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16日下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亚洲学讲座教授柯马丁（Martin Kern）在南京大学文学院活水轩报告厅做了题为“时间、地域与共同体：楚国郢都的《诗经》”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是文学院建院110周年系列讲座暨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学术前沿讲座第355期。讲座由南京大学高研院院长徐兴无教授主持。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程章灿教授、南京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童岭教授、赵益教授等等百余位师生参加了此次讲座。
徐兴无教授欢迎柯马丁教授的到来，简要介绍了柯马丁教授的学术资历与研究成果。柯马丁教授则回顾了十几年前首次造访南京大学文学院时的难忘经历，并分享了自己以文本社会学（Sociology of Text）方法研究《诗经》的经验，向大家推荐D. F. Mckenzie的《Bibliography and the Sociology of Texts》以及余嘉锡的《古书通例》作为研究早期中国典籍的入门书籍。
在讲座中，柯马丁教授首先胪列战国和西汉时期所有已知的与《诗经》和其他战国时期文学、历史及哲学相关的出土文献，并将这类出土文献其分为“考古发掘”（如发掘于荆门的郭店楚墓竹简、发掘于荆州的王家咀楚墓竹简）与“盗掘”（盗掘地未知，如上博简、清华简、安大简）两类。二类文献在“碳十四断代法”测定下大致都处于公元前300年前后，且以楚系文字写定在较长的竹简上，文字间距宽松，书体舒展，形式优美。从内容上看，都属于传统的“六艺”类文献。在此基础上，柯马丁教授认为上博简、清华简、安大简等非经考古发掘的文献，同样来自现代荆州周边区域。在公元前278年秦拔郢之前，这里都是古楚国都城郢的周边地区。
基于对已知荆州墓葬特点的分析，柯马丁教授指出：现存所有的公元前300年前后出土文献都出自楚国；此时，楚国高等贵族墓穴出土文献的内容都与法律、占卜、行政相关，而有关文学、哲学、历史的出土文献都来自于士阶层的墓葬。而自秦军拔郢，楚国迁都以后，直到西汉初年，楚地墓葬中基本不再有任何六艺类文献。换言之，大规模的六艺文献，只出土于此期郢都的低等贵族墓葬。这一文献群背后，很可能存在大规模的图书收藏、密集的学术交流，由朝廷学者和宫廷教师主持，他们载负着楚文化传统。郭店楚墓出土的“东宫之杯”，可能就是一位太子赠给老师的礼物。
在提出宏观层面的发现以后，柯马丁教授进入《诗经》具体文本分析。将安大简、王家咀出土《诗经》和《毛诗》对读。指出同为“国风”，常有收诗、编次不同，诗内部的诗句排序不同或诗句用字、长度不同，存在大量音近异文。在此基础上，柯马丁教授提出一套综合的阅读方法，分篇、句和字三个层面，分别举出《孔子诗论》，《尚书·康诰》，及《诗经·关雎》，对比相关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以郑玄《礼记》注中常见的“声之误”为线索，讲述了如何分析这些文本及其异文。
最后，柯马丁教授总结道：迄今为止，《诗经》在战国墓葬中的考古证据均来自同一时间、同一区域，即公元前300年前后楚国郢都的低层贵族墓葬。抄本的物质形式，如所用字体、文字间距、简的长度等，是这个文化集体的共同选择，而非个人偶然为之。在具体实践中，他们对 “风”与“颂”的用途不同。《诗经》流传中，读音稳定，但书写和含义可能不稳定：不同的人听到相同的声音，却写下不同的字，即成“声之误”；《诗》的解读也基于声音而非书写，每个抄本各有区别，没有哪个更具权威性。落成文字的《诗经》是综合声音与文字两种解读方式的结果。要阅读《诗经》抄本，就必须有教师讲解，换言之，这些抄本实际上并不完整，依赖于文本之外的知识而存在。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将抄本与传世文本等同，《毛诗》只能代表一种基于发音的抄本及其阐释系统，是解读出土抄本的工具，而非标准。
在交流环节中，柯马丁教授就同学提出的“伏生传经过程中的文字记录可能出现异文”等问题做了精彩的回答。随后徐兴无教授感谢柯马丁教授带来这一启发性极强的讲座，鼓励大家多关注柯马丁教授的研究。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了帷幕。
文字：王宇翔、沈佳楠
图片：沈佳楠、刘雅萌、唐艺萌
审核：徐兴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