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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大年
文/赵宝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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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童时代，我最爱过大年。一进入腊月，我们兄妹仨就争着抢着撕“月份牌”，数着还有几天过大年。在农村生活的那几年，我最盼望着大年三十和初一的到来。因为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只有从大年三十这天开始才可以吃零食、吃好饭、穿新衣。
穿新衣熬年，是我孩童时代最难忘的事儿。我们熬年就是七八个孩子，提上大人们拿罐头瓶子做的“灯笼”，你家跑我家窜，一直玩到后半夜，最后让大人们追着喊着才恋恋不舍地各回各家。初一，天刚蒙蒙亮，我们就起来，到院里转一圈儿，兄妹几人在排队进家门，开始给长辈们“拜大年”。先喊：爷爷“过年好！”再喊：爸妈“过年好！”每年都是我打头阵，带头大声拜年。当然，我也是第一个接到长辈们的“压岁钱”。可钱总是一样多、一样新，装到兜里的钱又生怕弄丢，总想掏出来数数，出门前还是都交给妈妈保管。有时候，还没等我们吃饭，就有亲戚家的小孩们来拜年了，我们顾不得吃上几个饺子就急急忙忙地丢下碗筷，跟着孩子们的队伍拜年了。
拜年的队伍就这样越聚越大，在街上还常常和其它的拜年队伍“撞衫”，“拜大年”也就成了一种娱乐活动。有些孩子滥竽充数地跟着队伍“瞎拜”，只有特别亲近的长辈才给几毛压岁钱，大部分人家只给孩子们一把瓜籽或几粒糖块就当是压岁了。
村里的人，大部分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从阳原、蔚县过来的流民。他们分南梁、北梁居住，村中间有条小河沟为界，说起来都沾亲带故。大人们经常走动，过年相互串门、拜年，孩子们则一家不落的登门拜年，免的被老乡们说三道四。孩子们拜年的目的很单纯：主要是为热闹，顺便赚几毛压岁钱或几粒糖块。
我们都是上午拜大年，有时从初一要拜到初七、八，最后才轮到给村里光棍爷俩拜年。听老人们说，爷俩姓闫，是远房的亲戚。爹叫闫月，孩子们拜年时都喊：“老闫月”过年好！土话念白了，听起来极像“老爷爷”过年好！老光棍还总是高兴地按人头发糖块、瓜籽，有时候糖块、瓜籽发得不够了就给后边的孩子们几颗“果蛋子”（圆型油炸食品）。孩子们不喜欢这玩意儿，怕弄油了新衣裳，出门就仍上了天，嘴里还配上咚嘎、咚嘎的“二踢脚”响声，逗得大家前仰后合。不知不觉中，“大年”，就这样拜完了……
少年时代，我们家搬到县城住了，每年春节我还要回村里拜大年。一开始那几年，在村里姥爷家住的时间很长，非得玩够了，“大年”，一家不落地拜完，才不情不愿的回家。几年后，回村里拜大年的欲望就不强了，除必须给特别亲近的几位长辈拜年外，就不去其他人家拜年了。县城里给左邻右舍拜年只是见面象征性地问声“过年好！”，没有村里拜年那么多讲究，那么热闹。
青年时代，我参加工作后单位同事之间“拜大年”，特别流行三五一伙骑自行车去家里相互“拜大年”。初一早上，年轻人先去给领导和年龄大的同事拜年，再相互拜年，并约定下午到谁家聚餐，你来我往的聚餐一直聚出了正月。后来，倡导文明过春节，同事之间走家窜户拜年的人也就不多了。春节放假前一天，单位领导都要组织大家开“团拜会”，共祝新春愉快！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电话“拜大年”悄然兴起。人们从年三十就开始抢占着电话线“拜大年”，大大减少了拜年的舟车劳顿，同时促进了通讯事业快速发展。几年后，县城一半以上人家安了“程控电话”，很快我们这个小县城也建起传呼机站、手机机站。一时间，县城时兴起了数字拜年。BB机、模拟手机上能显示出拜年的吉祥词语分外新奇。大家争先恐后地腰带别上了BB机，兜里揣上了模拟手机。与此同时，面对面上门拜大年和电话里问好的那种亲切感荡然无存……
我从爸妈教我拜年问好的第一天起（避孝期间除外），每年的第一声“过年好！”都是喊给爸妈的，在我的心目中这一声“过年好！”即是对父母的祝福，更是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
如今，花甲之年的我，又赶上了数字化的时代，手机视频“拜大年”这一新生事物方兴未艾，即方便又新颖，还解决了行动不便人的难题。但我依然坚持着大年初一，把第一声“过年好！”当面送给老妈，同样也是期待子孙把第一声“过年好！”大声的喊给我听……
不管时代怎么变迁，生活环境怎样改变，“拜大年”这一尊老爱幼、相互祝福的中华传统文化活动一定会发扬光大！
（未完待续，下篇更精彩，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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