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邓榕回忆，她曾询问父亲在长征期间的经历，邓小平简单明了地答道：“跟到走！”众所周知，邓小平一生经历了“三落三起”，而长征正是从第一落走向第一起。他多次强调，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才能在危急关头挽救中国革命的前途与命运，这也是他在参加与见证长征中得到的最大收获。当前学界成果多侧重邓小平在长征特别是遵义会议前后的经历与贡献，本文的考察则是全方位、跨时空的，讨论他一生与长征的紧密联系。值邓小平诞辰120周年、中央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之际，考察邓小平与长征的关系这一主题，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率领红七军千里行军为长征提供宝贵经验
1929年12月至1930年2月，邓小平同张云逸等人先后领导发动了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创建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并担任新成立的红七军、红八军政治委员。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入桂之前担任过一段时间的中央秘书长，所以有机会通过各种相关报告掌握井冈山斗争的情况。他到广西后积极倡导“学习朱毛红军”的好做法，如1929年12月的《右江苏维埃政府口号》提出“拥护中国朱、毛红军！”中央也肯定道，“你们的编制能利用朱毛红军的经验，这是对的，中央对于你们目前的编制是同意的”。同时，他还提出了“汇合朱毛红军”的口号，如《中国红军第七军目前实施政纲》（1929年12月）包括：“扩大红军割据区域，迅速与朱毛汇合，实现割据两广！”他还根据中央的指示提出：“左右江应该很快的汇合，集中力量向湘、粤边境进展，以期与四军汇合而扩大全国的政治影响。”
邓小平重视反帝工作。1930年龙州起义前后，法帝国主义意图联合越南政府干涉红八军解放龙州，并发出无理照会，此番挑衅行为严重侵犯我国主权。为此，他领导红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举行万人反帝斗争群众大会，并发出反对法帝国主义无理侵犯中国主权的通电。“会后举行示威游行。数千名群众冲击法国领事馆，烧毁海关楼，包围教堂，驱逐七八个破坏左江革命的法国领事、武官、传教士出境”，给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中央将邓小平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工作概括为“伟大”一词，称“你们执行了中央的指示，做了许多工作，如发动了广大的群众斗争，执行土地革命，龙州的转变及在龙州驱逐法帝国主义的领事及没收法帝国主义的财产等等，都是很正确的策略”。
红军长征期间也坚定地打着抗日的旗号，积极宣传抗日主张。如将红七军团组建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二十五军对外宣称的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1934年7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联名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明确提出反对国民党政府出卖领土主权、立刻宣布对日绝交、组建反日武装、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及卖国贼汉奸的一切企业和财产、普遍组织民众反日团体等五项抗日主张。
后因执行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进攻桂林、柳州等地失败，起义部队被迫撤离左右江根据地。1931年2月底，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等率领红七军从广西千里转战来到江西苏区。同年7月在江西兴国县桥头镇与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会师。这样，红七军历时十个月，转战桂、湘、粤、赣四省，粉碎敌人的围追堵截，战胜各种困难，终于与中央红军会合。
红七军的这次远行对中央红军后来的长征有两个方面的重要作用。首先，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壮族占人口85%，是全国苏区中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地区。邓小平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如给瑶民分配土地时规定，“有些瑶民不愿下山，则分配山地”；他还积极选拔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壮族士兵也占到相当比重。在左右江所形成的各种民族政策，就为三年后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地区提供了宝贵经验。
其次，这次千里行军意义非凡。所走的路线不仅与中央红军长征前期途经的部分地区吻合，更重要的是对于了解敌情、地形、气候、民情、民族、风俗、宗教等问题，掌握了许多重要的情报和信息，间接起到了与红六军团西征“探路”大体相同的作用。
邓小平在途中做了大量工作，他发现湘南等地党的组织、群众基础薄弱，给养问题解决困难。“沿途没有党的组织及群众组织，仅在连州有几个湘南失败逃亡的同志组织了一个支部，但无工作。由连州到梅花一带，有很多湘南逃亡的同志未组织起来。到梅花后，有一个湘南驻粤工作委员会，后改湘南特委，该处亦无群众组织，宜章一带也没有东西，乐昌、仁化一带也没有，直至崇义后才找到一点党和群众的组织。”“至于豪绅地主，闻我军到早已跑光了，有些城市的商人都走光，故一路解决经济问题都很难，仅在怀远、全州、连州三处筹了点款，都是分配给大商店负担。”
路上还掌握了敌情，如深感广西与湖南地方民团的反动性并具有一定的战斗力。从广西三防到长安“沿途不断有民团相扰”，“部队向三江县福禄镇进发，试图从湘南迂回攻打桂林。途中不断击退民团的堵截”，“刚离开江华即遭遇敌人四面包围，又受到小的挫折。突围后，一路不断与地主武装交火”，“桂岭豪绅力量强大”。之后中央红军长征，就受到桂军的阻拦、围堵，断后部队、零散部队遭受广西与湖南地方民团的骚扰、迫害，损失惨重。
从全州过湘江，再到道县，探明了湘江沿岸的情况。“桂系军队正向全州袭来，和李明瑞、张云逸率红七军迅速离开全州，渡过湘江，向湘西南边界的道州开进。”“率红七军向道州蒋家岭发起猛攻，击溃国民党军。七日，到达道州后，敌军已逃跑，城内仅有少量贫民，城周围有豪绅的武装。在道州召开三四百人的群众大会，宣传群众，鼓舞士气。”红七军又过湘南宜章，粤北乐昌、仁化等地，摸清了湘军、粤军的战斗力。后来中央红军长征，路线正好相反，从赣南、粤北到湘南、广西，再过湘江。
邓小平后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反思，因以军事为中心，导致沿途发动群众的成效不理想，“由右江到江西，应该一路执行正确的发动群众的路线，而不是一直跑到江西”。后来中央红军长征汲取了教训，虽然是急行军，大部分是党无甚影响的地方，但只要一停下来，就地做群众工作。
红七军汇入了中央红军的革命洪流，两军的经验得到充分的交流。邓小平将自己在桂工作和行军经历向中央作了详细汇报，特别是对于这次千里行军，他不断反思、总结经验。所以，之后“面对长征中发生的一切，他看起来是那样地具有思想准备和精神准备，那样地从容”。
二、长征前期主编《红星》报
中央苏区时期的邓小平，因受莫须有的“江西罗明路线”的罪名影响，于1933年5月被解除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职务，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不久，经总政治部领导人王稼祥、贺昌的提议，邓小平调到红军总政治部任秘书长，后经批准到设在瑞金郊外下肖村西边的总政治部宣传部当干事，并担任了中革军委机关报《红星》主编。他在仅有几名工作人员的情况下，亲自组稿、采写、编辑、印刷、发行。1933年8月6日，《红星》报在改版后出版铅印版第一期。《红星》报主要报道党中央和苏维埃政府的重大战略部署和方针政策、报道红军战况和捷报、揭示红军中的不良现象，此外还开设革命理论学习、卫生常识普及、宣传红军优秀人物事迹及红歌等文艺栏目。
据当年的《红星》报编辑赵发生回忆，苏区中央局的机关报《斗争》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在长征之后都停办了，只有《红星》报成为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长征中唯一代表中央的报纸。《红星》报在中央苏区时为铅印报，长征后改为油印报，为不定期的报纸，每期少则五六百份，多则七八百份，一直下发到连队。遵义会议以前，主编是邓小平，遵义会议之后是陆定一。在邓小平负责《红星》报主编期间，除了亲自编排版面，执笔撰写重要社论，还要负责书写标题和校对，因此当时被誉为“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
1934年8月20日《红星》报第六十期出版，刊发周恩来撰写的社论《新的形势与新的胜利》。社论提出：“我们要坚决地挺到敌人的后方去，利用敌人的空虚，大大的开展游击运动，特别要在敌人交通要道上创造新的苏区，创造新的红军，更多的吸引敌人的部队调回后方，求得整个的战略部署的变动。”可见，随着长征的临近，《红星》报也在为中央部署的战略转移做着舆论准备。
《红星》报在长征途中不间断刊发，在宣传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有关精神、指导红军工作、凝聚军心与鼓舞士气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如1934年10月21日开始，中央红军从王母渡、新田之间突破国民党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前一天刊发的油印版第一期《突破敌人封锁线，争取反攻敌人的初步胜利！》一文鼓舞道：“我们的枪炮和刺刀的瞄准点首先是向着南部的敌人，首先是消灭敌人南部的乌龟壳，突破敌人的封锁线。”
针对进入白区后有的干部战士不了解白区环境和群众特点，照搬苏区办法而效果不好的情况，11月9日油印版第三期刊发社论《关于目前地方居民中的工作》。文章指出：白区的群众同苏区的群众有极大的不同，因此“宣传的方式必须首先从群众切身的利益开始，然后逐步进入到苏维埃基本主张的宣传。必须以最通俗的言语，极大的耐心，同群众接近，来启发他们的斗争”。
在11月25日的油印版第五期报道，某连党支部书记朱锡标，当敌人冲过来距离四五十米时，跑到最前面扔手榴弹，掩护全营安全撤退，不幸光荣牺牲。文章号召每个红色战士都应向朱同志学习。针对行军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战士逃跑、掉队落伍等不良现象，连续刊发了《逃跑的原因在哪里！》《消灭掉队落伍的现象》等文，提醒注意的同时也提出了相关应对处置措施。11月27日，为突破敌军第四道防线，中革军委决定抢渡湘江，邓小平所在的第二野战纵队受敌军拦击，损失惨重，为减轻辎重，他决定率编辑部丢弃笨重的油印机。此后，《红星》报靠手动油印机编辑出版。
邓小平共主编《红星》七十多期，在长征初期紧张的转战途中坚持刊发，承担了红军的宣传、鼓动职能，成为中革军委的喉舌，党与指战员的纽带。“长征中的《红星》报，仍然保持了它贴近普通战士的风格，经常针对红军战士行军作战中碰到的一些具体问题，刊登一些小知识性文章”，它也是传播党的思想和文化知识的一个很好阵地。
三、参加遵义会议并做会议记录
1934年12月18日，黎平会议召开。邓小平被调离《红星》报，接替生病的邓颖超担任中央秘书长。他后来参加遵义会议，主要承担了会议记录等会务工作。
关于邓小平是否参加遵义会议的争论，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有定论。据回忆，1958年11月18日，邓小平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参观时说：“会议就在这里开的。”还指着靠里边的一角，说自己就坐在那里。面对质疑声，邓小平不无感慨地说：“遵义会议，我参加了就是参加了，没有参加就是没有参加；我一生的历史……不因没有参加遵义会议硬说参加了，来增添一份光荣……”邓小平在1980年8月21日同外宾谈到遵义会议时明确说道：“我那时也第二次当党中央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初期，杨尚昆就此事问过周恩来，“总理说小平同志参加了。当时担任会议记录，他是党中央秘书长”。经这么一讲，杨尚昆也想起了邓小平当时坐的位置。伍修权也记得，“邓小平同志以党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会议”。
邓小平在指导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过程中，也对遵义会议做了回顾。据邓力群回忆：“这次起草《决议》的过程中间，查阅了一点历史材料，根据这些材料，曾经写成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送给邓小平同志看，他说这个事情他清楚。因为遵义会议时候他是党中央的秘书长，是到了会的。”因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明确写道，出席会议的有“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遵义会议前，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长期占统治地位，但邓小平一直是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坚定支持者。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导致红军长征初期伤亡惨重，在中国革命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纠正党内错误思想、改组党的领导层迫在眉睫。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的发言虽引起激烈的争论，但最终得到了王稼祥、张闻天等绝大多数人的支持。邓小平虽然没有在会上发言，但对于毛泽东成为党和红军的实际领导核心，他用自己的行动体现了对中央决议的拥护及对毛泽东正确主张的支持，“毫无疑问是毛泽东的坚定的支持者”。
会上，担任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低调认真地做着会议记录的工作，杨尚昆记得“看到邓坐在一个角落里忙着记笔记”，但这份会议笔记和有关遵义会议的几乎所有文字材料都一同丢失，迄今未被发现。邓小平在遵义会议期间所做的工作“根据现在的回忆推断，秘书长的职责是整理会议记录、整理文件、文件归档、收发信件和起草命令等”。
遵义会议是党和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对邓小平的命运亦是如此。他由之前被排挤、被打击到重获信任，得以再次施展自己的才干，更重要的是，又可以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并肩战斗了。“遵义会议时，他和毛主席住在一起。遵义会议后，他和毛主席、张闻天一起长征。那时候他们白天行军，疲劳得很，晚上到一个地方，赶快找个地方就睡觉。一路都走在一起，住在一起。”
四、长征中后期的重要工作
遵义会议后直至长征结束，邓小平的职务主要有两次变动。1935年6月26日，会师后的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召开了两河口会议，“会后，中央决定调邓小平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936年5月中旬，邓小平“被任命为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接替奉调到红军大学任教员的罗荣桓”。其间，他的主要工作如下：
第一，宣传工作。之所以把邓小平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毛泽东和王稼祥解释道：“前方要加强，小平同志很有才干，所以调他到前方去，让他更好地发挥作用。”邓小平在担任部长期间，承担和开展了许多重要宣传工作。邓小平随红一军团进至松潘西部的毛儿盖，随即在干部战士中开展宣传活动，宣传党的北上抗日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路线，提高部队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纪律性。在行军间隙，他还领导宣传部开展政治动员、教育工作。采用讨论会、课外娱乐测验问答、政治测验评比、自由晚会等形式，进一步宣传中央关于赤化陕甘的方针和意义。还领导印发肃反工作政治材料、纪律问题政治课材料，进行纪律问题教育和反右倾情绪的斗争。红军东征抗日行军途中，邓小平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广泛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带领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抗日。他们将中共中央《抗日救国宣言》《红一方面军首长告‘围剿’官兵书》《民族自卫的抗日六大纲领》《中国共产党的十大政纲》等张贴到经过的城镇、村庄”。为红军抗日积累深厚的群众基础，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李富春回忆，在总政治部的行列中，组成了潘汉年、邓小平、李富春等众人合营的“牛皮公司”，同时也产生了所谓“徒步旅行家”。邓小平在行军途中与大家一起，一路走一路笑，谈古论今，这样就忘记了疲倦。
第二，政治工作。1936年7月9日，受中革军委委派，邓小平前往红十五军团八十一师、七十五师巡视政治工作，主要包括党的建设、思想政治教育、业余生活、官兵及军民关系等。1936年7月19日发布的红一军团政治部训令指出：为加强部队的战术素养与政治学习，特别是连队基础之巩固与经常工作之建立，决定于8月20日左右召开全军团运动大会，从7月20日起即为大会工作的准备时间。指定邓小平、钟人方、萧向荣等七同志组织大会筹备委员会，以邓小平为主任。训令要求各师团立即在全体指战员中作充分动员，造成争取大会优胜的热烈气氛。在红军成立九周年的八一纪念工作中，与朱瑞一同负责红一军团政治部的相关工作，包括印发军团政治部宣传要点并向全体战士作报告、进行八一阅兵的动员及阅兵典礼的相关工作等。与聂荣臻、朱瑞报告部队政治教育情况，包括建立党的干部小组及政治讨论会、确定斗争与任务，编定政治教材、实行干部的识字读书读报相关制度、建立干部测验与学习的竞赛制度，争取白军与加强群众工作纪律等。
第三，民族工作。根据中央的指示，邓小平等人于1936年6月13日复电，报告根据来电对民族政策作出的具体决定：回民区域政权名为某县、区、乡回民人民革命政府，在汉回杂居区域，区以上成立回汉人民革命联合政府；吸收回民加入红军，成立回民独立队伍，另组织伙食单位；各回民抗日红军独立师、团、连组织独立武装的回民人民革命军。1936年7月5日，邓小平和朱瑞、刘炎撰写红一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报告》。《报告》说：已向师团政治机关提出了地方工作的重要性，组织干部讨论地方工作，特别是回民问题，为战士讲关于回民工作的政治课，重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家对赤化这一地区的重要性比较了解，对群众态度和气，不乱进民房，不进清真寺，不乱用回民器具，群众是满意的。经艰苦的宣传，七营一带逃跑的大部分回民回来了，并开始组织回民解放协会，建立政权，分发土豪财物。
第四，军事工作。长征途中士兵伤亡较大，且时有逃跑现象，军队组织工作也是必要的工作之一。长征的东征结束后，他“在山西扩充新兵八千余人，筹款三十余万元”，使军队得到给养。同时，战争也是军队扩充的手段，邓小平随军会战。收阅各部队间交流电报，及时传达毛泽东彭德怀等上级指示，同时汇报具体情况，互通有无。收阅并发送电报是邓小平所做的日常主要工作之一，包括报告群众工作、土地分配等具体情况，及时上传下达，做好军队之间密切沟通。1936年7月3日，邓小平与左权等致电彭德怀并毛泽东、周恩来等报告红一军团在宁夏、甘肃开展地方工作和扩大红军部队的情况。电报中说：“地方工作正在开展中，如在军事上能维持现状……红军与回民关系甚好，但仍有一部分恐慌。回民红军争取以一个俘虏连为基础，建立独立营。计划扩大一批新的回民连队。”同时，为争取俘虏，“与左权、聂荣臻、朱瑞致电彭德怀，报告冶成章被俘的经过及同他谈话的情况，并提出，此人可争取”。
第五，青年工作。1936年7月间，邓小平与朱瑞、王凤鸣撰写红一军团政治部《七月份青年工作报告》。《报告》围绕提高青年战士军事政治学习精神、巩固部队、文化娱乐工作等青年工作的主要任务，总结了一军团动员、执行的情况。还谈到存在的问题：如青年部门工作与组织部门工作关系不密切；师青年科对团委会的领导不够；对地方工作注意不够，没有经常检查、督促、推动和领导；由于管理教育松懈而发生了逃跑现象；对逃跑投敌分子警觉性不够等。并与红十五军团订立竞赛条约，决定从七月到九月十八日期间，两部队在军事、政治、管理、支部工作、文化娱乐等方面展开竞赛。邓小平作为聘请的总评判委员会委员，与彭德怀、杨尚昆等一起，以经常工作好坏和工作平衡发展为争取优胜的重要评判标准，以团为竞赛单位，交流经验，促进团结。和朱瑞、王凤鸣撰写红一军团政治部《八、九两月青年工作报告》。《报告》对这两个月的成绩作出总结：政治机关更注意了帮助青年工作，开展了反先锋主义的斗争；团委会正在建立，各委员能有计划地做青年工作，并督促各连队进行；团的生活活跃，能经常召开会议，反映与解决问题快；团员的模范作用提高了。
邓小平在长征中后期主持或参与红军的宣传、政治、民族、军事、青年工作等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高度赞扬。如1934年10月13日毛泽东致电，肯定红一军团整训工作取得的成效，指出：“九月二十三日小平同志来信，及一军团党务委员会的决议，我们完全同意。盼你们坚持这种方针，深入干部中去……”1936年10月21日，邓小平和左权、聂荣臻等在宁夏西吉县同红二方面军首长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会面。次日，红二方面军主力与邓小平所在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在西吉县将台堡会师。至此，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五、新中国成立后对长征的评价及新长征的阐述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在谈到长征时，多突出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及长征对中国革命带来的重要影响。如1975年9月1日在对反映红军长征的话剧《万水千山》指示时强调，要把毛主席总结的长征伟大意义表现出来，“全剧的中心是要突出毛主席的思想。讲清楚长征后红军缩小了，但更强了；讲清楚长征的伟大意义；讲清楚树立了我党领导全国抗日运动的中心地位，迎接革命新高潮”。
他在谈到我党坚定信念、艰苦奋斗时常以长征为例：“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长征时不少人都跑垮了，我还是越走越有劲。”
邓小平还认为，遵义会议起到了健全党内民主的重要作用。1956年9月16日，他在党的八大所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指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关于上下级关系问题，是曾经出现过偏向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居于统治地位的时候，上下级关系中的偏向是过度集中。”“这种错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的统治以后，也就在基本上被克服了。”
邓小平多次对遵义会议的重要意义进行高度评价，“我们的民主革命也是在纠正了‘左’的错误之后才走上胜利的道路的，标志就是遵义会议”，它“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他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强调：“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党在探索革命道路及推出自己杰出领袖的过程历经坎坷，直到遵义会议的召开。“可以说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时，就成熟了，这也用了十三年半的时间。”邓小平指出，事实证明，新选出的领导核心与领导集体引领中国革命脱离困境，并走向胜利。“有好的党中央。这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从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以来，二十七年的历史证明，我们的党中央是一个好的党中央。”
在邓小平的主持下，第二个“历史决议”确立了对长征重要地位与影响的总体评价。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四个现代化”成为国家在新的建设阶段的主要奋斗目标。邓小平在1978年10月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致词中就用“新长征”代指“四个现代化”，为庆祝新中国成立三十周年，“希望全国职工群众用丰硕的成果来迎接新长征中第一次盛大的群英会”。他在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讲话中，呼吁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的长征中，“只要我们大家团结一致，同心同德，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学会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就一定能够加快新长征的步伐” 。1987年5月12日，邓小平在回顾改革开放时指出，中国的真正活跃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那时到现在的八年多时间，我们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走了第一步。我们确定一心一意搞建设是正确的”。从提出要实现“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从“两步走”再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就成为邓小平在国家战略上对新长征特定目标的擘画。
六、结语
邓小平是红军长征的亲历者，是中国共产党历经前途命运伟大转折的见证者，也是开启改革开放新长征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参加艰苦卓绝的长征，亲历标志着党的历史伟大转折的遵义会议”，他的长征路映射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畏艰险、不屈不挠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我们要继承邓小平等革命先辈在长征中所展现的优良品质，在新时代接过前人的接力棒，努力走好新的长征路，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
（作者：叶彩虹，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孙伟，博士，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来源于《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2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