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创新点，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全人类共同价值精辟凝练了人类社会最核心的价值追求，深刻阐释了这一价值体系中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平与发展是对人类基本福祉的深切关照，公平与正义是对国际秩序演进方向的共同期盼，民主与自由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价值取向，三大要素集中表达了人类社会发展由物质追求、秩序构建走向更高水平精神追求的必然要求。在理论层面，全人类共同价值首次提出了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共同遵循的价值体系，历史性地超越了西方的普世价值和文明冲突论，为不同国家超越文化差异和意识形态分歧提供了精神纽带。在实践层面，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一个重要的思想倡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价值基础，为价值观领域的中外融通提供了理论支撑，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全面开展提供了价值指引。

[关键词]习近平外交思想；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24）04-0005-08

[作者简介]罗建波（1975—），男，重庆梁平人，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外交理论与战略。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新形势下美国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2VMG01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文章来源：《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24年第4期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首次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此后在多个重要国内国际场合不断阐发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深刻内涵。2023年，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再次发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历史强音。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在人类历史上首次画出了不同文明的价值“同心圆”，为不同国家超越文化差异和意识形态分歧提供了精神纽带，为世界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价值基础和思想引领，展现出超越时空的思想感召力、理论说服力和实践引领力。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大事，也是世界思想史上的大事。

　　一、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深刻内涵

　　伟大的时代必然产生伟大的思想。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习近平总书记以科学的理论思维和深邃的历史眼光，科学把握人类文明发展规律，深刻洞察时代发展潮流，在充分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基础之上汇聚了不同文明的相通性和共同性，提炼出人类社会共同遵循的价值体系。

       和平与发展是人类社会的首要追求，深刻关照世界人民的共同福祉。和平与发展是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础，是世界人民的永恒期望。和平直接关乎人类的生存，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1]P331发展则关乎人类生存的质量和人类社会永续繁衍。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唯有发展，才能消除冲突的根源。唯有发展，才能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唯有发展，才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2]。在当今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社会对和平与发展的渴望更加强烈，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呼声。全人类共同价值首先强调和平与发展，是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积极弘扬，是对人类社会共同福祉的深切关照。

　　公平与正义是全球治理的共同理想，深刻表达了人类社会对国际秩序的共同期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纵观近代以来的历史，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3]P539从三百七十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平等和主权原则，到一百五十多年前日内瓦公约确立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从七十多年前联合国宪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到六十多年前万隆会议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关系演变积累了一系列公认的原则。但是，国际秩序演进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理想的国际秩序不可能一蹴而就。时至今日，国际社会仍然存在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零和思维，仍然存在恃强凌弱、以大欺小的霸道做法，仍然存在南北分化、中心外围的发展格局，公平正义还远没有实现。没有公平与正义，国际社会就难免有冲突和动荡，发展就不可能惠及每个国家。全人类共同价值强调公平与正义，就是要倡导各国在政治上相互尊重，在安全上共建共享，在发展上合作共赢，在文明上交流互鉴。

　　民主与自由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价值取向，深刻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由物质追求、秩序构建走向更高水平精神追求的必然要求。民主和自由并非资产阶级的专利，它们从一开始就是人类文明的结晶。由于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和历史文化千差万别，民主的模式和具体内涵自然不尽相同，在具体的实现路径和方式上也有不同的选择。不同的发展模式和民主制度应该加强交流互鉴，相互理解和尊重对方的发展道路选择和民主制度设计，相互鼓励和支持对方实现民主和自由的实践和努力。习近平总书记秉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既强调民主和自由作为人类社会共同价值取向的普遍性，又坚持民主自由在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上的多样性差异性，实现了价值普遍性与实践多样性的有机统一，为不同文明实现相互尊重、互学互鉴奠定了重要的价值基础。

　　综上所述，全人类共同价值精辟凝练了人类社会最核心的价值追求，深刻阐释了这一价值体系中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平与发展是对人类基本福祉的深切关照，为其它价值目标的实现创造了物质前提和社会条件。公平与正义是对国际秩序演进方向的共同期盼，是人类发展成果最大程度惠及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根本保障。民主与自由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价值取向，是人类社会发展由物质追求、秩序构建走向更高水平精神追求的必然要求。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六大要素相互联系、层层递进，形成了立意高远、内涵丰富、逻辑严密、影响深远的价值体系。

　　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贡献

　　在人类历史上，全人类共同价值首次提出了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共同遵循的价值体系，历史性地超越了西方的普世价值和文明冲突论，为不同国家超越文化差异和意识形态分歧提供了精神纽带，为人类社会实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与互学互鉴提供了强大思想指引。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提出的重大价值主张，是我们党为人类社会作出更大思想贡献的重要体现。　

　　（一）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我们党在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后，为人类社会提出的共享价值，因而实现了我们党在价值谱系上的历史性发展和跃升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政党，也是为世界人民谋大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对世界的贡献，不只是不断增加的物质贡献，还包括在文化、观念、价值等精神层面的贡献。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在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逐步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也始终胸怀世界，关照人类社会，在充分尊重文明多样性差异性基础上，注重提炼国际社会共享的价值要素，明确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即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

　　在百年奋斗的历史征程中，我们党对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的认识和理解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目的就是要反对战争和侵略，捍卫中国独立和世界和平。新中国在成立之初就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平等互利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原则。20世纪80年代初期，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重大论断，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要主张，求和平、谋发展成为我们党对时代潮流的判断的重要标识，国际秩序公正合理发展成为我们党外交工作的重要追求。进入21世纪，中国提出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理念，积极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这是中国在逐步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向国际社会提出共同愿景的重要尝试。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中国快速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显著提升，中国更有意愿也更有能力为国际社会贡献价值共识，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人类共同价值，把和平、发展、公平、正义上升到共享价值的理论高度，成为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追求，这是我们党在价值谱系建设上的重大创新和突破。

　　民主和自由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方向，更是共产党人的理论自觉和政治追求。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天起，就把实现最广泛、最充分、最真实的人民民主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注重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前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新时代中国道路的启发性、中国理论的先进性、中国制度的优越性、中国文化的可亲性更加突出。中国共产党开创了一种适合中国自身历史文化特点和现实国情的民主发展模式，为中国在国际社会倡导民主与自由提供了最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样本。习近平总书记把民主与自由创造性地纳入全人类共同价值之中，通过在国际上公开倡导民主和自由，主动、自信地向世界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成就、经验与特色，推动世界更好理解和尊重中国的道路和制度选择；通过准确阐述民主、自由在价值追求上的普遍性共享性和实践方式上的多样性特殊性，推动不同发展模式和政治制度的互学互鉴，共同推动人类多元政治文明的发展和繁荣。这是中国向世界展现政治文明的重大契机，是中国为世界贡献价值共识的重大努力。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在我们党的价值谱系上实现了国内维度和世界维度的有机结合，在民主和自由领域实现了中国经验和国际共识的有效融通，体现了我们党具有的宏阔理论视野和博大世界胸怀，体现了党对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准确把握和主动引领，体现了党不断提升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二）全人类共同价值承认人类在价值领域的普遍性、相通性、共享性，又尊重价值观的历史性、时代性、民族性，因而历史性地超越了西方普世价值

　　从词义上看，普世价值的概念借用了基督教术语中的“普世”一词。普世价值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潮，它随着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兴起而产生，在20世纪最终成为西方资产阶级推崇的主流意识形态。他们认为，世界上存在一种适用于所有人、所有地方，不受时空限制并具有普遍性、永恒性的价值，即所谓的普世价值。其基本内涵就是由西方资产阶级提出并解释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权等价值观，这些价值观被包装为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新干涉主义等形形色色的政治主张。

　　诚然，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追求，古往今来的人们为之前仆后继，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才创造了现代社会的文明。比如，“民主”一词源自古希腊，其基本含义是“人民的权力”或“人民进行治理、统治”，是与专制相对的政治制度，因此也是千百年来人类普遍追求的一种价值观念。自由，在古希腊是由具有公民权的人所享有的权利，他们可以参与公共事务，可以按照理性也即自然法而行事。世界其他古代文明也都有关于自由、民主、人权的类似表达，比如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就体现着对民生和百姓权利的尊重，体现着对权力的限制和约束。事实上，人类社会由野蛮走向文明，由古代走向现代，其中重要方面就是对人的平等地位和独立人格的尊重，对人的自由天性和民主意志的解放和表达。

　　但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对自由、民主、人权的理解又有其特殊性和差异性，即便是同一民族、同一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有不同的理解。在人类文明形成过程中，由于各民族形成的先后性、民族生存环境的独特性，以及生产力和劳动分工的不同，使得各民族的文明具有自身的特点，表现出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存在。一方面，按照历史唯物主义，任何社会的价值创造（物质的生产与精神的生产）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必须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并因之而决定。马克思明确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方式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4]P222那些反映某种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文化、观念、制度等也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发展变化。另一方面，即便是相同的经济基础也“可以由无数不同的经验的情况，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色彩差异，这些变异和差异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上已存在的情况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5]P894

　　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是历史形成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亦是如此。对西方国家而言，民主的基础是个人主义，个体理性是绝对的；对东方国家而言，民主不只是包括个人权利，也包括对家庭、集体、国家的更多包容和关爱。这种差异，主要源于东西方不同的文化和历史传统，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们观念的差异。对发达国家而言，人权主要是个人权利，尤其集中体现为个人的政治权利；而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人权的内涵要宽泛很多，除了不断完善的个人权利之外，还包括人民生存权和发展权这一首要的基本人权。这种差异，主要源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处发展阶段的极大不同，以及它们在国际体系中所处地位和境遇的显著差异。在发达国家拥有优裕的物质生活因而可以高喊人权和自由的时候，发展中国家还在为捍卫国家主权独立而斗争，还在为解决人民的温饱和基本的生活需要而奋斗。

　　西方资产阶级不管不同国家所处的文化背景和发展阶段，他们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将由他们诠释的、代表其意志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鼓吹为所有人认同的价值。在他们看来，西方普世价值是超越阶级、超越国家、超越历史，对任何社会、任何文明、任何时代都适用通行的一套价值观念。普世价值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在思维方式上是形而上学的，它把特定的制度和观念绝对化、普遍化、永恒化，以具体性（特殊性）代替普遍性，以历史性（时间性）代替永恒性，把西式民主标榜为所有国家共同效仿的制度样板，把地域性经验上升为人类社会共同遵循的普世性话语。从本质上来说，普世价值是西方中心主义在价值观领域的直接反映，是西方文化傲慢和制度傲慢的重要体现。

　　西方普世价值从来不只停留于认知层面，而是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对外扩张性，是西方对外实施文化扩张和维护文化霸权的一种工具。其危害性在于，它以布道者和裁判者的身份对外强行输出西式的观念和模式，以自己的价值为标准裁量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以自己的制度为准绳评判甚至改造其他国家的制度选择。其目的，是把西方价值观打扮成全人类的普世价值，用以占据人类道义和国际舆论制高点，瓦解非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防线，特别是摧毁社会主义国家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防线。他们宣扬这样一种逻辑：现代化道路只有一条，现代国家的架构只有一种，正确的价值观也只有一个，全盘西化即实行西方的制度体系、价值标准与发展方式才是人类唯一的前途和出路。在他们看来，普世价值不仅具有普遍适用性，还具有唯一性与不可超越性，如弗朗西斯·福山所指的“历史的终结”正是此意。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和而不同是一切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一方面，全人类共同价值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承认人类在价值领域的普遍性、相通性、共享性，注重提炼和总结不同文明在价值观领域的共同性要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6]另一方面，全人类共同价值又尊重价值观的历史性、时代性、民族性和特殊性，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差异性认识，尊重不同国家对价值实现路径的多元探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同国家、民族的思想文化各有千秋，只有姹紫嫣红之别，而无高低优劣之分。”^[7]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不分强弱、不分大小，其思想文化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坚持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那种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

　　“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世界上没有固定不变的发展模式，没有定于一尊的政治制度，任何政治选择都必须适合自身特定的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哲学基础上深刻揭示出西方普世价值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本质，从根本上否定了普世价值是一种超历史的、普适的、永恒的价值理念，在实践层面揭示了普世价值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行为，深刻揭示了普世价值的欺骗性和对外扩张性，因而彻底批判了西方文化霸权的理论和实践逻辑，在人类思想史上有着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三）全人类共同价值深刻批判了西方看待人类文明的排他性、对抗性、集团式思维，否定了把文明差异视为世界冲突根源的观点，因而历史性地超越了西方文明冲突论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的概念，并迅速被部分西方战略家所采纳，成为他们制定对外战略的重要理论依据。文明冲突论看到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现实，却认为文化差异导致彼此隔阂、观念不同导致相互敌视、文明分界线必然成为冲突和对峙的前沿。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人类战争和冲突的根源主要在于对权力和利益的争夺，而文明冲突论过分夸大文明差异带来的负面影响，甚至把文明差异视为冲突和动荡的唯一因素，无视或否认经济和安全等因素的决定性影响。这既无法让人们真正认识和了解国际政治的本质和真谛，也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更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在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史上，从三十年战争到拿破仑战争再到一战和二战，欧洲具有相同文明的国家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进行了无数次的残酷战争。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相同的文明之间会不断发生战争，不同的文明之间也可以结成联盟去反对与自己的文明相同的国家。文明冲突论因而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谬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种文明本没有冲突，只是要有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8]P469文明冲突论的错误根源，在于用西方非此即彼的排他性、对抗性、集团式思维看待人类文明，用文化差异解释和预测未来冲突，既无法正确理解人类文明多元共存的本质，也无法准确把握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发展大势。人类历史发展早已证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全人类共同价值承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又尊重不同文明的平等性，主张不同文明相互尊重、交流，和合共生，因而是对文明冲突论的重大超越。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面对异质文明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西方文明强调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崇尚“弱肉强食、物竞天择”的达尔文主义“丛林法则”。文明冲突论的背后，映射的是西方部分人士根深蒂固的西方文明优越论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惯性思维，以及对西方文明面临的诸如人口减少、力量相对下降以及影响力相对减弱等多重危机的深层忧虑。其理论悖论在于，一方面承认文明的多样性，似乎走出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怪圈；另一方面又竭力凸显西方文明的优越，维护西方对世界的控制权，为西方中心主义招魂。他们的理智似乎向着文明的多元，但感情却沉湎在西方文明优越论的幻想之中。文明冲突论契合了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世界文明秩序的战略需要，并为西方重建世界秩序提供了文明思维范式和重要理论依据。美西方国家基于“文明冲突”，将政治分歧、意识形态差异解释为宗教纷争、文化冲突、意识形态分歧，进而将原本可以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的问题变成了诉诸武力的军事冲突。这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如果作为政策不断实行，那后果将十分危险。

　　特别是，亨廷顿把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对立起来，在此基础上为美国政府或西方文明“设计”了一场“文明间的战争”。这样一种完全凭丰富的想象所勾画出来的未来世界大战形态，充分反映了部分美西方人士对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的错误认识，是“中国威胁论”“伊斯兰威胁论”的又一种翻版。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3月访问德国时曾指出，有一些人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认为中国发展起来了必然是一种“威胁”，甚至把中国描绘成为一个可怕的“墨菲斯托”，似乎哪一天中国就要摄取世界的灵魂。他这样向世界阐述，有着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始终崇尚和平，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融入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他再次向世界宣示：“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1]P265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明历史揭示了一个规律：任何一种文明都要与时偕行，不断吸纳时代精华。”^[8]P469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质，正是承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尊重不同文明的平等性，主张不同文化交流互鉴、和合共生，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在全人类共同价值视域下，各国应该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优越，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冲突。秉持“各美其美”的自信，怀抱“美人之美”的胸襟，追求不同文明“美美与共”的世界愿景，这才是人类社会应有的正确文明观。

　　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践意义

　　“倡议外交”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大特点。新时代中国外交更加注重积极作为，更加强调主动塑造，注重向世界提供有关思想、理念、原则、方案等方面的重大倡议。作为一个重要的思想倡议，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价值基础，为价值观领域的中外融通提供了理论支撑，为彰显新时代中国大党大国形象提供了鲜明旗帜。

　　（一）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价值基础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不仅需要经济全球化塑造形成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作为物质基础，也需要更多层面更多领域的全球治理机制规则作为制度基础，还需要文化、观念、思想和制度层面的交流交融作为价值基础。也即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需要利益共享和责任共担，还需要共享的价值观作为保障。在前两个方面逐步形成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弘扬全人类共同遵循的价值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搭建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石。具体体现在：

　　为世界发展提供价值引领。当今世界，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南北发展鸿沟仍在持续。部分西方人士执迷于你赢我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试图通过重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以固化强化传统的中心—边缘发展格局。中国明确倡导和平、发展的理念，旨在呼吁打造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世界发展模式，实现各方利益的高度融合和联动增长，进而打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明确倡导公平、正义的理念，其中重要方面，就是呼吁推动国际秩序的变革和完善，在国际体系中更多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呼声，推动世界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更为有效地应对各种发展难题。在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9]中国外交的重要着力方向，就是要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坚定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破解阻碍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结构性难题，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均衡的方向发展。中国通过践行全球发展倡议，携手各国共建“一带一路”，打造“节点—网格”化的世界经济秩序，具有明显的“去中心”“扁平化”特点，这是对过去几百年西方主导的“中心—边缘”结构的重大纠偏，是中国发展对于世界经济体系的重大贡献。

　　为全球治理提供价值遵循。全球治理最缺什么？缺意愿、缺投入、缺行动，其中最缺的还是推进全球治理的国际共识。各国是否愿意携手合作，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诸多挑战？这是全球治理得以顺利推进的重要基础和前提。当前国际社会，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仍然大行其道，零和思维和对抗思维仍然大有市场，部分国家带头脱钩断链、筑墙设垒，不仅直接导致全球治理在某些领域遭遇明显挫折，也显著恶化了国家间开展合作的信任氛围，降低了其他国家履行国际责任的意愿，助长了机会主义在国际社会的蔓延。“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习近平总书记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在思想、观念上塑造国际共识、凝聚共同意志、推进共同行动，助力各国携手推进世界发展和全球治理进程。中国积极倡导真正的多边主义，就是要反对在国际社会拉帮结派、搞集团对抗，反对以多边之名行单边之实，主张建立开放、包容的国际体系，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携手各国共同面对日益复杂的全球性问题。中国是全球治理的践行者，也是全球共识的塑造者。

　　为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贡献新理念新范式。一些西方战略家秉持现实主义的理论逻辑，鼓吹“民主和平”“霸权稳定”“单极稳定论”，以二元对立、非黑即白的冷战思维来审视和思考国际秩序，试图通过强化所谓“民主阵营”或“军事同盟”继续维系西方的旧有权力体系，非但未能带来世界和平，反而造成了更多的冲突隐患。与传统零和博弈思维和强权政治逻辑不同，全人类共同价值高举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的旗帜，就是希望推动国际社会聚力和平与发展，关注国际秩序的公平与正义。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具体呈现，中国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世界意义的国际关系新理念、新准则，比如伙伴关系、共商共建共享、真正的多边主义，以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全球伙伴关系为范式，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具体实践，中国积极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公平正义的新型国际关系，携手推进全球治理，特别是以建设性姿态深入参与一系列热点难点问题的解决，成功推动沙伊和解，积极关切巴勒斯坦问题，在俄乌冲突上积极劝和促谈，在全球性事务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大国作用。

　　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凝聚价值共识和精神纽带。世界上有2500多个民族、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同民族、国家往往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信仰，也有着不同的发展程度、发展模式和制度选择。不同文明如何相处？是相互敌视、文明冲突，还是相互尊重、互学互鉴，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关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关乎人类社会的持久和平与永续发展。全人类共同价值站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准确把握人类价值的多样性特点，充分理解不同价值的精神内涵和实现路径，又在最大程度上超越意识形态、价值观、社会制度、发展水平的差异，凝聚了人类不同文明的价值共识，升华形成人类文明进步繁荣的共同价值遵循。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抓住了世界各国人民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的最大公约数，在人类历史上首次画出了不同文明的价值“同心圆”，为不同国家超越文化差异和意识形态分歧提供了沟通桥梁，为人类社会实现和平共处和互学互鉴提供了强大思想指引。

　　（二）为中国提升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供思想伟力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为实现价值观领域的中外融通提供了理论支撑，助力中国提升国际战略传播能力。长期以来，部分西方人士带着意识形态偏见，在对华叙事上刻意制造“专制—民主”“中国—大西方”的对立，试图丑化、矮化中国的发展模式和政治制度。当前中国正在全面走向世界，亟需提升国际传播能力，更为主动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国正在构建的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越来越注重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越来越注重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明确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在价值观上的立场和态度，为澄清西方舆论对我国在价值观上的误解、有效化解我国在价值观领域面临的恶意攻击、破解西方国家在价值观上的话语优势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中国高举全人类共同价值，实现了中国与外部世界在价值追求和价值表达上的有效对接融通，体现了中国特色与世界话语在价值观领域的完美结合，是中国观念国际表达的光辉典范，是中国智慧国际共享的成功探索。中华文明的价值追求在世界维度的延伸升华，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新的重大贡献。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提供了理念上的鲜明旗帜，助力提升中国大党大国的道义形象。中国倡导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通过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在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和减贫，实施国际发展援助和人道主义救助，参与国际安全治理与和平建设，以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全球疫情等全球性挑战领域，担当起了力所能及的国际责任。中国倡导国际体系的公平与正义，通过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以积极参与全球事务不断推动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中国倡导人类政治文明的民主和自由，充分表达了各国追求民主与自由的共同愿景，同时通过不断深化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最新成就，集中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为民主和自由奋斗的初心和使命。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共同遵循的共享价值，助力中国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的感召力和引领力。随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同国际社会的互联互动已变得空前紧密，我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交融从器物到规则标准，进而向价值理念层面不断深入发展。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一直是推动世界减贫与发展的重要引擎，一直是推动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要力量，当前正在通过积极倡导并践行全球共享价值，在塑造国际共识、凝聚全球意愿、丰富人类价值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引领作用，正在为人类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价值共识、明确前进方向、明晰实践路径，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宏阔视野和博大胸襟，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肩负的全球使命和世界责任。在推动塑造国际共识方面发挥更大的中国影响，在引领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方面作出更大的中国贡献，这正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