或社会群体围绕着“凝聚共识（合法性）或标识分歧（偏好冲突）”而发生的诸如投票选举、游行示威、政治运动等各类政治行为。与之相应，“青年政治参与”则是指青年民众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加各类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体系的内容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政策制定及政策实施的各类行为。就台湾地区而言，2000年以来，随着民进党、国民党之间呈现交替上台，岛内政治格局逐步形成了蓝、绿两大阵营，台湾青年群体亦即年轻世代在岛内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也随之越来越大，已成重要的新生政治力量。据统计，台湾地区40岁以下青年选民达615万，按照投票率平均在50%至60%之间核算，约有340万票，约占岛内选民总数的五分之一，是过去十年岛内包括“九合一”选举和地区领导人选举等大型选举的关键变量。台湾年轻世代对于政治不再冷漠，其参加选举投票的热情也越来越高，往往随选举投票日期的临近，其投票意愿与倾向上涨显著。以 2014年“太阳花学运”为分水岭，台湾青年群体实际已经成为左右选举结果的关键因素。这些不同形式的青年政治参与，影响台湾地区政治生态的发展演变与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进而影响到两岸关系发展与国家统一进程。政治参与的主要方式包括选举投票，与政党、利益团体等建立联系或参与其活动，在政治机构担任公职，参与政治讨论、政治运动，进行政治对话等，其因具有政治性的“权力利益”而格外重要。近年来，就台湾青年政治参与的新趋势而言，其主要表现包括：选举投票是台湾青年政治参与最直接、最基本的方式，也是台湾青年接受政治社会化后在个体行为层面的具体表现。按照台湾地区的选举法案和选举规则，达到法定投票年龄（现规定为年满20岁）且具有投票权力的台湾青年需在相应投票点，参加从乡里长到台湾地区领导人等不同级别的选举投票，选出认为合适的候选人或比较中意的政党派别；或是就某一重要议题通过投票形式来表达支持或反对的意见。实际上，近年来台湾地区的各类选举投票已经成为台湾青年与台湾当局及各大政党之间发生制度化互动最直接和最主要的途径。鉴于台湾地区40岁以下青年选民约达615万，这些青年因活跃、积极、富有创造力等群体特点，在互联网传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在各类选举中掌握了数倍于其群体人数的政治影响力和政治话语权。同时，这些台湾青年不但自己踊跃投票、积极募款，且时常动员父母、亲朋好友返乡投票，成为决定选举结果的关键因素。2016年以来的台湾地区多次重要选举中，台湾青年的投票倾向作为重要变量甚至可影响整个选举格局，成为岛内不同政党和政治人物为“拼选举”而极力争取的对象。需要指出的是，针对“首投族”即第一次参与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投票的台湾青年，更是蓝绿两大阵营格外关注的群体——“首投族”在其人生的第一次正式重要投票，通常不单影响岛内各级选举的结果，也会影响青年个体的政治偏好与政治立场。这些青年选民的政治倾向并未固化而是具有可塑性，虽因各种原因而在2016年、2020年两次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倾向民进党，但并非绿营所称的“天然独”，更非其“铁票仓”。2022年“九合一”选举，民进党曾遭受重挫，青年选民在2016年民进党上台近七年后再次集体转向，投票支持“在野”的国民党、新党及民众党等。台湾地区2024年1月“二合一”选举结果也显示，国民党、民进党两党参选人得票率与得票数均大幅流失，主要根源在于青年及中间选民政党倾向的重大变化，这意味着岛内选民已经形成新的板块结构。青年选民成为支持作为“第三势力”柯文哲及其民众党的主体，TVBS在投票前的多次民调显示，20-39岁的青年选民支持柯文哲者占50%以上。质言之，通过包括“首投族”在内的各类选举投票，台湾青年政治参与已影响到岛内政治生态的发展演变，影响到岛内政党力量的此消彼长。政治结社，通常是指具有某种共同利益的社会民众，结成存在时间较为长久的政治集团、政治组织的各类政治行为。在台湾地区，基于政治结社而形成的政治组织可能专门关注某些特殊利益或特定方向——如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教科书“课纲修改”问题，也可能致力于社会公共利益——如针对环境保护的公益组织。就台湾青年的政治结社而言，其基本目标往往是通过自身组织力量，逐步影响台湾当局的相关决策及其实施，也会影响到社会各界对台湾青年相关主张与诉求的重视。加入基于政治结社而形成的政治组织以后，台湾青年不管是否参加了此类组织的具体活动，其“参加”本身就已形成青年政治参与的具体行为。鉴于政治组织包括政治党派与政治社团两大类别，台湾青年的政治结社相应包括两大类型：其一是台湾青年自身成立相关的政治党派（如“时代力量”）及政治社团，其二则是参加岛内现有的政治党派及政治社团（如蓝营的国民党、新党，绿营的民进党，白营的民众党），并以不同形式参与其涉及青年的各类活动。同其他地区的政党青年组织相似，对台湾青年政治参与而言，青年政治团体或已有的政治团体中的青年机构（如新党的“青年委员会”）是其重要的组织依托、行动基础及实现平台。在青年政治参与的实施过程中，较之传统的政党或政治团体，台湾青年组成的青年政治组织或青年政治运动通常具备更多的“灵活优势”和“政治能量”——虽然这类“能量”对社会发展与两岸关系而言存在积极和消极的“一体两面”，甚至含有不同程度的民粹主义成分。作为借助“太阳花学运”声势而于2015年成立的新生青年政治组织，主要由台湾青年组成的“时代力量”曾宣称，其代表蓝绿两大阵营之外的“第三势力”。该青年政治组织于2016年台湾地区选举中获得立法机构的5个席位，赢得6%的政党选票，尤其受台湾青年选民的喜爱，在较短时间内曾跃居岛内第三大政党，其巨大的政治效能引发海峡两岸各界关注。究其根源，该党本身由台湾青年的政治结社而成，能够提出令岛内青年族群产生共鸣的理念和主张、迎合青年选民的政治议题，其政治结社的目标与“太阳花学运”后的台湾青年期望获得参政议政权利、实现“社会正义”的氛围相契合，从而激发青年政治参与的热情和主动性。在近年台湾地区“民主转型”中，台湾青年同样不能置身事外，经常通过各类政治集会引发台湾当局和蓝绿两大阵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以逐步实现青年的群体利益或相关社会阶层的诉求。近年来，作为网络使用的主力军和占据优势的社会族群，也作为智能手机的主要用户，台湾青年不单在政治参与态度上由“政治冷漠”转向“政治热情”、在政治参与动力上由“被动参与”向“主动参与”转变，还将这些政治集会进行线上与线下的逐步关联，利用互联网“线上动员、线下参与”，呈现线上虚拟环境与线下真实场景日益密切结合的态势。具体而言，台湾青年组织的各类政治集会是这些青年或以青年为主的各界台湾民众为某个共同的目标或议题而组织起来，以会议形式表明其政治倾向或政治诉求，或支持、或反对，共同“呛声”，寻求台湾当局及社会各界的支持与理解；也可以是台湾青年作为社会成员的重要组成，机制性地参与到相关党派或政治团体的政治集会之中，向台湾当局和社会各界表达青年群体或政治派别的声音。2023年7月16日，位于台北市中心地带的凯达格兰大道曾爆发一场游行示威，上万名台湾青年走上街头抗议民进党当局。游行期间，民众喊出“司法改革”和“居住正义”两大诉求，警方则估计有约2万至2.5万人参与游行。参与游行示威的人士表示，现场多数是年轻人，这些台湾青年对民进党自2016年以来的治理业绩感到非常愤怒，感觉被民进党“骗得很惨”。这种状况实际也是岛内知名网络社交媒体PTT和Facebook平台，社会各界特别是青年长时间热烈讨论的话题，而今则是从线上（虚拟空间）的讨论与批判转为线下（现实社会）的集会游行。在台湾地区，各类游行示威层出不穷，其通常是指包括青年在内的各界民众对某一社会事件、政治议题或政治决策，为了表达自身的纪念、庆祝、支持或反对等相关的立场、观点、诉求，在公共场所举行的人数不等、规模不等、影响多样的政治行为。作为抗争型政治参与的重要组成，参与游行示威的台湾青年通常会提出相关政治诉求、展示相关抗争标志，譬如“旗帜”、“口号”、“标语”等，便于及时、简洁、醒目地向社会各界表达政治主张或权益诉求。在此过程中，台湾青年往往因自身的政治热情较高、体力精力较好而成为游行示威的先锋与主力，引发岛内各界对这些青年诉求的关切及主张的重视，进而影响甚至迫使台湾当局及有关部门调整、改变相关政治决策。同时，基于青年群体的“不成熟”、“易冲动”，时常也会见到由青年作为发起者和主力的规模不等的游行示威，其自身政治意味不强、政治目标模糊，更容易吸引不同阶层的青年及各界民众的支持和理解。自2020年5月至11月的近半年时间里，民进党当局曾接连引爆诸多争议决策，引发包括台湾青年在内的各界民众的不满和批判，如未与岛内各界做任何沟通，2020年8月底即“无预警”宣布2021年开放含莱克多巴胺（俗称瘦肉精）的美国猪肉和30月龄以上的美国牛肉进口，即所谓“莱猪”、“莱牛”。因该举措可能给岛内包括青年在内的各界民众生命健康带来诸多隐忧，故此遭各界强烈批评，民间团体还成立“民间反瘦肉精毒猪联盟”持续表达不满和反对。2020年11月18日，针对中天新闻台申请换发执照一事，台湾当局“通讯传播委员会”作出“史无前例”地“不予换照”决定，导致该新闻台被实质关停，引发包括青年民众在内的社会舆论沸腾。作为对上述事件的政治回应，2020年11月22日，台湾各地以青年为主力的50多个社会团体和政党派别在台北发起游行。在游行中，民众举着写有“反莱猪”、“反莱牛”、“维护生命健康”、“新闻自由”等口号的标牌，反对民进党当局开放含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和美国牛肉进口、粗暴驳回中天新闻台换发执照申请等不当施政。包含大量青年在内的逾5万民众参加了示威游行，向台湾当局和社会各界展示自身的强大力量。就不同国家和地区青年政治参与发展变化主要因素而言，通常包括宏观因素（社会政治参与及民主政治的成熟程度）、中观层面（配套法律法规及青年政治团体的成熟程度）及微观层面（青年个体政治参与的意愿与能力）。也有观点认为，经济发展、社会地位、政治心理、政治机制与社会机会等是影响政治参与的基本因素。考虑到台湾地区政治经济的现实状况，本研究认为台湾青年政治参与发展演变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执政当局、社会政治组织、政治生态、大众传媒及青年个体等五类因素。2016年以来，民进党当局所制定和实施的各类政治决策直接影响到包括台湾青年在内的岛内各界民众，甚至也会对两岸关系及亚太地区局势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民主转型”与“政党轮替”等政治生态不断演变的环境下，台湾当局的一些政策及其实施往往倾向“胜选”需要而日益向特定的族群和政治派别倾斜，呈现所谓“短期效应”、“选举效应”。在此过程中，台湾青年的部分合理权益时常被忽视乃至被损害，引发其民意反弹。如民进党原本持反对进口美国“莱猪”、“莱牛”立场，但其2020年5月获得连任后，为推行其“倚美谋独”，竟于2020年8月底“光速变脸”，强推和放任美国“莱猪”及“莱牛”进口。这种“双重标准”及其“权力傲慢”、“谎话连篇”，成为民进党当局第二任期中，台湾青年对其施政失去信心的重要转折点。接下来，有关“反对美国瘦肉精猪肉进口”、“公投绑大选”、“重启核四发电”、“迁移位于桃园的第三天然气接收站以保护藻礁”等“四大公投”，民进党当局在用尽执政地位和行政资源优势、使出全力动员之下，最终过关不易，更加暴露出台湾青年和中间选民所积存的浓重的反对情绪。与此同时，民进党当局长期侧重“拼选举”“拼政治”，导致诸多民生议题被忽视以至于难以有效解决，包括青年在内的各界民众存在大量的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等方面的诉求需要也需要民进党当局及时、稳妥地应对和处理。与之相对，掌握庞大行政资源的民进党当局的相关决策也影响到台湾青年对目前的政治体系、价值观念、文化认同等方面的政治态度及相应的政治参与。在 2020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高雄“罢免韩国瑜”及 2021 年“四大公投”活动中，为了争夺台湾青年的选票，民进党当局不惜违背“行政中立”原则，要求学校及台湾军事机构放“选举假”，并出动返乡列车、校园包车等鼓励青年返乡投票。然而，2022年的“九合一”选举中，意识到因执政不当导致青年选票流失，民进党当局并未如往年出台相关优惠政策，也未动员青年返乡投票，就连岛内军事机构也要求“正常轮值”，甚至放任绿营网军外围组织围攻新竹市中学生的模拟投票实践活动。2024年1月的台湾地区“二合一”选举中，国民党和民众党之间的“蓝白合”议题也曾磋商了近半年，但却在最后关头无奈“破局”，其主要作祟者就是执政的民进党。虽然包括青年在内的近六成的岛内民众希望“下架民进党”，但结果还是民进党“惨胜”，勉强维持继续执政地位。社会政治组织通常包括政党、社团、工会、志愿者协会等，也是包括青年在内的各界民众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媒介和手段。在台湾地区，各类社会政治组织可通过不同渠道的政治宣传，向包括台湾青年在内的各界民众传播具有自身特色的政治认知、价值观念等，吸收和接纳包括台湾青年在内的新成员。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岛内政治党派对台湾青年政治参与的影响。近年来，随着人口结构的变迁，年满20周岁而拥有选举权的台湾青年作为各类选举投票的特殊力量，不单现实中拥有选举中600余万张选票，且青年族群特别是“首投族”在政治认同、政治立场等方面的可塑性也使该群体有较强的政治吸引力。台湾青年政治参与的“能量”日益为蓝绿两大阵营的重视，成为不同政党争相拉拢的重要对象，甚至抛出“谁赢得青年，就赢得了台湾未来”的言论。台湾当局防务部门曾传出在美国压力下有意把“义务兵役”的役期从4个月延长到1年，直接引发青年群体恐慌，成为2022年“九合一”选举中原本倾向民进党的青年选票大量流失的重要原因。有鉴于此，岛内各政治党派和政治人物纷纷面向青年族群制定和实施诸多措施，以吸引和拉拢青年选票。这其中，国民党、民进党均加大了相关政策的吸引力度和宣传强度，不断吸引年轻选民为其政党造势。国民党曾在2006年成立直属其中央的“青年团”，建立严谨的组织制度，以“开放包容”吸纳更多青年。2018年“九合一”选举期间，在“韩流”（即“韩国瑜现象”）带动下，台湾青年群体对于国民党的支持度有所回升。2024年1月台湾地区“二合一”选举则显示，国民党对发展年轻党员和培养年轻菁英的重视程度仍然有待提升，大部分年轻人在蓝营、绿营、白营的各类比较中，逐步倒向了民众党和民进党。曾长期“在野”的民进党同样十分注重经营青年。特别是2016年上台以来，民进党依托和整合掌握的行政资源，通过各种训练营、培训班、基金会等方式，不断强化与岛内包括高校在内的青年群体的接触与互动。其中，民进党“新潮流系”更是积累了培养“绿色青年政治力量”的“方案”及其“经验”，对青年骨干人员的选拔、培养、使用乃至海外留学等事宜，都有较详细的规划。 不过，因其治理无能的“十大弊案”、学术道德沦丧的“抄袭案”等，2024年1月岛内“二合一”选举中，民进党及其政治人物的负面形象沉重，多个民调均显示其青年支持者流失、政党支持度下滑。与之相对，作为“第三势力”的民众党虽资源不足，但该党及其领导人柯文哲积极利用YouTube、Instagram等网络社交媒体，发挥不同于传统政党的动员力与影响力，在年轻世代集聚的网络社交平台，精准“聚焦”、积极宣传自身政治主张，进而高效转换成线下选票，成功提高了柯文哲和民众党的声量。鉴于政治参与具有时代性，即不同历史时期的公民个体与政治权力的力量关系不尽相同，因此政治参与的形式与特征也随着时代发展而有所差异。作为政治生态的重要组成，台湾地区的法律法规制度特别是选举制度，会深刻影响到台湾青年政治参与的发展变化。选举制度是政治制度设计中一个非常特殊的操作性工具，可将其视为管控政治结果的重要变量。对台湾青年而言，岛内如果能够具有较为完备的法律法规制度，台湾青年政治参与及其相关的各类政治行为、政治诉求有了法治保障，其表达途径、实现效果更为规范化、常态化，自身青年群体的各类诉求基本能够得以较为顺畅地得到重视以及最终实现，对台湾地区各类制度的认同就会进一步加强，反之则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削弱。依照目前相关选举法规，台湾地区立法机构的代表选举采取“单一选区两票制”。在此法规下，岛内各级立法机构代表候选人和各级地方选举一样，均需经过依托相关政党的提名程序。为保证“单一选区两票制”能有较大机率当选，候选人通常需要具备一定社会地位、适量竞选经费及专业背景，部分地区还曾出现“轻政见、重候选人形象及政党属性”的趋势，其“立委”席次明显向国民党、民进党两大党集中，“西瓜偎大边”效应明显，“第三势力”生存空间受到挤压。这种政治生态的制约使台湾青年在各类选票选举中经常处于“制度劣势”。很多有志于投身岛内政坛的台湾青年往往因自身的财富较少、政治地位较弱、社会影响较小等现实原因，在各级立法机构的“单一选区两票制”选举中常处于劣势，影响到台湾青年政治参与的深度和广度。作为对这种政治生态的回应，台湾青年更容易在岛内某些政治势力对立的政治氛围中迅速“站队”，其政治参与甚至更为激进，时常会有“眼球效应”，其所关注的议题也更容易被对立双方关注，不同程度地引发台湾地区政治生态的民粹化倾向。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众传媒既可以反映社会现状，又能影响社会发展，已然被视为继立法、行政、司法三大公权力之后的所谓“第四权”。这种基于宣传的重要权力使大众传媒可通过实现“话语权力”与“话语权利”的统一来展现其对社会受众的影响，自然也会影响到青年群体的政治参与。近年来，基于互联网络和智能手机的快速发展和日益普及，台湾地区网络媒体也日益对岛内政治生活发挥重要影响。作为互联网络和智能手机主要用户的青年群体，其政治参与也随网络媒体政治功用不断加强而“水涨船高”。据“2022台湾网路报告”统计，岛内最常用的社交媒体与即时通讯平台皆为“脸书”（Facebook），其市场占有率为61.22%，排名第二的Instagram则仅有17.17%。“脸书”在台湾青少年群体中使用率最高，是其获取网络信息最主要的工具——这意味着“脸书”等社交媒体在政治传播和舆情引导方面拥有较大的影响力，也成为台湾青年政治参与的重要动员方式。网络传媒具有开放性、即时性等特点符合青年群体求新、求异、求便捷等心理需求，因此其打破了台湾青年的“政治冷漠”状态，成为青年政治参与热情高涨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同时也提高了青年政治参与的政治动员与组织水平，使得青年政治参与的政治影响力迅速扩大。如：台湾地区被广泛使用的PTT，本身就是台湾大学师生经营管理的非营利性网络社交网站，其主要作用就是面向岛内学生及青年，谈论政治、社会、经济等热点议题，提供聊天和互动的便捷平台。鉴于该平台能表达不同观点、交流各类资讯，因此迅速拥有大量的台湾青年作为主要受众和主要使用者。这也使台湾青年政治参与逐步由线上（虚拟空间）走向线下（现实社会），由网络政治参与转向现实政治参与，开启了台湾地区“民主转型”以来令人瞩目的社会运动新形态。但应当注意到的事，这些台湾媒体时常“泛政治化”，容易对于台湾青年产生不良诱导。（五）作为政治参与主体的台湾青年自身是内在主因
政治参与具有阶层性，即各类社会阶层的资源禀赋影响着政治参与的实际开展。就台湾青年政治参与而言，其最终要落实到岛内青年个体，并将个体的青年政治参与逐步汇聚，形成规模效应而实现相关的政治诉求与政治目标。如果台湾青年作为社会个体，其自身对政治参与的意愿比较强烈，能投入大量的精力、物力、财力，甚至一些青年政治领袖自身就具备较强的政治动员能力、组织能力，能影响和感召其他台湾青年及民众参与到选举投票等政治活动，则这些青年个体的政治参与热情和激情无疑将更为高涨。现实中，受近年新冠疫情冲击和国际经济环境拖累，台湾经济增长率下降造成就业和收入呈现下滑状态，引发岛内各界尤其是青年群体的不满。2016年民进党上台以来，岛内社会逐步出现“七缺”——即缺鸡蛋、缺电力、缺医药、缺用水、缺土地、缺人力、缺人才，其治理失能使得岛内各界尤其是青年群体面临生存危机和发展困境。这其中，台湾青年近年来的就业问题尤为突出，其起薪只有“22K”（即新台币 22000元) ；与此同时，还不得不面对就业疲软、物价上涨、住宅不足、房价高企、防疫乱象等，引发青年群体的诸多焦虑。曾经被誉为“千禧一代”、本应对岛内未来充满希望的台湾青年世代，难免沦落为“穷忙世代”或“厌世代”。基于此类切身经济权益和政治诉求，大量台湾青年尝试通过政治参与改变自身状态、提升自身收益的政治热情不断高涨，很难再受政客愚弄或甘当“鸵鸟”。通过不同的政治参与形式，台湾青年不断向台湾当局和社会各界“呛声”，提醒其及时关心青年面对的失业、低薪状况，以及青年公共事务参与渠道有待完善等议题，进而主张“世代正义”和“分配正义”，以期实现更多的政治诉求与经济权益。有台湾青年在接受英国知名媒体BBC采访时直言：此前跟随民进党搞各类“学运”，是希望改善经济状况，结果民进党当权之下，解决贫富差距、改革薪资结构、争取劳工权益、均衡居住公平等方面毫无建树，阶级固化不但没有打破还越来越差，“那我选你干嘛？”更有甚者，部分台湾青年在本应奋斗的黄金时期选择“小确幸”及“躺平”，实则是表达对于岛内政治经济发展状况的不满。“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同胞福祉系于民族复兴。”实现民族复兴需要包括台湾青年在内的两岸同胞共同奋斗，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同样需要包括台湾青年在内两岸同胞携手努力。“青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两岸青年好，两岸未来才会好。”历经多次青年政治运动，作为台湾地区现实社会重要组成、未来社会各项建设的生力军与主力军的台湾青年，其政治参与的意愿逐渐增强，政治影响及政治作用也日益凸显。“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面对两岸统一、民族复兴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海峡两岸的各界专家学者需要准确、全面地认识台湾青年政治参与的作用与价值，研究其内在规律，充实和丰富青年政治理论与实践的同时，积极助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祖国统一历史征程。![]() | 【作者海泽龙，系海研中心特约研究员，山东青年政治学院两岸关系与青年发展研究院院长、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
注：为作者者授权转载，原文出自《中国评论》202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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