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之源。在党的百年历史征程中,伟大建党精神与不同时代任务相结合,构建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过程中,因面临的客观形势、所处的地理空间、担负的历史任务、解决的现实问题的独特性,而不断赋予伟大建党精神以新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内涵,最终生成了井冈山精神。井冈山精神既是一种独立形态的革命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是伟大建党精神在井冈山斗争特殊历史环境中的彰显和弘扬,与伟大建党精神一脉相承。
[关键词]伟大建党精神;井冈山精神;井冈山斗争;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作者简介]张旭坤(1989—),女,江西泰和人,博士,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副研究员、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陈刚(1990—),男,江西崇仁人,博士,井冈山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讲师,研究方向为红色资源与思想政治教育;张泰城(1954—),男,江西泰和人,博士,井冈山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教育学、经济学。
文章来源:《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24年第4期
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党在百余年奋斗中经受住各种风险考验、付出巨大牺牲锤炼出的鲜明政治品格,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和价值样态。深刻理解伟大建党精神的关键在于正确认识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之间的关系。二者类似于光谱中原色光同其他颜色光的关系,在原色光的基础上,可以生成无穷多种颜色的光[1]。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过程中,因面临的客观形势、所处的地理空间、担负的历史任务、解决的现实问题不同,而不断赋予伟大建党精神以新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内涵,生成了井冈山精神。井冈山精神蕴涵了伟大建党精神的理论特质,是伟大建党精神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的践行和弘扬[2],又是一种独立形态的精神样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坚守理想,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一个政党只有掌握科学真理和坚持远大理想,才能具有前进的内生力量。在一百年前的旧中国,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经过认真比较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找到了观察和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思想武器,中国人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但马克思主义并不能自发成为共产党人的思想武器和精神动力,而是需要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实现融合。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早期共产党人创办了150余种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进步期刊,[3]P378数次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系统批驳。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严厉查禁和血腥镇压,党的先驱们始终奋不顾身战斗在最前列,坚持启迪民众,指导工人运动。正是在将马克思主义真理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以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为灵魂的伟大建党精神,铸就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基石和理论优势。从此,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灵魂。
随着大革命的失败,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引兵井冈。由此,中国革命的场域发生了巨大转变,革命具有了全新特点。一是党员成分发生重大转变。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产业工人集中的大城市,数量众多且意识觉醒的产业工人是党力量的来源。而井冈山斗争时期,革命转入农村场域,发展农民党员成为党增强组织力量的主要方式。据统计,从1927年党的五大到1928年党的六大,农民党员的比例从18.7%上升为76.6%。[4]P59农民入党,把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也带进了党内,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成为党内重要矛盾。事实上,大革命时期,就有人抛出“二次革命论”,认为“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5]P159,要待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在城市尚且有人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发展不充分,更毋宁说在农村依靠“落后”的农民阶级取得革命胜利。二是革命斗争的残酷程度发生转变。中国共产党在城市主要是以理论宣传、工人罢工等斗争形式为主,斗争方式相对缓和。而井冈山斗争时期,斗争方式转变为血与火的军事斗争,中国共产党人时刻面临着流血和牺牲的考验。在这种情况下,理想信念尤为重要。但一些理想信念不坚定者开始质疑马克思主义能否指导中国革命,不时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质疑。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和弘扬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伟大建党精神,进行了一系列实践探索,成功地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坚守共产主义理想的理论品格,转化为井冈山军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坚定信念。
理想信念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意识形态和精神现象,是人的科学认知、坚定意志、纯真情感和实践力量的有机统一,共同指向人的精神信仰。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革命处于白色恐怖和血雨腥风中,时刻面临着敌人的军事进攻,与建党时期的非武装暴动的斗争环境完全不同。面对严峻的革命形势和残酷的斗争环境,悲观主义情绪和理想信念动摇等问题时有发生,革命遭遇挫折时尤甚。以毛泽东、朱德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以身作则,以高昂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念激励军民的信心。另一方面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革命道路和前途进行了深入分析,正确估量了革命的时局,并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来形容中国革命的前景,为井冈山军民描绘了中国革命必然胜利的美好图景,坚定了必胜的信念。
注重用科学理论来武装成员,使科学的理论变为物质的力量是党维护思想统一的内在要求。中国共产党能够历尽艰难而不溃散,关键在于始终重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井冈山斗争时期,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机会主义的遗毒农民党的倾向,在边界各级党部中表现出特别可怕的色彩”[6]P186,若不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犯错的。为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党采取了系列举措。一是开办党团训练班等学习组织。党团训练班采取分期分批集中授课的学习方式,开设《共产主义ABC》《社会主义发展史》等课程,讲授共产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与发展等内容。在军队内还创办了军官教导队,教育红军官兵学政治、军事和文化。二是在提高文化水平中渗透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井冈山军民的文化程度、识字率偏低,党组织就将党的宣传标语、口号以及路线、方针、政策作为学习识字的内容,达到在识字的过程中渗透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目的。三是创造性地转换马克思主义话语表达。任何理论都会根据主体需要构建出某种话语表达,井冈山斗争时期,农民党员缺乏无产阶级斗争经验,很难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话语表达与农村革命现实相结合,进行创造性地转化,如讲阶级和阶级斗争,就讲“工人、农民是受压迫、受剥削的阶级,地主阶级夺去了山、田(那时不说生产资料,这些名词群众也听不懂,山、田就是农业生产的主要生产资料)”[7]P32。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井冈山军民掌握了革命成功的理论武器,明晰了革命最终目的,坚定了革命信心。
在农村创建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独有现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类似经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没有相关论述。如何认识这种奇事的发生,科学解释其客观存在的独特原因,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必须回答的理论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剖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客观条件和武装斗争的基本特点,从多维度论述了中国红色政权存在主客观原因及条件,通过客观分析中国政治形势,驳斥悲观思想,论述了革命向前发展的历史趋势。同时总结了湘赣边界割据地区的军事、土地、政权、党的建设等方面的经验。从理论和实践上回答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解决了井冈山军民思想上的迷茫,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篇,奠定了毛泽东思想的坚实基础。
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党员成分由以工人为主转变为以农民为主,革命方式转变为血与火的军事斗争的情况下,弘扬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理论品格,用理想信念坚定井冈山军民的信心,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井冈山军民,科学回答“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创造性地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铸就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典之作。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伟大建党精神在井冈山革命实践中具象化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成为井冈山精神的灵魂。[8]P112
二、担当使命,立足国情探寻中国革命新道路
作为政党政治的叙事方式,初心和使命是政党本质特征和行动纲领的集中表述,是政党持续发展的力量源泉。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一经诞生,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9]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并不是抽象的理论规定,而是始终以不同的实践表征具象于党奋进前行的每一阶段,具有鲜明的实践性。为实现党的奋斗纲领,党成立初期效仿俄国十月革命,按照俄国革命的宣传——组织——暴动三阶段理论,主张通过以城市为革命中心、以工人阶级为主要力量,进行合法斗争。待革命时机成熟后,举行工人起义并占领中心城市,然后把革命推向全国。但封建军阀暴力镇压工人运动的事实使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需要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由此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正是在这种胸怀天下,不断探寻中国革命道路的艰辛历程中,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勇于担当的历史自觉和始终坚守的价值追求,形成了以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为核心的伟大建党精神,成为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大革命的失败和以攻占城市为目标的武装暴动受挫的事实表明,简单照搬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在中国复制俄国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不可能完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革命任务。“找着新的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实现初心和使命的关键。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摸索,逐渐转移到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的井冈山坚持斗争,中国革命力量得以保存。“到农村去”是暂时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的权宜之计,还是革命道路的根本转变?是继续走“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还是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积蓄革命力量,开辟一条“以农村为中心”的革命新道路?即便是走“以农村为中心”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的理论基础、现实规定、斗争策略等问题,都需要中国共产党人作出正确回应。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就集中表现在解决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彰显和弘扬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伟大建党精神,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国情,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把武装斗争的立足点放在农村;进行了许多创新性的革命实践,成功解决了坚持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等系列核心问题;并从理论上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说明,成功开辟了中国革命新道路。
认识国情是制定科学路线和方针政策的基础,调查研究是认识国情的有效途径。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重视调查研究,毛泽东就亲自做过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等。通过调查研究,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无民主制度,外无民族独立,无议会可用,无组织工人罢工的合法权利,中国革命不可能是和平的,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竞相划分势力范围,扶持代理军阀,相互之间矛盾重重,连年混战,客观上为小块红色根据地的长期存在提供了生存空间。中国作为小农经济根深蒂固的国家,农民占绝大多数且受到世所罕见的压迫,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同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革命形势总体上敌强我弱。城市相对发达,是反动统治的堡垒,敌人的力量强大;农村则相对落后,是反动统治的薄弱地区,农村是中国革命的主阵地。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也决定了中国革命不能完全照搬“以城市为中心”的俄国革命经验,必须到农村去发动农民,以农村为工作重点。毛泽东走遍湘赣边界,最终选择了在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创建革命根据地,将革命的立足点放到了农村,开启了中国革命重心向农村的战略转移。
实践作为主客观相连接的桥梁和纽带,人只有在实际地改造和变革对象的实践活动中,才能深刻认识和把握对象的本质和规律。根据国情,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农村革命斗争的实践。但如何在农村开展革命斗争是革命的新问题,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一系列创造性实践,成功解决了农村革命斗争的核心问题。一是建设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中国的武装斗争具有自身的独特性,本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这种独特性决定了建设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最根本的是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毛泽东在三湾改编中实行“支部建在连上”,确保了“党指挥枪”。二是开展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的核心问题是土地。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湘赣边界广泛开展分田运动,并制定了党的第一部土地法,以法律的形式将土地革命的成果固定下来,极大地激发了边界军民斗争积极性。三是开展革命根据地的建设。根据地是执行战略任务和实现战争目的的依托,是革命的大本营。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茶陵、遂川、宁冈、永新等工农民主政权,把“民主集中主义”运用于政权组织,在斗争实践中不断完善政权机构,改善政权运行方式。同时还在根据地进行了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建设,保证了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开展。
科学理论不仅是适应实践需求的产物,更是对实践经验的深入概括与精确总结。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上进行了创造,而且在理论上进行了科学总结,先后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光辉著作,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理论及其斗争策略作了科学阐述和说明。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分析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和革命形势,阐明了中国革命特征是以军事发展暴动,强调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具备的,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同时,毛泽东根据革命斗争的成功经验,形成了一整套斗争的理论和策略,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朱德毛泽东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的政权建设方式、革命武装发展路线和政权波浪式发展等是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正确策略。到1930年上半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
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照搬俄国革命行不通的情况下,通过调查研究客观认识中国国情,毅然决然把中国革命转移到农村,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并在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新实践和探索,同时从理论上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建设进行了科学概括和总结,最终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红色基因和政治品格,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也以“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的行为特征和精神气质得以坚守和彰显,成为井冈山精神的核心。
三、英勇斗争,在艰苦到了极度的条件下开创新局
斗争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固有属性和政治品格。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从一诞生就铭刻着斗争的烙印,具有比其他政党更鲜明的斗争品格和不怕牺牲的精神。其原因有二:一是中国革命斗争环境的残酷性。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兴起就被斥为“过激主义”和“洪水猛兽”,遭到了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以致中国共产党长期处于严酷的斗争环境中。有压迫就有反抗,就需要英勇斗争的精神。二是中国革命任务艰巨和革命力量弱小的事实。近代以来,中国遭受“三座大山”的残酷压迫,而革命力量却很弱小。要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不进行艰苦斗争,没有不怕牺牲的精神是不可能完成的。中国共产党就是党的先驱们不惧危险,冒着被敌人抓捕的危险缔造的。正是在不断与反革命势力作斗争的过程中,生动勾勒出先辈们视死如归的精神风貌,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实践品格和政治本色,铸就了以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为基石的伟大建党精神,成为流淌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血脉中的红色基因。
大革命的失败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使得中国革命斗争的方式、条件、地理空间发生了剧烈变化。首先是斗争方式由民众运动转为军事斗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城市开展革命斗争主要是通过理论宣传、工人运动等方式,即便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也主要是参与政治领导、组织工农群众支援北伐战争。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以前我们指责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不做民众运动;我们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军事斗争成为斗争的主要方式,流血牺牲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其次是革命的条件由物质相对宽松转为极度匮乏。城市经济发展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活动提供了相对宽松物质基础。许多共产党人拥有正当职业和经济来源,如陈独秀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时月薪300大洋。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农村。彼时的农村经过层层盘剥,几近崩溃,中国共产党人缺乏稳定经济来源,物质匮乏成为斗争常态。再次是革命的地理空间由中心城市转入偏远农村。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借助便利的交通在城市空间中建立联系,构建社会支持网络,获得国内外较多的支持。革命转入偏远农村后,由于交通闭塞,甚至一度与党中央失去联络,更得不到资助,只能自力更生。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中国共产党人依靠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伟大建党精神,不断开创斗争新局面。
井冈山斗争时期,军事斗争是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而且“这种斗争,一天比一天激烈”[10]P63。频繁的战斗致使“兵有伤、亡、病、逃,损失甚易”[10]P63,兵员补充十分不易,许多新兵“昨天入伍,今天就要打仗,简直无所谓训练。军事技术太差,作战只靠勇敢”[10]P64。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兵。虽然建了医院,但医生、药品和医疗器械奇缺。毛泽东曾多次请求中央和两省省委送几个西医和碘片来。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武器装备也是十分匮乏的。一支枪一般只有三发子弹,武器主要来源靠缴获,许多红军战士的武器是鸟铳、大刀、梭镖等。但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井冈山军民一再打破敌人的军事进攻,实现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持续发展。他们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伟大精神。
井冈山斗争时期,湘赣边界的经济主要是小农经济,甚至有些地方还停留在杵臼时代,生产力十分落后。加上国民党的严密封锁,困难“有时真是到了极度”[10]P53,经常要用红米饭、南瓜甚至野菜来充饥,“有时三个月闻不到肉味”[11]P373。毛泽东曾两次向湖南、江西两省省委和党中央报告“井冈山上吃饭大难”。由于缺衣少布,许多战士只能穿两件单衣过冬,没有被子就盖稻草,没有鞋子就穿草鞋。面对如此艰难困苦的斗争环境和物质条件,红军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靠的就是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民主主义的优良作风,无声地教育影响每一位士兵,虽然物质贫乏,但精神得到了解放。红军士兵“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10]P64。
井冈山地处罗霄山脉中段,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距离大城市较远,很难与外界联系,更得不到外界的资助,只能自力更生渡过难关。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官兵秉承“好在苦惯了”“野菜很苦,但有丰富的政治营养”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积极开展自救运动。
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面对革命斗争的方式、条件、地理空间的转变,践行和弘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品质,依靠勇敢打破了敌人的军事围剿,发扬民主主义的作风战胜了艰苦的斗争环境,通过自力更生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使井冈山斗争得以坚持并不断开创新局。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伟大建党精神品质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以艰苦奋斗的精神样态得以传承和弘扬,成为井冈山精神的基石。
四、对党忠诚,始终依靠人民群众夺取胜利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本质特征,把劳苦大众从剥削和苦难中解救出来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根本价值追求。与其他倚重精英势力的政治力量不同,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要求“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12]P90,要为工人和贫农谋利益,引导他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为了解群众,主动深入工厂、农村,参与工农劳动,体验工农疾苦。为教育人民群众,通过创办工人夜校、自修大学、农民夜校、农民运动讲习所等,启迪民智、唤醒民众。为组织全国工农走向团结,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召开了全国劳动大会。仅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就有30万以上工人参加党领导或组织的罢工,五卅运动全国有1700多万人直接参加,充分彰显了中国工人阶级坚定的革命性和坚强的战斗力。农村地区在党的组织和领导下也出现大革命的形势,从北伐军进入湖南半年多的时间,湖南农民协会会员激增到200万,江西、湖北等省情况亦然。农民组织起来强力打击了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以及各种宗法思想和制度,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毛泽东当时就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10]P16正是在组织工农运动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人民是实现社会改造的根本力量,民族解放必须依赖人民。以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为底色的伟大建党精神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工农运动中成功经验的凝结,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站位和价值归宿。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领导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的依靠力量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一是全国工农运动由高潮转入低潮,人民群众斗争的积极性低落。建党时期,全国工农运动先后掀起两次高潮,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但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13]P378,“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10]P77。怎样改变这种状况,激发人民群众支持革命的热情和行动,成为井冈山斗争的重要任务。二是中国革命倚重对象发生了变化。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无产阶级政党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因此,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主要倚重工人阶级,对农民力量还不够重视。甚至有部分人认为“农民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具有小农经济所固有的“自私狭隘性”,“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14]P366-367。然而,随着革命的重心转移到农村,农民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依靠力量。如何把农民阶级打造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和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把分散的民众转化为革命斗争的重要力量成为井冈山斗争的重要内容。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传承和弘扬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政治品格,一开始就把“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作为红军的三大任务之一,始终真心实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与人民群众建立了鱼水情深的血肉联系。
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立场不是虚无缥缈的口号,而是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井冈山斗争时期,为给人民谋取政治权益,党和红军在茶陵、遂川、宁冈、永新等地建立工农兵政府,并颁布施政纲领,实现工农群众政治上的当家作主。为给人民群众谋取经济利益,党和红军在井冈山开展分田分地运动,并采取组建耕田队、调剂劳力和耕牛农具余缺等多种措施发展农业生产。同时还开办生产合作社,制定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最终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为给人民群众谋取文化权益,党和红军在井冈山开展识字运动、兴办文化教育事业,仅宁冈县就创办了十余所初级学校。井冈山斗争时期,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和生活陋习一时销声匿迹,社会关系结构得以重塑,社会风气出现了新面貌。
宣传教育群众是启发群众觉悟,凝聚群众力量的重要途径。工农革命军在向井冈山转移的过程中,人民群众不知道红军是干什么的,加上国民党的反动宣传,“红军每到一处,群众冷冷清清”[10]P78。针对这种状况,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宣传教育群众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为做好宣传教育群众的工作,红军成立宣传科、宣传队,建立宣传兵制度,要求红军行军所到的地方,均须手持红旗和标语传单向群众宣传,墙壁上要写满红军标语。宣传的内容一般为党的政策和具体口号。在宣传方式上,包括文字宣传、口头宣传、笔画宣传等,“还有化妆表演,有的扮演雇农,有的扮演土豪,敲锣打鼓,把土豪劣绅抓起来游街,这样,群众一看就知道我们是站在哪一边”[7]P347。通过多样化的宣传,人民群众对党和红军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军队的性质宗旨有了理解,都知道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是为劳苦大众服务的,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和红军的支持。同时,毛泽东还认为“红军纪律是一种对群众的实际宣传”,并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展现了红军的纪律性,为正确处理军民关系,提供了基本准则。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井冈山斗争时期,党和红军真心实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人民群众就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誓死捍卫党和红军,为党和红军铸起“真正的铜墙铁壁”。吴月娥跳崖、聂槐妆送盐、工农护大印等故事深刻表明人民群众对党的拥护和支持。“正是有了群众这‘真正的铜墙铁壁’,党和红军才多次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奇迹”[8]P115,才能在艰难困苦的革命环境中,不断开创新的革命局面。
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工农运动形势低落时,始终坚持对党忠诚与不负人民一致性原则,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摆在首位,时刻高度重视宣传和教育群众,紧紧团结和依靠人民群众,确保了边界的红旗始终不倒。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也表现为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井冈山精神,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重要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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