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思想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断夺取革命、建设、改革胜利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来之不易、弥足珍贵，是做好今后工作的重要遵循，一定要认真总结、长期坚持，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1]P115井冈山斗争和中央苏区时期，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在推动革命斗争的发展、建立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提高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效，其中重要的是形成了一项从痛苦到觉悟的宣传动员农民群众的宣传方式。

一、宣传动员的起点：认识农民痛苦根源

　　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通过对人民群众的痛苦及其解决方案的宣传，革命的孕育和发生几乎成为必然。因此，“很大程度上，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眼中，群众发动不起来是因为党员和苏维埃政府没有掌握到正确的动员技艺，而不是因为群众不想革命，不想改变自己的生活”^[2]。

　　（一）“痛苦”与“革命”之间的紧密关系

　　在建党初期，党的工作重心长期都在城市和工人运动，并未太多关注农民群众运动。党的二大首次提到农民问题，认为：“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如果贫苦农民要除去穷困和痛苦的环境，那就非起来革命不可。”^[3]P67-68党的四大提出：要“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在此前后，中国共产党逐渐进入乡村开展农民运动并面临着向农民群众开展宣传动员工作的问题。

　　随着实践的深入，“痛苦”与“革命”逐渐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邓中夏指出：“中国农民在这样军阀征徭，外资榨取，兵匪扰乱，天灾流行，痞绅鱼肉种种恶劣环境的当中，生活的困苦，家庭的流离，何时何地不是逼迫他们去走上革命的道路。所以我们敢于断定中国农民有革命的可能。”^[4]1924年8月21日，孙中山在广州农讲所演讲称：“大家此时便要对农民去宣传，把农民的痛苦讲得很清楚，让一般农民都知道。农民只要知道了痛苦，便一定有觉悟。”^[5]P557主要由中国共产党人主持的国民党农民部1926年10月发布的《中国农民运动概观》中指出：“农民之所以要求解放，参加革命，因其所处政治经济地位之不安。我国农民外受帝国主义之经济侵略，内受军阀、官僚土豪劣绅、大地主、买办阶级之剥削压迫，痛苦日甚，非革命即再无生路。”并举例了田租、捐税、兵灾、天灾、特殊阶级之剥削、土匪来说明农民群众痛苦之来源。^[6]P297-301

　　对农民群众痛苦的分析和认识直接决定了农民革命的对象和路径。陈独秀总结了中国农民群众痛苦的来源，提出中国共产党应以“排斥外力”“打倒军阀”“限田”“限租”“推翻贪官劣绅”等口号对农民群众进行教育及宣传，组织及领导农民群众进行实际的社会运动。^[7]P422-4301927年2月，江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指出：“现在我们觉悟了，我们知道了痛苦的根源是帝国主义、军阀、大地主、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而具体的事实就是重租、重息、重税及其他敲索；我们也知道了解决痛苦的方法是在自己组织起来，用自己的力量，求自己的解放！这就是要组织农民协会。”^[8]P278

　　对农民痛苦的认识不足严重影响了农民宣传工作。恽代英指出：“农民不知渴望革命，是宣传的材料与方法不合当。”^[9]“农民群众固然受许多定命说所迷惑，然而人在知道自己的痛苦，而且知道确实有救济痛苦方法的时候，他可以不顾一切定命说而一往直前的为自己奋斗。”^[10]毛泽东也在农讲所指出要有大批的同志去做农民的工作，“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11]P39参与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

　　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农民宣传工作的规律的认识逐渐深化。党的四大制定的《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指出：“宣传农民组织农民的方法，自当从目前的实际问题入手。”如反对预征钱粮，拒绝交纳陋规及一切不法征收；反对土豪劣绅；反对苛税；武装农民以防匪祸；免除高利贷之苦等等。^[12]P360-362广州农讲所总结了农民宣传工作的基本原则，“第一着：谈农民苦处，引起其要求自动的解除的（其）痛苦，第二着：迫向（使）农民自求办法，紧张其精神使其心胸蕴热：第三着：告以解[决]之方法，使其心中悦服，精神奋扬。”^[13]党的六大制定的《农民运动议决案》中也强调：“一切鼓动和宣传，当以农民实际生活痛苦为出发点，切忌广泛的宣传及机械式讲义式的训话。”^[14]P301从痛苦到觉悟这一从对农民群众痛苦的认识出发，启发农民群众的觉悟的宣传动员方式逐渐形成。

　　（二）发掘农民群众的痛苦，夯实宣传动员的基础

　　调查研究是发掘群众痛苦的基本方法。早在1923年2月2日，中共中央制作了一个农民调查表，其目的是为了“得知各地农民群众的实际情形而决定应取之方针”而进行调查，“为将来解决农民问题的材料”，并发出通告要求各地党员利用假期调查农民。^[15]1927年12月，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提出，“一切鼓动宣传，须避免流于空乏及机械式的训话，而当以农民实际生活痛苦为出发点。”具体办法之一即“实行农村的调查工作，如土豪劣绅等租率、利率、物价、地价、工资，农村社会组织与实际情形。”^[16]P192

　　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分兵以发动群众的过程中形成了通过调查研究以支持宣传动员工作的方法。“游击队达到某地以后，第一步必须做调查工作，由军官及党代表负责，必须通过调查工作以后，才能开会决定该地工作，……若不调查则一切决定必不能切合当地群众需要，比如红军标语打倒土豪劣绅，这样写的时候很少，因为太空洞而不具体，我们必须先调查当地某几人是群众最恨的，调查以后，则写标语时就要成为打倒土豪劣绅某某等，这个口号无论如何不浮泛，引起群众深的认识。”^[17]P368

　　1930年4月16日，红四军政治部发布的《宣传员工作纲要》中规定：“每一宣传员出发工作，要注意当地的社会调查，将每天调查所得的结果，报告调查统计股，作成总的统计”。“每一宣传员随时调查土豪及一切反动分子的情况，迅速报告保卫科设法处置。”^[18]P35红四军还形成了“社会调查提纲”，每个宣传员都有一本，包括社会情况、政治情况与经济情况三个方面的内容，如“地主、富农、资本家、土豪、劣绅各多少？是谁？出租情况？共有多少人？大部分做什么伪职？他们对贫苦农民的剥削压迫手段，受压迫剥削的贫雇农各多少？态度怎样？”^[19]P87。这一工作模式得到广泛传播。

　　随着对“痛苦”与“革命”之间紧密关系的认识，通过调查研究发掘农民群众的痛苦为党的宣传动员工作提供了扎实的基础，在此过程中，党员干部更加深入懂得人民的痛痒，懂得人民的心，从而更好地引导农民群众进行各种斗争。

二、宣传动员的过程：引导农民进行革命斗争

　　由认识和解决人民群众的痛苦可以直接导向日常斗争，但日常斗争与带有革命性的政治、军事斗争之间存在着相当的距离。农民革命的发生，“除了贫困的社会根源之外尚须另一个必备的条件，那就是先进的组织、新的思想理论来揭露社会的腐败和人民的困苦，并且规划美好的未来”^[2]。因此，从痛苦到革命需要一个艰苦细致的宣传过程。

　　（一）宣传动员的抓手：引导农民的日常斗争

　　有效的农民宣传工作的关键在于关心、解决农民群众的痛苦。毛泽东指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20]P138-139。同样，在20世纪三十年代，著名的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梁漱溟在领导乡村建设运动中遭遇了“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难题，其认为关键在于无法解决农民群众深受其害的苛捐杂税和土地等政治问题，“那么，当然抓不住他的痛痒，就抓不住他的心。”^[21]P582

　　在旧中国，土地问题是人民群众痛苦的核心问题。通过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毛泽东认识到：“湖南农民最激烈的斗争就是关于土地问题的斗争，土地问题是中国几千年政治上要解决，而未能解决的问题。政治上既不能替农民解决这样的大问题，湖南农民乃起而自己动手解决。他们解决的方式虽在各处表现得不同，但是解决土地问题的目的则确是一致的。”^[22]因此，中国共产党往往以解决土地问题为基础逐渐实现对农民群众的宣传、动员与组织，取得了极好的宣传效果。谢觉哉即举例，一个从江西苏区出去的德国牧师观察到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群众的宣传不是对农民群众讲马克思主义的道理，而是讨论农民群众的生活，“耕多少地？打多少粮？缴地主多少租？剩下多少？够不够生活等。告诉他们怎样可以有足够的饭吃，怎样就可以保障自己的生活不被剥去。”其称赞这种宣传的效果道：“农民在这样的简单宣传下，懂得共产党，信仰共产党了。”^[23]P174

　　解决土地问题虽然是核心，但还是不够的。中国农民群众的痛苦不仅围绕着地权问题和经济剥削，乡村社会中还存在着盘根错节的权力网络与压迫关系如阶级、地域、宗族、族群、工农、城乡、官民等矛盾。通过解决土地问题虽然可以引导农民群众参加革命，但是革命活动过程的“完美”实现还有赖于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宣传动员。且“由于每个地区农民的需求不同，不同层次人群的基本利益与社会感情大相径庭，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扮演富有创造力和适应力的角色”^[2]。在井冈山，“发动群众有一个过程，是十分艰苦的工作，开始还不能分田地，因为一些情况还不了解，二则群众也不敢要。为了发动群众，一九二七年冬就组织搞年关斗争，那时快要过年了，正是地主逼债的时候，由于地主逼，有许多人上吊死了，被逼得家破人亡。利用这个机会，搞年关斗争，强调废债、焚毁契约，还没收土豪财物和粮食，分给贫苦农民。通过这样的斗争，有一部分群众站了出来”^[24]P27。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赣西南，在年关斗争中提出的“不还土豪的账”“反对高利贷”“不还粮，不还税”等口号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遂发动万安、泰和、信丰、南康及赣县大埠等地的暴动。”在青黄不接之时提出“平粜”“禁止谷米出口”“吃大户”“开大仓”等口号，“激动了赣县之田村等地的农民抢粮运动，以致发展到农民暴动。”^[25]P171

　　通过这些实践，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对宣传动员工作的认识也不断深化。1926 年 4 月，为指导宣传动员工作，中共中央印发《我们今后怎样工作》指出：“我们要得到群众不可只注意很大的问题，尤其不可开口便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老套头，而是要注意许多地方政治人民生活，这些琐细问题，都是群众日常切身感觉到的。能够领导群众从事这些日常争斗，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信仰，才能训练群众的政治意识，才能遇重大政治主张时使群众与我们一块。”^[26]P111-1121929年9月6日，《湘赣边界目前工作任务决议案》中也提出：“注意领导农民日常斗争及农民自发的斗争，领导农民日常小斗争，如非割据区域夺取广〈大〉群众的最好策略，如抗苛捐杂税，抗粮抗租，我们应多提出这些与农民有切身利害的鼓动口号，提起广大的农民群众由经济斗争进到政治斗争的道路上去。”^[17]P386古田会议决议指出，红军宣传内容的缺点之一，“忽略群众日常斗争的宣传与鼓动”。纠正的路线是“宣传要切合群众的斗争情绪，除一般地发布暴动口号外，还要有适合群众斗争情绪尚低地方的日常生活的口号，以发动日常斗争，去联系着那些暴动口号”^[27]P734-735。在宣传动员工作中以日常斗争为起点，通过积极参与、领导人民群众的日常斗争，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对群众和群众运动的领导权，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进行带有革命性的政治、军事斗争创造了前提。

　　（二）宣传动员的重点：促进日常斗争向革命斗争转化

　　日常斗争与带有革命性的政治、军事斗争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辩证关系。《中央通告第四号——关于宣传鼓动工作》（1928年10月1日）中即指出了党的宣传动员工作中存在的“日常争斗实际问题的鼓动与政治路线不相联系”，“宣传与鼓动对立起来，甚至降低政治路线去迁就日常争斗的鼓动口号”等缺点和错误。^[28]P601-602中央《宣传工作决议案》（1929年6月25日）指出宣传工作的两大错误：“第一是因为离开群众直接的要求去宣传政治，不能唤起群众热烈的反应，遂怀疑摇动，以为要降低政治口号以迁就群众。第二是只知鼓动群众直接的要求，挑拨对敌人的仇恨，并不注意联系到政治宣传口号上来，因而并不能将政治上正确的出路指示给群众，领导群众向正确的目标奋斗。”^[29]P269-270这些对宣传动员工作缺点和错误的分析指明了日常斗争与带有革命性的政治、军事斗争的辩证关系，也指明了宣传动员工作群众化、实际化的方向。

　　宣传动员工作的群众化意味着“抓住群众的切身的问题和每个新发生的政治事件来鼓动群众”^[30]。“正〔确〕的宣传煽动基本内容必须和当地群众目前需要相联系起来，即要和群众日常生活、日常斗争有密切的关系，从群众一切稍细问题中去说明广大的政治前途。”“一方面引导群众去实际斗〔争）中去接受本党基本政治口号，另一方面能使群众围绕于党的基本口号周围，而热烈的参加斗争。”^[31]P307-309宣传动员工作的实际化意味着“要密切的联系到实际的情况并且要从实际中去证明。在群众中宣传鼓动的时候，要使群众感觉到宣传的人所说的话和他们的本身的地位是有密切关系的，是代他们说出自己的痛苦和要求，并指出群众的出路，这样使群众接受党的宣传鼓动后，在日常生活中去感觉到只有共产党的主张是革命的，为工农劳苦群众谋利益的”^{[32]P2155-2156}。同时抓住各种临时性的契机，如中央《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1930年9月15日）提出，“注意临时事变的宣传。每一事变的发生，我们都抓着它的原因、经过、结果，定出适当口号和总的政治口号联系起来作广大宣传”^[33]P31。

　　这种群众化、实际化的宣传动员工作的对立面则是“党八股”。在中央苏区，这种宣传表现为“无论什么问题来的时候，我们就有那么一套话来应付，……我们却必须把所有的‘十八套’完全吐露出来，方才痛快”^[34]P222。“无论什么宣传品上，总是要从世界大势说到反对敌人对中央苏区大举进攻，无论是什么团体（反帝拥护，工会等）都是‘如此这般’的重复一遍，表示他们‘博学’！”^[35]张闻天即着重指出：“这种‘党八股’式的宣传鼓动，实际上是由于脱离了群众，由于不知道宣传鼓动的对象是什么。这样的宣传鼓动，自然只能是死板的、千篇一律的了。这样的宣传鼓动，自然会变成学院式的、没有生命的、缺乏群众性与煽动性的了。”^[34]P223

　　在中央苏区时期，以对农民群众的痛苦的认识为基础，通过引导农民群众进行日常斗争，通过将日常斗争与带有革命性的政治、军事斗争联系起来，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动员工作得以有效运作起来。

三、宣传动员的路线：建立党同农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1965年8月3日，毛泽东在回答法国客人“如何启发农民这么勇敢的”问题时称：“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们同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使战士们感觉我们不是一个特殊阶层。我们调查农民阶级关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把土地分给农民。”^[36]P516-517具体到从痛苦到觉悟这一宣传动员方式中，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群众路线，建立了党同农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实现了与人民群众的“心连心”。

　　（一）党的领导对宣传动员农民的重要意义

　　在旧中国，落后的小农不可能产生出先进的思想，农民群众的革命自觉必须靠外来力量的引导，这个力量就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领导者中国共产党，而宣传动员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将农民群众改造为具有阶级意识和阶级觉悟的革命阶级的重要手段之一。^[37]

　　“中国是一个工业落后的，以小生产为主的、小资产阶级众多的和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又是长期处在被敌人分割的农村中，“因而农村和小资产阶级的散漫性、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冒险主义、投降主义等等倾向，有时非常容易反映到党内来”^[38]。如在湘赣边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一切落后，封建宗法思想充满乡村。……实在很难使农民有进步的思想发生”^[39]P422。即使到了经过革命运动洗涤一新的时期，依旧不免出现许多窘境。1933年，杨尚昆指出：“有许多群众还不晓得‘什么是苏联’。是一间店子，一个人名，或者是苏维埃区域的大联合呢？”^[35]在此情景下，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便成为塑造农民革命意识的关键。毛泽东着重强调：“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20]P77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农民群众痛苦的社会根源的分析才会指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一方面，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天天可以看到的最平常、最普遍、最大量，而且千万次反复着的东西”，“是牵连到千千万万人民生活的事情，一切伟大的理想，如果同这类事情脱离了关系，那是一个铜钱也不值的”。^[40]P335-336另一方面，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分析直接指向造成农民群众痛苦的根源及其解决方案如阶级斗争、土地革命等。在阶级斗争的指导下，农民群众必然具有革命性，“如果他们没有表现出革命性的话，那一定是革命者对他们认识还不够深，动员他们的方法还不够正确”^[41]。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切过去的经验都证明：只有土地问题的正确解决，只有在坚决的阶级的口号之下，把农村中阶级斗争的火焰掀起到最高的程度，才能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参加革命战争。”^[42]

　　（二）群众路线及其对党群关系的塑造

　　在中国这样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没有深入和普遍的群众宣传，不能在广大群众中鼓舞起热烈兴奋的情绪，要切实动员群众，完成党所提出的任务，是不可能的”^[35]。因此，党的各项工作的基本特点是反对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等方式，而是向群众作广泛、深入、艰苦的宣传和解释，尽量把群众的热情发掘起来，把群众的积极性提高起来，以争取更广大的群众涌到各项工作战线来。如1928年10月《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指出：“过去边界各县的党，太没有注意宣传工作，妄以为只要几支枪就可以打出一个天下，不知道共产党是要在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同时在各项工作中(如组织苏维埃、暴动队、分田、组织党等工作)，完全不宣传其方法和意义，只是利用军事政治势力去逼着做‘不做就杀’这是一种最严重的错误。”^[17]P192

　　在宣传动员工作领域，群众路线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党员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二是在于深入广泛的宣传使得群众积极参与各项运动。举例而言，1933年，瑞金云集区在总结推销公债工作成绩的原因称：“是在能够正确的运用了党和中央政府的决议，有正确的领导方式与活泼的工作方法，经过各种各样的会议，广泛深入的动员，是在能够把革命战争与群众利益与公债紧紧的联系起来，而不失去中心，此外是领导人能够自己以身作则，先□多买，因为这样才能够获得群众的热情的拥护，也正因为这样，才能做到伟大的成绩。”^[43]1934年，胜利县在总结粮食动员工作成效的原因称：“第一是干部能以身作则的领导群众，一面动员一面就收集和入仓，第二是进行广泛的深入宣传鼓动工作，使每一个群众都了解，借谷运动是为着充实红军给养，没有红军的胜利，我们的土地利益，自由，政权便没有保障。所以大部分的群众都自动要求把借谷改为节省，把借谷票退还给国家。”^[44]

　　群众路线的实践使得党的宣传动员工作具有“深入性”的特点，在此过程中，宣传队起到了重要作用。1933年汀州宣传队获得了很大成绩，其工作方法为：“（一）有计划的分配队员到群众家中去，到小小的村庄中去，到田野中去，和群众个别谈话，开始说到群众生活问题，抓住群众生活上最迫切问题，用最诚恳，最热烈的语句表现极度同情与奋激的来鼓励，把被宣传群众的热情也提起来了，然后更进一步鼓动他当红军，或加入地方武装……（二）在群众中选择那些对我们宣传表示比较了解的人，便抓紧这些人，特别加紧对他们宣传，一次二次三次向他不折不挠的宣传。（三）和被宣传群众特别是我们选择作为对象的，在生活上发生很亲密的关系，帮助他们开荒地作水，不仅是我们宣传队每天去找他们，而且要使他们常常来找我们。”^[45]

　　正是通过贯彻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干部不仅能关心关注农民群众的痛苦，“以百姓心为心”，而且能认识到这种痛苦的根源及其斗争方案并引导农民群众进行斗争，由此形塑了党群的血肉联系，从而为启发农民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奠定了重要基础。

四、宣传动员的成效：启发农民的思想政治觉悟

　　在面对土地革命时，中国农民群众存在着“多重心理障碍”，如尊卑有等、贵贱有别、贫富有差的社会等级观念，宗族、地域、族群等本位观念，宿命论等迷信观念，良心观念、“怕变天”的思想，政治冷漠、苟安心态等等。^[46]农民群众克服此类心理障碍，形成主人翁意识和革命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过程即思想政治觉悟提升的过程，农民从痛苦到觉悟的转变即这一宣传动员方式最为重要的成效。

　　（一）塑造农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

　　在旧中国，中国农民群众的痛苦并不仅仅是关于物质生活困顿的身体感受，同时也内含着伦理、道德受到冲击的精神体验。因此，革命为农民群众提供的平等、权利和尊严成为激发农民群众参与革命不可忽视的政治、心理原因。^[47]1927年底，毛泽覃在宁冈乔林建党时提出：“中国穷了几百年，由于没有共产党，没有革命军，所以人民受压迫受剥削，处在黑暗之中，抬不起头来。现在共产党来了，象个太阳一样，大放光明，穷人在黑暗中站起来，闹革命，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买办资产阶级，打倒地主阶级，原来穷人被地主踩在底下，现在要翻身，把地主阶级压下去，以前穷人如何受苦，不要忘记。”^[24]P298

　　通过土地革命和阶级斗争等，农民群众破除了被血缘经济为主体的、封闭的、落后的小农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地域、宗族、族群等落后观念。通过建立新的国家/政党-农民群众关系，改善了农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农民群众对政治的冷淡、疏离与隔膜被一扫而光，斗争情绪和斗争意识高涨。通过建立新的乡村社会秩序，乡村社会的种种落后观念也逐渐被破除。农民群众以“主人翁”的形态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了各种形式的革命行动。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苏区土地革命的威力，扫荡了一切封建的残迹，千百万农民群众从长期的黑暗中惊醒起来，……农民第一次从地狱中出来，取得了主人翁资格。这就是苏维埃政权下与国民党政权下农村状态的根本区别。”^[22]

　　中国共产党塑造的“主人翁”意识以阶级意识为核心，中国共产党用阶级矛盾去整合乡村散落的各式各样的矛盾，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以及“划成分”、土地革命等实践，农民群众之“苦”转变为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痛苦。农民群众确立了阶级身份和阶级自我认同，获得和提升了自己的阶级觉悟，萌生和强化了阶级斗争意识。^[48]广大群众认同接受阶级观念并付诸革命实践的集体意识和统一行动，这种“有意识有组织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是阶级意识觉醒的基本要素。^[49]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扎实有效的宣传和教育工作把潜藏在农民群众心底的、极具爆发力的社会矛盾和革命潜力充分挖掘了出来，从而造成空前的农村大变革以及农民观念结构的颠覆性改变，塑造了人民的主人翁意识。

　　（二）激发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1938年1月，梁漱溟与毛泽东曾经有过农民是“好动”还是“好静”的争论。梁漱溟回忆道：“毛主席问我做乡村运动曾感到有什么问题和困难，我开口一句便说：最困难的是农民好静不好动。毛主席没等我讲下去，便说：你错了！农民是要动的，他哪里要静？”解放后，梁漱溟读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参加西南土改后才明白，“农民茹苦郁塞于封建势力种种压迫之下，确实是要动的。”“当初我们未能抓住农民真痛真痒所在：抓住他的痛痒而启发之，他还是要动的。说农民好静不好动；彼此还不是一个心。”^[50]P889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通过工农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土地革命的实践，国家政权与农民的关系从一种消极相安的关系转变为积极合作的关系：一方面政权主动接近群众，如行政区划的调整，“在旧的反动政府的行政区域，范围都是很大，这因为他们是隔离群众的官僚机关，他们的目的只是削弱和压迫群众，苏维埃划分行政区域的原则与此完全相反，他须尽量接近群众。为群众谋一切利益。因此不论乡，区，县，省，区域都不应过大。”^[51]另一方面，通过党群组织体系，“乡村社会通过一批积极分子组成的群众组织，逐渐让村民从宗族、血缘和地缘等共同体意识中脱离出来”。^[2]旧的国家政权、地主士绅、农民的三角关系被新的国家与农民关系结构所取代^[52]。

　　苏区用一种新的关系来代替过去人与人之间的残酷的旧的“吃人关系”。“人与人关系的空前变更，每人自己精神上心理上空前的变更。抬起头来，站起身来，并且会组织起来办事情。”^[50]P868旧式的阶级、地域、宗族、族群、工农、城乡、官民等矛盾转化为阶级矛盾后，在革命阶级内部，形成了军党一致、军政一致、军民一致、官兵一致、上下级一致的新型的关系。官兵、军民、干群关系亲密无间、水乳交融，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这种新型关系，产生了一种忠于革命、热爱劳动、艰苦朴素、助人为乐等新思想、新风尚，产生了一种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强大力量。

　　正如1930年10月7日中共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中所叙述的，“群众的斗争局面，日益扩大化、猛烈化”，“政权、土地、武装，三者同时并进”，共产党的政权深入群众，党在群众中拥有威信和信仰。苏维埃区域出现了一系列好现象：第一，在经济上得着了解放；第二，农村军事化；第三，红治水平的普及；第四，文化运动的自然发展；第五，推翻了封建基础；第六，没有盗贼乞丐，^{[31]P68-69、83-85}这些都是农民群众革命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具体体现。

　　面对同样以农民出身为主的国民党军士兵，我们党这一宣传方式也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如1934年9月，红军某部在温坊附近围困住一个堡垒，将国民党士兵的实际痛苦反复向其宣传，“如病了好多送到漳州医院休养，每晚上都要被法西斯蒂分子捉去几个，或十几个病重的去秘密杀了等讲给他们听，后来又讲到他们家里（北方）被日本占领，告诉他们家里父母兄弟妻子正在被日本帝国主义抢劫、屠杀、奸淫，告诉他们这是国民党卖国贼造成的，要他们觉悟，不要替国民党守堡垒了，出来缴枪给红军，加入红军去北上抗日救自己的父母妻子等。”最终守堡垒的一排士兵完全缴械投降。在向俘虏兵的训话中，红军也强调：“不要害怕，红军是工农的军队现在你们缴枪过来，是脱离了你们反动官长的压迫。你们愿参加红军，我们是欢迎的，若要回家我们亦不阻挡，并且发路费给你们，最好是参加红军去北上抗日，去救你们的家乡”等等。通过这些实际经验，红军还总结了“三恨三想”的宣传内容，“三恨”即：“第一，恨官长不准你们回家！第二，恨官长压迫你们修马路筑堡垒；第三，恨你们有了病官长都不准你们休养，不准请假。”“三想”即：“第一，你们想北上抗日不愿做亡国奴；第二，你们想缴枪给红军，发三块钱；第三，你们想回家，打路条给你们。”通过这些宣传，国民党士兵对红军的同情以及抗日的情绪高涨。^[53]

　　启发农民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即主人翁意识的塑造和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激发，这是中国共产党宣传动员工作最为重要的成效之一，中国农民群众的精神面貌由此焕然一新，革命由此成为农民群众自觉、自愿的行动，这就为中国革命虽历经艰难坎坷而不断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20]P139

五、现实启示

　　综上所述，在井冈山斗争及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形成了一项从痛苦到觉悟的宣传动员农民群众的方式，即从认识农民的痛苦出发，引导群众进行日常斗争并将其作为宣传动员的抓手；通过帮助群众解决痛苦，促进日常斗争向革命斗争转化；通过在斗争中贯彻群众路线，促进党同人民群众建立血肉联系；最终启发农民的思想政治觉悟。这一宣传动员的方式对做好新时代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是必须始终坚持人民立场。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赣州考察时指出：“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54]P52-53宣传动员工作是做人的工作的，必须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从群众切身利益问题出发，瞄准群众急难愁盼的民生问题，在服务群众的同时教育引导群众。

　　二是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全面领导是确保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和道路前进的根本保证。只有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才能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党和国家事业蓬勃发展汇聚强大力量。

　　三是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才能不断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四是必须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人心”^[55]P22、52，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