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当团中央第一书记的时候，我还是个六七岁的娃娃；而当他“文革”中被批斗、靠边站的时候，我只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的一名学生。 我1965年考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按四年学制，1969年就该毕业。可赶上了“文革”，到1971年还在学校里“停课闹革命”。1969年，我们学校按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精神，一部分学生到“东方红炼油厂”参加劳动，一部分随同“二外”的教职员工下到河南明港办“五七”干校。我先是去“东炼”，后来也到了明港，真正像农民一样参加农业劳动，同时参加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不过这时的学生们，由于林彪事件，不但早已失去了曾经有过的政治热情，更对所谓的政治产生了怀疑和反感，于是消极、躲避便成了当时许多同学的选择。刚解放的时候，我父亲龙潜在湖南省革命大学当过一段时间的教务长，胡克实当时任副教务长。他们算是同事。后来我父亲和胡克实都调到北京工作，相互来往并不多。“文革”时，作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克实也不能幸免，靠边站了。我当时无所事事，加上在湖南时就熟识，于是就去看望他。他住在北京富强胡同甲6号，是一所不大的平房四合院。见面的具体情况都不太记得了，只记得我在跟他说话时，从一间屋里走出一个人来。我一看，这不是胡耀邦吗？胡耀邦本来住在胡克实的隔壁，也是一所平房四合院，但比胡克实这边大一些。“文革”开始，胡耀邦一家被赶了过来，同胡克实挤在一个院子里了。 他坐在我们旁边随便聊了起来。当他得知龙潜是我的父亲时，连说“龙潜我知道”。胡耀邦就这样认识了我。从此我有事没事就往富强胡同跑，把那里当“解放区”。我和他逐渐熟了起来。去他那里的年轻人、干部子弟很多。有的是为父母的政治“问题”去找他的，有的就是去闲谈。他对大家都很亲切，像长辈对待晚辈一样，大家也把他当作父亲一样的长辈，都叫他耀邦叔叔。他总是以“小贝”称呼我。有时闲谈到吃饭的时候，许多人起身告辞，他总是挽留大家，但由于人太多，大部分都走了。我则常常留下来，同他的家人一起吃饭，因此也同他的几个孩子，如大儿子胡德平、二儿子刘湖很熟悉。 耀邦叔叔认识我的时候，我还没有男朋友。有一次去他们家，开始先同耀邦叔叔和克实叔叔的孩子们聊天，另外还有两三个年轻人。聊着聊着他们一个个都离开了，只剩下一个男青年。他个子很高，但看上去像个娃娃，我还以为他是一名中学生。这青年很健谈，高谈阔论，颇有一点炫耀自己，我也没在意。半个多小时后，胡德平过来，把我叫到一边，问：“你看那人怎么样？”我大吃一惊，便进屋去问耀邦叔叔是不是这么回事。他只是笑，不说话。他却仍然说：“郭化若是个好同志，很有才，但和同级、上级的关系往往不太好。不过，这么多年来，同我的关系一直很好。”他笑着说：“郭化若是个好同志；至于他的儿子，你自己去了解，你自己去看嘛。”不过，这青年后来真成了我的丈夫。我们的“红娘”就是胡耀邦。我儿子出生后，便叫耀邦叔叔为“红爷爷”。 后来听我婆婆说，一次，耀邦叔叔请客，我公公婆婆，还有莫文骅夫妇和外交部一位老副部长夫妇。席间我婆婆对耀邦叔叔说：“感谢你给我们找到这样一个好媳妇。”莫文骅夫妇和另一对夫妇听了笑着说，你还管这事啊，那好，我们刚巧两个孩子都还没有成家，你也帮着介绍一个。耀邦叔叔说，好，你们两家孩子一男一女，正好可以当亲家。其实那女孩子比男孩子大好几岁，根本不合适。胡德平事后埋怨他父亲乱开玩笑。耀邦叔叔后来对我说，“中央文革”曾指责他开婚姻介绍所，他说他介绍成功的，其实只有我们这一对。 我在北京上学和工作后，妈妈一直在长沙工作和居住，所以时不时回趟长沙。耀邦叔叔是湖南人，我返京时，经常给他带点家乡的东西。耀邦叔叔是不收礼的，通常别人送的东西他都谢绝，但我带给他的东西，他收。记得一次我给他带了一筐湖南的桔子，这种桔子很好吃，他很高兴，说：你开桔子铺啦？我说我是打你的旗号向人家要的。他一惊：怎么打我的旗号？我解释：“我给长沙的同学说，弄些好桔子，我回京看望耀邦叔叔时带给他。他们都特别乐意，所以找了最好的。”他听是我的同学，这才放心，马上把胡克实家的孩子叫过来――起分桔子。 当时，我妈妈在长沙轻工部门工作。一次回长沙，我要妈妈给我弄了一套72头的瓷器餐具，回京看望耀邦叔叔和克实叔叔时带了去。耀邦叔叔说：小贝，你这是干什么呀？看那样子要拒收了。我说，你以后请我吃饭，就用这个。他这才说：好呀好呀。在他眼里，我是孩子，又从来无求于他，所以我给他的东西他才收。这套餐具大部分他都分给了克实叔叔家。 吴自立很早投身革命，参加过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打仗很勇敢。解放后任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他口述过自己的革命经历，由人写成回忆录，一部叫《怒潮》的电影就是根据他的回忆录改编的。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倒台，《怒潮》被视为给彭德怀歌功颂德和翻案的作品，受到严厉批判，吴自立自然也倒了霉。“文革”中，湖南出现了一个群众组织叫“湘江风雷”。这个组织打人特别厉害，以至当时湖南的一些干部见面，必互相问候：“挨打了没有？”解放初，我母亲在长沙裕湘纱厂当书记，从工人中提拔了一个女干部，这个女干部“文革”前是厂工会主席，“文革”中被当作“走资派”批斗，又被装在麻袋里打，差点打死，大夏天都得捂着厚被子。我母亲闻知，后悔地说，当初不提拔她，她也不会受此大难了。“湘江风雷”如此残暴，在湖南很少有干部支持。但吴自立竟支持“湘江风雷”，因此大遭人恨。他本来就因替彭德怀翻案靠边站，再加上支持“湘江风雷”，在“湘江风雷”倒台后，他被关了起来，也屡遭毒打。 吴自立的三儿子叫吴东征，是我初中时的同班同学。高中时不在一个班了，但还是同学。他爱好新闻，1964年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却因父亲的政治问题，没被录取。他的心情当然不好。“文革”中有一次我从北京的学校回到长沙，在街上碰见他，说了几句话后，邀他到我家吃饭。他当时在一家工厂打杂，没人给笑脸。他也没有家，住在工厂给的一间小破屋里。不过他很爱看书，自己学习了不少东西。1971年夏天的一天，天气特热，吴东征骑着自行车，满头大汗来学校找我。他说他以为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在叫北京外国语大学）上学，找到那里，人家说没我这个人。他这才想起我的学校还有“第二”两个字，遂又从北京西郊骑车到东郊，找到我。他说他父亲坐牢，被打断了三根肋骨，做孩子的想让父亲住院治疗，掌权的却说他父亲罪行很严重，因此被拒绝。于是他到北京找人帮忙。但他父亲的老战友、老领导，都爱莫能助。实在没有办法了，找到我，看我有什么门路。我说我只是一个学生，能有什么办法，表示为难；并抱怨说，你爸为什么支持“湘江风雷”？吴东征当时竟大哭起来，说：我爸早年也立过功，支持“湘江风雷”已无法改变了；如果不给他治疗，他就要死了。又听说他们做儿女的，对父亲特别孝顺。父亲被拉去批斗时，他们在父亲路过的地方隔一段距离守候一个人，端着茶水。父亲路过时，给父亲喝。连押送人员也暗受感动。耀邦叔叔当然也知道吴自立，很耐心地听了吴东征的陈述，听完后说：你父亲为何支持“湘江风雷”？“湘江风雷”打死打伤不少人，可以说血债累累，名声太坏。像你父亲有这样历史的军人竟支持它，实在太不应该。也好像要表示为难。吴东征又大哭起来，哽哽咽咽地说，再怎么样，总得有点人道主义。耀邦叔叔为之动容。吴东征说，也没有更多的要求，只是请允许住院看病、治伤，还掏出一封信来，那上面写着家属的请求事项。耀邦叔叔细细看过信，似乎自言自语地说：吴自立打仗很勇敢，军功累累；是的，革命的人道主义总该有。把信改了改，给了吴东征，叫他去找叶剑英元帅，并讲了如何找，进哪个门，找哪个秘书。吴东征很快去找了叶帅，经叶帅过问、关照，吴自立才被允许送进医院治疗，保住了性命。后来吴自立当了飞行员的大儿子还专门去看望耀邦叔叔，向他表示感谢。胡耀邦逝世后，吴自立的小儿子坚持给胡耀邦守灵，守了好长时间。这是一家知恩感恩的人。 过了些日子，我再去耀邦叔叔家。他说：“小贝，你倒管起事来了。”问吴东征是不是我的好朋友。我说，他是我初中的同班同学，高中就不是了，关系也一般，只是见他这样爱父亲，不忍心不管。耀邦叔叔听了连说：“小贝，这好，这好，应该这样。”我明显感到，这件事后，他倒对我另眼相看了。我也从此更常去他家。 1964年，我所上的长沙一中是“四清”试点单位，原来的校长、书记全被撤职，派了一个军官来当校长兼书记。他一讲话就是脏话一大串，把学校搞得乌烟瘴气。当时特别强调学生的出身，而且要追到三代以上。一时间，出身不好的学生特别受打击，情绪低落，觉得自己前途渺茫；而一些所谓出身好的学生又趾高气昂。我那时上高二，是学校团委的委员。我觉得这种成份论太偏激，也不符合党的讲成份，又不唯成份论的政策，于是想找一个出身不好但由于自己的努力却有光明前途的人来给大家做一次报告。有一个国民党的将军，解放前夕夫妇两人逃往台湾，却留下5个孩子在长沙。他们由政府养大，大孩子考上了对学生的政治要求十分严格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已经毕业，分到一家军工厂工作，报到前回到长沙看望自己的弟弟妹妹。我觉得他是个好典型，他的经历对那些出身不好、精神不振的学生应该是个很好的鼓舞。我去找他时，他本人不在，他的弟弟妹妹听说我的来意，都说没问题，替自己的哥哥一口答应了。我回去也安排了时间，写出了通知，但第二天他打电话到学校的办公室，对我说，他不能作这个报告，至于原因，他不能告诉我。我一再求他，说一切都安排好了，不好收场，他还是坚决不答应。我也无可奈何。（后来我猜想，他的父母可能是我们的谍报人员）此事却使那位校长开始怀疑我父亲有政治问题，不然我也不会那样热心为那些出身不好的学生奔忙了，我的“团委委员”职务被撤了，还被变相批判。我感到失落和窝火，忍不住冲进校长兼书记的办公室，质问为什么不准我参加出身好的学生参加的会议？这不是整人吗？他听了一会儿，突然问我，你母亲为什么同你父亲离婚？我半天没转过神来：“解放后离婚的多了，是别人从中插了一杠子。”他这才说，搞错了，搞错了，还以为你父亲有政治问题，你母亲才和他离婚。又问我父亲在北京做什么。我说当历史博物馆馆长，他说官还不小。而我考大学时，他对我的鉴定评语写得特别好，以至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到湖南招生的人说，我是他们在湖南招到的最好的学生。原来那位校长完全是按出身论人了。 我之所以这样详细地叙述此事，是因为我后来曾对耀邦叔叔说起，并说这样的唯成份论对许多所谓出身不好的青年学生打击和影响很大。在我们班，只有一个出身不好但高考成绩极为优异的学生考上了大学。我说我很为他们感到不平。一些人，父母一生当教师，但因为爷爷是地主或富农，也被当作地主或富农出身。怎么能按爷爷定他们的成份呢？“你是对的，我一贯主张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你们学校那样太过分了。像你们都是红旗下出生的；即便不是红旗下出生的，也是在红旗下长大的。他们若表现不好，不是说明我们的教育失败了？如果表现好，大学的门也应该向他们敞开。”后来我回长沙，见到一些因出身问题没考上大学的同学，说起耀邦叔叔的这段话，他们都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中的不少人1977年恢复高考后又考上了大学，有的成了著名学者。 我想这样的看法，耀邦叔叔一定也给其他和我一样的年轻人讲过，可能更给那些所谓的“黑帮子女”讲过。随着“文革”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失望，越来越怀疑，也越来越厌倦，在他这里，却是不用顾忌的，可以暂时躲避“文革”的纷扰，传播各种“小道消息”。同他聊聊，倾听他长辈一样的亲切教诲，也可以诉说自己的心里话，至少我是这样的。也有年轻人是向他反映自己父母冤情的，请求帮助。他很耐心地听他们说。如果他们写有材料，他仔细地看，还帮助修改。一些孩子觉得自己父母的问题大，不敢求助，他还主动托人把他们中的一些人找来，了解情况。耀邦叔叔总是安慰他们：慢慢来，先多去看望，送东西，争取待遇有所改善。我就多次看见耀邦叔叔帮他们修改申诉材料。傅连璋的冤案，因有毛主席表态，周恩来总理几次作出重要批示，借这个机会改变了一大批在冤狱中的干部的非人待遇。耀邦叔叔更借这个机会帮助一些蒙冤干部的子女申诉。 1974年“批林批孔”，“中央文革”发话，说胡耀邦家里是“黑帮子弟窝”，去的人一下子少了，但我还去。胡德平惊讶地说：“‘中央文革’说我们家是‘黑帮子弟窝’，你怎么还敢来？”我说：“我父母都已经出来工作了，不是‘黑帮’，我当然也不是‘黑帮子弟’了。”“文革”中去耀邦叔叔家的，不仅有所谓“黑帮子女”，还有所谓“黑帮夫人”。耀邦叔叔搬到胡克实这边院子后，住房很挤。他的一间屋子全是书架，上面全是书。因而他常在院子里接待来访者。常常是他在一边同来访者谈话，我们年轻人在另一边聊天。他接待完后，把来访者送走了，再过来和我们说话。偶尔他的孩子告诉我们刚才接待的是谁。我记得的有贺龙夫人、罗瑞卿夫人。罗瑞卿在“文革”前就被作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中的一员打倒了，贺龙则在“文革”初期就被当作“土匪”、“军阀”打倒，很快又被迫害而死。耀邦叔叔竟敢接待他们的夫人，这得冒多大的风险啊，这得有多大的勇气啊。“文革”时，到处抓叛徒，最大的叛徒集团是所谓“61个大叛徒”。当时国共合作抗日，我们党特别需要干部，急需把那些被国民党关押的干部解放出来。这是一个特殊情况，由河北局报党中央，张闻天亲自批准。张闻天当时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他就代表党中央；而且又经过集体讨论。明明是中央批准的，怎么能说是叛徒！“没有那么多叛徒。若有那么多叛徒，共产党早就垮了。”我们党有多次路线斗争，曾经有过非常困难的时期，最后总是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真理战胜邪恶。我们党有几千万党员，“真相总会大白！” “文革”中荣高棠被打成叛徒，抓了起来。他夫人有心脏病，大儿子也是先天性心脏病。荣高棠被抓后，荣的夫人找过一位高层领导的夫人，看能不能有什么办法。这可以说是来自最高层的信息，由此也可想见荣高棠的问题当时严重到什么程度。但是，当荣高棠的小儿子荣乐弟找到耀邦叔叔时，耀邦叔叔还是帮助他。荣乐弟当时还只是初中学生，写不好材料。耀邦叔叔亲自帮他写了，写了好几页。主要是申诉，同时提出几点要求，比如允许家人探望，允许养病等。耀邦叔叔怕荣乐弟一些字不认识，写完后还让他念给自己听了一遍，然后关照他：回去后同他母亲、哥哥商量，自己抄写了，把原稿烧掉。耀邦叔叔当时自己坐着冷板凳，可以说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要是一般人，对这样几乎是铁板钉钉的“铁案”肯定避之唯恐不及，哪会冒这么大的风险帮“叛徒”说话？而且只要说出他帮助写材料的事，就可能遭受不测，但耀邦叔叔仍然义无反顾地伸出援助之手。这种大义凛然怎能不让人敬仰！邓小平主政后荣高棠获得平反，一度担任国家体委主任。1982年11月18日，胡耀邦邀请获得世界冠军的中国女排队员到中南海作客，荣高棠也参加了。有一张胡耀邦接见女排队员的合影，精神焕发的荣高棠就站在胡耀邦旁边。我想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胡耀邦当初的援助吧。 伍绍祖原在团中央的青年联合处工作。“文革”中他受到严厉的批判，日子很不好过。当时耀邦叔叔自己还没有工作，却把伍绍祖介绍到王震身边工作。从此伍绍祖常在耀邦叔叔和王震之间传话。一次我听伍绍祖对耀邦叔叔说，很多老同志有这样的想法：胡耀邦是他们中最年轻的，希望他为党、为革命注意保护自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意思是耀邦叔叔在“文革”中的一些行为太显眼了，会给他带来麻烦。耀邦叔叔当然知道他们的好心，但还是一如既往地尽自己的力量帮助“文革”中受苦受难的人。我在耀邦叔叔那里，几乎没有听到过他说哪个干部不好的话，唯一说过的是当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安子文，但也不是说安政治上不好，只是说安待人接物上好像有什么不妥。安子文的女儿是耀邦叔叔儿子的女朋友，耀邦叔叔并没因此就反对他们相处。他说，安子文有毛病，但女儿是女儿。他说安子文的“坏话”，大约也是因为这层关系吧。 后来耀邦叔叔从当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到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件重要的工作就是给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从上到下、从个人到集体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包括胡风冤案、反右派冤案、彭德怀及反右倾冤案、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文革”冤案、“61个叛徒”冤案等等。这实际在他靠边站时就在他的头脑里酝酿着了。这当然不是他个人的意志，而是全民的意志，这其中，小平同志更起着主导的作用。大家尊重他，也就不说了。我想他并不是怕惹祸，因为允许大家骂江青也同样会惹祸；不让说毛泽东，乃是出于对毛的崇敬之情。这可以说是他们那代人、他们那种经历的人共有的情结。记不得具体时间了，一次我去耀邦叔叔家，只见他和他的大儿子胡德平的脸色都很不好看，好像两个人刚刚争执过什么。我就问怎么了？你听爸爸说的什么话！他说毛主席知道他和胡克实挤在这所小院子里，很快就会要他出来工作了！事到如今，他怎么还这样想！他们这些人，怎么还这样！正是因为他们这样，才有今天的境况！我当然不好说什么。耀邦叔叔见我来了，把话岔开，尴尬地说：开个玩笑嘛！我责备胡德平：耀邦叔叔是大家很尊敬的人，你怎么对爸爸这样说话！胡耀邦受邓小平委派当科学院院长的那段时间，是科学院最有生气的一段时间；但好景不长，只干了半年，就下来了。我去看他，他的情绪很不好。我把我听到的科学院广大群众对他的肯定和赞扬告诉他，他默默地听了，说：群众我相信，群众我相信。1953年毛泽东（左）、胡耀邦（中）、罗瑞卿（右）在北京西郊大概是1972年，我还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院副院长是唐恺，他是一位有名的法语专家，《毛泽东选集》的法译本由他最后定稿。一天，在校园里他碰到我——给我的感觉是他在专门等我。他问我：听说你是高干子女？他说：我不想在学校工作了，想去中联部，你能不能通过你认识的高干向什么人说一说？唐恺院长是我尊敬的人，“文革”开始，学生“造反”，几个院领导都被批斗，其他领导在那种情势下都不得不低头弯腰，独他昂首挺胸，同学生对着干。一次，是个冬天，他又和学生对吵起来，一激动，头一甩，连戴的毡帽子都甩得掉了下来，真是“怒发冲冠”了。耀邦叔叔看了信，说：唐恺，我知道我知道，而且对他很熟。他是我党最好的法语专家。他去中联部工作，很好。不过又笑着说：他想去中联部，可以直接同我联系，怎么找你这个小姑娘。我回去把这个消息告诉唐恺，他很高兴，直接去找胡耀邦。不久，他果然被调到中联部担任了一个司的司长。后来我多次在报纸上看见他陪同周总理接见外宾的新闻报道。我被分到科学院工作时，科学院还有不少下属单位，我不想去下属单位，而想在院部工作。我请求耀邦叔叔给科学院有关领导说句话，谁知他只是笑，不说话，闹得我摸不着头脑。胡德平在旁边说：我爸爸帮人有一个原则，就是困难时帮，雪中送炭；但想好上加好，锦上添花，他就不帮了。那时上大学不是通过考试，而是通过推荐，被称为“工农兵学员”。耀邦叔叔只有一个女儿，就是满妹，几个孩子中她最小。耀邦叔叔也很爱女儿，他要找门路让女儿上大学，简直易如反掌，可他没有这样做。周总理逝世的第二天，我去耀邦叔叔家，到处都是黑纱。我一见他，泪水就滚落下来。在他家的所有人都在哭，他脸色阴沉。有年轻人说，总理这一走，天要塌下来了。他不知是安慰自己，还是安慰大家，又像自言自语，说：不会的，不会的。那时，他名义上还主持科学院的工作，但已受到批判。科学院举行了周总理的追悼会，由他主持。会开完了，人都散了，我还站在那里，默默看着他。他也久久地站着，显得瘦小、苍老，用失神的眼光茫然地望着四周。一时间，我觉得他像个孤立无援的孩子，像个孤儿那样无助。我的眼泪再次流了下来，刚才是为周总理，现在则是为他。我一直在他身后，没让他看见我——恐怕当时的他对什么都“视而不见”。在批判所谓“右倾翻案风”的时候，科学院“革委会”的领导找我去，逼问胡耀邦跟我说过什么？那些人说：你现在还给他涂脂抹粉！他们气坏了，说我年纪轻轻，立场竟然如此。威胁我说，科学院是绝密单位，像我这样的立场，在科学院呆不住。过了两天，我去耀邦叔叔家，路上东看西看（看有没有人盯梢），转了一圈才走进去。结果第二天领导找我去，说你又去胡耀邦家了，原来还是有密探盯着我。我反而因此出了名，不时有人来对我说当时运动的一些内幕情况和群众的反映，希望我转告胡耀邦。接下来是胡耀邦被科学院的各个局轮流批判。到我所在的外事局的时候，领导还事先找我谈话，要我发言，说我同胡耀邦接触多，知道他的“右倾言行”，要我揭发。我当然不会发言，但那时的会还不能不参加，再说，我也想见见耀邦叔叔。我去了，找了一根柱子后面不易被人看到的地方坐下。一会，耀邦叔叔来了，那时他还可以坐在台下。我从后面看他，人好像又瘦了许多，脸色憔悴，完全是个老头。我的眼眶又湿了。他总是说他在科学院做的一切由他自己负责，不说邓小平一个不字。他说：人家反映情况，是正当的，因为我就是做这个工作的，我听了，那是我的责任，不能怪人家。后来又在红塔礼堂召开过一次全科学院系统对胡耀邦的批判会。这次，胡耀邦、李昌（当时任科学院副院长）都在台上接受批判。我早早去了，找了个比较靠前的位置，想再看看他现在怎么样。批判会中间不时喊口号，喊“文革”万岁、毛主席万岁时，我举手；喊打倒邓小平、“胡耀邦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时，我不出声，也不举手。旁边没人认识我。粉碎“四人帮”后，我去耀邦叔叔家。家里一片欢腾，和当初周总理逝世时的气氛真是两个世界。“小贝，那次批判我的会上，我在台上看到了，凡是喊小平和我的口号，你都没举手。我当时真是很欣慰，没有白疼你们！”我没想到当时的情景他竟看到了。我觉得这是对我最好的评价。耀邦叔叔很爱读书，主要读三种书：一种是马列、毛主席的书，一种是古书，再一种是科技方面的书。“文革”中被批斗，回到家，洗一洗，就读书，还分门别类地做读书笔记。我去他家的时候，他多在房里读书，我便同其他人聊天。他曾向我讲起，他参加革命时还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文化低，底子薄，必须好好学习，好好读书。那时常常行军打仗，他就把自己当日要认的10个字贴在前面战友的背包上，边走边看边记。他说，我个子矮，贴在前面人的背包上，正好对着我的眼睛。偶尔找到一本书，看见认不得的字，圈出来，写了，行军时也贴到人家的背包上读。耀邦叔叔的二儿子叫刘湖。人们奇怪他怎么姓刘，有的人随母亲姓，但刘湖的妈妈姓李，叫李昭。原来刘湖生下不久，蒋介石发兵进攻延安。他们没法带孩子走，就把这孩子托付给别人收养。这家人姓刘，刘湖也就姓刘了。刘湖的“湖”本来是“胡”，表示他本是胡家的孩子，后来添了三滴水，叫刘湖。解放后，许多干部把当初寄养在老百姓家的孩子领了回来，耀邦叔叔没有领，他对刘湖的养父母说，既然你们把他养了那么大，就是你们的孩子。刘湖初中毕业后，养父带他来北京见耀邦叔叔，说为了孩子的前途，要送孩子到北京上学。耀邦叔叔本不答应，说有困难我可以帮助。养父坚持，说不留下孩子，我就不走。刘湖也很爱自己的养父母，每年假期都回陕北看望自己的养父母。后来他找女朋友，一个条件就是要回养父母家结婚，以后必须尊重自己的养父母。1986年胡耀邦在贵州考察时与群众交谈。后排中为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主政，耀邦叔叔也重新出来工作，先是担任中组部部长，后来很快便担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这院子同胡克实家的院子是相通的，一些来找耀邦叔叔的人就先到胡克实家，再去找耀邦叔叔。胡克实可能觉得这样不好，再说他自己也去地震局担任了职务，工作很忙，便把那相通的门堵上了。耀邦叔叔担任总书记后，再次搬家到北长街会稽司胡同25号。随着他地位的高升，工作越来越忙，我也再没去打扰过他。1986年，耀邦叔叔从总书记的位子上退了下来，我想去看他，但不敢造次，先去问胡克实，可不可以。我去了，警卫果然问找谁。我说找胡德平，我们是好朋友，这才放我进去。我心里想，好不容易来一次，还不知道以后来不来得了，就这样走，很不甘心，于是又去看刘湖。刘湖当时是经贸部科技司的司长，很健谈，我们便聊了起来。我当然想留下吃饭，这样就可看到耀邦叔叔了，但嘴里却说：不太方便吧？刘湖痛快地说：有什么不方便的，过去又不是没吃过，今天怎么“装”起来了。我终于又看见耀邦叔叔了。他好像更瘦了，整个精神状态同我此前在电视上看到他主持中央工作时生气勃勃的样子简直判若两人。我还想告诉他一些外面的消息，他的夫人李昭说：吃饭吃饭，莫谈政治，莫谈政治。耀邦叔叔的一个孙子和一个孙女，本来都是很淘气的，吃饭时也都默默地吃，不说话。耀邦叔叔吃了菜里的一块肉，看样子还想吃一块，却看着李昭。因为身体的原因，李昭限制他吃肉。李昭看了一眼，轻轻说：吃吧，吃吧。他这才又夹了一块。饭桌上没什么话，刘湖正要和我说什么，李昭再次说莫谈国事，刘湖也闭上了嘴巴。我当然更不好说什么了，就这样默默吃完饭，大家到院子里。我问：耀邦叔叔，身体怎么样？这时孩子拿出围棋来，他便和孩子下起棋来。我也过去看了一下，好像孩子们都故意让他赢。回来后，我对一些朋友说起耀邦叔叔的情况。不少人都想去看他，但没有一个人被允许。据说是耀邦叔叔自己关照不要放看望他的人进去。这一年的春节，我再去看望耀邦叔叔。对警卫说找胡德平，答说不在；又说找刘湖，也说不在；谁都不在，到远郊疗养去了。后来从德平那里得知，耀邦叔叔是不想那么多人去看他，躲出去了。记得“文革”时去看望他，在我们议论“文革”的种种不是时，他还时不时插话。当然不像我们那样激烈，但可看出他的态度。这次，他竟什么都不说，连一句怨言都没有。我心里总是惦念着他。记得他刚下台时，一些人又习惯性地要批判他。据说有一次胡耀邦接见一些日本人时，扣子没有扣好，有人便借此批判胡耀邦，甚至说这是丧权辱国。我当时就愤怒了，说，这算什么事！就算事，也是礼宾司的事，怎么扣这么大的帽子！他连说不对头，不对头，要没特别关系，哪来那么大的火。1986年胡耀邦在云南省罗平县板桥区长底乡，参加当地苗、布依、彝、汉族群众举行的春节联欢会，和各族群众一起跳起民族大团结舞第二天一大早，我赶去他家。到了灵堂前，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号啕大哭。我心里想：耀邦叔叔，我们对不起你。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你给了我们那么多帮助，我们在你这里找到了光明，找到了温暖，找到了勇气，找到了信心；可你困难时，我们却不能给你任何帮助！现在想起来，我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又能给胡耀邦什么帮助？这也不是我能帮助得了的，可我当时就是这样想。我的哭声惊动了德平，他出来拉我起来，并劝我：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又有什么用。刘湖的爱人也哭，说：爸爸，你有什么就说呀，为什么对你的亲人都不说，为什么对医生都不说，你硬是心病憋出来的呀！刘湖的爱人是医生，知道耀邦叔叔完全是因为心病的原因，身体才迅速垮了下去。胡耀邦追悼会，分给国家计委8张票，有我一张。我同丈夫共拟了一幅挽联，上联是“高山仰止，拓荒总履险”，下联是“瓢浆甘兮，饮水常思源”。我想请人写，人家说最好自己写。我的字写得不好，但练了练，还是自己写了，送到灵堂里。后来好多文章都引用了这幅对联。时光如梭。我同耀邦叔叔相识往来，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而他的逝世，距今也已19年。在他逝世后的头两三年里，我的情绪一直无法平复，一想起他，就不由流泪，尽管我知道，生老病死是自然法则，谁也躲不过。现在，虽然情绪早已平静，但我仍然深深怀念着他。说来也怪，我对胡耀邦的感情，比对我父亲还深沉。我同胡耀邦有过那么多的接触，却没有一张合影。现在，当我怀念他的时候，只能回忆我同他交往中的一个又一个画面和镜头，回忆他当时的音容笑貌。贝璐瑛，女，1945年生，1965年考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曾为方毅、李鹏、朱镕基等领导人接见外宾时当过翻译。父亲龙潜，1930年参加革命，曾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全国政协常委等职；母亲贝海燕，1936年参加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