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会引发对华政策剧变？米尔斯海默：他做不到

学术 2024-12-11 20:42 北京

编者按

约翰·米尔斯海默教授是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对中美竞争一直都有独特的见解。他在2001年出版的作品《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早已直接指出：中国的崛起将“像美国支配西半球一样支配亚洲”，其结果是“中美之间激烈而危险的安全竞争，这种竞争类似于美苏冷战期间的那种对抗”。因此，米尔斯海默也被认为是“中国威胁论”的理论代言人。

事实上，40多年前中美两国领导人能够实现建交，关键在于双方都坚持了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原则。40多年来，中美关系成为世界上相互交融最深、合作领域最广、共同利益最大的双边关系之一。双方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去改变对方，都应尊重对方人民做出的自主选择。

2023年，米尔斯海默教授出版《国家如何思考》（简体中文版于2024年11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对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进行补充与拓展。近日，米尔斯海默教授做客凤凰网《与世界对话》，向各位读者分享他的观点。

核心提要

1. 特朗普理性吗？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会与拜登政府有显著差别吗？米尔斯海默认为特朗普个人的领导力能够发挥的空间有限，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的外交政策。俄乌冲突、巴以冲突都不是特朗普凭借一己之力能够改变的。同时，米尔斯海默认为特朗普不会发动核战争。

2. 美国的政策理性吗？成功吗？米尔斯海默认为，一个国家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理性的。国家合理的政策决策需要建立在可靠的理论上，但合理决策的结果会因为现实发展出现偏差。例如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和北约东扩政策，都建立在自由主义理论的框架上，但米尔斯海默认为二者最终都失败了。

3. 米尔斯海默认为，中美双方由于国家安全问题和生存空间将不可避免地在地区霸权争夺上发生竞争。美国将不遗余力地遏制中国的发展，中国也将与美国竞争。例如当下，双方在量子计算机、人工智能等领域展开激烈竞争。中美需要保证二者之间的竞争不会失控，以免出现不可挽回的后果。

4. 如何看待自己的理论在美国不受欢迎，在中国却非常流行？米尔斯海默认为，由于地缘位置、历史文化等因素，中国与美国倾向选择不同的外交政策。美国拥有相对安全的地缘环境，且很长时间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超级大国，有能力和意愿去实行自由主义。而中国由于历史上常年的战争与近代史的经历，更加倾向于以现实主义的角度采取外交政策。

对话丨侯逸超

编辑丨侯逸超庄雯蔚

美国对华政策理性吗？米尔斯海默批判

凤凰网《与世界对话》：您出版的新书《国家如何思考》，提到冷战后的自由霸权战略成立期，书中您提到了乔治·布什团队和克林顿团队，以及他们是如何在新秩序中构建这一伟大战略（这似乎和您的现实主义理论有些矛盾）……

| 米尔斯海默新著《国家如何思考：对外政策中的理性》封面。图自网络

米尔斯海默：是的，我在书中讨论了冷战后制定的政策是如何应用于中国。在这部分内容中，我和杰出的合著者塞巴斯蒂安·罗萨托一起探讨了自由霸权的整体理论，以及它如何适用于中国。因此，书中有许多当代政策问题与此紧密相关，特别是有关国家如何思考这些问题的讨论。

凤凰网《与世界对话》：我也听您谈到过一些战争，比如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按照您的理论，这些战争是否有某种理论依据呢？

米尔斯海默：在讨论这些案例之前，我必须先说明我对“理性”的定义，因为在理性没有明确的标准之前，讨论具体案例是很困难的。这本书起源于我和塞巴斯蒂安·罗萨托对一个观点产生了兴趣：许多人认为国家大多数时候是理性的，也有人认为国家大多数时候是非理性的。我们认为国家通常是理性的，至少在一开始我们是这样认为的，并且我们不同意那些认为国家大多数时候是不理性的观点。

要判断一个国家是否理性，首先必须对“理性”有一个清晰的定义，因为我们需要根据一个国家在特定情境中的行为来进行判断，而这就要求我们对理性有一定的理解。

你不能仅仅因为不喜欢某项政策就说中国是非理性的，或者因为喜欢某项政策就说中国是理性的。你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理性定义。我们的目标是提出一个合理的理性定义，这样我们就可以审视例如美国的对华接触政策，并判断它是否是理性的。

我们书中的基本论点是，只有当政策建立在可信的理论基础上时，它才是理性的。书中一个关键观点是，理论与政策是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现实世界中，大多数人认为决策者并不按照理论来思考，但我们认为，决策者实际上是会按照可信的理论进行思考的。无论你是中国、俄罗斯还是美国的决策者，都是以理论为框架来思考问题的。一个国家是否理性，取决于那些制定国家政策的决策者们是否以可靠的理论为基础来形成政治决策。

例如美国对中国的“接触政策”，这是美国依照自由主义理论针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接触政策实际上是建立在三种自由主义理论之上的，它们分别是：民主和平理论、自由制度主义和经济相互依存理论。克林顿政府中负责启动对华接触政策的决策者们，明确表示他们将接触政策建立在这些自由主义理论的基础上。

克林顿政府认为，如果能让中国融入资本主义体系，就能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这样，中国不仅会与美国，还会与邻国，如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家形成经济相互依存关系，这将有助于促进和平。他们还认为，如果将中国纳入像世贸组织这样的自由主义国际机构，其他国际机构也会将中国纳入其中，这样中国将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因此，你可以看到，正是这些自由主义理论构成了“接触政策”的理论基础，而这些理论本身是合理的。它们不是不成熟或愚蠢的理论，这也是我和塞巴斯蒂安认为“接触政策”是理性的原因。

但我在这里想非常明确地表达这一点：我们认为“接触政策”是错误的，而不是认为它是不理性的。我们认为它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是现实主义者，头脑中有一套不同的理论框架。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帮助中国经济增长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中国最终会将经济力量转化为军事力量，从而引发安全竞争。

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是合理的理论。你有两种相互竞争的理论，而无论美国选择追求接触政策还是遏制政策，都是在执行理性的战略。当然，遏制政策是基于现实主义逻辑的。这并不是说我认为追求接触政策是一个错误的政策。我确实认为它是思路错误的政策，但很多理性政策是建立在合理、可信的理论基础上的。你偏好的政策没有被选择并不意味着它是不理性的。

这就是我对中国问题、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看法，我认为它很好地展示了我和塞巴斯蒂安如何理解理性的问题。

凤凰网《与世界对话》：有人可能会辩解，尽管您认为它（单极时刻的战争）是个错误的政策，但它确实有助于巩固美国的霸权，并带来了巨大利益且有助于稳定局势，保障了美国的安全。是否可以通过某种客观标准来判断这项政策是对还是错呢？

米尔斯海默：关键在于美国接触政策的目的是让中国变得富裕。这项政策旨在将中国融入多个国际机构，并使其成为这些机构中的重要参与者。在这两个方面，它确实取得了成效。支撑接触政策的第三个自由主义理论是民主和平理论，其观点是：一旦中国变得富裕并成为这些国际机构中的负责任利益相关者，它将成为民主和平论的另一个成功案例，类似于9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这种观点还认为，接触政策在中国成功并让中国与世界其他强国在经济上形成相互依存关系，我们将实现永远的和平，过上幸福的生活。

| 邓小平与卡特共同签署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正式建交。2020年，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曾反驳“对华接触政策失败论”指出：这一论调重拾冷战思维，是对历史进程的无知，完全否定了中美交往几十年来取得的成果……双方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去改变对方，而是都应尊重对方人民做出的自主选择。中国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适合中国，同时也惠及这个世界。图源：BBC

但结果并非如此，这一理论失败了，或者说这项政策失败了。如今，我们看到的是中美之间陷入了一场激烈的安全竞争。

回到1990年代初期，中国还是一个经济贫困的国家的时候，这三种自由主义理论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很多人认为它们是解释世界运作的最佳理论。美国当时的自由主义外交政策圈正是基于这三种理论，并将它们结合起来最终制定出了接触政策。因此在1990年代初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接触政策看起来似乎会成功。

但事实上，接触政策最终失败了，像我这样的现实主义理论支持者早就预见到它会失败；但也有自由主义理论支持者认为接触政策会成功。他们认为，基于这三种关键自由主义理论的自由政策将会产生积极的结果。毫无疑问，认为接触政策会成功并不是不理性，这种想法是理性的，尽管结果并不如预期。从许多聪明人的角度来看，追求接触政策是有道理的。但我需要再次强调，从像我这样的现实主义者的角度来看，它并没有道理，但那是因为我们有一套不同的理论。

想想今天的乌克兰战争，再想想北约东扩。依我看来，1994年决定将北约东扩是一个重大错误。像我这样的现实主义者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一直认为，北约东扩违背了现实主义逻辑，注定会导致与俄罗斯的重大危机。

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者认为，北约东扩能够在东欧创造一个和平的环境，就像西欧已经变得和平一样，这依然是基于自由主义理论。其核心理念是，像北约和欧盟这样的机构向东扩展，把东欧国家引入资本主义，让它们融入全球经济，还可以推动自由民主在东欧的传播，最终实现和平与繁荣，正如当初计划与中国接触一样。换句话说，北约东扩与接触政策一样，都是建立在自由主义理论基础上的。

| 当地时间2022年8月9日，美国华盛顿，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的议定书。

这些理论都是合理的。因此，北约东扩的决策，就像追求接触政策的决策一样，它们都是理性的。自由主义理论和现实主义理论都是经过时间考验的。关于接触政策和北约东扩政策存在两种基于不同理论的竞争性政策视角，这些理论都很合理，只是各有不同。所以，在北约东扩和对华接触政策的问题上，实际上有两种理性的选择。这并不是非理性的问题。

我不是自由主义者，至少不是那种相信自由国际关系理论的自由主义者。我认为自由主义作为外交政策让美国陷入了各种麻烦。但在美国，许多人长期认为自由主义是最适合美国的政策，是美国最好的外交政策。他们的论点基于一系列在学术界得到广泛支持的理论。

我和塞巴斯蒂安的观点是，追求与中国接触的政策或北约东扩大都是理性的政策。同时，我们确实认为它是一个思路错误的政策。两种理性理论在竞争，一方的人认为他们有最好的理论，另一方的人也认为他们有最好的理论。但你是否拥有最好的理论，与是否拥有一个理性理论是两回事。

为什么美国没有选择现实主义？

凤凰网《与世界对话》：为什么美国政府没有选择现实主义理论？是否存在某些因素或障碍，导致现实主义理论没有被采纳？

米尔斯海默：我认为这很简单。美国是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国家，大多数美国决策者坚定地致力于追求自由主义的外交政策。他们也非常推崇支撑外交政策的自由主义理论。美国的外交政策圈中的大多数人不仅在外交政策上是自由主义者，而且还深深厌恶现实主义。

在国际局势为单极时，美国是唯一的大国且不存在大国之间的安全竞争时，选择自由主义政策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在美国强大的单极时刻，现实主义并不那么重要。这为支持自由主义外交政策的倡导者提供了一个完美的环境，他们能够提出自己的论点并实施完全自由主义的政策。这推动了接触政策和北约东扩政策的产生。

| 美国有着悠久的自由主义传统。图源网络

对于像我这样的现实主义者来说，在单极时刻反对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的人数远远不及自由主义支持者，且由于国际系统中没有大国间的安全竞争，只有一个大国，我们很难获得发声的机会。最终，我们输给了自由主义者。

但我想再次强调，尽管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政策是理性的，但我认为它们是思路错误的。我认为接触政策和北约东扩这两项政策最终都失败了。我认为接触政策导致了一个与美国竞争的中国，这显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且，我相信北约东扩直接导致了乌克兰战争。因此，我认为自由主义或者说我们自1990年代初开始并延续到2000年代的自由外交政策已经是彻底的失败。

凤凰网《与世界对话》：这么看来，似乎并不是决策者主动选择外交政策，而是环境和历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策的走向。您知道阎学通教授和他的领导力研究，他认为领导力可以从全球领导中获得更多的利益。但现在是“去全球化”的时代，所以我们需要选择现实主义。您如何看待这些看法？

米尔斯海默：我认为领导力是重要的，但它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至关重要。国内政治也是如此。

许多国际关系学者、政策制定者和记者认为，领导力很重要，并且相信国内政治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大多数美国政策制定者和学者认为，民主国家是“好人”，而中国是“坏人”，他们将世界划分为非黑即白。

作为现实主义者，我认为国家本质上是“黑箱”，国内政治有时会发挥作用，我并不否认这一点，但大多数时候，国内政治并不那么重要。大多数时候，领导人是谁也并不关键。我并不是说领导力完全无关紧要，但我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它的重要性并没有那么大。

| 2021年6月15日，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在瑞士日内瓦会晤。

我不认为换作其他人，中国制定外交政策方面会有多大的差别。唐纳德·特朗普的情况也是如此。很多人认为，一旦特朗普成为总统，领导层将发生根本性变化，从而导致外交政策的重大转变。但我认为，制度结构对任何国家领导人都提供了有限的操作空间。结构的力量非常强大。阎教授指出领导力的重要性是对的。领导力是有影响的，但我的观点是，大多数时候，领导力无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面对思维陷阱，一个国家是如何决策的？

|1961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入侵古巴的决策被视为“群体思维”的经典案例，当时周围的顾问要么赞同他的看法，要么不敢提出异议，导致了一场灾难性的入侵行动。图源肯尼迪总统图书馆

凤凰网《与世界对话》：您提到政策的决定有一个慎重的决策过程，您认为决策过程应当如何避免群体思维或胁迫陷阱？如今越来越多的决策者需要面对如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等压力。群体思维和民粹主义是否会影响决策过程？

米尔斯海默：我很高兴你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我没有充分阐述我对理性的定义。

我对理性的定义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基于可信理论的政策，这基于健全的理论。它可以是经济相互依存的自由主义理论，也可以是一个现实主义的理论。该论点的第一部分（或者我和塞巴斯蒂安的论点），是一个国家合理的外交政策必须建立在一个可信的理论基础上。

该定义的第二部分，我们认为国家的决策者必须团结起来，且必须解决决策者们之间的分歧，必须平衡解决问题A和解决问题B的最佳政策之间的差异。该定义具有个人层面的理性，也具有集体层面的理性，集体层面是国家的层面。我们在书中提出的观点是，为了应用理性，为了国家的理性，必须有一个深思熟虑的决策过程。

以下情况不可能出现：领导人隐藏信息，并将重要人物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因为政府内部的权力结构，导致持不同政见者受到胁迫而被迫改变立场不是一个慎重过程。这在国际政治中可见一些端倪。

例如，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决定建立了一支能够挑战英国海军的海军。著名德国海军上将提尔皮茨负责决策过程，他领导下的决策过程也不是深思熟虑的：他在政策制定过程中采取了非常高压的方式，任何与提尔皮茨上将意见相左的人在很大程度上都被排除在辩论之外，他最终的政策也是不合理的。因此，要使政策合理，需要的是高层决策者能倾听，并听取意见，在深思熟虑决策过程的基础上制定一致的政策。

|米尔斯海默接受采访。图源网络

顺便我想补充，在我们观察的案例中，并不是每个案例的决策过程都是相当审慎的。一个民主国家会比一个其他政体的国家在决策过程中有更多的考虑吗？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会这样想，但我不认为这是真的。我认为民主和其他政体的国家有非常相似的决策过程。因为它们都是一个涉及少数人的过程。

领导人通常会召集一组外交政策助理以便共同做出决定。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其他政体，他们的人数都不多。但重要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无论是在谈论危机还是在做出战略决策，我们都不太清楚正确的答案是什么。正如你所看到的，大多数领导人都在寻找正确的答案。

这并不是说领导人马上就会找到一个正确的答案。对于一个领导者，无论他是中国人、俄罗斯人、德国人、法国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很难想出该怎么做。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弄清楚这个世界，弄清楚在危机中应该做什么，或者弄清楚如何制定一个战略，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领导者有强大的动机与其他智囊团交谈并获得他们的意见。领导者直观认为，当与聪明的助手交谈时，他们会给出一个领导者没有想过的想法，这将帮助领导者制定一个智慧的战略。

当你观察高层的集体决策过程，你会发现决策过程是非常理性的，每个人都可以轮流发言，事实和证据基本上没有被隐瞒，没有太多的胁迫。这并不是说胁迫的情况永远不会发生，有些情况下它会发生，但这些情况是不合理的。大多数时候，无论民主国家还是其他政体国家的高层人士都想听听他们助手、副手对推进的最佳政策有什么看法。总而言之，一个政策要想合理，就必须建立在一个健全可信的的理论基础上。

第二，它必须是集体决策过程的结果。接触政策和北约东扩都建立在一系列健全的自由主义理论基础之上。克林顿政府关于北约东扩的集体决策过程显然是合理的，是深思熟虑的。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决策过程，虽然我认为他们肯定做出了错误的决定。但我认为，如果你要研究决策的过程，你会发现，并没有证据表明它是以非理性的方式进行的。

民族主义是一种相当强大的意识形态

凤凰网《与世界对话》：现在许多国家（极端）民族主义盛行。如果决策者对民族主义有一些看法，且咨询了很多助手和副手，而他们告诉领导人“你需要选择民族主义”，那这会是一个理性的决定吗？

米尔斯海默：民族主义是这个星球上最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有人在决策过程中说，我们不应该入侵这个国家，因为民族主义会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显然是一个理性的策略。

| 当地时间2024年11月28日，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普京在记者会上表示：若乌方获得核武器，俄方将动用一切可用打击手段。

例如，我可以想象，当弗拉基米尔·普京和他的副手谈论乌克兰战争时，他们都明白，试图征服西乌克兰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民族主义会给俄罗斯带来巨大的问题。乌克兰西部人口主要是仇视俄罗斯人的乌克兰民族。如果俄罗斯占领乌克兰的西部地区，他们将陷入非常严重的麻烦。因此，除非因为一些战略上的迫切需要，且让普京别无选择，俄罗斯不入侵乌克兰西部，是最好的理性选择，我愿意用一大笔钱打赌。

俄罗斯会考虑民族主义。但许多人说，民族主义在俄罗斯内部不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我们可以征服整个乌克兰，我们可以很容易地镇压乌克兰西部的乌克兰民族。但若是如此，这将是一个非理性的战略，因为它建立在一个不可信的理论基础上。

任何对国际政治有基本了解的人都必须明白，民族主义是一种极其强大，不容忽视的力量。在我看来，任何人只要在此时此刻唾弃民族主义，就是犯了非理性思维的错，就是犯了将自己依附于非理性的国际政治观的错。

| 当地时间2023年4月10日，英国北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在《北爱尔兰和平协议》签署25周年之际举行反协议集会。

我认为民族主义在中国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比如台湾地区，对大陆人而言，台湾地区是神圣的领土，台湾地区对中国非常重要。这是民族主义在起作用，对吧？正如我之前所说，我认为民族主义是这个星球上最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

顺带一提，民族主义也是中国（大陆）在台湾地区问题上面临的问题之一。在1949年后的最初几年里，大多数台湾人民都有一个“中国人”的身份认知。但随着时间推移，虽然并不是每个台湾人都认同自己是台湾人，但确实有很多人产生“自己是台湾人”的想法。从中国（大陆）的角度来看，台湾是神圣的领土，每个生活在台湾的人最终都是中国人，都应该被纳入大陆。这便是问题所在。

| 2024年4月10日，国务院台办在北京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台湾地区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凤凰网《与世界对话》：在谈论台湾地区问题，您也提到了决策者之间的不确定性。也许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国际环境在领导人意图、能力和内部政治方面变得越来越不确定。如果您是中国决策团队的一员，您如何设法缓解中美之间的矛盾？

米尔斯海默：我相信理论可以指导政策，所以我的理论是，中国应该像美国统治西半球那样，在亚洲获得绝对的话语权。我认为这对中国来说是明智的。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但符合中国的利益。我认为中国应该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尽一切努力来增强其在东亚的力量。我认为这很有战略意义。

正如我以前多次说过的那样，美国将试图遏制中国。中美之间最终会发生激烈的安全竞争，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我认为在这场竞争中，中国不会发动战争。我认为如果中国能够避免战争，中国（大陆）不会希望在台湾地区问题上开启与美国的战争。因此我认为，中国的政策应基于理性的战略或理性的理论，中国应该做的是主导亚洲，但是要小心谨慎，这样才不会让这场竞争以战争结尾。

两个霸权国家能否和平相处？

凤凰网《与世界对话》：我听说，您的团队试图研究是否存在两个霸权并立的和平共处，这是真的吗？

米尔斯海默：我有一个优秀的学生约书亚·卞（Joshua Byun），现在是波士顿学院的助理教授，来自韩国。他和我共同写了一篇文章，但还未发表。该文章涉及一个有两个地区霸权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的理论问题，并将其应用到美国和中国的案例中。

1900年以来，世界上只有一个区域霸主——美国。如果中国成为另一个区域霸主，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中国统治东亚是否就像美国统治西半球一样？简而言之，如果有两个地区霸主，他们会认为地区霸权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安全，因此他们未必会相互合作。

我们的观点是，如果有两个地区霸权，他们会激烈地相互竞争，每个地区霸权都会试图破坏另一个地区霸权，让这个世界只有一个地区霸权。因此，约书亚·卞和我所说的仅是理想情况。

| 相关研究截图。图自哈佛大学网站

顺便说一句，美国现在的目标就是成为国际体系中唯一的区域霸主。如果有两个区域霸主，美国将竭尽全力遏制另一个区域霸主，即中国。与此同时，瓦解美国作为区域霸主的地位符合中国的利益。从中国的角度来考虑，让中国而不是美国成为这个星球上唯一的区域霸主将是理想的未来。

凤凰网《与世界对话》：中国历史中有很多关于两个霸主的例子，他们会相互竞争，但我认为在现代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发展。

米尔斯海默：你要记住，如果中国是一个地区霸主，而美国是另一个地区霸主，两个地区之间隔着几千英里的太平洋。如果他们都仅满足于自己所在的地区，并接受这样“自己拥有稳定的安全环境”的事实，他们将没有必要挑战其他地区的霸主。这个论点看似理性，但我认为不仅仅如此。

这也是美国不希望中国成为区域霸主的原因。美国作为一个区域霸主，美国渴望全球自由行动，也能够在全球自由活动，例如将武器放在中国家门口。中国不喜欢这样，美国也不希望中国成为区域霸主。再者，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理想的情况是成为一个地区霸主，这样它也可以自由行动。

凤凰网《与世界对话》：您的理论让我想起了囚徒困境。美国和中国都采取理性的政策和现实主义政策，但这会导致冲突甚至可能导致核战争，这是一个相当矛盾的问题。短期来看，两个霸权必定互相破坏；但长期来看，我们会找到一些共存的方式确保我们的生存。你对此有何回应？

米尔斯海默：毫无疑问，安全竞争总会有演变成战争的危险，甚至可能是一场灾难性的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日本都被彻底摧毁了。没有人可以保证中美之间激烈的安全竞争永远不会导致灾难性的结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竭尽全力确保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安全竞争不会失控。

但是，我们应该能够避免这场竞争，毕竟战争爆发的后果是灾难性的。遗憾的是，我认为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事实，我们无法避免中美之间的安全竞争。我们被困在铁笼里，这是大国政治的悲剧。

| 2023年9月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针对美方“言必称竞争”回应：渲染竞争有百弊而无一利，寻求合作是必需而不是选择。事实反复证明，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合作可以办成许多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中美对抗对两国和世界是一场灾难。图源见水印

特朗普难以改变美国外交政策

凤凰网《与世界对话》：您的书中提到了“大国战略”，也就是遏制中国的三种策略：离岸制衡、预防性战争以及破坏中国经济。现在您对于相关策略的想法是否有所改变？在过去四年里，您如何评价拜登政府的对华策略？许多人批评说，拜登未能设定真正正确的优先事项。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米尔斯海默：我认为美国本应不遗余力地阻止中国在经济上成长为一个大国。我认为，美国帮助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是愚蠢的，因为这并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我觉得，现在美国已经没办法在实质上减缓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了。

如今，美国和中国之间正在就开发尖端技术展开激烈的竞争，比如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微芯片等等。美国人希望减缓中国在这些尖端技术上的发展，并加速美国在这些行业的主导能力。但我认为现在做这些已经太晚了。

我认为美国现在主要应该做的是把重点放在遏制中国上，不会最终主宰南海或东海。我认为美国有迫切的利益需求去防止这种事态的发展，这是我认为在当前阶段遏制战略下的关键任务。

至于拜登政府，他们犯了一个根本性错误，那就是深陷乌克兰战争以及以色列在中东参与的多场战争，这极大地阻碍了美国全面转向亚洲的战略。

| 拜登被批评任内的外交政策过于分散。图自Politico

由于乌克兰战争和以色列在中东的战争，以及美国大力支持这些战争，美国军队在东亚的实力在过去几年里已经有所削弱。这限制了美国将战略重心转向亚洲以及遏制中国的能力，这正好给了中国机会。我一直认为中国应该希望美国永远深陷乌克兰和中东的泥潭，因为这有利于中国。所以，我认为拜登政府非常愚蠢，他们没有集中精力去关注东亚，也没有明智地避免战争，反而陷入乌克兰和中东的战争泥潭。

凤凰网《与世界对话》：特朗普曾说过，“我们的重心在东亚，得试着跟朝鲜、中国和德国这些国家周旋”。他第一任期期间的决策有时候看起来非常合乎理性，有时候又似乎完全凭心情来。您觉得特朗普是个理性的领导者吗？您怎么预测他未来四年的外交政策走向？

米尔斯海默：我不知道他是否理性，因为他现在还没上任，也没有制定任何政策。对此，我暂且保留意见。

你觉得特朗普真的会改变美国的外交政策吗？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外交政策，会与拜登时期有很大的不同吗？特朗普想要做的，首先是结束乌克兰战争，与俄罗斯建立良好关系。其次，他想解决以色列参与的各场战争，为中东带来稳定，这样我们就可以将战略重心转向亚洲遏制中国。众所周知，特朗普是2017年决定放弃接触政策的总统，他中断了与中国的接触，并采取了遏制政策，这一政策随后也被拜登所延续。

特朗普确实在美国对华政策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这一点毋庸置疑。他所期望的是集中精力遏制中国，而不是继续在乌克兰和中东问题上纠缠不清。问题是你是否认为特朗普是一位能够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外交政策的特殊领导者？

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觉得特朗普既无法结束乌克兰战争，也无法与俄罗斯恢复良好关系；同时，他也无法解决以色列与哈马斯、真主党以及伊朗之间的各种冲突。毫无疑问，我认为乌克兰战争可能在一两年内结束，或许会在战场上得到解决，但我真的不觉得特朗普能在这方面起到多大作用。

另外，如果你观察特朗普任命的人员，比如国务卿人选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和国家安全顾问迈克·沃尔茨（Mike Walz），他们看起来与乔·拜登及其副手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和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颇为相似。在我看来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太大差异。因此，我很难想象特朗普能够单凭一己之力，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的外交政策，当然，我也有可能是错的。谁又敢轻视唐纳德·特朗普呢？

| 特朗普宣称就任后将重点关注俄乌冲突，称这“必须停止”。图自美媒

从目前来看，特朗普似乎不太可能凭一己之力带来这种根本性的改变。我再次强调一下，乌克兰战场上的局势演变或中东地区的动荡局势，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这两个地区的现状，但谁又说得准呢？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不是受特朗普左右的。

凤凰网《与世界对话》：假如特朗普一时冲动，想要挑起核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您认为美国的决策体系能否有效地阻止他吗？

米尔斯海默：特朗普不会发动核战争，没有证据表明他会这么做。这并不是说美国与俄罗斯或美国与中国之间不可能发生核战争。我认为，核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极低。至于特朗普会发动核战争的想法，我认为事情不会这样发展。唐纳德·特朗普确实有许多缺点，但他并不是战争贩子，也不是喜欢挑起战争的人。我认为与特朗普相比，拜登更倾向于发动战争。因此，我认为特朗普上台后会寻找机会使用核武器的想法与事实不符。但愿如此吧。

| 据《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罗伯特·科斯塔的著作《危险》引述，在2020年大选前夕，为了防止特朗普冲动行事。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向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以及中国保证，不会允许特朗普单独决定核武器的使用。图源《纽约客》

历史与文化导致中美做出不同选择

凤凰网《与世界对话》：您说中国人大多是现实主义者。您对于为什么中国更倾向于现实主义，而美国则有点理想化有什么思考吗？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差异呢？这与两国的文化或历史背景有关吗？

米尔斯海默：这确实与文化息息相关，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地缘位置。事实上，美国自始至终都是西半球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本土从未遭受过威胁，也从未被攻击过，更没有像中国那样经历过毁灭性的灾难或百年的民族屈辱。如果你回顾中国的历史，你会发现战争不断，还经历过一些极其屈辱的时期，尤其是那个“百年国耻”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对国际政治的看法自然会更加现实。

中国人深知，安全竞争是国际政治的常态，它已经深深嵌入到国际体系的骨髓之中。而且，中国人也完全明白，如果不小心应对，国家就可能遭受灭顶之灾，再次经历百年的民族屈辱。而美国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强大的实力以及短暂的历史，并没有意识到在国际政治中如果不小心可能会陷入多大的困境。

在单极时代，你会发现美国有一种倾向：行事往往不够谨慎。美国可以粗心大意，因为它觉得自己足够安全。这就表明现实主义在美国的影响并不像人们期望的那么大。

而在中国、俄罗斯，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当我前往俄罗斯时，我看到了类似的情况。俄罗斯人是彻底的现实主义者，这一点你只要看看俄罗斯的历史就知道了。1812年拿破仑入侵，一战期间德国入侵并将俄罗斯踢出战争，1941年希特勒入侵。从1947年到1989年，俄罗斯与美国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安全竞争，他们从未屈服。

俄罗斯人是现实主义者，中国人也是彻底的现实主义者。而在美国，情况则不是这样。这并不是说美国在安全竞争中不会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只是大多数美国人往往更倾向于从自由主义的视角思考问题，而不是过多地考虑安全竞争。

| 米尔斯海默曾多次解释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不同。他曾经在芝加哥大学开设现实主义经典导读课程，推崇撰写《君主论》的马基雅维利。图源网络

凤凰网《与世界对话》：也许现实主义就像是生活必需品，而自由主义则是奢侈品。如果你有一个更好的环境、更强大的后盾，你可以享受这种奢侈品。但如果没有，你必须面对现实，为生存而战。

米尔斯海默：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认为自由主义确实是奢侈品，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美国历史上唯一一次采取彻底自由主义的外交政策是在单极时代。美国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是当时体系中唯一的超级大国。这不仅仅是因为地理位置总是对美国有利，还因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有奢侈的资本去追求与基本现实政治相悖的意识形态外交政策，即自由主义。

在单极时代，中国没有奉行自由主义的外交政策，而是采取了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在单极时代，中国人和俄罗斯人都对美国感到恐惧，并实际上与美国保持平衡，这也就是说他们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态度。但美国在单极时代却主要推行自由主义外交政策。这就是与中国接触和北约在欧洲扩张的实质所在。

凤凰网《与世界对话》：如果被选为了联合国秘书长，你会怎么做？

米尔斯海默：我觉得我能做的事情不多。联合国并没有太多的权力。如果我是联合国秘书长，我会尽力以积极的方式影响中国、美国和俄罗斯以及其他国家。我会尽我所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让世界变得更加和平。但我也会充分认识到，我能做的事情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联合国并不是一个强大的机构。

鉴于国际体系的结构，这种国际结构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太可能发生改变，我们很遗憾地只能陷入安全竞争的境地。我认为大国，尤其是美国、中国和俄罗斯，被锁在了一个铁笼里。这在国际政治中一直如此，因为从一开始国际体系的结构就大致相同。这是一种悲剧性的情况。我当然理解你想要找到改善这一现状的方法的心情。但除了竭尽所能、明智地应对这个问题之外，我认为很难有什么方法能够避免大国政治所带来的麻烦。

凤凰网《与世界对话》：教授，您读过中国科幻小说《三体》吗？

米尔斯海默：读过。

凤凰网《与世界对话》：太好了。您喜欢这本书吗？

米尔斯海默：喜欢。它基本上就是我所理解的那种现实主义。

凤凰网《与世界对话》：谢谢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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