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概念的魅力往往能够渗入人的思想灵魂，今天中国共产党政治意境中的“人民”“群众”“人民群众”等集合性概念和中国人民耳熟能详的“人民万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至上”等政治术语，离不开毛泽东同志对其进行的历史唯物主义建构。历史唯物主义是既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发现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的科学，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行动指南。在毛泽东的政治话语体系中，人民概念是一个高频词汇。毛泽东坚持把历史唯物主义视为“吾党哲学的根据”，始终把关注点放在最广大人民群众身上，创造性地对人民概念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建构，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和实践遵循。准确把握毛泽东对人民概念的历史唯物主义建构，不仅对新时代我们深刻理解人民至上的思想理念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价值，而且对团结和凝聚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继承与发展：丰富人民概念的判断标准
恩格斯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概念是“术语的革命”的标志性范畴，研究问题必须首先从概念入手。现有资料显示，“人民”概念的中文古籍较早出处，是先秦时期的《诗·大雅·抑》：“质尔人民，谨尔侯度，用戎不虞。”把人民视为全体百姓。在西方，较早使用人民概念一词的是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他在参与国家事务层面意义上认为，人民是“许多人基于权利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集合体”。随着罗马帝国的没落，人民概念的范围呈现出不断下沉、平民化和逐渐扩大的趋势，但由于平民化的人民概念极易在利益冲突中四分五裂，且在参政手段和参政能力不足的情况下，极易被统治阶级忽略，因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民概念被湮没于历史长河中“睡觉”了。直到法国大革命爆发，人民概念又被当时的政治家捡拾起来开始“苏醒”，正式成为平民阶层的代名词。这一时期，雅各宾派领导人把人民视为“除王室、君主主义者、贵族、邪恶的人、富人、演员、雇佣作家之外的全部法国居民”。半个世纪后，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分析法国大革命时指出：“旧的法国革命时的英雄卡米尔·德穆兰、丹东、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拿破仑，同旧的法国革命时的党派和人民群众一样，都穿着罗马的服装，讲着罗马的语言来实现当代的任务，即解除桎梏和建立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用“穿着罗马的服装、讲着罗马的语言”表达人民概念的复归，赋予人民肩负“解除桎梏和建立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使命任务。同时，马克思还意识到，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由于阶级对立，“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结果是“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这样，马克思就在唯物史观范畴中赋予人民群众建立并推翻资产阶级社会的双重使命任务。在中国革命场域中，为了寻找更为广泛的依靠力量以完成推翻统治阶级的使命任务，毛泽东在思考“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一具体问题时，继承了马克思的思想观点，特别是结合中国实际，多维视角提出了人民概念的判断依据，丰富和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主体论视域内人民概念的内涵。
一是以生产资料多寡为物质判断依据。马克思对人民概念的复归，不是像资产阶级政党和学者那样把人民视为抽象的概念，他主要是从生产关系视角出发，立足于“现实的个人”，以生产资料多寡为标准对人民概念进行了考察，提出“真正的人民即无产者、小农、城市贫农”。显然把无产阶级视为人民，是不占有社会生产资料的那些人。毛泽东在考察中国国情时，继承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他依据生产资料占有多寡，把中国社会各阶级划分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以及游民无产者等。对照马克思的观点，这一划分就把作为不占有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及其游民无产者视为人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进一步廓清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更好地认清人民范畴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
二是以革命态度为精神判断依据。毛泽东意识到，如果只是简单套用以生产资料多寡为判断依据，其他阶级就不属于人民范畴，这就促使毛泽东把关注点放在中国特殊而又复杂的国情分析上。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占有绝对生产资料和统治权，其他阶级虽然占有一定程度的生产资料，但由于饱受压迫，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革命的可能性。正因如此，毛泽东增加了对各个阶级革命态度的分析，这也符合“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语时，并没有用它来抹杀各个阶级之间的差别，而是用它来概括那些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一定的成分”的基本原则。通过分析，毛泽东认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是“极端的反革命派”；中产阶级容易分化，他们“向左跑入革命派”，“向右跑入反革命派”；小资产阶级虽然有害怕革命、怀疑革命，但在革命高涨时也会参加革命；民族资产阶级“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半无产阶级也“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他们也需要革命。毛泽东对各个阶级革命态度的分析，是在运用生产资料多寡这个判断标准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判断人民范畴的重要标准，不仅对于我们弄清楚敌人问题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指导意义，而且对于丰富人民概念的科学内涵，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准确把握推动历史的现实主体也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三是以中国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为环境判断依据。马克思对人民概念的认识，向来都不是抽象的、静止的，而是根据环境和时代的变化，不断赋予人民概念深刻的内涵。马克思对人民概念的这一认识原则，为毛泽东具体辨析人民概念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指导。相对于欧洲革命，中国革命面对的不仅是封建阶级，而且还包括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和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官僚资本主义，不仅阶级情况复杂，而且革命任务艰巨。在不同阶段，由于中国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是不断变化的，因而就导致中国革命形势和任务也在一定程度上发生着变化。毛泽东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密切关注着中国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着眼于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坚持马克思关于人民范畴划分原则的基础上，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着人民概念的理论内涵，分别在不同历史阶段，对人民概念的具体构成进行了科学分析，有力丰富和完善了人民概念的判断标准，推动了人民概念的中国化。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大多用民众、国民、平民等概念表达人民。大革命时期，出于对寻找革命依靠力量的考察，毛泽东经常使用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等代表人民。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建构符合自身政治需要的人民概念以区别于其他政党，很少提及人民概念,因此，这一时期毛泽东就把工农兵和一切劳苦民众视为人民。抗战时期，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面，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一时期，毛泽东开始结合抗战形势和任务的需要思考人民概念的具体构成。在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因而就有了为民族利益而把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斗争的阶级成分作为判断人民概念的基本标准。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又发生了变化，美国支持下的蒋介石反革命派及其一切走狗成为中国人民的最大敌人。在毛泽东看来，人民就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权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所压迫和损害的民族资产阶级，而以工人、农民（士兵主要是穿军服的农民）和其他劳动阶级为主体”，这一时期，毛泽东对人民概念的理论认识基本走向成熟。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具体完整地概括了我国实境中人民概念的科学构成。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一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落后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根据这一变化的实际，鲜明指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他还具体指出：“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又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制度中人民概念的类别划分。
需要指出，毛泽东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相关原则的基础上，提出的人民概念的三个判断标准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统一的整体。其中，依据生产资料多寡是最基本的判断标准，范围相对广泛，较多时候适用于阶级划分，但是无法辨别清楚微观层面上人民概念的具体构成。以革命态度为依据的判断标准，虽然能够依据环境变化认识清楚人民概念的具体构成，但是又容易陷入就事论事的分析中，导致由于缺乏对主要矛盾的考察而不能准确认识人民概念的类别划分。中国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标准，虽然能够在有效把握问题原则和问题方向的基础上，结合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分析和考察出人民概念的具体构成，但由于这种判断标准有较强的理论性，仅靠这种方法，仍难以被人们正确理解。由此可见，毛泽东关于人民概念的三个不同判断标准，呈现出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层层递进、不断深化的特征，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历史主体论的丰富与发展，有力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概念的中国化。只有三个判断标准共同作用、同时发力，才能更好地帮助人们辨别清楚复杂环境和背景中的人民概念范畴，更好地让人们在理论清醒中坚定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自信。
二、批判与重构：厚植人民概念的价值底蕴
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对资产阶级进行了无情批判，建构出以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高度统一的价值追求，以实现全人类彻底解放为终极目的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开辟了人类历史上正确认识和评价历史主体的新境界。毛泽东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引，结合中国具体实际，科学运用历史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通过对剥削阶级、党内错误思想、英雄史观的批判，分别在社会价值、中国共产党党内价值和共产党员个体价值视域中，进一步厚植了人民概念的价值底蕴。
第一，在社会价值视域中，通过对剥削阶级的批判，重构人民的历史地位，匡正人民是社会历史推动者的价值定位。在马克思之前，剥削阶级对人民群众的评价用语，向来都是“自发的、无理性的、野蛮的、恐怖的”等否定意义的词汇，遮蔽了群众的社会价值和在推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在阐释他的群众观时，立足于现实的人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及其必然性，鲜明提出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在人类历史上明确界定了人民群众的社会价值，在社会价值视域确证了人民概念的历史唯物主义价值指向。
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在阐释人民理念时，非常善于从历史中总结规律，并立足于现实，批判性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与马克思着眼于对“从前的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深奥理论批判路径相比，毛泽东能够直接指明对立观点的错误实质。在毛泽东看来，古今中外，剥削阶级都是靠剥削人民生活的，虽然他们也宣称“爱民”，但是，“剥削阶级的‘爱民’和爱牛差不多”，是为了从人民身上“挤奶”，这就通过总结历史规律，一言批判了剥削阶级的剥削实质。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又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批判了剥削阶级对人民的剥削行为，从中国革命的发生逻辑视角，深刻阐明人民是历史推动者的思想，进一步厚植人民概念的价值论意蕴。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之际，针对美帝国主义提出“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而导致中国革命发生的“否定革命论”，毛泽东旗帜鲜明地进行了批判，强调世界历史发生各种革命的原因，不是人口过剩，而是统治者压迫和剥削人民。在1939年撰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就曾对这个问题给予了科学回答。他认为，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互勾结，他们运用战争、不平等条约、控制中国经济、进行文化侵略等方式残酷压榨和剥削中国人民，促使“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中国人民要改变这种被压迫的悲惨状况，必然要进行革命。在毛泽东看来，这是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几千年来就具有的“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和“用反对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的优良传统。在反抗的依靠力量上，毛泽东把目光聚焦在最广大人民群众身上，他分析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强调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作为被统治阶级的农民，或者说，“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对于中国革命的动力，毛泽东提出，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的思想，为中国革命指明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同时也促使毛泽东发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宣言，对于驳斥“否定革命论”与向世人更好地阐释和宣传人民是历史推动者的价值定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指导价值。
第二，党内价值视域中，通过对各种错误立场的批判，重构无产阶级的人民立场，进一步夯实中国共产党的人民价值理念。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之初就强调“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规定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为建构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根本价值原则。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人民利益作为根本价值旨归。然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在存在很多政党和主义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人民价值理念并不是一经确立就被人们广泛接受和认可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作出艰辛探索。毛泽东在思考这些问题时，自然而然会触发关于中国共产党人民价值理念的理论建构。在具体实践中，毛泽东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主体的思想，通过对社会上存在的各种错误立场的严厉批判，科学重构了无产阶级的人民立场。
一方面，对剥削阶级的政治立场进行了批判。毛泽东在认识到剥削阶级与人民为敌，压迫和剥削人民的阶级本质后，鲜明指出：“有无群众观点是我们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在批判剥削阶级政治立场的同时，又指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立场。毛泽东还认为，与剥削阶级相比，“我们不同，我们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我们的党是人民的代表”。指明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的关系，明确把共产党作为人民的一部分，对于那种把党和人民割裂开来的观点给予了理论澄清，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和宗旨作了生动注解，包含着在批判剥削阶级政治立场的基础上，建构无产阶级人民立场的逻辑进路，对于展现中国共产党的人民价值理念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另一方面，对党内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批判。毛泽东在阐释他的人民思想时，非常注重结合党内实际，特别是注重考察党员干部的思想状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先后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等文章中批判了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想，并强调这些错误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新中国成立后，针对社会主义改造中有人提出不利于走向社会主义，不利于改善人民生活条件的观点，毛泽东批判地认为，这是党内存在“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应”。表明党内各种错误思想的根源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作祟。对于存在这些错误思想的党员，毛泽东一贯认为，“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党内各种错误思想的批判及其处理原则，是建立在批判统治阶级错误思想根源基础上展开的，进而将其引入到人民立场上来。言外之意就是说，确立了坚定的人民立场，全党就能够克服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对于夯实中国共产党的人民价值理念，进一步在中国革命场域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和厚植人民概念深厚的价值底蕴具有重要导向作用。
第三，在个体价值视域中，通过对个人英雄主义的批判，重构共产党员的个体价值，彰显中国共产党鲜明的党性品格。在阶级社会中，统治者经常把自己鼓吹为“生而知之”的圣人、上等人，甚至是“超人”，建构出一整套个人英雄主义的价值观，为维护他们的统治服务。马克思极其反对剥削阶级的这种反动学说，一针见血指出了个人英雄主义的实质，无非就是要证明“历史上产生的阶级差别是自然的差别，人们必须向天生的贵人和贤人屈膝”。在批判个人英雄主义的基础上，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建构了他的群众史观，为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遵循。毛泽东具有深厚的理论眼光和丰富的历史知识，对西方学说颇为了解，在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充分认识到个人英雄主义的弊端和实质并对其进行了坚决批判。毛泽东认为，个人英雄主义实质是“资产阶级的卑鄙的个人主义”。在表现形式上，主要为个人崇拜、个人突出等现象。对此，毛泽东提出大力提倡加强党的集体领导，提倡重视群众的力量和集体的力量以改变个人英雄主义的错误认识。应当指出，虽然毛泽东强调人民是历史的推动者，但他并不否认杰出人物在推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在毛泽东的一些讲话、谈话、诗词、读书笔记中，曾多次肯定中国古代英雄人物，他评价秦始皇“真正做了点事”“影响有几千年”，称赞“汉武帝雄才大略”，推崇李世民的军事指挥艺术“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盛赞成吉思汗为“一代天骄”等。
在马克思看来，“人民”是个革命性的概念，虽然马克思提出过很多不同的“群众”类别，但只有具有革命性和进步性意义的群众，才是人民。虽然人民的具体构成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但不容忽略的事实是，肩负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重任的共产党人，是“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是人民中最具革命性和进步性的群体，也是直接代表人民利益和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主要群体。如此说来，作为人民重要组成部分的共产党员的价值问题，就上升为了党性问题。正因如此，毛泽东强调，“没有党员的个性，哪里有党性。”这恰恰符合毛泽东在不否认杰出人物或者党员个体价值的前提下，非常关注把党员个体培养成为杰出人物。对此，毛泽东分别从各个角度提出了想法。在理论修养上，他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将其作为推动党的事业的力量，强调，“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在实践原则上，他要求必须坚持“革命的独立性和个性”，“采取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有统一的意志”。内在地包含着党员个体的理论修养和行动统一对于服务人民和推动党的事业的重大价值。
可以说，毛泽东对个人英雄主义的批判和对人民概念的重构是辩证统一的，通过在批判中重构的逻辑理路，毛泽东既科学阐明了群众史观和英雄史观的界限，又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价值论的基础上，重构了共产党员的个体价值，在个体意义上有力厚植了人民概念的价值底蕴，对于每一个共产党人在实践中为贡献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解放学说和奉献个体价值具有重要的精神动力作用，同时也充分展现出毛泽东对历史唯物主义价值观的创造性贡献，彰显出中国共产党鲜明的党性品格和精神风貌。
三、破立并举：推动人民概念的实践转向
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特别是他独创的实践思维方式从根本上超越了传统思维方式，促使历史唯物主义成为现实的、实际的科学。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当然懂得，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情怀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不是停留于口头上或者纸张上的理论说教，关键是要体现在具体的实践中。然而，由于时代环境限制等原因，总有一些人在思想上、工作方法上、行动遵循上等存在问题。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进行了破立并举的艰辛探索，有力推动着人民概念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转向，为中国共产党人更好地把人民至上的思想理念付诸生动实践提供了根本遵循，不仅深刻彰显出毛泽东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自觉，而且还展现出人民概念的实践伟力。
一是在思想基础上，推动中国共产党实现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到无产阶级革命者身份的实践转向。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学说，人民立场是其根本立场。作为一个由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组成的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明确了鲜明的人民立场。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国情中，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面临着政党林立、阶级成分异常复杂的严峻局面，决定着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要在实践中科学回答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重大课题，以造就千千万万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更好地为人民利益奋斗。实质上，这蕴含着一个不断促使共产党员完成思想转换的过程。从当时正处于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解放的时代主题来看，主要是从资产阶级思想转到无产阶级思想上来。就毛泽东的思想转变来说，虽然他曾经历过从尊崇孔孟到拥护资产阶级改革和革命，甚至是无政府主义，但最终还是转向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毛泽东曾回忆说：“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自此之后，毛泽东就站到了人民立场上，完成了思想上的历史唯物主义转向。
应该看到，毛泽东这样具有深厚理论素养的人物确立马克思主义革命理想，并不能说明思想转向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按理说，作为共产主义先锋战士的共产党员，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就应该确立马克思主义革命理想。但由于中国无产阶级力量较为弱小，党的组织基础主要在农村，以至于党内存在很多非马克思主义的党员，甚至到1945年党员达到120多万时，大多数党员仍然是农民及其小资产阶级出身，因而造成“一个极其严重的矛盾，一个绝大的困难”，即“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这种情况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存在，甚至一些抱着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愿意改变的人们，还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更遑论他们自觉改变错误思想进而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针对党内存在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毛泽东进行了积极干预。在开展延安整风运动时，毛泽东明确指出：“目的就是把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破除，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并强调“解决了这个思想上的问题，才能够在思想上与无产阶级、与工农大众相结合”，实现从非马克思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转向，加入人民队伍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鲜明提出把党的思想建设摆在首位，主张在全党开展广泛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开展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着力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理论研究等一系列探索，既为破除党员思想中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促使共产党员转移到人民队伍中来，完成无产阶级的思想转向起到重要现实指导价值；又为党确立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以及确立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二是在工作方法上，推动中国共产党实现从惧怕群众到发动群众的实践转向。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将人民群众看为洪水猛兽，惧怕群众的革命性力量。马克思对此曾有过非常精辟的描述：“当群众墨守成规的时候，资产阶级害怕群众的愚昧，而在群众刚有点革命性的时候，它又害怕起群众的觉悟了。”列宁甚至断言，“资产阶级害怕群众运动甚于害怕反动势力。”对于资产阶级惧怕群众的阶级本质与虚伪本性，毛泽东认识得十分清楚，在他看来，正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惧怕群众，徒增了近代以来资产阶级挽救民族危机归于失败的缘由。毛泽东在分析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时，就把资产阶级中的“不少人害怕民众”作为一条重要理由，认为孙中山在这方面“吃过亏、上过当”，因而要求我们不能重蹈覆辙，“不要再上当”，就是警示中国共产党不能惧怕群众。
毛泽东对惧怕群众的破解，不是仅仅停留于思想说教层面，而是有层次性地提出了具体措施。首先，充分肯定了群众力量的价值。毛泽东认为，依靠人民群众是夺取革命成功的根本原则。为了夺取抗战胜利，毛泽东把人民群众视为可以补救一切不利因素的根本要件，他说：“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在思想层面奠定了推动人民概念实现转向的理论基础。其次，强调运用群众工作方法。多年的革命实践和理论思考，促使毛泽东对群众工作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从宏观层面来看，毛泽东鲜明提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工作思想，明确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向人民学习、对人民负责、实现人民解放等作为其科学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把民主集中制作为基本原则，强调坚持把党的正确主张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等。难能可贵的是，毛泽东还将其从工作方法层面上升为党的意志，把党的群众路线作为全党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为推动人民概念走向活生生的现实场域奠定了重要方法指南和政治保障。微观层面，毛泽东提出了群众工作的具体方法，他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并强调，“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些论述，为在实践中更好地推动人民概念走进实践场域提供了具体指导。再次，强调党对群众工作的领导。毛泽东指出：“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在这两条都具备的前提下，党就能掌握和领导着万千群众，就能把党建设成为一个“联系人民群众的党”，而“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这样，毛泽东就从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高度把党和群众的关系、党对群众的领导作出了科学阐释，清晰建构出一条在党的领导下，依靠人民群众推动和创造革命实践的生动图景，指明了把人民理念付诸现实，并在实践中创造成就的根本路径。
三是在革命力量的认识上，推动中国共产党实现从依靠外力到依靠群众的实践转向。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根本不把群众作为进步意义的力量，当统治阶级遇到挫折时，他们往往在很大程度上把希望寄托于依靠外力上。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法国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把自身利益寄希望于拿破仑，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的旗手伏尔泰把改革寄希望于“开明君主”，以及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把变革中国的希望寄托在没有实权的皇帝身上，资产阶级革命派把民主共和的希望寄托在北洋军阀手里，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政府把制裁日本的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的善心上，等等。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把革命希望寄托在外力上的做法，不仅不能在实践中维护好自身利益，而且还在哲学意义上遮蔽了人民群众的社会价值，无法真正彰显出人民概念的实践伟力。
毛泽东不仅深谙历史，而且还有着深厚的理论素养，他认为，把革命希望寄托于依靠外力，不仅是资产阶级的通病，而且还反映到党内来，主要体现在一些带着小资产阶级性质的党员身上，虽然他们在组织上入了党，“但是在思想上却还没有入党，或没有完全入党”，总是“把自己的主观的愿望、感想和空谈当做实际”，发展到组织行为上的表现，则是“脱离群众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毛泽东既一针见血指出了把希望寄托于外力的实践缺陷，对于破除那些总是把希望寄托在依靠外力上的路径具有重要指引作用，同时又科学回答了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才是推动革命的正确路径，对于人们准确把握真正的革命依靠力量提供了理论指导。具体来说，毛泽东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理论和实践探索。
首先，分析立论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治上的坚定、党性上的坚定都离不开理论上的坚定。”理论清醒是行动坚决的基础。毛泽东不但多次强调人民对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价值，而且还指出了这一认识的理论源泉，他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上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本性决定的，这就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立场的立论基础，为改变阶级社会中那种人民群众被束之高阁的情景，进而转向为在中国革命场域中变成活生生的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次，总结历史经验。经验是在实践中产生的，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指导实践的认识，发挥着重要的理论说服和思想引导功能。毛泽东多次从历史维度视角阐释依靠人民推动历史是正确的经验总结，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他就通过对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分析，强调人民是历史发展的根本依靠力量。在《论持久战》一文中，他就通过分析全面抗战十个月的经验，得出“四万万人一齐努力，最后胜利是中国的”的科学结论，用总结历史经验的方法，证明了依靠人民必胜的思想，深刻展现出人民群众的社会历史价值，对于引导全党自觉转向依靠群众推动革命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再次，自信谋划未来。毛泽东在确立依靠人民的思想理念后，以敏锐的洞察力从未来维度视角多次强调依靠人民创造胜利的观点。抗战时期，他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彰显出人民必胜的理念。在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中，他强调，“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彰显出人民是最大底气的自信和豪迈，为中国共产党坚定地在实践中依靠群众创造未来提供了科学遵循。
四、毛泽东对人民概念历史唯物主义建构的现实启示
毛泽东对人民概念的历史唯物主义建构，不仅在理论上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论、价值论、实践论等方面内容，而且还在实践上为新时代我们更好地开辟未来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启示。
第一，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扎根人民、造福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毛泽东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原则继承与创新发展的人民概念判断标准，以及在批判与重构中赋予人民概念的社会价值、政党价值和个体价值，为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提供了重要实践遵循。一方面，必须紧密聚焦人民这一服务对象，在总的原则上坚持把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放在人民身上、站在人民立场上。要敢于直面人民所需所求所盼，勇于下大力气解决好人民密切关心的实际问题，真正把人民的危急冷暖放在心里，把各方面工作做到人民心坎上，切实尊重人民意愿、调动人民热情、回应人民期盼。另一方面，必须紧密聚焦党员干部的工作能力这一关键因素，加强对党员干部的业务能力培训，切实提高各方面的工作能力，特别是要不断提高群众工作能力。党员干部要清醒认识“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问题，坚决防止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要老老实实做好人民的勤务员，实事求是做好群众工作，勇于向人民学习、拜人民为师，善于把党的正确主张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把对人民群众的无限热爱转化为攻坚克难、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第二，必须强化党员身份的政治认同。党员身份的政治认同是党员对党内法规、道德行为、价值体系等自我认知的行为准则，发挥着持续性、规范性的心理促进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同志要强化党的意识，始终把党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做到忠诚于组织，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毛泽东对人民概念的历史唯物主义建构，向全党深刻阐明了人民概念的社会历史价值，指明了全党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为强化党员宗旨意识、党员重构政治身份意识和激发党员主体动能提供了重要指导。一是必须不断加强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自觉引导党员划清与各种错误思潮的界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要深化党史教育，引导党员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更好地正本清源、固本培元，为强化党员身份的政治认同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二是要切实增强党员的党性意识、宗旨意识，不断增强为党尽职、为国尽责、为民解难的责任担当，引领党员时刻以“我是一名共产党员”的身份认同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使命情怀投入到一切工作中去，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和对党的绝对忠诚把自己的力量贡献给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三是始终对标党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引导党员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个人前途命运与国家前途命运紧紧结合起来，切实把党员身份的政治认同贯彻到党和国家的重大部署中去，踏踏实实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一切积极力量。
第三，必须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着眼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鲜明提出“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为我们更好地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提供了重要指导。毛泽东对人民概念的历史唯物主义建构，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并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创造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概念的中国化时代化，增进了党与人民群众的感情，激发出全体中国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支援中国革命的生动实践。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必须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才能更好地让全体中国人民更加自觉地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凝聚起亿万中国人民的磅礴伟力，为实现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贡献力量。一是要强化理论创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党和人民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总结提升为科学的理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党和人民在艰难险阻中创造一切伟大成就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二是要强化宣传，运用多媒体技术和现代科技条件，不断加强群众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大力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成果同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观念融通起来，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牢牢扎根，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三是要以高度的自觉和自信推动人民群众实现精神生活上的共同富裕，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断丰富群众的精神世界生活，切实让每个人都享有共同出彩的机会、梦想成真的机会。
第四，必须聚焦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一点一滴做起，把小事当大事干，踏踏实实把正在做的事情做好，靠勤劳双手成就属于自己的人生精彩，共同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当前，中国式现代化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们最大的政治。我们必须紧密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着力激发和动员全体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磅礴力量。毛泽东对人民概念的历史唯物主义建构，为我们当前紧密聚焦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提供了重要启示。一是必须坚持清晰的目标导向，要坚定理想信念，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目标引领行动，坚决按照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完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各项目标任务。二是必须坚持动员一切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服务。要采取一切措施激发和调动全体中国人民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热情和动能，引导一切力量积极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三是必须科学应对前进道路上出现的各种风险挑战。要增强忧患意识、弘扬斗争精神，科学预判前进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灰犀牛”“黑天鹅”事件，以顽强的斗争精神坚决与妨碍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伟大事业的任何势力斗争到底，从而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伟业提供扎实的政治保证。
总而言之，毛泽东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概念的理论指导，结合中国具体实际，有力推动着人民概念的历史唯物主义建构，创造性地丰富了人民概念的判断标准，厚植了人民概念的价值底蕴，彰显出人民概念的雄厚实践伟力，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思想，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主体论、价值论和实践论内涵，同时也为新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启示，那就是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强化党员身份政治认同，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就能够凝聚起亿万中国人民的磅礴伟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更为积极、更为主动的力量。
作者：孙宜芳（1982—），男，山东枣庄人，博士，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广州行政学院）党史党建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党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文章来源：《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2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