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晓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东在我国整体外交版图的地位显著提升，双边关系达到历史最好时期。截至目前，我国已同14个阿拉伯国家及阿拉伯国家联盟建立战略伙伴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全覆盖。
近五年，中阿贸易额接连跨过2000亿、3000亿和4000亿美元大关。目前我国每天进口阿拉伯原油超过500万桶，约占我国原油进口总量的52%，前十大进口来源国中，阿拉伯国家占五席。双方在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实施了200多个大型合作项目，合作成果惠及双方近20亿人民。2023年以来，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相继获得全球最大天然气田——卡塔尔北方气田扩能项目各1.25%股权，与卡能源公司签署27年LNG长期购销协议；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与道达尔公司完成首单以人民币结算的阿联酋LNG采购交易；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斥资246亿元人民币收购荣盛石化10%股权；伊拉克央行宣布允许以人民币结算对华贸易。
经济互补性和发展依存性显著增强，务实合作机遇正值窗口
一、过去五年，中美两国对中东原油依存度一升一降
中东24国80%以上生产油气，这在世界其他地区是十分罕见的，更与我国“富煤、缺油、少气”的资源禀赋天然吻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探明储量占全球的1.5%和2%，人均拥有量
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4%和7.5%，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分别高达72%和46%，连续12年成为全球一次能源消费量最大国，特别是能源消费增量占世界总增量的58%，反映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澎湃活力和深厚潜力。而过去5-10年间，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和天然气净出口国，对外原油依存度从60%降至30%，与中东的石油利益纽带明显松动。由此可见，我国与中东寻求稳定能源供需地的相互依赖不断加深，围绕油气全产业链的合作空间不断拓展。我国对中东油气合作高度集中在海湾地区。中东石油储量的92.7%集中在沙特（37.3%）、伊拉克（20.7%）、科威特（14.2%）、阿联酋（13.7%）和利比亚（6.8%），天然气储量的71.9%集中在卡塔尔（43.8%）、沙特（16.9%）和阿联酋（11.2%），以海湾六国为代表的阿拉伯产油国在中阿整体经贸往来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2001-2021年间，中国与海湾六国的进口额、出口额、进出口总额分别占到了对22个阿拉伯国家经贸总额的75.6%、58.3%和67.2%（均值）。由于海湾国家的油气开采成本为全球最低，未来可能不断挤出成本偏高的其他产油国，进一步扩大国际市场份额，并在地理位置上扼守霍尔木兹海峡和苏伊士运河两个战略通道，稳定和扩大与该地区油气合作也符合我国能源安全整体利益。
二、由于典型的顺周期、外向型特点，中东常常陷入“有增长无发展”困境，积累了较严重的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
与全球其他地区相比，中东国家在经济增长率、人均GDP及福利等经济指标的数字表现较好，甚至阶段性的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现实中爆发剧变并陷入严重动荡的，正是上述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中东各国经济表现随着油价波动“过山车”，是全球链条上受外部冲击影响最大、最直接、最脆弱的地区，在经济多元化转型、社会稳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面临着较为突出的压力。
2020-2022年，受新冠疫情扩散、油价暴跌等影响，全球经济下行，金融和大宗商品市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反映到中东尤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整个中东地区经济萎缩5.7%，其中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国家萎缩7.1%，部分处于战争冲突的国家甚至萎缩13%。世界银行报告称“中东地区承受了5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到2022年末因新冠疫情承受的经济损失估计超过9000亿美元”。俄乌战争爆发及油价回升以来，虽多数中东产油国经济复苏，但非产油国经济问题进一步暴露，如埃及70%的小麦、黎巴嫩80%-90%的小麦从俄乌进口，通胀加剧、粮食储备不足等问题进一步凸显。若此轮粮食危机持续下去，不排除部分国家再次出现政局动荡乃至政权垮台风险。
表面看，油价波动、外部动荡是造成中东国家经济困难的直接原因，但根本原因是中东各国经济结构和金融市场的脆弱性，产业基础薄弱且单一（油气占财政收入的70%和GDP的50%），经济韧性较差。该地区除了以色列、伊朗等少数国家外，几乎无工业和农业，绝大多数国家核心支柱产业集中在石油、航运、转口贸易、旅游等受外部影响最直接的行业，对国际市场波动的感受最敏感。加之中东地区基础设施滞后、贫富差距扩大等固有矛盾，导致中东成为全球年轻人最多、人口增长最快、就业压力最大、收入最不平等的地区。地区最富有的10%人口攫取了全部收入的60%-66%，而超过50%人口的总收入占比仅为10%，易引发社会动荡。
三、展望后油气时代，中东各国纷纷提出经济多元化转型愿景，与我国基础设施和产能“走出去”高度契合
为破解上述发展和治理难题，中东各国均制定了五年、十年或更长周期的国家战略，致力于从单一油气依赖型向经济多元化国家转型，争相跟上世界发展潮流，更加注重中长期发展规划和新经济新业态。
在总体理念方面，中东各国均着眼于实现均衡、包容、可持续的综合发展，协调经济、社会和环境各领域问题，提升经济发展自由度。如沙特“2030愿景”提出“20年后沙特经济不再依赖石油”；阿联酋宣布“进行建国40余年规模最大的结构调整”；在财政改革方面，通常包括削减补贴、提高能源价格以及开征增值税、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等；在重点项目方面，均出台了大力发展基建、制造业、交通、清洁能源、矿产、物流、园区等领域的建设规划，如沙特推出红海新区城市建设规划和吉赞经济区加速发展规划；埃及加快新首都行政区建设和经济区建设；阿联酋利用世博会推出未来50年发展计划等。最大的光伏发电项目、最大的海水淡化项目等一系列代表世界先进水平的项目落地中东。大数据、云计算、智慧城市、数字经济、“绿色沙特”“绿色中东”等已成为该地区看重并加速推进的领域。据不完全统计，包括“阿曼2025中期愿景”“科威特五岛愿景”“巴林离岸金融中心”等在内的未来5-10年规划，项目建设总投资年均超过5500亿美元。
运用金融抓手促进中阿基础设施合作纵深发展
追溯世界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从几百年前的荷兰、英国到近现代以来的美国、日本，其提升世界影响力的进程与金融外溢深化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在世界经济日趋“金融化”的今天，金融工具将逐渐成为我国“一带一路”新十年在中东板块布局的核心抓手。
一、金融抓手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
我国已是阿拉伯国家最大贸易伙伴，但金融合作的广度和深度相对不足，制度化水平较低，多元市场主体参与热情尚待激发。
合作机制方面，2022年以前政府层面仅有中阿部长级会议，2022年末首届中阿峰会打开了我国与中东合作的新纪元，但合作层次和深度明显不足，且制度化水平有待提升。
合作范围方面，主要仍在中资金融机构自发开展的贸易结算、跨境投资、银团贷款等具体业务层面，在金融监管、资本市场、货币互换、离岸人民币清算中心等领域，仍滞后于我国与东盟、中亚、拉美等区域的合作进程。
人民币“走出去”方面，我国先后与卡塔尔、阿联酋等中东四国央行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在多哈、迪拜开设人民币业务清算行，卡塔尔、阿联酋获得了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额度。中东特别是海湾地区是石油美元的发源地，金融制度标准基本全盘照搬美西方，人民币在当地的接受程度、流通基础和还款来源均不足。总体看，人民币在中东影响力仍然有限，培育双方货币合作长效机制的根基尚浅，距离企业自主选择和真实经贸往来的人民币国际化推广尚有较长距离。
此外，伊斯兰金融在整个金融体系的分量颇重。据不完全统计，2022年仅海合会六国的伊斯兰银行资产已突破8000亿美元，占其银行业总资产近1/4，占全球伊斯兰金融资产的40.7%；伊斯兰债券发行量约占同期全球伊斯兰债券发行量的62.2%。在沙特，全部金融资产中有60%以上为伊斯兰金融资产，且该比例仍在稳步扩大。中东独特的商业金融传统，也体现在利益集团、世袭家族和独裁专权对金融现代化进程的阻碍上，垄断竞争、代理文化对全社会金融资源的调配运用影响较大。
金融合作在中东地区不仅着眼于稳固经贸纽带，更具有建立互信、弥合冲突、超越纷争的重要意义。而该地区治理结构和市场特性，决定了深化金融合作需进一步整合力量、自上而下、强化政策配套支撑。从中东国家自身看，既存在主动配置非美元资产的内在诉求，也面临美“战略收缩”背景下美元加速回流的客观风险，加之中东国家与我国政治经济各领域合作关系的深化，美元加息背景下人民币资金的吸引力增强，相信未来中东国家对人民币贷款的接纳程度将不断提升。
二、金融助推中阿基础设施合作向纵深发展
阿拉伯国家普遍处于城镇化和工业化起步或加速阶段，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仅占其GDP的5%，远低于我国15%和全球10%的水平。其发展急缺的轨道交通、航空、电力、通讯、港口、民用核能等领域，也多为我国优势领域。中阿基础设施合作在实践中相互依存日益紧密、项目类别日益丰富、合作主体日益多元、融资渠道日益拓宽，彰显了包容型、互利型、发展型的特点，与美西方排他型、逐利型、政治型的基础设施合作特征形成鲜明对比。
一是相互依存日益紧密。从全球视野看，尽管阿拉伯国家是我国基建企业在海外较早开拓的重要市场，但在较长的时间里，中资企业在阿拉伯国家基建市场的份额较低，主要由于西班牙、英国、意大利、德国、法国等西方国家具有先发优势，英美标准、技术规范与设备材料占据主导地位。随着共建“一带一路”逐步推进，阿拉伯国家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布局中的战略地位不断凸显，中资企业不仅继续保持在非洲与亚洲市场的优势，并且加大力度深耕阿拉伯市场。截至目前，中资基建企业已跃升为阿拉伯地区第二大基建工程承包商，占据约25%的市场份额。
二是项目类别日益丰富。近年来，随着技术水平与国际声誉的逐渐提高，中资企业在阿拉伯国家承接大型的高端住宅与商业建筑项目增多。除了在传统优势领域如阿拉伯各国港口、铁路、公路、水电、火电等继续深耕，中资企业还致力于在原本并不擅长的宗教类建筑、体育建筑、文娱建筑等方面寻求突破。截至目前，中资企业在政局较为稳定的阿拉伯各国基本覆盖所有重要的基建领域。
三是合作主体日益多元。随着企业放权加快实施，在电力工业、交通运输等领域实行市场化改革，推动国企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与自由发展，改制后的中国基建国企在承接海外工程承包的同时，在海外投资方面具有更大的空间和自由度，并开始在阿拉伯国家直接投资具有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基建项目。同时，民营企业参与阿拉伯国家基建的热情显著提高，项目参与度大大提升，在阿曼、巴林等国家，民营企业逐渐成为中资企业主力军。
四是融资渠道日益拓宽。为有效发挥基础设施投资对GDP增长3-4倍的乘数效应，筑牢经济发展基础，我国金融业积极助力制造、装备等产业规模大、技术水平高的领域走向中东，为转移优势产能、促进阿拉伯工业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传统上，我国在中东投资的大中型基建项目主要的出资方为国家开发银行等国有金融机构。近20年来，我国投资中东基建的形式更为多样，包括金融机构或企业单独出资、中资银团抱团出资及中外合资等。中外合资方面，我国在与东道国共同投资的同时，积极与新加坡、德国等发达国家联合出资，提高了工程项目的透明度与资本市场效率。我国设立了中阿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型多边金融机构，丰富了阿拉伯国家发展基建的融资平台，促进了阿拉伯国家基建融资渠道的多样化。
政策建议
我国坚定不移实施“一带一路”的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和管总规划已历十年。在推动这一伟大构想付诸实践中，中东既是西方大国纵横博弈、折戟沉沙但始终维持主导地位的区域，更是需要我国主动作为、系统谋划、走出一条新型合作共赢道路的区域。宜遵循“有道、有术、有利”的原则，逐步实现我国在该区域的和平崛起、友好崛起与互利共赢。
一、有道：抓住建设性参与中东事务的历史机遇，坚持“正确义利观”和“新型中东观”之“道”
当前，中东各主要国家谋求自身恢复和重塑昔日强国地位。我国应充分发挥东方文明大国、社会主义大国、发展中大国这三种属性优势，高举“正确义利观”“亚洲安全观”和“命运共同体”旗帜，关切中东国家的发展阶段、所处环境和文化制度，逐步赢得各国的共同认可，逐渐加大对地区事务的参与力度和资源投入，系统性提出原则性和操作性兼具的“中国方案”，拓展我国在地区国家整体利益，提高我国国际话语权。
二、有术：抓住重点领域互补性增强的窗口机遇，运用好经济利益纽带拉紧之“术”
一是加强发展规划对接和顶层设计。将“一带一路”与沙特、阿联酋、科威特等各国2030、2035、2050发展战略深入对接，最大化照顾各自发展关切，最大化促进经济政策协调，最小化“摩擦系数”，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作布局嵌套。
二是继续筑牢能源合作的“基石”作用。在巩固传统能源合作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增加我战略石油储备，加强境外能源投资，发挥我国在加工炼化、冶炼、管道运输等下游产业的技术和人力优势，深化油气全产业链合作。
三是加强基础设施、产能、经贸园区等领域合作。与中东各国工业化、城镇化、多元化的发展阶段对接；与基础设施升级换代、战后重建及改善民生的迫切需求对接，充分发挥我国建设优势、产能优势和人力优势，尽快在重点国家、关键领域、样板工程上取得收获。
四是加强对当地市场的优势发掘和谋求多元化合作空间。充分利用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部分富裕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优势，通过联合开发、设立共同基金等方式，合作开拓清洁能源、航空、高端制造等未来高增长行业。
三、有利：用好开发性金融工具，扩大金融话语权、示范性和外溢性，实现金融引领撬动全方位合作之“利”
一是扩大我国“产业+金融”同步“走出去”，形成人民币在中东地区使用闭环。一方面，顺应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推动“一带一路”在中东的产业布局，并向国际产业链中高端攀升的内在需求，有效破解中资企业汇率风险及贷款成本偏高的现实局限；另一方面，紧抓美政策内顾、消极对待资本输出、美元核心基础可能削弱、中东国家“去美元化”趋势增强的机会窗口，大力推动境外人民币贷款和债券发行，有序扩大人民币海外投资，多渠道加强人民币资本输出，夯实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和发展基础。同时，通过投融资带动中方成套设备、工程建设和技术标准“走出去”，形成金融与产业的良性循环，推动我国在中东国家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跨越到新的高度。
二是加强金融助推经贸往来和全面合作的力度。以实现全面利益的泛化和深化为主导，以强化金融监管合作和风险防控为基础，以构建金融文化交流和合作创新为突破，分阶段、分层次地推动双方金融合作从务虚走向务实。针对中东各国发展相对滞后、市场环境不够健全、经济增长亟需的重点项目投资规模大、回报周期长等特点，充分发挥政策性和开发性金融优势，运用好这部分资金对商业性资金的带动、引导、组合及放大效应，支持中资企业承建当地重点项目，破解融资瓶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构建银行贷款、共同基金、证券、发债等多层次金融合作平台，逐步实现以金融合作促进全面经贸往来和政治互信，打破美西方在该地区传统垄断，树立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
三是统筹谋划，细分阶段开展金融机构布局。从国家层面，发达国家加快海外布局的进程，均伴随着设立专营金融机构并给予较强政策支持。我国宜根据中东各国资源禀赋和工业化方向，选择最优条件国家进行试点，确定双方政府牵头部门，完善顶层设计，明确政府背书。以国家开发银行等服务国家战略、依托国家信用、市场化运作、牌照齐全的成熟金融机构为依托，开展从顶层规划到重点项目的一揽子、全链条合作。
（作者单位：国家开发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