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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不可思议地逃过暗杀，据说弹道分析显示受轻伤的可能性仅有0.5%，这对他的选情极为有利。
支持特朗普的人会觉得他在冥冥之中获得了上帝的保护，反对他的可能会联想到希特勒逃过暗杀。1939 年，如果希特勒在慕尼黑啤酒馆多逗留 13 分钟，他很可能就会被一枚等候多时的炸弹炸死。
历史上被暗杀的国家领导人（包括元首、总理、军事实权派等）非常多，例如凯撒、林肯、甘地、肯尼迪、朴正熙、拉宾、布托、拉登、安倍，也有许多政治家侥幸躲过暗杀，除了开篇提到的两位，还有西奥多·罗斯福，富兰克林·罗斯福、杜鲁门、福特、里根、皮诺切特、卡斯特罗等等。
1875年到2004年，针对领导人的暗杀多达298起，其中251起涉及到了枪支开火和炸弹引爆，共造成了59位领导人死亡。与一般人想象的不同，一战和二战期间暗杀事件发生频率下降，可能是因为领导人获得了更严密的安保。
战争结束后的和平年代，暗杀事件次数反而上升后保持稳定。1950 年以来，几乎每三年就有两位国家领导人遭到暗杀，但其中75%以失败告终。
暗杀成败能否改变历史进程？
暗杀成败到底能否改变国家发展（特别是政治制度或者军事冲突）的轨道，一直是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
分析的困难在于，即使国家发展发生了改变，也很难归因到暗杀事件。暗杀事件是内生的，通常发生在国家危机期间，可能与历史转折点有关，但因果关系的方向却很难确定。
另外一个困难在于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习惯做个案分析，结论很难推广，而且历史分析很难摆脱研究者个人的主观判断。
例如历史学家Benjamin Disraeli在1865年评价林肯遇刺事件，就认为“暗杀不会对国家发展产生任何影响”。
Miles Hudson在专著《暗杀》里同样认为暗杀对历史进程没有什么影响，而且许多暗杀的结果与暗杀者期待实现的目标截然相反。
但经济学家Benjamin Jones和Benjamin Olken很聪明地发现，虽然暗杀事件可能与历史进程难分因果，但是暗杀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却在很大程度上是外生的，事先无法预测，而且与国家发展状况无关。
举例来说，特朗普转头角度恰到好处，避开子弹。希特勒因为天气原因无法飞回柏林，被迫提前搭乘火车离开。肯尼迪坐在运动的轿车里被265英尺外飞来的子弹射中，而暗杀者的手榴弹击中乌干达总统阿明的胸口，弹出后炸死多位旁人，阿明却幸免于难。
这样，Jones和Olken就可以利用相对较多的数据，通过简单的回归比较分析，发现暗杀成败对不同国家的政治制度变化和军事冲突演化有着显著的影响。具体来说，民主国家的领导人被暗杀，国家的政治体制通常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也不会影响政权的更替。
但专制国家的领导人被暗杀，通常会导致政治体制发生重大变化。专制者被暗杀后，国家向民主过渡的可能性，相比未遂的暗杀，要高出 13 个百分点，这要比专制国家转型成民主国家的基础概率，高出三倍以上。
此外，专制者被暗杀后，国家通过制度手段实现领导层正常更替的概率，相比暗杀失败，会高出 19 个百分点。而且，成功的暗杀发生后，国家政权更替正常化的制度通常可以维持10年以上。
更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这种概率上的差异主要来自于暗杀成功后的新领导人的主动寻求政治转型，而不是失败后原领导人的镇压或者因循守旧。
暗杀成败也会影响特定军事冲突或战争（包括内战）的结果。相对于暗杀未遂，成功的暗杀通常会使得小规模军事冲突加剧或者升级。但对于高强度军事冲突，成功的暗杀可能会加速战争的结束。
另外，1875-2004年的数据显示，即使成功的暗杀，在引爆战争上的作用也不显著。历史学家未必同意这样的结论，奥匈帝国的王储斐迪南大公与妻子在1914年被塞尔维亚青年成功暗杀的“萨拉热窝事件”，被普遍认为是一战的导火索。此外，1994年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因飞机被击落死亡，也被认为是国内种族大屠杀的起因。
不过，考虑到暗杀失败是大概率事件，因此，即使事后看，成功的暗杀有积极的后果，但从事前来看，暗杀对于历史进程很难有方向性的改变。
国家领导人能否影响经济增长？
Jones和Olken的发现，实际上是他们另外一项更为知名的研究“领导人是否重要？”的延续。他们发现特定国家的领导人可以极大地影响经济发展。在此之前，要说服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相信这个结论同样很难。
历史究竟是英雄创造，还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在我们的中小学政治教材上都给出了清晰的回答。
马克思认为，领导人虽然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但真正能做的，只不过是从若干候选方案中进行选择，而这些方案受到其无法控制的一系列因素的严格限制。马克思主义者都强调人民群众也就是社会力量，对历史进程的影响远远大于领导人和精英个人的作用。
列夫·托尔斯泰看法更为极端，认为所谓的领导人重要性，只不过是后人无法对历史事件进行解释之后而假想出来的。
现代心理学研究也有观点认为“伟人”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神话，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心理需求。
作为对比，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在1841年出版的著作《英雄与英雄崇拜》中提出“历史除了为伟人写传，什么都不是”的英雄史观。
约翰·基根把20世纪的政治历史归功于六位巨人：列宁，罗斯福，丘吉尔，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
介于这两种极端观点之间的是马克斯·韦伯等人提出的动态转变理论，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来自于制度、社会压力和领袖个人魅力三者之间的平衡与互动。
相比于历史和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极少关注国家领导人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不过，金融学家对于CEO影响企业发展的研究不胜枚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就是劳动，资本，技术，与政治，经济，法律相关的制度，才是经济学家最为关心的研究对象。
研究领导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样要解决内生性问题，要想办法排除经济增长对领导人政策的影响。
Jones和Olken聚焦于在位领导人因为意外（被暗杀，空难，自然灾害等）或者因为疾病突然死亡，造成国家领导层的非预期更替，带来的经济增长的变化。
最终，他们确定了1945-2000年的57位在位领导人死亡案例，这些死亡都是随机的，与基本经济因素无关（为此目的排除了28起暗杀导致的死亡，从后续研究来看也许并非完全必要）。
控制各种解释经济增长的常见因素之后，通过比较人均收入在领导者死亡前五年和后五年的变化，研究发现领导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巨大的。在领导人意外离世后，经济受到的干扰和动荡远远超过正常情况。数据分析显示，领导人去世后的经济增长变化比正常情况下的预期高出 31%。
但并非所有类型的国家对领导层的随机变动同样敏感。民主国家领导人的行政影响力通常受到独立的立法权和司法权的制约，因此在位领导人突然变动对GDP的影响微乎其微。
在专制国家，在位领导人的死亡通常会引发重大的经济变化。特别是，没有政党的专制国家和领导人通过政变上台的国家经济尤其容易受到影响。换言之，当制度最不重要时，领导人最重要。
与专制国家的成功暗杀更可能导致政体向民主国家转变不同的是，专制国家领导人的意外死亡，并不必然带来经济繁荣。一些领导层的更替扩大或缩小了原有的经济增长趋势，另一些则引发了戏剧性的逆转。下图展现了四个有代表性的国家经济增长受到领导人更替的影响。
除了我们熟悉的中国结束W革，启动改革开放之外，莫桑比克在专制领导人萨莫拉·马谢尔执政的 11 年中，经济年均增长率为-7.7%，他在1975年去世后，继任者华金·希萨诺坚定地朝着自由市场政策、多党民主以及与叛乱分子和平相处的方向发展，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了2.4%。
在几内亚，塞古·图雷的统治以极权主义、偏执狂和暴力清洗为特征。在伊朗，霍梅尼的统治以伊朗革命和两伊战争中的血腥冲突为标志。两人上位后，两国经济都经历了快速的下滑，两人去世后，两国经济增长再次经历明显的逆转。
为什么专制国家的领导人更替会对经济产生如此显著的影响，除了改革开放，产权保护激发企业家活力，剥削和榨取型制度不利经济发展等容易想到的原因之外，研究发现专制国家的领导人对货币政策的制定和通胀水平有着重要的影响，与民主国家货币政策由独立的央行制定形成鲜明的区别。不过，几乎没有证据显示专制国家的领导人在财政、贸易和安全政策上有着重要影响。
“国家领导人重要性”的经济学意义
Jones和Olken的研究发现，对于熟悉专制国家历史的人来说，也许听上去并不那么让人意外，但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过去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对于国家领导人重要性的认知。
他们的两篇论文都成了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必读文献，除了结论挑战原有认知，方法论有创新之外（领导人，CEO的突然死亡成为重要的计量识别工具），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贡献。
经过几代经济学家的努力，现在人们普遍接受了“制度重要”的观念，但无论是强调地理和气候，文化和宗教因素，不同法律制度起源的重要性，还是强调殖民地生存环境，或者大航海时代风向和岛屿对制度选择的重要影响的研究，都面临着一个尴尬的事实，就是这些对制度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都出现或发生在非常遥远的过去，期待制度变革的当代人都无法改变过去。
这些研究哪怕再精彩绝伦，也没办法改变当代人的命运（也许几百年后的人们可以从照搬这些研究结论的做法中获益）。但Jones和Olken的研究发现让大家突然意识到，制度的因素可能被过于夸大，国家命运和历史进程，可以被领导人的更替而改变。
在此之前，经济学家还长期面临另外一个尴尬的事实，就是现有的增长理论，无论多么精妙，在解释国家经济增长上总是不如人意，在帮助落后经济体发展上总是失败。
William Easterly在著作《经济发展的迷雾》中有力地论证了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每隔十年会发生急剧变化（例如巴西、印度、印尼、埃及、孟加拉国、中国），而国家其他方面却几乎没有明显的变化，经济学家却无法提出合理的解释。
以帮助落后经济体发展为重任的世界银行甚至公开承认，经济学家还没有真正理解增长的原因，在经济增长方面不存在普适原则，也没有任何两个增长阶段是一模一样的。实际上，潜在的可能因素（很多难以想象或者难以衡量）甚至比要研究的国家数量还多，这就使得大量研究变得毫无意义。而Jones和Olken的新发现，可能为解开迷雾提供了一把新钥匙，毕竟此前的增长研究都忽视了国家领导人的影响力。
结语
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已经是大概率事件，暗杀本身应该不会影响他的政策，但他是否会改变美国的发展轨道，特别是影响其他国家的命运，则极具悬念。
历史上，民主国家经历领导人更替后，同样可能对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凯撒和希特勒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Jones和Olken的研究受到数据样本和时间的限制，也并没有考察民主国家领导人更替后对其他国家的影响。
基于特朗普2017-2020年特立独行的执政经历，他再次入住白宫很可能给世界带来鲜明的冲击，采取新思路新方法应对，将会是许多国家领导人工作议程中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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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简要视频版
Jones, Benjamin F. and Olken, Benjamin A. (2009) “Hit or Miss? The Effect of Assassinations on Institutions and War.”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1 (2): 55–87.
Jones, Benjamin F. and Olken, Benjamin A. (2005). "Do Leaders Matter? National Leadership and Growth Since World War II.”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0 (3): 835-8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