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0月13日，中共历史上最为奇特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它的奇特之处在哪呢？按规定，全会应出席中央委员87人(原97人，去世10人)、候补中央委员98人。因一些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已被打倒或受审查，被关在监狱或牛棚中，所以实到中央委员40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不足应到会人员半数，这在中外执政党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恰恰是这个不足应到会人员半数的全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政治生命的死刑，制造了中共历史上的最大冤案。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为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外地没有出席会议，但会议是按照他4月份在杭州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部署和他在会前的安排进行的。刘少奇主持会议，5月16日，会议下发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但刘接受“文化大革命”是勉强的。《五一六通知》下发后，毛泽东继续在南方休养，留刘、邓两人在京主持工作，负责“文化大革命”。聂元梓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而且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清华大学出现了群众组织红卫兵，大批学者专家领导受到围攻批斗，有的被抓被押，有的自杀。中央派出工作组，却又与群众产生对立分歧——纷乱的形势让刘少奇不知如何应付。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他多次打电话给毛泽东，请示汇报，均未收到明确的回复。迫于无奈，他和邓小平乘飞机亲去杭州，与毛泽东面谈运动情况，并请毛泽东回京讨论工作。毛泽东委托他们相机处理。刘、邓回京后，立即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工作组控制和引导“文化大革命”。但毛泽东不这样看，他认为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应该“统统驱逐之”。7月24日上午，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点名批评刘少奇、邓小平，决定撤销工作组。还是那种决定过无数重大事件的手势，还是那典型的湖南乡音：撤掉，统统撤掉。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全会上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刘少奇成为不点名的“资产阶级司令”，他在党内的地位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决定林彪为接班人。刘当即表示：保证服从党的决议，努力去认识自己的错误，不做任何不利于党的事。对于革命者来说，政治上的打击往往是最沉重的，但恰恰因为他们是革命者，却又总有不屈的坚韧和宽广心胸。对刘少奇来说，工作还要做，饭还是要吃，但本来就少言的他说话更明显变少了。他有个习惯，总是在开饭前几分钟才入桌，随便说几句话后就开始吃饭，一边吃，一边思考事，基本上不在饭桌上讲话，吃完饭再去办公室。现在，他犯了“错误”，晚饭更显得心不在焉，他要认识错误，他要准备书面检查，以让毛泽东满意。10月份，正是北京最迷人的季节。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内，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内容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中一项议程是刘少奇在全体会上作检讨。对这个检讨，刘少奇早就准备了。1964年的一句插话都让毛泽东大发脾气，最后作了检讨，现在这么大的“错误”哪有不检讨的道理。刘少奇很精心，很认真地作了准备，并很快把检查稿送交毛泽东审阅。9月14日，毛泽东在刘少奇的检查上作了批示：检查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当一些，请酌定。在今年6月1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我来负担……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我这一次犯错误，不是偶然的。我在历史上就犯过一些原则性和路线性错误。例如……1946年初，对东北战争的指导方针，我是有错误的，当时对林彪的指导是不够的……1949年春，我对天津城市工作说过许多话……有一些讲话是有右倾错误的……在1962年我犯过右倾错误，在1964年我又犯过形式上是“左”的而实际上是右倾的错误……为什么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路线错误、方向错误？原因是：一、不理解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以及如何进行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怕乱，怕大民主，怕群众起来造我们的反，怕反革命分子上台。三、在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来……当然，他是违心地按照《炮打司令部》的口径讲的，虽然他不诿过于人、敢负责，但事实上他没弄清，也无法弄清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刘少奇的检查没能降低“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温度，也没能因此保护更多的人免受冲击。相反，越来越多的人受到指责、批评、批判，连红墙围起的中南海也出现了刺眼震耳的大字报……作为国家主席，他有责任制止这种作为，可他没有了能力，然而，现实使他作出了选择。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辞职。“总理，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是我怎么也没料到的，我现在这个国家主席的位子已毫无用处。为了尽早结束运动，让广大的干部免受更大的冲击，让国家少受点损失，我要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少奇呵，你不要太伤心，好多事情都很难办，这不行，不行啊。还有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问题。”毛泽东会见刘少奇，刘少奇恳请辞去国家主席，使党少受损失。就在刘少奇想办法如何使党和国家少受损失的同时，批刘高潮愈演愈烈：12月18日，名为王光美专案组实为刘少奇专案组的班子成立。当日下午，“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部分上了街。1967年1月6日，王光美被造反派骗出中南海。1月7日，刘少奇之子刘允若被抓进监狱。1月中旬，中南海里的造反派冲到刘少奇家，开刘少奇的批斗会，让他背诵毛主席语录，若背不出，便是不忠于毛泽东思想。1月13日深夜。一辆华沙牌卧车直驶刘少奇住处，随车秘书要他立即乘车去人民大会堂，毛主席要找他谈话。事情显得有些突然，刘少奇心里拿不准此行的意图，他拉下车窗帘子，闭目深思。都是老同事了，没有什么多想的，互相通通气，看看他的态度，反正目前工作是不好做了，实在不行，回家种地去，重要的是要保护各级领导干部，这种搞法对国家损失太大……“噢，少奇来了，坐，坐。”毛泽东正倚在沙发上抽烟，他没有站起来。“找你谈一谈。平平的腿好了吗？”很显然，毛泽东已知道造反派以刘平平腿被车轧断为名，骗王光美出中南海被扣至清华大学的事。“根本没这回事，是个骗局。”刘少奇没表现出愤怒和委屈，“主席，这次我犯了大错误，是路线错误，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我要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毛泽东不会接受刘少奇的请求。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刘少奇自动退出政治舞台，实际上却是一种规谏，甚至是一种无奈的抗争。毛泽东并不想把“文化大革命”到此为止，再说，让国家主席带着妻子儿女回农村种地，也是一件不好交代的事。毛泽东避开了刘少奇的话题，他建议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还特意介绍了德国学者海克尔写的《宇宙之谜》，法国哲学家、医生拉美特里的《人是机器》和我国汉代的《淮南子》。临别时，毛泽东亲自送刘少奇到门口，要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对刘少奇来说，会谈没有实质性意义，尽管他后来说“主席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很客气，叮嘱我认真学习，保重身体”。他心里明白，毛泽东既没拒绝他的要求，也没同意他的要求，他仍然被高高地挂起，接受批判。果然，没过几日，刘少奇的家再次遭受冲击，造反派把他和妻子王光美推到一张缺腿的桌子上接受批斗。我从来没有反对毛泽东思想，只是有时候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我从来没有反对毛主席，只是在工作上有过意见分歧……接着，造反派扯断了刘少奇家中的电话线，红机子的声音再也没有悠扬地响起过。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不断迫害下，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在开封病逝，享年7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