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收录到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组织出版的新书《新质生产力：看懂未来经济走势》，在原文基础上有所补充。特别增加了对“技术突破”对底层劳工的破坏性分析。
正文
202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时第一次提出新质生产力。2023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
2024年开年后，“新质生产力”迅速成为最热门的经济新概念，我的理解也是逐渐加深的。
2024年1月13日，全球上市企业30人智库论坛（第二届）在成都西南财经大学举办。我应邀参加并以《中国经济重现“繁花”似锦，需要三类新质生产力》为主题发表了演讲。
在当时学界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义和范畴尚不清晰时，我明确指出能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生产力就是新质生产力。
第一类新质生产力是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的“水涨船高型”的科学技术与发明创新。
第二类新质生产力是形成与发达国家企业接近的管理实践能力。管理实践能力是一种软技术，也是一种生产力，企业，政府都可以在短期内获得提升。
第三类新质生产力来源于尽快消除要素资源错配和扭曲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阻力，或者说要尽快形成新质生产关系，使得新质生产力能够提升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
2024年1月14日，我在上海参加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十周年年会的圆桌讨论“中国新经济模式与新资本创造”，再次就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实现的三个层次进行了阐述。
我特别强调要深刻理解一个奇怪的现象：过去20年，全球科技与创新成就非凡，但全要素生产率反而相比过去不断下降，特别是在信息技术这个公认最具创新的行业，生产率增速的下降反而比其他行业更多！
2024年3月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发展新质生产力位列政府十大工作任务的首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在这篇文章里，我首先介绍全球各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过去20年不断下降这一事实。
其次，通过分析学术界对这一奇怪现象的形成原因达成共识的艰难历程，我强调只有深入理解企业在科技发明与创新上复杂的竞争关系，改变传统的鼓励创新做法，国家才能真正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
最后，我将阐述中国经济做好三个层次或者维度进行变革，就能够加快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
过去20年，各国全要素生产率不断下降
与普通人关注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驾马车”不同的是，经济学家认为，全要素生产率是理解经济增长的关键指标。
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简写TFP）的概念由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在1957年的新增长理论（获得1987年诺贝尔奖）中提出。
生产率是指投入与产出之比，衡量单位投入的产出水平。从投入的角度看，生产率可分为单要素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前者指的是产出与一种要素投入之比，如劳动生产率为产出与劳动投入之比；后者指的是各要素（如资本、劳动和土地等）投入之外的技术进步和能力实现等导致的产出增加，是剔除要素投入贡献后所得到的残差。
在具体计算上，由于学者会采取的不同的生产函数设定，而得到不同的TFP数值，因此大家更关注的是TFP的变化趋势，以减少不同生产函数形式造成的影响。
TFP反映了资源配置状况、生产手段的技术水平、生产对象的变化、生产的组织管理水平、劳动者对生产经营活动的积极性，以及经济制度与各种社会因素对生产活动的影响程度。一般认为，TFP对于打破资本报酬递减，从而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
TFP概念出现后，不同的测算发现各国TFP在历史上呈现明显的上下起伏的波动态势，但在1960年之后，欧洲和日本都出现了TFP持续下降的趋势，美国的TFP更是从1940年代开始持续下降，虽然在1980-2000年出现回升，但2000年之后再次掉头往下（Bergeaud, G. Cette and R. Lecat，2016）。
很显然，全球TFP的持续下降非常违背大家的直觉，因为过去这些年，以研发投入和专利申请和实际使用等数据来看，伟大的科技创新不仅没有停止，而且不断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
如果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等信息技术革命能够在1980-2000年提高TFP，那么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为什么反而造成了TFP在2000年之后的下降呢？
针对这个奇怪的现象，索洛有一句名言：“你可以看到计算机时代已无处不在，只有生产率统计数据例外”。
TFP下降的现象，在中国也不例外。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罗伯特·赫德在2020年发表了一个研究指出，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年平均增速中，TFP的贡献基本稳定在3个百分点左右。
而2000-2009年的高增长主要来自于有形资本投资的贡献。
2010-2019年，中国有形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贡献和前十年相比基本是相同的，这十年经济下行主要是因为TFP从前十年的3.1个百分点，下降到了1.1个百分点。
这些数字本身是相当枯燥的。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周期和变化，却是每个人都感同身受的。2023年底电视剧《繁花》热播，大家看到了九十年代初期股票市场和外贸市场的活跃。《繁花》的主要故事集中在1991-1994年，大结局我们看到的是1997年浦东东方明珠的建成和香港的回归。
2023年初热播的电视剧《漫长的季节》故事发生的背景是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1998年的国企改革和4500万工人下岗。
2001年中国加入WTO成为世界工厂，经济再次迎来了“繁花”似锦的年代，并在“四万亿”财政刺激下盛开得更加耀眼。一直到2011年，经济每年的增速都在8%以上，但从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再次进入到了“漫长的季节”这样一个状态。
经历了两轮经济周期，从乐观的角度来看，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经济的“繁花”再次盛开。这一次的催化剂很可能就是经济结构大转型时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
全要素生产率为什么会下降？
全球各国TFP增速的下降，引起了众多经济学家的关注，提出了不同的理论解释。不过，许多听上去合理的解释，并没能经受严格数据的检验。好在最近这两年，多个独立的研究团队，逐渐发现了真相。
从我的观察来看，国内的学者还不太熟悉最新的研究成果，他们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建议，例如有选择性地鼓励创新，重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对掌握先进技术的企业加大优惠扶持政策，虽然听上去符合直觉，但实际效果可能事与愿违。
1980年之后，全球进入到低增长，低通胀和低利率的“新常态”，他们都对应着TFP的持续下降。最早引起全球关注的理论，是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在2011年提出“长期停滞”论。
他的依据是人口老年化严重，生育率下降，技术突破不足，储蓄大于投资越来越强，总需求不足，通胀低迷，利率应该保持在极低，甚至负数，才能刺激需求，让经济回归高增长。由于这些改变都非常困难，经济增长可能会长期保持低速。
经济学界一开始普遍不同意萨默斯的观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的经济学家开始赞同他的看法。2020年疫情冲击之后，美国采取大规模的货币与财政刺激，就部分受到萨默斯思想的影响（他反复强调美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财政刺激不足，导致了经济复苏缓慢）。萨默斯同样率先预言美国大通胀的来临，尽管美联储不断加息，美国经济仍然保持很强的韧性。
相比之下，中国经济在疫情冲击后保持克制，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变得越来越明显。萨默斯在2024年初访问中国之后表示，现在不那么担心美国经济长期停滞，反而担心中国经济可能长期停滞。这一观点非常值得重视。
如果说萨默斯关注的重点是需求端，那么美国西北大学的罗伯特·戈登在其著作《美国增长的起落》里强调了供给端的原因：伟大创新（如蒸汽机、电力和内燃机等）的时代已成为历史，如今进入了创新收益急剧下降的阶段，其必然结果是增长率的持续下跌。
换句话说，虽然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等发明创新很伟大，但相比过去那些改变世界的创新来说，他们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就小得多。
一些学者从数据上部分验证了戈登创新越来越难的想法，例如为了使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翻番，现在需要的研究人员数量是1970年代初的18倍。美国制药企业雇用的研究人员数量越来越多，但获得批准的新药数量增长率却在下降。
尽管这些理论都有其深刻之处，但他们都无法解释一个悖论：在美国，被广泛认为创新程度最多的信息技术密集型和生产型行业，生产率增速的下降反而比其他行业更多！
纽约大学的托马斯·菲利庞进一步发现，无论是美国现在最大的20家企业，还是每个行业最大的4家超级明星企业，他们招聘的人，进行的投资，销售的收入占GDP的比重其实都远远小于过去历史上面的前20大企业或者是每个行业的前4大企业（例如通用电气、通用汽车、波音、美孚石油、沃尔玛、AT&T，IBM等）。
特别是2000年以后的大企业，他们对实体经济，对上下游其它企业的贡献其实是越来越少了。
过去我们希望通过科技创新能够带动生产率的提高，可是数据非常清晰地显示，其实超级明星企业在过去二十年时间，它们的规模越来越大，它们的财富越来越多，但是对TFP的贡献却在减小。
特别是，这些企业里劳动力的收入占比越来越低，资本收入的占比越来越高。菲利庞把这个现象称为“大逆转”。
他认为背后的主要原因是过去20年，美国反垄断的力度弱化，这造成头部企业之间的竞争减少，垄断程度增加。而产业的集中度越高，就会导致商业活力就越低，特别是反映在新企业的创立越来越难。
以研究“破坏性创新”闻名的法国经济学家菲利普·阿吉翁带领研究团队，拓展了菲利庞的观察，进一步研究了超级明星企业在加大自身创新的同时，阻碍追赶者创新的行为，发现这才是理解TFP伴随创新增加而下降的关键原因。
简单来说，阿吉翁等人认为，信息技术革命扩展了企业的经营范围，增加了企业控制的产品线的数量，在1980-2000年提升了TFP。但由于超级明星企业的效率比其他企业更高，它们从经营范围扩展中获得的利润增幅也超过其他企业。
长期来看，超级明星企业的业务扩展将导致竞争对手的市场损失。超级明星企业一旦掌握某个产品线，其他企业对此就不会再有创新动力，原因是为击败超级明星企业，普通企业将不得不大幅下调价格，牺牲创新租金。
所以，随着超级明星企业控制的产品线类型增加，普通企业将日益缺乏创新激励。由于绝大多数企业是普通企业，最终结果就是，信息技术革命造成超级明星企业掌握的产品线类型增加，整体经济的长期创新与增长却随之受损（Aghion, Bergeaud, Boppart, Klenow, Li，2023）。
值得一提的是，阿吉翁等人在找到这个新解释之前，先排除了其他一些关于TFP下降的流行的解释，例如现有的统计方法无法准确完整捕捉新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例如智能手机的创造价值的许多功能难以被统计纳入）。他们发现即使采用更合理的统计方法，也没有办法改变TFP下降的趋势。
艾克吉特与阿特斯进一步指出，现在的超级明星企业在加大研发投入和专利申请的同时，会大量购买市场上的专利，保存起来不让其他企业使用，利用专利保护拉大与追赶者的差距，阻止新企业进入，这样可以扩大价差和利润，保持优势地位。而追赶者发现差距太大后选择了减少研发投入，出现类似“躺平”的行为，这样领先者也可以减少新技术的使用。
这就好比百米冲刺时落后的人放慢脚步，遥遥领先的也放慢速度。由于绝大部分企业都是追赶者，他们的“躺平”导致了整个行业的生产率下降。
加上新企业进入越来越难，这就使得经济增长速度、经济活力都显著降低。这个理论可以解释了为什么看似创新最多的行业，反而生产率下降更多；还可以解释劳动收入份额下降集中体现在生产或利用信息技术较多的产业部门里。（Akcigit and Ates，2023）
作为对比，在1980-2000年代，领先企业即使市场份额占优，但并不阻止追赶企业竞争，反而可以刺激两者都跑得更快，体现在TFP的增长上。
而企业在不同年代的行为变化，同样有着复杂的背景，深刻体现出企业微观行为和宏观经济的互动上。1980-2000年，虽然利率持续下降，但仍然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企业之间的竞争受到利率的影响，没有发展到极端竞争的程度。
但随着利率走低，头部企业发债扩张的成本也越来越低，而他们赚到的钱超过支出，于是选择或者回购股票，或者不断储蓄，把利率压得越来越低，这对大企业和他们的股债投资者都是大利好。这就是企业行为产生的宏观结果。
另一方面，2000年以来宏观利率降低到更低的程度后，成为领先企业的现值越来越高，这提高了企业扩大对其他企业的技术优势的现有收益。于是，利率下跌促使各个产业的领先企业为巩固其地位而更多开展创新，给普通企业的创新造成打击。产业集中度随之提高，总创新和总增长率却因此下降（Liu, Mian and Sufi, 2022）。
这些不同研究团队独立的发现，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讨论非常有意义。中国希望发展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代表的新制造，以高附加值生产性服务业为代表的新服务，以及以全球化和数字化为代表的新业态，三者形成的聚合体就是新质生产力，对标的显然就是美国的超级明星企业。但如果换来的是同样的结果，恐怕就事与愿违了。
技术进步能否带来共享繁荣？（新增内容）
以上研究主要解释美国等国家在2000年之后出现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现象。更加值得重视的是，阿西莫格鲁与约翰逊在著作《权力与进步》里回顾了过去一千年人类科技突破，生产力提升之后的利益分配，换言之，技术进步能否带来共享繁荣和社会进步。
让人既意外又不那么意外的结论是，千年来的绝大部分时间，技术进步并未带来共享繁荣，好处几乎都被强势的资本和权力阶层拿走，而等待弱势劳动阶层的往往是大面积失业，或者更低的收入，更长的工作时间，更恶劣的工作环境。在这样的毫无平等可言的利益分配过程中，资本阶层除了暴力控制，更是借助了教会的“说服”力（对底层民众的洗脑控制），而教会也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我们熟悉的科技革命和技术进步带来劳工阶层收入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其实在历史上占有的时间并不多见。这往往对应着疫情或者战争造成的劳动人口大幅减少，或者因为工会的崛起赋予了劳工与资本的谈判力量。
即使在美国这个技术进步引领经济增长的国家，对于没有大学文凭的劳工阶层来说，美好时代在1970年之后就结束了，由于收入分配更多导向了具有大学文凭的高技术阶层，这些普通劳工的工资收入长期停滞，一系列社会问题也随之而来。
然而，美国选择的解决路径是赋予大企业更大的自主决策权力，弗里德曼的名言“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赚更多的钱”，与“里根经济学”结合的后果，就是美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美国梦”越来越遥不可及（1940年出生的一代人成年后90%的收入可以超越父母，到了1985年出生的一代人，这个比例下降到了50%）。
很长一段时间，美国学术界将这些社会问题归咎于中国加入WTO，中国商品涌入美国造成的“中国冲击”。2000-2010年，600万美国制造业工人失去工作，阿西莫格鲁与奥托等人一度认为其中200-300万来源于“中国冲击”。这些研究为特朗普在2018-2019年发起的贸易战提供了家喻户晓的支持力量。
我在2019年就撰文指出真正的原因在于美国企业大规模采取“机器自动化”取代劳工阶层，而“中国冲击”虽然造部分成美国制造业工人失业，但考虑到低价高质的中国商品对于美国非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等等）的正面影响，从中国的商品进口从整体上提高了美国的就业和收入。
好在，阿西莫格鲁和约翰逊终于在著作《权力与进步》里承认，美国制造业工人失业，三分之二来自于“自动化”。延续全书的核心观点，与千年来的历史进程类似，美国新一轮科技进步并未带来理想的共享繁荣。
书中更是对于最新的“人工智能”突破性进展，抱有极大的怀疑，认为现在的人工智能技术，并不能显著提升劳动生产力，反而会造成大面积的失业和收入下降。与科技界的乐观主义形成鲜明的对比。
阿西莫格鲁和约翰逊更是认为，要改变科技精英主导大众福祉，必须要让社会认识到历史真相，改变科技乐观叙事，让民众参与到科技发展的决定方向。社会需要更多“劳动赋能型”或者“水涨船高型”技术（例如地图导航软件），而应该减少“劳动替代型”或者“赢家通吃型”技术（例如超市自动结算机）。
有了上述对科技和创新更加深刻的认知之后，我认为中国企业应该发展三种类型的新质生产力，来提升TFP和经济活力，促进经济发展。
第一类新质生产力
阿吉翁等人的研究，继承并深化了熊彼特关于新技术具有“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力量的思想。
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产业界和投资界更多地使用“颠覆性创新”或者“破坏性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这个词来强调创新的价值。我相信即使不了解学术最新进展的普通人，可能也深深体会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说法，并不完整。
现实中有好的科技，也有坏的科技。我们不能说只要是新技术、新制造、新业态就一定是新质生产力。电影《孤注一掷》生动地展现了大量互联网技术被用于电信诈骗，当然这里还不只是技术作恶的问题，还涉及到法律问题。
简单来说，我认为可以把科学技术分成“赢家通吃型/劳动替代型”和“水涨船高型/劳动赋能型”，前者会拉低TFP，后者会带动上下游企业共同发展，提升经济活力和TFP。
我从2020年开始，就多次在演讲中强调“后疫情时代，大企业需告别赢家通吃的发展模式”，否则的话很难不受到国家产业战略大调整的影响。
“水涨船高型”的技术具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它能够比较容易地在不同企业之间进行扩散。而这恰恰是缩小追赶企业与领先企业差距的最本质特征。通过国家或者市场的力量，把这样的技术运用到扩散到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就能够形成第一种类型的新质生产力。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鼓励创新的传统做法并不一定带来生产率的提高，例如加大对领先企业的政策扶持或者税收优惠，会进一步拉大领先者和追赶者的差距，更多的企业选择躺平。
提高新质生产力，带动经济增长，政府应该做的是鼓励竞争，降低准入门槛，限制大企业滥用专利保护，鼓励专业知识和技术的传播和扩散，缩小领先企业和追赶企业的差距。
经济发展要的不是一枝独秀，而是百花齐放。在这方面，特斯拉开放电动车专利，人工智能领域开源社区的发展，带动中国相关领域大发展就是非常好的例子。
第二类新质生产力
第二类新质生产力可以通过学习发达国家和企业的先进管理实践能力来实现。
斯坦福大学的尼克拉斯·布鲁姆提出管理实践也是一种生产力的新理论。不同企业在管理实践上的能力有比较大的差距，这对企业业绩表现有着直接的影响。他发现国家与国家之间在生产率上的差异，平均来说，有30%来自于企业管理实践的差距，在一些国家这一贡献度甚至超过50%。
用不同维度的管理指标打分，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能力相对过去有很大的提升，平均得分高出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但是相对于发达国家企业的差距依然比较大。
另外，中国虽然整体得分高于发展中国国家，但是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管理能力差别较大，波动性很高，在这一点上，中国也落后于印度和巴西。
很显然，发展“水涨船高型”的技术创新不太容易在短期内实现，需要长期的努力，但布鲁姆最有意思的发现是，先进的管理实践能力是一种软技术，是可以在短期内提高的。
他带领团队在印度纺织企业进行实践，采取五个月的标准化管理实践改进的企业，在一年时间里相比未改进的同类企业的生产率提升了17%，利润多出30万美元，而这些企业的平均年销售额为745万美元。
说明企业管理实践能力差距的另外一个例子体现在疫情期间，虽然供应链冲击影响了很多企业的业务，但是发达国家一些创造高附加值的企业采取“在家办公”的效果很好，以至于疫情结束后很多工作还可以继续在家处理，而中国企业在疫情期间采取“在家办公”的效果并不太理想。
布鲁姆与自己的学生，携程董事长梁建章合作，在携程进行了“三天企业办公，两天在家办公”的实验，约1600多名员工参与其中，囊括了工程师、产品经理、研发及财务部门等多个岗位。结果发现，员工的工作效率不降反升，员工的满意度大幅提升，离职率也下降了35%。
因此，从提升管理实践能力的目标出发，推动第二个层次的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性应该获得格外的重视。特别是企业和企业之间，城市和城市，政府与政府之间应该相互学习，让好的管理实践能力尽快得到扩散和传播。
第三类新质生产力
2019年4月中央政治局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指出：国内经济存在下行压力，这其中既有周期性因素，但更多是结构性、体制性的。
我认为，中国企业体现在管理能力和科学技术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资源错配带来的扭曲造成的。因此，我认为尽快消除要素资源错配和扭曲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阻力，就能形成第三类新质生产力。
在学术界，解释全球TFP下降的理论之一就是，在许多国家，信息技术革命没有全面体现（或者延迟体现）在经济增长上的主要原因就是僵化的经济结构或不合时宜的经济政策。例如瑞典的经济结构改革使得国民能够享受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增长，而日本就错过了这样的机会。
中国经济学界过去十年最热门的研究领域就是理解资源错配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束缚。芝加哥大学的谢长泰与合作者研究了中国企业在1998-2005年的数据后发现，如果中国企业的劳动和资本可以达到美国企业1997年的配置效率，就可以每年提升2个百分点的全要素生产率。
我曾经用20多个以D开头的英语单词来形容中国经济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的挑战，比如赤字（Deficit）、债务（Debt）、违约（Default）、去杠杆（Deleverage）、贬值（Depreciation）、通缩（Deflation）、贫富差距（Wealth Disparity）、价值观紊乱（Value Disorder）、（Depopulation）人口减少、脱钩（Decoupling）、去风险（De-Risking）、去碳化（Decarbonization）等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资源错配(Resource Dislocation)。
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把资源错配带来的扭曲和束缚看作是一种与新质生产力不匹配的旧生产关系。消除这种扭曲和束缚就是建立新质生产关系，形成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第三类新质生产力。
所以我讲的三类新质生产力，同样对应三个D开头的英文单词，消除扭曲（De-Distorton）、能力扩散（Diffusion）、促进发现（Discovery）。
如果用金字塔来形容，第三类和第二类新质生产力处于底部和中部，第一类新质生产力处于顶部。如果我们不能把底部和中部的基础夯实打牢，顶部也很难培养出来，即使在技术创新上和产业升级换代上有一些突破，仍然会面临短板，继续被“卡脖子”。
结语
我想特别说明的是，关于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应该依次从消除扭曲，能力扩散和促进发现三个维度依次推进的思想，并非我的原创。实际上，这是中国学术界与世界银行的专家，结合学术研究成果与中国实践经验上，总结出来的核心建议，集中体现在2019年出版的《创新中国》这本著作之中。我希望每一个关注和研究新质生产力的人，都认真阅读这本著作，期待政策制定者将其中的建议逐步落实。
让我们共同期待中国经济走出“漫长的季节”，重现“繁花”似锦！
全文完
关于新书《新质生产力：看懂经济趋势》
新质生产力，是一个紧跟中央顶层设计的大议题，也是一个理解中国经济转型及当下政策的纲领性概念。它跟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经济转型升级、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房地产政策、产业投资机会、技术创新高度相关。
《新质生产力：看懂未来经济走势》由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连平，联合近二十位首席经济学家共同研究新质生产力，并从不同行业与发展背景纵深探索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原动力。透过“新质生产力”这一提纲挈领式的核心要诀，帮助读者理解中国经济的底层逻辑，看懂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围绕“新质生产力与实现路径—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货币、金融、财政、产业政策调整—房地产和新兴产业投资及金融市场变化”的主线，展开系统深入的剖析，具体方向包括：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系；货币与财政政策如何提升新质生产力；产业投资、技术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人工智能革命与新质生产力；改革开放以来的生产力提升与新质生产力等。
本书凝结了经济学家们的思考精髓，是广大读者切实理解新质生产力的一部佳作。
作者简介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智库巨献）
连平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 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鲁政委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王涵 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薛清和 上海首席经济学家金融发展中心宏观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汪毅 长城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华能集团软科学评审专家
陈雳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正高级经济师
赵建 西京研究院创始院长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成员
董忠云 中航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芦哲 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研究所副所长
张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罗志恒 粤开证券总裁助理、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
夏乐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西班牙对外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
夏春 上善资本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黄文涛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中信建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荀玉根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刘陈杰 望正资本全球宏观对冲基金董事长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成员 中国新供给五十人论坛成员
屈宏斌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汇丰银行大中华区前首席经济学家
陈洪斌 鹏扬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总经理助理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