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有几个主要分支，包括逻辑学、知识论、伦理学、美学，最令人费解的往往是形上学，讨论存在或者是 “实体”，比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另一种实体则不运动、具抽象性，如形式和数学。”哲学意义的实体存在与否无法科学验证，争议延绵两千余年，迄今影响政治、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认为，亚里士多德定义的抽象性并非哲学家们普遍讨论的“实体”，而是形式科学，语言逻辑，或者说实在性。哲学意义的实体是在自然世界、人类社会之外的存在，这个实体的意义不在于未知世界存在与否，比如，我们知道宇宙有暗物质，但是它的特性科学家掌握一部分，暗物质对人类也没有律令，哲学意义的实体，不止难以直接感知，还对人类有约束或决定意义。如果此哲学意义的实体不存在，则人有完全的自由意志；如果此实体存在，人既被此实体决定、也需要服从此实体的规律。
2022年美国最高院推翻此前的堕胎判决，将堕胎权交回各州立法，佛罗里达作为红州急先锋立法超过六周不得堕胎，有人讲不少女性怀孕六周了尚且不知已怀孕，生物学上医生甚至无法知道怀孕正常与否。六周之外不许堕胎的所谓“尊重生命”，它的底层逻辑是一个哲学意义的实体——上帝及其律法。
中国人堕胎自由的底层逻辑非常实在，一是计生委可以实施强制，这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实在性，但是不是哲学意义实体；二是自己身体自己做主的自由意志，很实在，容易理解也不是哲学实体；三是医学不适宜情况，科学也很实在，不是哲学实体。
实体存在与否的讨论从柏拉图起到中世纪达到鼎盛，科学革命和启蒙发挥“祛魅”作用后逐渐式微。柏拉图认为存在普遍的、完美的、全能的理型或形式，个别个体是从理型中分有（非保真拷贝）出来的；尚波的威廉姆（William of Champeaux）认为普遍性是实体，其学生彼得·阿伯拉（Peter Abelard）认为普遍性只是名，也就是唯理论和唯名论之争；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探究实体或真理只需要信仰；而邓·司各脱（Duns Scotus）认为信仰和理性可以分开，分别探究神学和科学问题；奥卡姆则认为分开以外，走最直接因果关系，减少外推。中世纪这些经院哲学的争论，并不是人们通常认为在讨论“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的无聊，而是人的自由意志的程度探讨，是否被“哲学实体”决定的，对阵双方一方试图以哲学为神学加持，另一方试图以哲学抗击盲信。这种讨论受制于社会环境、语言、科学发展等因素，高举高打，语言晦涩，令人费解。
实在性讨论，与心理学上所谓“控制点”有相通之处，是自我控制还是被外物控制。被外物控制的，又分两种，被信仰控制的是实体性，称之为信仰，信仰目前尚无科学工具可以研究；被物质控制的，是实在性，称之为信念，例如，共产主义信念，爱国主义信念，也是被控制的，但是也是实在的，可以通过社会科学的工具和方法加以研究。实体性在当今世界主要存在于宗教信仰，表现为严格的宗教戒律，甚至宗教极端主义。
哲学实体是超越的，最典型的当然是宗教信仰，也可以是其他强烈信仰，比如自然神论，这个实体被个体认为存在，并需要予以遵守，就是哲学意义的实体性。西方讨论实体意义主要在于信仰，意义在于可以维持不变秩序，类似柏拉图所谓“高贵的谎言”。
与其对应的是可感知的实在，比如宪法，源自社会契约，它是实在的却不是超越的，也是可以更改的；中国人很实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历史周期律，都是现实的，并不超越，可以进步也可以退步。
实体好处是稳定；缺点是难以进步，六周之后不许堕胎好处是简单粗暴好执行，缺点是自由、科学含量比较低。实在性好处是可以变，但是不知是向好还是向差变。重视实体的群体，只有拿出特别好的证据他才可能进步，相应地退步也不容易；重视实在性的，进步可能很快，退步也可能不慢。
哲学意义的实体是晚于实在性的抽象超越，是人类文明从不稳定向稳定过渡的重大进步，尽管它有副作用，历史地看，似乎利大于弊。哲学意义的实体在欧洲逐渐式微，在于科学和理性的充分发育，使得其功能性、重要性越来越低，在一些宗教保守地区仍然像中世纪一样是政治的中心议题，对哲学实体性的认识是理解历史、哲学、政治学的金钥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