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若夫（1895年5月1日～1940年2月4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克格勃）首脑，是斯大林“大肃反”主要执行者之一，后在政治运动中失势被处决
（本文约4300字）
苏联的“雅努斯现象”
在前苏联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往往“受害者与害人者共为一身”，就像希腊神话中的双面人雅努斯一样，也许某个人前半段是行刑者，后来又变成了是受害者。比如1937年8月各地区的书记们都签署过“大肃反”死刑判决书，但是仅仅一年以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自身也被“肃反”掉了。俄罗斯在1999年出版过《谁领导了克格勃》大厚本著作，书中罗列了克格勃从上到下的大大小小的头目。一个令人悲哀的事实是，从1934—1941年的克格勃管理层人员几乎无一例外地没有善终，全部死于非命。在1930年代后半的“大肃反”中那些昨天的审判者很快便成为罹难者，仅1937年就有大约4万多名内务部的工作人员也成了“冤死鬼”。恐怖之斧对谁也不放过，包括曾经作为“工具”的执行者。有人说这是“报应”，但问题绝不是这么简单。苏联人都知道，内务部机构是“大清洗”的重灾区，那些内务部官员别看今天人五人六的大权在握，没准哪句话没说对脑袋就搬了家，或者不需要任何原因就成了阶下囚。1934—1936年的克格勃头目雅戈达被捕以后，新上任的领导叶夫若对整个内务部系统全部洗牌大换班，把他认为的不可靠者全部送进了古拉格。而1938年叶若夫倒台之后，贝利亚又在中央和地方展开了更为广泛的清洗运动。贝利亚之后，对他任内人员的清洗规模更是前所未有，很多人被捕的理由只有一条，“谁让他是贝利亚当部长期间的工作人员呢”。就像索尔仁尼琴所说的，“那几年抓人的真正规律是数字的规定，分级摊派，统一分配，每个市、区，每个单位都接到规定数字，必须按期完成”，对专政机构亦不例外，而且下手更狠。这几乎成为一个惯例，前任成为后任的“刀下鬼”，人们早已见怪不怪了。成千上万令人敬畏的“人民法官”和“祖国卫士”，一夜之间变成了一支罪犯和敌人的大军，这并不是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在一个源源不断地制造出“人民公敌”的流水线上，把制造者变成产品不就是来源于一个指令吗，既然斯大林认为“对他个人专权制度不够忠诚的公民都算作人民的敌人”的话，对“敌人”的标准全凭他个人来判定，——因为斯大林不相信，在某个地区、某个部门或部队里突然间没有他的敌人了，在专政机构的核心部门尤其需要高度警惕，要像筛子一样的过滤。内务部人员落入镇压机器，并非由于践踏法律、捏造罪行、滥杀无辜的罪名而遭到惩处，而是被扣上他们自己非常熟知的一套罪名：非议党的政策、背叛祖国、充当间谍、颠覆政权、从事破坏、企图谋杀国家领导人，等等。这些指控有没有证据根本就无关紧要，给被捕者编造罪行是审案人员驾轻就熟的“职业技能”。罪名是预先确定好的，不允许自辩，因为根本就不需要证据。内务部人员原来以为自己掌握了所有人的命运，殊不知自己不过是专政机器运转的齿轮和螺丝钉，不但随时可以替换掉，而且也会像其他受害者一样，被随便以什么借口而治罪灭口。恐怖手段的执行者在奉命办案时，可能没有想到有一天这种手段会反馈到自己身上，没有想到作为工具的下场比无权者更悲惨。发布命令的人是不承担后果的，而没有自己意志的执行者最后要替这种结果负责。不知道每个执行者在为虎作伥的时候，考虑过这种因果关系没有。当然也许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当时审判机关的行话是，“不能让犯人招供的特工注定都是短命的”。如果执行者办案不力，很快就成为被审判者，而他们空缺出来的位置马上就被其他人填补进来。以叶若夫和雅戈达为例
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36—1938年任内务部头头的叶若夫的命运。大肃反活动高潮过了以后，叶若夫即成了卸磨杀驴的“替死鬼”。对他审讯时同样使用了他曾如此卖力提倡过的肉刑和精神胁迫。叶若夫在对他的所有指控上都签了字，表示伏法认罪。但是在后来审讯中他又多次翻供，哭诉他是迫不得已屈打成招。他说，在经历过长达数月的逼供信之后，他开始明白自己犯下的罪行，但不是组织上所指控的那些罪状。在临行刑的前一天，叶若夫的继任者贝利亚看望了他，劝他承认罪状，并答应如果他认罪的话或许可以保全性命。叶若夫知道，他也曾多少次这样劝说过被捕的党内高官，诱使他们上当的理由是呈现给斯大林一份他想要的供词，但最后没有一个人由于这样做而苟活下来。因此叶若夫说，“我太明白这套操作的路数了”。对他的判决应该是早就决定了的，因为对类似人员的判决都事先打印好，只要填上姓名就可以。既然横竖难免一死，接受贝利亚的建议就没有任何意义。另一个例子是，曾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雅戈达是作为“托洛茨基阴谋集团”的成员被枪决的。今天谁都知道这完全是蓄意捏造出来的案件。这就意味着雅戈达应该像其他人一样得到平反。他作为斯大林的帮凶迫害了无数的无辜者是不是应该得到宽恕，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是他所承认并由此而丧生的那些指控是莫须有强加于他的。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应该分别对待。民众认为，这些内务部的执行者是罪有应得，是助纣为虐、自己给自己挖好了坟墓。在苏联社会以“阶级嗅觉”和“阶级敏感”来培养野心家和钻营者的时候，那些玩弄手段、诡计多端的“小人”就能获得最大的生存机会，他们创造了一个罕见的人种——见风使舵的“政治投机者”。内务部从来就是这种投机分子的“大本营”，他们哪一个人不是手上沾满鲜血。秘密警察流行的语言是，“我们只做党要求我们做的事。只要有人，我们就能造出案子来”。在这种人眼里，那些鲜活的生命只是数字，这些数字就是他们安宁生活的保证，就是他们的附加工资、奖励、升官，就是机构本身的扩大和福利，数字低，就会遭到撤职、降级，甚至失掉这个饭碗。“去卢比扬卡（克格勃总部所在地）”对普通人意味着流放古拉格（泛指苏联的劳改营）——“遣送到白熊乐意居住而人类无法生存的地区”，意味着家破人亡。而对坐在卢比扬卡大楼里的人来说，“这个体系是需要敌人的”，敌人越多，就意味着部门利益最大化，意味着可以去向斯大林邀宠，意味着更多的特权。所以即便专政机构在制造冤魂的同时把“自己人”也送进了“绞肉机”，仍然有前赴后继者纷至沓来。可是又有哪一个人能踏着受害者的尸体走到最后？从来没有一个人，这就是当走狗的下场。这样反面的事例会给后人留下深刻的教训，但如果因为他们是害人者就不为他们的被害作出澄清，这样做是否本身就违背了法治原则呢？俄罗斯面临“双重复杂性”
这第一层的“复杂”指的是“区分问题的复杂”。与我们座谈的俄罗斯学者都提到，俄国的“善恶交织”使很多问题混淆在一起。他们说，在20世纪的苏联，建立了很多铁路、电站和大型工程，卫星上天，造了原子弹，成为“超级大国”，这一切使他们充满自豪感，认为他们的历史都是胜利的历史。“腐朽的西方”并不是十月革命后意识形态的产物，早在几百年前俄国人就已经对此有深刻的批评。从“第三罗马”开始，俄罗斯人一直就相信“西方衰落腐朽而俄罗斯救世”的理论，很早就提出“欧洲的价值体系并不是全人类的文明方向”。俄罗斯民族的特殊使命可以拯救衰落的拉丁—日耳曼文化的概念深入人心，这导致对普世价值的接受障碍。在与西方的冷战较量过程中，双方的对立使他们屏蔽了自己，一国之内需要强化凝聚力，过滤杂音，尤其是二战的胜利似乎进一步印证了这种策略的正确性。就像“记忆协会”主席罗津斯基所说的，“我们不应该忘记大清洗的1937年，但是我们也不是只有1937年”。俄罗斯问题的难度在于，苏联时期的成就与恐怖是混杂在一起的。“对大众的思想来说，理解起来有一定困难，对过去的责任问题人们无法严格地区分哪些是黑哪些是白，我们的历史很难黑白分明，无法明了化，是‘黑白相间’的混沌状态。”另外，记忆是复杂的，是有过滤和筛选功能的，人们往往记忆最深刻的不是苦难而是成就，把过去的骄傲与耻辱分别开来有一定难度。还有，那些恐怖命令的执行者“并非毫无生活意义的恶人，他们签署了对无辜者行刑命令，但是他们也组织了幼儿园和医院，也曾亲自到工人的食堂检验伙食，他们之后的命运又是值得同情的”。用俄罗斯民间的话说，“没有哪一棵有害的杂草总是有害的”。后来平反过程中，在审查内务部工作人员的具体案件时，办案者拒绝为他们平反，因为他们本人应对无法纪行为负责。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个问题，此前曾是刽子手的蒙难者是否应予宽恕？从纯法律角度说，应该得到迟到的“正义还原”，但是从道德角度该怎么评价呢？在苏联，希特勒是一个魔鬼化身的名词，他代表着绝对的恶，而斯大林是正义的化身，代表着绝对的善。在这种“非黑即白”只有两种选择的思想灌输下，任何来自个体的深层思考都失去了原本的意义。关于胜利的记忆和关于恐怖的记忆编织在一起，可以说苏联所有傲人的成就都是以人的生命作为代价的，但是后人往往只看到成就而忽略过程。从宣扬整体至上这一方面看来，希特勒和斯大林同出一辙。希特勒强调，德国人必须形成一个整体，必须有一种纪律把人们紧密结合在一起，大家都必须服从。因为国家至上，希特勒认为民主是祸根，是把整个民族的价值降低到平庸者的水准，他指责议会造成无人负责的局面，希特勒认为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经济，而是暴力强制的权力意志。斯大林与希特勒类似的论调比比皆是，在这方面已有很多的研究成果问世，这是集权主义的共性所决定的。所不同的是，苏联比纳粹对“敌人”的界定要更宽泛更模糊得多。但是他们打赢了二战，历史从来就是胜利者的历史，于是希特勒遭到了谴责，斯大林那一套却大肆弘扬。这种不顾人民死活的国家强大观念现在看来是错误的。就像梅德韦杰夫所说：“民众成为所谓的‘国家成功’的受害者的发展模式，都被实践证明是背离了人类文明的。”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也承认斯大林时期存在着针对党政干部和民众的恐怖行径，但是他又极力把这种错误归咎于个人，试图与体制脱钩。另外，赫鲁晓夫后期也强调，“我们生活在敌对势力的包围中，没有恐怖体制就不能存活。”这样一来，苏联的问题就显得比德国以及其他东欧国家要复杂，同时具有成就和犯罪，的确比起德国区分起来要困难。谁是功臣？谁是刽子手？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以及如何理解恐怖？谁制造了恐怖？是制度导致国家机器的恐怖，还是个别领袖人物制造的恐怖？在俄国人的脑海里长期形成一种意识，国家对他们来说是神圣的，国家虽然有时会犯错，但整个形象是好的，对这种自然严酷、疆界辽阔国家易散不易和的民族来说，“国家学派”很有市场。所以有评论说，仍有不少人对“已经消失的集体主义和共同意志有所留恋，苏联70年对国民价值观的灌输绝不可小觑。从某种意义上说，极权主义阴魂不散”，个人迷失在强大意志面前“被驯服”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每个俄罗斯人的头脑里都仍然坐着一个‘小斯大林’”。改变“国家权力下无视个人”的过程，绝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普京“套娃政治”的氛围下，俄罗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作者简介】
金雁，女，1954年生于西安，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学者秦晖的夫人。中国苏联－俄罗斯、东欧问题研究领域专家。曾任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东欧处处长、中央编译局俄罗斯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现任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特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