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乘观物（第四期）：中古国家大寺与佛教考古”学术工作坊纪要

2024年6月22日-24日，由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主办的“江乘观物（第四期）：中古国家大寺与佛教考古”学术工作坊，于南京大学鼓楼校区逸夫馆高研院报告厅顺利举行。

江乘观物系列学术工作坊因南京大学仙林校区所在为古江乘县而得名，迄今已历四期。江乘观物力求为考古学与历史学两个平台的学者搭桥通津，探索释读考古资料的不同视角与诸多路径。前三期皆由南京大学考古文物系承办，因横遘疫祸，工作坊一度中断，有赖南大高研院及与会学者鼎力支持，才得以再度启航。

第四期承续工作坊宗旨，以邺城寺院遗址、南朝建康城西营村佛寺遗址、隋唐长安城寺院遗址、北魏平城寺院遗址的考古发掘材料为中心，并就制瓦技术、寺院布局、都城规划、南北文化差异以及东亚文化交流等话题展开研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南京博物院、大同市博物馆、南京市博物总馆、南京市考古研究院、洛阳市考古研究院、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的近30位学者参与了此次活动。

本期工作坊由南大考古文物系博士生赵润雨、朱祎担任召集人，以高研院院长徐兴无教授和南京大学考古文物系张学锋教授的致辞拉开序幕。

第一、二、三场为资料领读，参会学者一同细究考古发掘资料并自由讨论。第一场由邺城考古队负责人何利群老师领读邺城国家大寺的考古发现材料，相关内容见《考古》、《考古学报》等刊。邺城佛寺发掘缘起赵觊墓志的发现。何老师先介绍了赵彭城佛院遗址塔基遗迹与核桃园佛寺遗址，揭露了邺城南郊宗教礼制建筑群的具体面貌，指出了两者对北朝佛教寺院形制、布局和功能及舍利瘗埋制度的重要意义。何老师还通过梳理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以及中国北方地区的佛教寺院布局，指出东亚地区佛教寺院布局演变的总体趋势一致，即从以塔为中心向以殿为中心、从单院式向多院式演变，强调了中原北方地区的佛教信仰由早期的释迦崇拜、重视禅修向晚期宗派分立、崇拜对象多元化演变。领读结束后，南京师范大学考古与博物馆系王志高教授主持了讨论环节，王兢、刘涛、郭晓涛等老师围绕多院落布局、佛院双塔起源、核桃园遗址佛塔朝向及佛寺的都城布局等问题，各抒己见，交流感想。

第二场由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龚巨平老师领读西营村南朝佛寺遗址的相关资料。西营村南朝佛寺遗址作为建康城首座完整揭露布局的南朝寺院，受到许多海内外学者关注。龚巨平老师先回顾了建康佛寺的相关文献记载及过往南朝佛教考古发掘的情况，然后引入西营村南朝佛寺遗址平面布局，介绍了1号大殿基址、2号塔基地宫以及伴出的丰富遗物，指出了西营村南朝佛寺遗址对研究南朝佛寺布局和南朝舍利瘗埋制度的重要意义。领读结束后，与谈人王兢老师还展示了复原西营村佛寺建筑的初步构想。对西营村遗址的讨论，主要集中在1号基址大殿磉墩夯筑是否为两期。钱国祥老师、何利群老师与刘涛老师、郭晓涛老师持有不同意见：钱老师、何老师认为大殿磉墩为两期夯筑，刘老师、郭老师认为虽然大的磉墩被一小磉墩的夯筑遗迹打破，但小磉墩分布过于规律，每个大磉墩的中心位置夯筑小磉墩，应该是一种特殊的夯筑技艺。

第三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队队长韩建华老师介绍隋唐长安城佛教寺院的考古发现，相关资料见《考古》、《考古学报》、《唐研究》等刊。韩老师简要说明了隋唐长安城的考古发掘工作，结合隋唐佛教文献，指出隋唐都城的佛寺分布呈现出隋大兴城佛寺相对集中城西，唐长安城基本承袭前朝，但数量上超过大兴城的状况。韩老师以隋唐长安城佛教考古的代表性成果——大庄严寺、大总持寺、青龙寺、西明寺为例，分析了隋唐佛寺布局的变化及其与都城的关系。领读结束后，魏美强指出寺院在发展过程中破坊墙开门的现象是存在的。关于领读中涉及的《关中创立戒坛图经》与《中天竺舍卫国祗洹寺图经》，张学锋老师认为这种唐代佛寺建筑群平面布局模式是律宗思想的理想化。何利群老师补充道：“建筑空间是为宗教功能服务，宗教功能发展变化影响了寺院布局，而建筑蓝图仅仅是思想层面的规划，并不是影响建筑布局的决定因素。”与会学者还就西明寺中廊的功能与作用进行了讨论。

第四、五场系主题演讲。先由大同市博物馆副馆长曹臣明老师作《平城寺院遗址略述及若干问题探讨》报告，对方山思远佛寺、云冈石窟山顶的三处佛寺、二十四校寺院、铁牛里佛寺等主要遗址进行了介绍，指出平城佛教寺院分为“中心塔型”及“前塔后殿”两种形式，其构筑土木混用，大量使用石材与琉璃瓦装饰。讨论环节由郭晓涛老师主持，与会学者就平城佛教寺院遗址的发掘、思远佛寺布局及“五级大寺”的概念展开了讨论。第五场由张学锋老师汇报有关“第一国家大寺”的研究。张老师首先梳理了“国家大寺”和“第一国家大寺”的基本概念和学术史，其次阐述了南北朝都城中“国家大寺”的出现历程，最后讨论了唐长安城玄都观、大兴善寺位置规划，总结提炼出“第一国家大寺”的内涵及其在宗教狂热的中古时期的意义。

第六、七场系专题发表，分别由南京大学考古文物系博士生郑升复与赵润雨报告，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今主持。郑升复主要从事朝鲜半岛百济新罗瓦件的考古研究，他通过观察井内洁《中国六朝瓦图谱》内六朝瓦件的制作痕迹，总结了南朝瓦件的制作技术，对比同时期的北方制瓦技术，指出百济首建寺院大通寺与新罗第一座寺院兴轮寺的瓦件制作痕迹与南朝相似，证明两者制作技术相同，结合砖铭与窑厂，提出南朝制瓦技术在东亚佛教传播的背景下作为佛寺营建技术传往朝鲜半岛。赵润雨则长期关注朝鲜半岛新罗王京考古，他首先整理了新罗王京佛寺遗存，陈述了新罗王京佛寺的调查发掘史，揭示了相关寺院布局的演变情况。然后，他探讨了新罗王京内“一塔三殿型”佛殿布局与高句丽或北朝佛寺形制的关系，指出百济“前塔后殿型”可能受到了南朝因素影响。最后，他指出新罗王京中央佛殿双塔型与北朝隋唐“二圣“观念有关。

专题发表结束，由刘涛老师主持讨论并总结。讨论聚焦于南京市考古研究院陈大海老师主持发掘的西街遗址，通过西街发掘资料与邺城、汉魏洛阳城发掘资料的对比，辨析考古现象，引申出南北都城及佛教寺院之间的异同。刘涛老师总结，本次会议的研讨主题纵跨5-9世纪，涉及南北朝、百济、新罗、日本、隋唐佛教寺院布局等诸多问题，对于研究者来说，宗教空间秩序与运作在此基础上得以更进一步。会议长时间详细的资料领读和充分的讨论时间，给了与会人员思想交锋的空间，考古资料得以研究得更加透彻。

本会主题为“国家大寺”、“佛教”，实则与中古都城研究息息相关。佛教东被，古代中国进入中古社会，在中古帝后宗亲、门阀豪族等追捧下，佛教中国化成为时代发展的特征之一。十六国时代，长安、洛阳、邺城、平城等重要城市成为北方民族政权都城，十六国君主亲狎诸佛僧，并助僧人建寺弘法。进入南北朝时期，虽有太武帝灭佛，并未影响佛教承续十六国时代继续深入渗透中古社会。除却私造佛寺，国家营建佛寺的行为成为南北朝都城规划的重要特征：在都城中轴线附近以及“闰位”之处，营建国家大寺，并将其作为礼制建筑置于都城南郊等种种规划，礼佛与祭祖、祀天地相当，反映了从上古都城到中古都城的嬗变，这是魏晋南北朝时代佛教发展的时代格。秦汉帝国之后，隋唐帝国诞生自十六国南北朝民族与文化的大融合之中，作为隋唐帝国规划设计的都城大兴城（长安城），以邺城、洛阳城为其蓝本，继承中古都城规划思想，将国家第一大寺置于九五至尊之爻位，是自十六国以来都城发展的结果。随着南北朝以及隋唐帝国带给东亚世界的影响愈发加深，朝鲜半岛以及日本列岛受到启发，伴随佛教的传入营建国家寺院，同时也发展出一塔三殿、塔殿并立的特色布局。都城研究中关于政治空间、坊市格局的研究已成熟，在中古城市中的宗教空间也需加以关注，对比研究寺院布局及其在都城空间的地位是东亚文化研究的一条线索。

24日上午，诸位学者至西街遗址考察，对现场发掘提出了诸多宝贵指导意见。西街考察结束后，与会学者渐次离宁，此次学术工作坊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