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一、四方面军在会师之后，张国焘凭借着四方面军的强大兵力和人数，完全无视中央设定的北上战略，执意选择南下。这一决定在个人野心的驱动下，使得张国焘走上了分裂共产党、分裂红军的歧途。在他们抵达陕北后，张国焘对党中央的批评态度阳奉阴违，不思悔改，最终甚至走上了背叛党的不归路。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张闻天在与张国焘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深入剖析了问题的本质，并曾对张国焘的行为做出了精准的预言，而这些预言接连得到验证。
1935年6月中旬，一、四方面军在四川北部的懋功会师，四方面军政委李先念受命迎接党中央，并在此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时隔五十年，担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在接受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采访时，仍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当晚，毛泽东与我进行了交谈。毛问我，第三十军有多少人，我回答说大约两万人。毛接着问我多大年纪，我说二十五六岁。”
五十年后，李先念对未能做好迎接一方面军的准备工作仍表示歉意：“我们刚到后，他们接着就到了，没想到他们来得如此之快。我们做了最大的努力，甚至补给了他们一千多人的兵员。其实，一、四方面军之间并没有任何争吵。”
然而，这种喜悦与平静并未持续太久。6月25日，张闻天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一起前往县城北部的两河口，迎接前来参加一、四方面军会师大会的四方面军主要负责人张国焘。当张国焘看到“一方面军曾经是一个巨头，如今已全身脱去肥肉，只剩一副骨架”的情景时，脸上立刻浮现出鄙夷的神情。
已经不再担任职务的共产国际代表李德也留意到了张国焘的态度，他回忆道：“张国焘是一位高大、气宇轩昂的四十岁左右男子，像主人一般接待着我们。他显得非常自负，显然意识到自己在军事方面的优势以及在行政上的权力。尽管我当时没有确切的数字来判断这个部队在会师时的实际兵力，而且关于四军团（即四方面军，作者注）的兵力数字也饱受怀疑，但可以肯定的是，四方面军的兵力至少是中央红军的两倍多。”
实际上，不仅是“两倍”，此时一方面军的兵力仅有一万余人，而四方面军的兵力则已超过八万。正因为此，张国焘认为党中央和一方面军“不得不仰仗”“不得不依从”于他。在会师后的第二天，张闻天在两河口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夺取松潘、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指导方针。他在会议总结发言中明确指出，这一方针是“前进的、唯一正确的战略”，并强调要实现这一战略，首先需控制松潘地区。
会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决定任命张国焘为军委副主席，以统一领导并发起松潘战役。然而，张国焘很快就违背了两河口会议确立的战略指针，一再强调攻打松潘所面临的困难，以此来威胁党中央尽快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他还向中央慰问团成员、一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李富春提出了关于调整充实红军总司令部的建议，具体提议是“将徐（向前）任副总司令、陈（昌浩）任总政委，军委设常委，共同决定战略问题”。
在张国焘的暗中支持和主导下，四方面军不断向党中央发出要求改组领导层的电报，这些电报一封接一封，内容愈发直言不讳。然而，党中央对此保持了沉默。陈昌浩直言不讳地向党中央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希望焘（张国焘）能够担任军委主席，朱德担任敌前总指挥，周副主席兼任参谋长，待中政局制定出大方向后，再交给军委独自决策。”
中央的考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军之间的团结，以便共同走出藏区，迅速向北进发。然而，张国焘却采取了静观其变的态度。经过反复权衡，中央决定适度让步。张闻天一向注重大局，为了化解当前的矛盾，主动示意愿意将负责的职位让给张国焘。时任中央队秘书长的张闻天妻子刘英对此有过回忆：
“毛主席曾指出：‘张国焘是个有实力的人，他怀有雄心，我觉得如果不给他一个相应的职位，四方面军的整合将会很困难。’毛主席分析张国焘想要担任军委主席，但这一职务此时由朱总司令负责，他不可能取而代之。然而，张国焘也并不甘愿仅仅担任副主席，和恩来、稼祥平平起平坐。于是闻天对毛主席说：‘我可以把总书记的位置让给他。’毛主席却表示：‘不行。他若掌控军队，你把总书记的位置让给他，他可能还不满足，但若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后果就麻烦了。’反复思考后，毛主席决定：‘让他当总政委吧。’这意味着尽量满足他的要求，但军权不可以完全交给他。”
在成为总政委后，张国焘勉强执行了军委所制定的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率领四方面军北上集中至毛儿盖。但在毛儿盖，张国焘再度停下脚步，与中央进行讨价还价，要求将四方面军中的数位干部分别补充至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以及书记处书记。他还对遵义会议指指点点，要求博古下台卸任书记处和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这一系列要求导致红军错失发起松潘战役的良机，形势也因此变得愈加严峻，敌军纷纷对其发起攻击。
为了共同北上的大局，党中央决定在沙窝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任务及组织问题。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强调在四方面军面前“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是迫在眉睫的历史任务，并重申一、四方面军团结的重要性。该决议及时总结了两个方面军会师一个多月以来出现的主要问题，切实应对复杂的现实挑战，策略性地批判和否定了“西进”“南下”的方针。
与此同时，张闻天在会议上向政治局提交了经过协商的，将四方面军的同志进一步补充至中央的名单，提名三位中央委员：徐向前、陈昌浩和周纯全，以及三位候补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和傅钟。陈昌浩和周纯全分别进入政治局，陈昌浩为正委员，周纯全为候补委员。张国焘则企图精心布局，谋求在党中央的核心层占据优势，以便于对党中央决策的掌控。党中央对此并不忽视，他们权衡到与张国焘的团结重要性，为促使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也进行了相应的妥协。
经过沙窝会议后，一、四方面军被重新编组为左右两个路军。右路军由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三军团及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三十军组成，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与徐向前率领，中心集结在毛儿盖，向班佑、巴西进军；左路军则由四方面军的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与一方面军的第五、第九军团构成，由朱德和张国焘领导，中心集结在马塘、卓克基，朝着阿坝地区方向前进，随后向班佑靠拢并实现齐头并进，向甘南地区挺进。
尽管中央在组织问题上作出了多次妥协，张国焘依然感到不满。在返回毛儿盖后，他心中充满牢骚，再次提出要向西推进阿坝，进而占领青海和甘肃的偏远地区，而非按照中央的计划通过阿坝北上东进。张国焘甚至提出要调兵南下，发起对抚边和里番的攻击。对于张国焘这番反复无常的行为和对北上的错误战略主张，张闻天在8月15日致电张国焘时指出：“左路军及一方面军应立即行动，绝不可再延误，以免耽误大局。”“目前洮、夏的敌人尚未厚重，迟则堡垒化，攻打将困难重重。”“班佑以北，粮草充足，因此，一、四方面军主力应当选择右路。”他还强调：“现阶段应当全力以赴向北，切勿将兵力调回对付抚边和里番的敌人。”
然而，张国焘并没有按照“全力北上”的指示行动。红军面临着两条战略道路的选择，一是经由阿坝挺进青海，另一条则是沿班佑进入甘南并向东扩展。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的索花寺再次召开会议，探讨行动策略。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作了报告。与会者一致同意向东发展的方针，并认为左路军应迅速靠拢右路军。党中央及时将会议结果传达给张国焘，明确要求左路军“迅速占领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地区，尤其是洮河东岸，并以此为基地向东展开，从而巩固陕甘地区”。
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在广袤的草地上连续行军五个昼夜，于8月下旬抵达四川北部的班佑、巴西地区。在出发前，张闻天在听取从四方面军归来的李维汉的汇报时得知，张国焘在四方面军中公开反对中央的一些决定，这引起了他的重视。于是，他撰写了一篇文章，阐述北上与南下的争论是路线的对错，南下是退缩，只有北上才是正确的选择。这篇文章原计划在中革军委主办的《干部必读》上发表，然而由于编委之一的陈昌浩的强烈反对，张闻天从团结的大局出发，决定不予发表。
左路军依旧没有动静，右路军在班佑、巴西地区焦急等待。右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回忆说：“到了8月底，右路军已经走出了草地，占领了包座，左路军却没有任何消息，令我十分担心。毛主席让我和陈昌浩去商讨如何说服张国焘的事情，催促他带领左路军前来。我提出，如果他们过草地有困难，我们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牦牛和粮食，去帮助他们。毛主席认为这个提议不错，决定立即发电报催促，同时派出部队接应。于是，我们以朱德、陈昌浩和我三人的名义发出了电报，并要求四军31团准备粮食，待命出动。”
在张国焘同意北上的情况下，部队行进至葛曲河时，河水上涨的情况下，他以此为借口再次改变主意。徐向前表示：“他的‘理由’站不住脚。”因为“四方面军有一支百余人的造船队，完全可以就地取材，制造简易的渡河工具，这并不是问题。……张国焘显然是在找借口，企图与中央的北进方针相对抗。”最终，张国焘下令左路军退回阿坝，并发电报要求党中央和右路军南下。
此时，北上与南下的道路选择已到了关键时刻。张闻天与毛泽东、周恩来商议，让徐向前和陈昌浩从中进行说服工作，以缓解紧张气氛，但张国焘已然坚定不移，劝说也无济于事。9月8日晚，张闻天与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徐向前在红三军团的宿营地召开了一个非正式会议，并向张国焘发去电报，要求他执行中央的北上战略，期望他“仔细思考，慎重决定，在阿坝和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
张国焘仍然以各种借口抵制北上的方针，鼓吹南下的路线。同时，他还向陈昌浩发出了一封密码电报，要求陈昌浩率领右路军“南下，全面开展党内斗争”。对此，毛泽东作出了警告：“如果当时不加以谨慎，局势可能会陷入冲突。”当陈昌浩接到密电时正因做报告而无法亲自处理，于是他将电文交给了前敌总指挥部的参谋长叶剑英。叶剑英仔细阅读了电文，意识到其中的严重性，立刻敏锐地拿着电报向党中央汇报。毛泽东见状立即抄录了电文，并迅速与张闻天和博古讨论对策。他们一致认为，如果党中央再继续滞留在此，后果将不堪设想。
随即，他们赶到了巴西驻地，与因病养病的周恩来及王稼祥进行研究，最终决定党中央必须暂时与四方面军分开。当晚，右路军中的第一和第三军团以及军委纵队悄然启程，经过两天的急行军，于9月11日抵达甘肃南部边境的迭部县俄界。在紧急转移过程中，张闻天等人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致电张国焘，并向陈昌浩、徐向前下达了一项指令，发布《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全体同志书》，重申北上方针绝不能改变，左路军应迅速北上。
在指令中，张闻天特别提到，张国焘的电报明显违背中央的方针，中央已另行电告张国焘“取消该电报”，并指出：“本指令因张总政治委员未能履行其政治委员的责任，违反了中央战略方针，因此中央决定直接指令前敌指挥员（党员）及其政委，并要求其付诸实施。”后来，右路军在组织上将全部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
在这危险时刻，张闻天表现得沉着冷静，妥善应对，跟随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党中央及军队的领导人果断地处理了这一突发危机。在所发布的《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全体同志书》中，他强调：“我们应依据党中央的正确战略方针，继续北进”，“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绝对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为了红军及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大家应坚决支持中央的战略方针，尽快北上，创造川陕甘新的苏区。”
抵达俄界后，张闻天再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对张国焘发出电报：“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次指令张总政治委员立刻命令左路军向班佑、巴西进军，务必不遗误。”此时，协商已转变为明确的指令，态度明显发生了变化。在随后举行的团以上军事干部会议上，他对张国焘所表现出的分裂行为进行了批评，阐明了中央坚持北上方针的原因，强调因为西北是蒋介石统治下的薄弱区域，红军只有在这里才能恢复生息，且该地靠近抗日前线，红军北上的目标正是为了抗日。
9月12日，张闻天在俄界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俄界会议），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及当前的行动方针进行了讨论。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报告，明确指出与张国焘的斗争实质上是两条路线的分歧。张闻天在总结发言中，赞同毛泽东的见解，并具体指出：“其后果必将导致组织出第二个党。”事实证明，后来情况确实验证了这一预言。
张国焘另立“中央”的突发事件在当时来得如此之快，使得形势的变化显得尤为紧急。
1937年3月31日，在批评张国焘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坦言：“当时我们展示了极大的忍耐，逐步引诱他，试图把他从错误的道路上拉回。而若不如此，大量干部和力量势必会付出牺牲。为此，我们向他发了许多电报，以期勾引出他。”这表明了张国焘对抗中央方针对立的傲气，以及中央在对张国焘进行严厉劝诫仍无效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策略手段，逐步“引诱”他走上正确道路的艰辛历程。
在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达到一个新的高峰，他在卓木碉的白莎喇嘛庙召开了一次高级干部会议，宣布“终止承认原有中央，另行成立一个临时中央”，并自任“临时中央书记”。在会上，他明确表示：“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的工作应当撤销，剥夺他们的中央委员和党籍，并发布通缉令。”他指出，“中央的威信已经荡然无存，已失去全党领导的资格”，因此提倡仿效列宁和第二国际的决裂方式，成立一个“临时中央”。回忆当时情景的徐向前说：
“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事件来得十分突然，大家都感到目瞪口呆。即使是南下以来，一直强调中央的陈昌浩，也似乎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未能立即表态支持张国焘。会议气氛异常紧张，沉闷得令人窒息，参会者都不愿意首先发言。于是，张国焘指定了一位来自某方面军的干部发言。这位同志在长征途中，一直对中央领导持有异议，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情绪激动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四方面军的同志对此却感到吓了一跳，纷纷议论。”
在党中央抵达陕北后，依旧满怀耐心地与张国焘进行沟通，真诚希望他能够回心转意，重新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中央意识到张国焘对共产国际的立场非常敏感，而在此时，共产国际的林育英受命经过三个月的艰难跋涉，终于到达陕北，并与党中央开始接触。
在一次会议上，张闻天与毛泽东联同林育英商讨策略，决定让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借助共产国际的权威来教育、引导并震慑张国焘。1935年12月22日，林育英向张国焘发电，劝说他关注党内的团结。
紧接着在1936年1月13日，张闻天向张国焘发出严肃的批评电文，指出：“我们之间的政治原则争论，需留待将来的最终解决，但另立中央将妨碍一致，容易给敌人以可乘之机，这绝不是革命的利益所在。这封电文的根本意图在于希望你能改正错误，以使四方面军回归正轨。希望你能够主动取消你的‘临时中央’，否则将来的后果不仅限于党内的不满，国际也必然会失望。”
就在1935年11月，四方面军接连攻克宝兴、天全、芦山等地，歼灭敌军5000余人，势头直下川西平原，给成都带来极大威胁。张国焘对此愈加得意，似乎证明了南下政策的正确性。在接到中央关于四方面军已与陕北红军会合的消息后，张国焘兴高采烈地复电称：“这一胜利打开了川西的门户，奠定了建立川康苏区的胜利基础，证明了南下是不切实际的说法，达成了与长江一带苏区红军发展的战略目标。”他更进一步将自己的“临时中央”视作正统，向林育英发电称党中央是“假冒的中央”，要求“自动取消中央的名义”。
在1936年1月，张闻天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张国焘另立中央的问题，最终达成《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该决定指出：“张国焘的这种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因此决定命令张国焘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机构，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同时发布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达成的决定，在党内予以公开。”这项决定是由张闻天亲自起草的，名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此外，林育英随后再度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全权支持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建议你可以成立一个西南局，直接归（共产国际）代表团管辖。你与中央在原则上的争论，可以提交给国际进行解决。”对张国焘而言，林育英的电文显得更加有分量，这与当下日渐严峻的战局发展联系在一起。他开始承认：“我们的南下计划，显然并未收获任何成效。”在此情况下，“临时中央”失去了支持的基础，态度明显软化下来。
张国焘这个人物，恰如徐向前曾直言：“没有坚定的原则，没有明确的方向。”对于这样一位反复无常的人物，提前预防显得尤其重要。1940年5月20日，2、6军团即将与四方面军会合之际，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向四方面军及2、6军团的负责人发出电报，表示：“我们与国焘同志之间目前已无政治和战略的分歧，过去的争论无需再提……我们对北上方针达成一致，表示欢迎。”
四方面军自南下以来已数次受挫，西进更是失败至极，局势一度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在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人的劝说和帮助下，张国焘逐渐意识到“临时中央”难以维持的现实。于是，1936年6月6日，他不得不宣布解散“临时中央”，勉强同意北上，但心底里依然不甘心，因此在北上的过程中多次拖延，不愿意与党中央及时会合。
不久后，也就是在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成功会合。到达保安的朱德与张国焘领导着红军总部机关，张闻天及毛泽东等人前去迎接。与一年前一、四方面军在两河口会合时的盛况相较，眼前的场景显得实在不同。李德在迎接队伍中回忆：“我亲眼目睹了他们抵达保安的全过程。可以说，他们的情绪相当低落，衣衫褴褛，各式各样的颜色混杂在一起，甚至还能看到身着喇嘛和藏族服装的人。”
1937年1月，党中央即从保安迁至延安后，便开始对张国焘的错误展开批判。林育英与他进行了数次谈话，希望他能够对中央做出交代，同时进行深刻的反思与检讨。结果，张国焘于2月6日向中央提交了一份题为《从现在来看过去》的检讨书。
接着在3月27日至31日期间，张闻天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来被称为延安会议），会议上探讨了两项议题，其中一项专门针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揭露与批判。张闻天在总结发言中指出：“什么是国焘的路线？第一项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项是军阀土匪主义，第三项便是反党反中央的派别主义。”他明确指出张国焘“对革命形势过于悲观和失望”，“抬高枪杆子至关重要”，而在四方面军“施行个人独裁制度”。此次会议上，许多人要求对张国焘进行撤职和开除党籍的组织处理。张闻天代表中央说，暂时不对张国焘作出组织结论，而是希望他能自我认识和纠正错误。
虽然当时延安内部正在展开揭露和批判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张国焘作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身份依然未被撤销。4月6日，他在《党的工作》第31期上发表文章《我的错误》，承认“我的错误是整个路线的错误，体现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和军阀主义的糟糕表现，是反对党的错误”。
然而，他的认错是否真诚？不是的，之后他曾表示，针对他的批判斗争“都是见不得光的把戏”。他甚至对张闻天说道：“张国焘已被打倒，无需在这一紧急时刻大张旗鼓进行斗争。”内心深处的怨恨与不甘仍然在滋生。
针对此，张闻天严肃地指出：“犯错误的同志若不主动纠正，必然走向叛徒的道路。只有自己有决心同错误斗争，才能不至于背离党。”那么，张国焘是否真的能够“下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两年前在俄界会议上，张闻天曾预言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必将形成第二个组织”，不幸的是，这一预言最终得到了应验。两年后的今天，这个预言是否还会再次成真呢？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构建中，党中央的领导人们正倾注心血、积极运作，而张国焘却表现得似乎显得悠然自得，仿佛“无官一身轻”。他常常在山野间畅游，时而带着儿子或一些青年朋友进行郊游，闲谈议论，浑然不觉自己在与党中央的联系日渐疏远。尽管口头上表示认错，内心却依旧不满。张国焘以消极怠工、悠然自得的态度，与党中央渐渐形成了明显的隔阂，已然“不愿与这一群人为伍”。
至1938年春节之后，张国焘开始酝酿“跳出这个圈子”的计划。他直言：“我下定决心要脱离中国共产党，主动寻找机会离开延安。尽管这是一场冒险，但我心头的轻松感无法言喻。对延安的一切，我几乎毫不关心，心中反复盘算的，都在于如何能够实现我的决策。”终于，他等待到了一个合适的机会。4月4日，国共两党共同前往黄帝陵祭拜的日子，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的身份出行，并由此前往西安、武汉，最终投奔国民党。
当张国焘决定出走西安，党中央数次对他进行劝说，尽心竭力想要挽回他的心，却始终无济于事。随即，他在5月6日发布了《张国焘敬告国人书》，在这篇文章中攻击中共中央的路线与政策，并为自己叛变的行为辩护。对此，张闻天在《解放周刊》上发表了题为《读了〈张国焘敬告国人书〉之后》的文章，他认为：“张国焘从来就不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或共产党员，只是一个混迹于中国革命和共产党内部的投机份子和破坏者。”此外，张闻天还指出：“张国焘的《敬告国人书》不过是他的投标广告。”他预言国民党和蒋介石将会利用张国焘，进行所谓的“反共特务工作”。
张闻天的预言很快应验。张国焘投靠国民党后，蒋介石立即将他交予“军统”头子戴笠，张国焘由此获得了少将军衔，并且成为了“军统”的特务。他的经历从“组织第二党”转变为不可避免走上叛徒的道路，再到成为“反共特务工作”的成员。这一切正是因为张闻天洞察到了张国焘问题的关键，才使这位记者的预言应验得如此准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