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两岸培养菁英——许倬云先生推动华英文教基金活动和在南大和台大创办人文社科高研院的过程

《家事、国事、天下事——许倬云先生一生回顾》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998年，余纪忠先生捐资成立“华英文化教育基金会”，奖助母校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学子，^①培植科学人才，邀我和杨振宁、刘兆汉、刘遵义，以及余老先生的爱女余范英担任董事。

大陆一向标榜科教救国，余老先生也同意科学主义（scientism），而且他的科学主义信仰非常强烈，他们那一代都有“科教救国”的倾向，认为提升国力第一步要靠科学跟技术，第二步是发展经济，第三步才是文教，也就是说经济和人文等要到国力提升以后再来做。余老先生这样看问题，可是当年在中央大学读的却是历史。

华英文教基金会在东南大学和南京大学分别成立了一个遴选委员会，负责遴选和推荐优秀人才出国进修。他们选派人才的方法有一定道理，不但要年纪轻，还要有一定成就，一开始订的条件是35岁以下，后来放宽到40岁以下，具有副教授以上资格才能获选。

他们送出去的人都是学科学的，但还是不太容易找到合适人选。能在35岁、40岁左右升到副教授，确实是相当不错的人才。获得推荐的人在申请资助之前，须自订课题，然后找一个跟这个课题合拍的国外合作对象，要具体举出是在哪个学校、哪个科系或哪个研究单位服务，人家同意跟你合作，出国后便利用三个月、六个月、九个月的时间，两人一起做这个课题。

因为有很具体的课题，所以每年送出去的人，回来之后确实都有用处。我举一个例子，东南大学派出去的人有教材料科学（material science）的，而东南最强的研究项目就是建筑结构，所以选材料科学很对，每年都有搞材料的人出去，回来之后形成一个团队，这方面确实做得很好。

余老先生来找我的时候，我对他说：“我又不搞科技，您找我做什么？”他说：“两个原因，第一，你跟我的私交很深，我希望这个基金会长期办下去，我有一天会走，所以希望你能帮我办下去；第二，早晚要轮到人文学科，也要请你来做。”于是我就帮了余老先生的忙，到今天大概不下十年了。

虽然基金会理论上是余范英负责，但我奉老先生之托，要跟他们多接触，多了解。刘遵义、刘兆汉都是大忙人，杨振宁也不太能来南京，我受余老先生托付，常常一待就连讲三五堂课，到南大或东南大学，可以说相当勤快，经常比余老先生待得久，看看他们学术发展得怎么样，也慢慢能理解他们内部的情形。

中国的学科间隔之严格，及师徒一对一相承的传统，使得学科很难进展。科技在这个情况下还可以有一点点进展，它至少晓得外国哪个学校好，哪个题目谁强，但人文社会就只能闭门造车了，我觉得这方面必须要突破。中国将来要成为真正的泱泱大国，没有人文社会这批学术界人士做基础，单单靠文化界、电视、报纸是搞不下去的，必定要有一些扎实的学术基础才行。

所以我在南大那段时间就想要做点事。有一回，我和范英，还有余老夫妇在一起谈话，余老先生问我：“许先生，你办浩然营办到现在，有没有办法也在国内办一个类似的东西？”他所谓国内是指在南大、东南。

南京大学知道这件事之后，请我担任荣誉教授，我开出了三项条件：一、不拿南大的薪水；二、不归属哪个系；三、我的头衔是余纪忠讲座，但不拿余家薪水。我在南京这段时间，南大只要供给住房、派车接送，其他通通不要。后来南大同意了，我就是光头的余纪忠讲座教授，我提出办高等研究院的构想，我把普林斯顿、史丹福······以及欧洲各国的高等研究院的性质、内涵，讲给他们听，希望他们也办一个，结果他们立刻就办了。我也建议台湾大学一样要办，结果台大比南大晚三个月才成立。

2005年5月，南大一开始就先拨了250万人民币，用完之后再说。此外，还拨了整整一个楼面，有十七间研究室，大会议厅、图书室、办公室各一间。这里面负责人文的是当时的副校长张异宾，院长是校长助理周宪，实际管事。他们的做法是每年从学校各科系找五个人，每个人带自己的课题进来，我和他们把课题整合成不同队伍，第一年他们就可以自己找其他科系的同事，在这个课题下共同工作。

第一届就是做环境研究。另外一个大课题跟张异宾本身的研究有关系，他的专长是马克思主义，主要研究新马克思主义，目的是将新马克思主义解释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青年马克思是主张人道主义的，不是国家主义，这条路我觉得很有意思，是可以做的。张异宾自己带一个独立团队，由国家支持，我不涉入，可是这个团队也可以和高研院其他学员一起合作。

第三个情况是研究东亚文化队伍之间的互相交流、学习，有人研究东亚佛教，有人研究日本佛教，也有人研究藏传佛教、中国佛教、朝鲜佛教的差异，不同队伍各做各的事情，同时也互相交流。

1990年代初期，连战担任“行政院长”时，我曾提议成立人文社会研究中心，不是做研究，也不是学校，而是充当智囊。这个研究中心主要的工作是寻找课题，找到后再组织团队深入研究。我的想法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里面找十位成熟的成员，一组五个人，每个人都有能力思考大问题，要他们思考跟“国家”有关系的具体问题，再以这些大问题为出发点，组出一个专业的团队，提出具体因应之道。

我当时想到的问题是，台湾过去没有贫民窟，但现在隐然已经出现了，有越来越明显的趋势。这些贫民窟该怎么处理？流浪劳工又该怎么处理？后来连战同意研究提议，并指定由“国科会”办理。但是“国科会主任”郭南宏没搞清楚我的意思，就立即派了两位先生“出国”考察，结果当然是不得要领。我跟他说这是个开创性的计划，集中脑力激荡，如果“出国”考察之前连自己面对的问题都没弄清楚，连起码的可能因应方案也没讨论过，不是白花银子吗？

不过郭南宏倒是蛮慷慨的，那时候“国科会”借用“资策会”的空间，他把“资策会”的陈列中心拨给新成立的研究中心使用，蛮好的地方，我还推荐研究社会学的李文朗给他们，但他们没找李文朗，反而希望我来做。我说我在美国有很多事情要办，只能帮他们出主意，起一个头。

可惜他们愈办愈偏差，郭南宏离开后更没有人懂我意思了，什么研究课题都搞招标，一个课题标到“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另一个课题标到台大文学院，专门编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学引文索引）的索引，完全违背我的原意。

这是一桩我没做好的事情，因为这样我后来才想另外办高研院。平心而说，我替台湾学术界花了很多心思，有许多念头，可惜都很少落实。因为这些问题教育当局不管，“中央研究院”前任“院长”李远哲从来也不晓得这个事情，就是现任“院长”也不知道。

前几年，“教育部”搞了一个五年500亿计划要打造顶尖大学，找了九个委员来分配预算，我是其中之一。这九个委员是固定的，但奇怪的是我从来没收到聘书，只有一张通知，请我去开会。“教育部”次长吕木琳每次出席，如果他不克出席，就由另外一位次长或主任秘书代替，开会主要就是讨论如何分配这500亿。

我对五年500亿的计划不大满意，而且我的时间也不方便，无法像孔祥重每次开会都回去，开完会再出去，或许60岁以前还可以，但现在身体不行了。所以我辞掉委员，但是“教育部”没有另外再委派一位人文学科方面的学者，这方面就空掉了，没人为人文学科讲话。

我担任“教育部”委员时，曾经提议，这500亿当中要有一成归人文（human-ity）和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共同使用，这不算多。“教育部”后来决定给台大一年36亿。我也曾提议，台大以同样十分之一的比例拨3.6亿给人文社会学科，但是台大用算人头的平均主义处理问题，把钱分给各院各系，因此有些系每位教授分到10万元，就这么把钱瓜分掉了。

台大后来接受我的建议，也办了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由包宗和副校长担任院长，负责筹办，他只拿到大概5000万。此外，没有其他指定来源的经费，不足之处要高等研究院自己另外想办法。

2005年8月，台大的高研院成立后，有“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计划”、“东亚民主研究计划”、“东亚法治之形成”及“全球化研究计划”等四项大型计划。东亚部分是我的学生黄俊杰在负责，他也是现任的院长。

现在台大高研院不定期邀请海内外学者来访、发表演讲或驻院研究，合作交流的对象包括：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Princeton）、德国埃森人文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in the Humanities，Essen），同时也跟南大高研院结为姐妹机构，双方每年互派学者访问。2007年，南大召开“跨学科视野下的文化身份认同国际学术研讨会”；2009年10月，台大以我八十寿庆为名，举办“近六十年海峡两岸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邀请海峡两岸知名学者与会，我在会中以“近六十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思历程”为题，发表讲演。

2009年10月，台大和南大两校高等人文社会科学院举办“近六十年海峡两岸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

南大办了高研院之后，其他大学也开始跟进。2008年6月，华东师范大学成立“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时，邀请大陆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副司长张东刚出席揭牌仪式，他们也邀我发表专题讲演，我将欧美各国高研院的功能解释给他们听。^②后来他们拟订政策，各个够好、资源足够的大学，忽然都要办高等研究院，除了清华大学之外，其他都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体。高研院简直变成中国大陆教育制度里的一环！

我提倡创办高研院的目的是希望突破科系的界线，而且要有一定的主题，由研究人员组成队伍共同研究。至于能不能达到这个设想，我也不知道，但总算是开了个头。这是非常跨学科的，南大的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就是跨学科的，包括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等。

目前南大高研院在环保议题的研究上已经有新的发展。我建议他们配合苏北盐城沿海滩涂地的开发，寻找一套绿色环境发展的模式。盐城原本是一片汪洋，几千年来由于长江、黄河东流入海，滚滚波涛挟带大量泥沙而来，在海浪、潮汐、洋流等各种力量的作用下沉淀下来，慢慢露出海面，形成滩涂，所谓沧海桑田，也就变成大片的陆地。过去盐城曾经历过三次大的沿海开发：第一次是古代的兴灶煮盐，盐城有如其名，是盐的重要产地；第二次是近代实业家张謇的废灶兴垦，垦荒植棉，成为近代纺织工业的原料生产基地；第三次是当代，大规模围垦开发滩涂，发展“盐土农业”。

由于盐土农业的发展，在种植耐盐的特种经济作物当中，我跟他们说可以种些高淀粉的耐盐植物，高淀粉可以酿酒，制成酒精，变成燃料。造酒或制造酒精产生的废物可以养猪，猪肉直接卖给当地加工厂处理，经由附加价值产生利润，再将利润反馈农村。我说：所谓农民、农业、农村的“三农问题”可一起解决，毕其功于一役。大陆喜欢口号，我也帮他们想了一个“无弃地，无闲人，无废料”的口号，既是完整的循环，也是完整的产业链。因为设立加工厂，将猪肉做种种的加工，做成香肠、火腿······，可以吸收农业以外的劳动力，特别是一些小劳动力（minor labor），比方说妇女，中国大陆有很长的农闲季节，所以也可以吸收农闲时的劳动力。而且加工厂本身的资金比农户大，行有余力，可以在当地办教育文化事业。

至于“滩涂围垦”地保滩护岸、促淤造陆的材料也是循环的，在湿地种植芦苇，作为防风墙，并拿芦苇编成网，盛土为笼，层层堆栈，做成防波堤，一层一层叠起来。堤上面是道路，里面有一条沟，防止海水溢入太多。以前，南大生物技术研究所老所长仲崇信教授等也引进大米草、互花米草种植在沿海的滩涂上面，用以平衡生态。后来被认为是有害入侵种，责伐之声不绝于耳，目前是以芦苇替代互花米草。

现在盐土农业与绿色环境的配套是由盐城师范学院负责这个工程的第一步，先拿一万亩的滩涂地开始实验，看看哪种植物可以耐盐。2008年我到大陆，他们打电话告诉我，已经尝试种植包括生姜在内的十几种植物。我一听之下，大为吃惊，没想到生姜还耐盐！但是我说生姜不是淀粉，不能做酒精，最要紧的是种马铃薯，马铃薯一定可以做酒精。不过，目前他们也已种出甜叶菊，生产世界第三代健康糖，还种了有机海水蔬菜。

南大高研院团队提出滩涂的开发利用与生态环保构想，后来南大的研究团队和有关专家深入研究后，由盐城师范负责落实，规模很大，成果都有公报，分别送请市政府、县政府、省政府参考。滩涂地以前种不了庄稼，都任其荒芜，能够开发再利用，效益很可观，每年可以长出3万亩土地，一个县每年就可以多3万亩，非常可观，目前盐城已是江苏最大的后备土地资源开发区。台湾就是地用光了，不然的话，台湾河流的整治，应该破除堤岸的观念，多建蓄水池。

我在南大和台大两校高研院的做法，多多少少希望能模仿史丹福大学的人文学中心（Stanford Humanities Center）。史丹福的做法是每年组织两个团队，研究专门的课题，这些人都是暂时离开教学岗位，专心在那儿搞一年多指定研究，由福特基金会供给薪水，不但比原来的薪水还多一点，在史丹福也有住的地方。

这两个团队形成之后，第二年就到全美国各处招募对他们提出的课题有兴趣的青壮年学者，开设新的专题研究，如此慢慢散布出去。每年有两个课题，第二年又是另外一套课题，这样继续不断弄新的课题，然后分散出去。他们的课题都非常具体，譬如讲贫穷的问题，今天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的社会，怎么处理贫穷的问题？我记得几年前还有一个课题，就是将来的城市应当如何，它不讲会如何，而是应当如何。这个课题很对。

他们就是有六到八个这样的研究人员，在那儿住一年，整天耗在一起想。这六到八个人摸索到一套观念之后，再由青壮年的学者进来接下去做，把这些题目散布出去。史丹福提供的是那个山头的建地和图书馆，这跟北卡（North Carolina）设在三角研究园区（Research Triangle Park）的国家人文学中心（National Humanities Center）很不一样，北卡是每年有十几个人，每个人带着自己的题目进去做，例如你所以这带一本书的题目进去，然后把它写完，至于彼此的互动则是额外的事情。

福特基金会支持史丹福可是花了大钱，每年一个团队，第二年又一个团队，换句话讲，提供二十个人左右的高薪，这二十个人都是讲座教授（chair professor）的薪水。所以我认为史丹福的做法比较好，但是我们这里没有财政上的支持，无法将最好的人集合在一起，给他们高薪、优渥的待遇。

我一辈子总是希望想出一些有益国家、社会的事情,但是几乎没有机缘遇到有人在巴黎能帮忙做，所以经常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