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雪娇 中国档案报
2024年11月29日 11:15 北京 6人
张闻天（1900—1976），上海南汇人。他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我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他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坚决维护党的统一；谦虚谨慎、艰苦朴素，竭忠尽智为党和人民工作。他始终保持着公仆本色，教育后代要自谋生路、甘于平凡。
01
舍小家 为大家
张闻天生于江苏省南汇县（今属上海浦东新区）一个农民家庭，1917年考入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在这里，他不仅学习到各种先进的文化、技术知识，还受到现代民主、自由、科学精神的启蒙，开始了思想上的觉醒。他目睹国家内忧外患，开始探索救国救民之路。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积极投身反帝爱国斗争，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表现出极大的兴趣，1919年在《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发表《社会问题》一文，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部分内容，并开始尝试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考察中国的社会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之一。此后，他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先后东渡日本留学、赴美勤工俭学，回国后任中华书局编辑。经过对各种思潮的比较鉴别，他最终确立共产主义信仰，于1925年6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张闻天被派往苏联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自此，为了追求革命理想，他便很难有机会回家。他的弟弟张健尔也在其指引下投身革命事业，并为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兄弟二人离开家的漫长时间里，其亲属一直不知道他们的下落。1932年，张闻天的母亲思儿成疾，曾在上海《新闻报》刊载启事：“荫皋（张闻天原名），母病危，盼见儿，速归。”但由于当时白色恐怖笼罩上海，他无法回家探视。几年后，斯诺的《西行漫记》出版，家人才知晓他在陕北。遗憾的是，其母于1933年去世，其父虽然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再见到两个儿子，但也未能如愿，于1942年病故。
早年间，张闻天的堂叔张羹梅通过张健尔介绍，与时为创造社主要撰稿人的郭沫若有过书信往来。新中国成立后，张羹梅曾写信给郭沫若，打听张闻天兄弟俩的下落。郭沫若早在创造社从事文学活动时期，就与张闻天多有交往，1949年再度与在东北工作的张闻天会面。这样，他在接到张羹梅的信后，便于同年11月16日写了一封高度赞扬张氏兄弟的复信：“洛甫确即闻天先生，在东北曾晤面。健尔似已去世，不知其详。古人云‘国尔忘家，公尔忘私’，悬为道德之最高标准，中国革命深幸犹如洛甫先生兄弟者多，故得庆成功。”因张羹梅在信中有“难道一个唯物主义者，可以忘掉一切家属？”的质疑，故郭沫若在回信中以“尚望勿以‘唯物论者’菲薄”回答之。当时的张闻天，正集中全力致力于东北经济建设的探索与实践，实在无暇与家乡父老联络。这正是老一辈革命家“舍小家、为大家”的崇高思想境界。
02
不谋私利 不搞特权
“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公仆对人民只有奉献的义务，没有索取的权利。”这是张闻天一贯奉行的原则。他一生奔波劳碌，无论身居何位，从不曾谋取一己私利，也没让亲属享受过一点特权，甚至为了避嫌而“苛待”自己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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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张闻天夫妇同张虹生（前排右一）等在广东肇庆七星岩合影。
20世纪50年代中期，正值知识青年开始上山下乡。张闻天动员刚从中学毕业的儿子张虹生响应党中央号召，到天津茶淀农场锻炼。两年后，张虹生获准回到北京考大学。他因离校时间已久，对外语没有多大把握，所以希望担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的父亲给其分管的外交学院打个招呼。张闻天听后一口回绝道：“你有本事上就上，没本事就别上。”最后，张虹生凭能力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1962年，张闻天再次送儿子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由于当地卫生条件艰苦，张虹生到后没多久就患上了肝炎。他写信给父亲，表达了希望回京治病的想法。张闻天却认为儿子不该享受回京治病的待遇，应和干部群众一样，留在当地治疗。他告诫儿子不要搞特殊化，要他一边劳动一边治疗。就这样，张虹生在新疆整整工作了15年，并在那里结婚生女。直到张闻天去世两个月后，他才根据相关政策调回祖籍江苏，在南京晓庄农场落户。1979年，中组部开出调函让张虹生到北京工作。张闻天夫人刘英直接把调函退给了中组部：“干部子弟为什么都要回北京？”张虹生尊重了母亲的意见。同年，他调入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一直到2001年以普通职员身份退休。
张闻天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只要是对党、对人民有利的事都坚决去做，对待子女亦是如此。他的小女儿毕业后被分配到外交部工作。1956年，政府倡导精简机构，压缩人员编制，身为第一副部长的他率先把自己的小女儿从打字员的岗位上精简了下去，让她回上海自谋生路。这样，在他的带领下，外交部的精简工作异常顺利，而他的小女儿后来靠自身能力在一家自行车厂找到了打字员的工作。当时，他的大女儿也没有固定工作，有时在家劳动，有时到工厂做临时工。1975年9月，两个女儿一起去无锡看望父亲，向其诉说了生活的艰辛。这是父女分别10多年后的重逢，张闻天语重心长地对她们说：“革命者的后代应该像人民一样地生活。”正如其所言，他的子女们都在平凡的岗位上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1969年，张闻天按照中央安排被疏散到广东肇庆。肇庆市委见他家里的家具很简陋，坐的是破旧的木椅子，就派人送来一对旧沙发。他坚决不要，对方劝道：“你老人家年岁大，木椅子硬，坐着不太舒服。”他却幽默地说：“坐木椅子能练硬骨头嘛！”肇庆虽处南方，但冬天有些日子还是相当寒冷的。1975年1月，为了御寒取暖，他便买了一个电炉，市委办公室的同志派电工来为他安装，张闻天夫妇非常感激，并坚持要付安装费，办公室同志说不必。张闻天第二天特地给市委的负责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用了“张普”的化名），郑重表明安装电炉的一切费用和以后每月的电费都由他们夫妇支付，并希望这个请求务必得到批准。张闻天一生都把“不谋私利、不搞特权”牢记在心，并身体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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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月5日，张闻天夫妇希望自己承担电炉安装费、电费给肇庆市委有关同志的信。
03
坚定信仰 不忘初心
张闻天在青年时代就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竭忠尽智为党和人民工作，不论从事什么工作，无论顺境逆境，始终对共产主义矢志不移，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前途充满信心，一息尚存，奋斗不止。
张闻天一生勤于思考、追求真理。青年时代，他翻译和评介了歌德、托尔斯泰等著名作家的文学作品，还撰写了许多宣传新思想的文章；参加革命后，热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呕心沥血；遭遇不公正待遇时仍无怨无悔，始终不忘初心，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逆境中写下几十万字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笔记文稿，并提出不少有价值的政策建议。而他对于子女的读书学习同样非常重视，曾教育小女儿说：“读书要靠自己争取，要勤奋学习，只有读书才能为国家多作点贡献。”儿子张虹生也在他的耳濡目染下养成了热爱读书和思考的习惯，日后，他回忆说：“父亲话不多，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养成了读书的习惯，他教会我不管多乱的环境都要静下心来读书。”
张闻天晚年因高度近视加白内障，矫正后的视力只有0.2，且伴有高血压等疾病的折磨，可他的意志并没有减弱，始终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忠贞不渝，不遗余力教育引导亲属努力奋斗，为党和国家多作贡献。到肇庆后不久，他在给内侄刘东进的一封信中写道：“要在（中国）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成功共产主义，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他坚信：“只要坚决而又勇敢的奋斗下去，我们就会不断取得胜利的。”在给其子张虹生的信中他也曾谈及：“个人在运动中受到一点冲击，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应该把这种冲击看作是对我们的一种考验，而不是一种负担，并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在给弟弟张振平的信中，他谈到自己对子女教育问题的见解：“现在做父母的，想把子女留在身边的想法，是落后的，也是做不到的。子女们到了年龄，应该让他们到广阔的天地里去闯，去工作，去学习，去锻炼。那样，才能使他们成长，逐渐培养成长为社会主义事业的真正接班人！”他还写信鼓励妹妹：“不要为自己个人的一些私事烦恼，应多多在学习、工作、劳动中提高自己的觉悟水平，使自己的思想进一步革命化，好为人民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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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4月，张闻天病危时刻与刘英商定把个人存款作为最后的党费交给组织的字据。
1976年4月，张闻天身体日渐衰弱，连续几次病发，情况十分危急，他意识到将不久于人世，对没能为党多做些工作而深感遗憾，便与夫人刘英共同留下字据，“二人生前商定：二人的存款，死后交给党，作为二人最后所交党费”。他逝世后，刘英一次性上交了夫妻二人30年的存款4万元作为特殊党费，了却了张闻天的遗愿。1981年6月，为响应党中央“关怀少年儿童成长”的号召，支持少年儿童文化教育事业，刘英又主动将历年的工资积存和落实政策时补发的工资4万元捐献出来，作为少年儿童文化教育事业的基金使用。1990年4月，85岁的刘英也立下遗嘱：“一、我死后，不要举行遗体告别，骨灰也不要保存。二、外地亲属不要通知来京，节省路费。三、我家里所有物品，交由组织处理，文件、书籍交张闻天文集组，节余的工资交党费。四、如害不治之症，不要为我抢救。”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崇高风范。2002年8月，刘英在北京逝世。2003年，中办老干部局机关党委根据她的遗嘱，将其存款71367.43元全部作为特殊党费上交中组部。
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总开关”。张闻天一生无论经历怎样的辉煌和磨难，始终对共产主义理想矢志不移，坚持真理，坚定信仰，奋斗不息；始终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以身作则，不谋私利，不搞特权，树立了红色家风建设的楷模。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4年11月29日 总第4219期 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