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2月，毛主席作《整顿党的作风》报告，这个报告我没听。《成对党八股》的报告，我去听了。毛主席的报告一讲完，延安就轰动了。中央研究院首先出了墙报。那时负责中央研究院实际工作的是李维汉，范文澜是名义上的。王实味就冲着李维汉贴大字报，大字报的题目好像叫《结论放在前面》，非常尖锐，成为当时延安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热点”。很多单位的同志都去参观，参观以后也就跟着学。这样，在青年知识分子、年轻党员中间，掀起了一股绝对平均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的潮流。那时，中央青委的一些同志在青委机关所在地大砭沟创办了一个墙报叫《轻骑队》。《轻骑队》的名字来自于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的刊物《列宁青年》上的专栏名称。《轻骑队》墙报每两周一期，每期七八篇稿子，稿子短小精悍，形式多样，生动活泼，对延安生活有所针砭。我们政治研究室的许立群就在《轻骑队》墙报上发表过文章。当时，绝对平均主义针对延安在困难情况下生活略有差别的生活状况进行批评，例如，毛主席点两支洋蜡，这个成为批评的对象。那时有小灶、中灶、大灶，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吃小灶，我们这些人吃中灶，一般的同志吃大灶；高级干部有马骑，普通干部要靠两条腿走路，这些现象都成为批评的对象。叶季壮住的窑洞窗户上装了一块小小的玻璃，这也成为批评的对象。有些同志画漫画讽刺不平等的现象，有一张漫画我还记得：穿干部服的人和穿普通服的人去游泳，穿干部服的人压在穿普通服的人的头上，后者就叫道：你还压在我的头上。到了发布“四三决定”，说要学文件，要反省自己，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检查自己的历史。进入这个阶段，就产生了一个所谓“五人反党集团”的问题。王实味和中央研究院的一对夫妇，还有政治研究室的一对夫妇，这五个同志经常在一起议论政治，对中央的政治生活进行不恰当的评价。其他同志的小广播、非组织的议论也越来越多。所以，中央研究院和政治研究室决定召开联合批判会。大会一起开，小会分别开，连续开了72天，批评他们的错误观点，揭露他们的非组织活动。当时搞这种批判，缺乏调查研究，没有把王实味与其他四位同志区别开，批判又不断地上纲。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我、周太和与彭达彰三个人成为研究室整风领导小组的成员。自我反省、自我检查，每个人讲自己的历史，讲着讲着，就暴露出这个人有这样一点事，那个人有那么一点事，如历史问题、社会关系复杂的问题，对党隐瞒的问题，也越来越多；特别是对反党集团的批判，调子愈批愈高，这就进入了审干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社会部找到了一个典型，大家头脑更加发热了，这个人叫张克勤，好像是湖南人。他说自己是执行“红旗政策”的，是国民党派到共产党里面作内奸的，是在表面上打红旗的。发现这个典型之后，各个单位就组织他现身说法。哎呀，这样可是坏了大事。他说，我的问题一提出之后，我怎么想、怎么考虑的，到最后，决定坦白的原因是：别人死了之后，还开个追悼会，我这个人死了之后，追悼会也没法开，花圈也没有人送，太不值得，所以决心坦白。他到处做典型报告，说得绘声绘色，谁也不能不相信。这样一来，大家脑子就热起来了。后来知道是个假案，我一直到现在还记得他。这样，就来了一个抢救运动。研究室也选了几个对象，与王实味一起被批判的同志当然是对象。许立群也是一个，他是《轻骑队》的作者。同时，由于他讲到历史情况的时候，讲了他和熊向晖的关系。许立群说，他和熊向晖都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入党的，熊是他的入党介绍人。过了几年之后，他从白区到延安，在西安又遇到了熊向晖。熊那时已在胡宗南下做工作。他们俩在西安的城头上，进行了一次谈话。因为熊是打入国民党中做情报工作的，与许立群谈话时，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因此说话就吞吞吐吐，这使得许立群感到很不正常。正因为如此，许立群就说不清楚他与熊向晖到底是同志关系还是与国民党军官的关系了。许立群当时比较脆弱，有时又表现出一种经不住事情的状态，一会儿很坚定，一会儿又寻死觅活的。结果，他成了研究室的重点审查对象。开抢救会议时，我主持一个组斗许立群，彭达彰组织一个组斗成全王里，周太和主持一个组斗廖盖隆。同一天，三个组都发生了打人的事。斗许立群这个组，是我先上去打了他一拳，别的人也就跟着打起来了。一打人，事情就闹僵了。我们很快就向主管我们工作的康生汇报了。康生非常认真，他听汇报、做记录，记录是复写的，完了后马上就把记录送给毛主席。我当时对康生的这种办法非常佩服。听了我们汇报之后，康生说了两句话：你们打僵了三个（三个组都打僵了，斗不下去了），也打醒了三个；你们正因为碰了钉子，犯了打人的错误，头脑就比较清醒了。然后，他就讲了一番话，说有三点，中央研究院是一点，政治研究室是一点，枣园是一点，三点的斗争是互相影响、互相联系的。他讲得绘声绘色，给我的印象很深。最后，他说，许立群被你们打僵了，没办法，把他逮捕，送到社会部去。社会部的领导曾三同志是了解熊向晖工作情况的，许立群被送到社会部，问题就没有了。我一直钦敬许立群，尽管我们打了他，把他的问题搞得那么严重，使他受到了很大冲击和委屈，但他并不在意，他知道我们对他没坏心，解脱之后立即投入到工作中去了。历经几十年的风雨之后，许立群一直是我无话不谈的挚友，他这种高尚的政治品质和宽广胸怀，是让我最有感慨的。熊向晖在解放战争中立了大功，他潜伏在胡宗南身边担任高级职务，胡宗南所有进攻陕北的重要部署，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彭老总在解放战争期间指挥西北野战军以二万兵力抵抗胡宗南的二十万人马，还能连战连捷，离不开熊向晖同志的贡献。配合熊向晖做隐蔽工作的，还有一个同志叫陈忠经，他和我是北大同学，也是一个很好的同志。我们搞学生运动时，北大等五个大学的新、旧学联斗争得非常激烈。我们在南河沿礼堂开了一个会，这个人上去讲了不行，那个人上去讲了也不行，谁也不服谁；唉，陈忠经一上去，就把会场的形势控制住了。当时我们感觉他的调子是站在新学联一边，一下子就把我们弄得没办法了，所以民先党支部说散会。现在想一想，那次他出来讲话，可能就是执行党的部署，准备以此为契机，打进国民党里面去的。龙潭三杰：李克农、钱壮飞、胡底；龙潭后三杰：熊向晖、陈忠经、申健后来，康生说给你们请个“教员”，“教员”是吴平、郭竞，这是两位女同志。吴平在河南入党，以后又加入了蓝衣社的外围组织，事先、事后都没有向组织汇报。因此，当时认为她也算是个内奸，是搞所谓“红旗政策”的；康生让我们去攻她。攻了几次，到最后，你提这个问题，她回答不了，提那个问题，她也回答不了。她说：我愿意坦白，但我的问题必须向刘少奇讲，不能向你们讲。这样，我们当然很高兴啊，把她攻下来了，完全坦白了。位于枣园后沟的中央社会部旧址，被揪出的重要“特务”、“反革命分子”都被收容在这里的黑窑里我们向康生报告了，康生向刘少奇报告了。刘说：好，我和她谈一次。一谈，她全部翻供了，把我们这个做法、那个做法向少奇同志汇报了。你们认为在吴平的问题上很有成绩，把她攻下来了；虽然她是有问题的人，她加入了蓝衣社的外围组织，没有报告组织，但也没有证据表明她就成为敌人，所以在这个方面，你们也是有问题的。她有问题可以审查，但确定她是内奸，也还是有疑问的，证据不够嘛。对于一个有问题的人，你们既不掌握材料，又没有证据，就贸然进攻，你们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抢救运动初期，毛主席也相信问题很严重，因为大家都汇报类似的情况，这里有问题、那里也有问题。犯错误的原因也包括诱供。我们对吴平也是这样，提出这个问题，她回答不了，提出那个问题，她也回答不上来，这样她就被动得不行，就只好编造了。但她这个人厉害，不和我们讲，要和刘少奇讲。刘少奇后来批评我们的那番话，对我触动很大，教育很深。吴平在河南时，属中原局，曾经受过刘少奇的领导。她的情况，少奇同志是了解的。少奇同志把我狠狠地训了一顿。政治研究室的抢救运动，有攻有打，但更多的是想感动对方。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做法在杨家岭也是出了名的。对所谓有问题的人，对他们争取、劝说，他们很难回答，就掉眼泪，我们也跟着掉眼泪；审查的人和受审查的人都掉眼泪，哭成一团。这期间，问题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呢？柯庆施有一个公务员，在大礼堂贴出来一张油印的小字报，一句话：柯部长是国民党特务。这件事情马上报告给了康生、李富春，他们就组织了与柯有关系、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其中有王鹤寿、陈伯达等很多人，调查了解情况，愈了解就愈感到问题严重。有一天，杨尚昆（是中直学委的负责人，分工管我们政研室的工作）说：你们准备好，今天要在杨家岭大礼堂开一个全体会议，有个非常重要的案子要在这个会上讲，你们要做好准备。柯事先也没有准备，当然他也就说不清楚。结果这个人揭一段，那个人揭一段，陈伯达也上台去揭发了。这样，大家都觉得柯这个人很可疑，非是坏人不可了。当时，全场都喊口号：柯庆施，要坦白、要交代。当然，他无法交代。这样，会场也弄僵了。这个会真是令人震动啊！资格这么老的干部——他是中共党内活着的人中间唯一见过列宁的人，都成了特务，那问题还不严重啊！从此之后，抢救运动也就停止了。8月中旬，毛主席关于审干的“九条方针”发下来了。好在有了主席的“九条方针”！当时，各个单位双方都在顶牛啊，攻不下去，都希望杀一个，大家不约而同地提出这个要求，但主席坚持“一个不杀”。“九条方针”一下来，大家的头脑开始冷静了。政治研究室把案子停下来，重新调整。这之后，中央指定高级干部学习几本书，我记得有《左派幼稚病》《两个策略》《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党宣言》《联共（布）党史》和毛主席亲自指导编的《两条路线》，有关文件也发下来了。我、何锡麟、周太和作为中级干部代表研究室参加了学习。分组学习文件，对照历史上的两条路线。学习文件之后，分别开小会，揭露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造成的恶果。然后又在中央大礼堂开大会，又一个高潮来了。对年轻同志的抢救运动是前一个高潮，延安的干部在学习了《两条路线》等文件之后，又形成了一个揭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错误的高潮。在一次会议上，怀疑王明叛变了，成了国民党的内奸。也不知道是事先组织的还是自发的，就要孟庆树坦白交待。一下子把孟庆树带到台上去了。我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先是喊口号，然后这个人上去发言、那个人也上去发言。孟庆树穿着毛衣，大声说：同志们啊，我可以把我的心掏出来交给你们，我没有问题啊。毛主席参加了这个会。会后，我们听说毛主席讲：这个会继续开下去，就非炸了不可。由此，有了《学习和时局》的讲话，这样整风就告一段落了。在抢救运动中，头脑清醒的同志不是没有，但不多。我佩服蒋南翔，他就是不相信被抢救的人都是坏人。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的同志，以为只有年轻的同志会发疯。其实，有些老同志也一样不冷静。有些老同志讲到在苏区时，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的统治，是造成中国革命由胜利走向失败的主要原因时，就很不冷静。他们提出：我们的根据地，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没来之前，如何如何好，他们来了之后，如何如何坏，他们如果不是反革命、不是内奸，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因此，说这些人是篡夺党的领导权，而且是处心积虑地篡党夺权。很多老同志痛哭流涕、慷慨激昂，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简直是罪不可赦。《学习和时局》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文章说我们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尽管共产国际的决定是错误的，可是我们作为一个支部要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共产国际决定改组中共中央，这个决定不对，但还是合法的。王明等人有严重错误，当然要批评，可是不好说他们是篡党分子、奸细。要正确地总结经验，毛主席说：“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在这里，毛主席没有像许多同志那样感情用事，而是用全局的观点，不仅看到中国，而且看到世界，看到共产国际运动的大局。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毛主席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说，共产国际有错误，我们一概不批评，一概不讨论。应该从我们党自身找原因。为什么共产国际的错误决定到了中国，在有的地方就没有执行，有的地方就执行了，着重解决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教训。把共产国际骂一通，那是解决不了我们自己的问题的。在这一点上，毛主席确实英明，也确实敢于反潮流。没有“九条方针”，没有《学习和时局》等讲话，要想顶住新干部和老干部形成的两股斗争潮流，很困难。如果不使大家在认识和行动上有所转变，延安整风非走向反面不可，局势恐怕会不可收拾的。有了这两个文件，形势开始转变了。后来，毛主席又领导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正确地总结了历史经验。然后召开七大，统一全党的认识，为争取建立新中国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政治研究室的运动也开始进入甄别阶段。审查过的人，一个一个地进行甄别。搞到后来，无非是历史上的一点问题没有说清楚，有的虚报或隐瞒，都是这样一类问题，没有一个特务和叛徒。甄别工作，负责的是彭达彰、周太和。这两个同志很细心、负责。对当事人提出的所有问题，都给予一个正确的结论，没有人背包袱，确实搞得好。到1944年4月，政研室的研究工作已经停了，有的干部去参加别的工作了，余下的人进行甄别工作。那时，政研室好像准备解散了。杨尚昆告诉我，说中央考虑，准备把政研室和党务研究室剩下来的人，合并组织成中央调查局，杨尚昆任局长，邓力群任副局长。杨尚昆当时还拿了一个复写的条子，他把条子给我了，我还留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