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腐败，可谓是古往今来令普通百姓深恶痛绝的恶行。因而反腐，就是历朝历代政府即便不愿真正行动也必须喊喊口号的事情。而对于底层老百姓来说，即便警钟敲不响，即便投石无回音，也总是要上访，要举报。这不，最近有热心读者给笔者提供了一份历史档案，是一封文革时期的群众举报信。文革，年长的人都熟悉，那是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为反对官场腐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旨在发动全国人民群众自下而上地对所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的大洗礼大改造。而直接参与指挥这场大革命的首领，就是由一名基层工人造反者火箭式提拔上位的党中央副主席王洪文。笔者收到的这封举报信就是要直接寄给毛、王这两位全党全国全军的最高领导人的。写这封举报信的实名举报人是当时一位来自高安县八景国营商店的基层职工。从写信日至今已超过50年了，属于文件解密期，为了反映当时的历史，笔者不妨将此信公开。当然为了顾及对当事人后代的影响，笔者在公开这封举报信时将其姓名隐去，只对信件文字予以披露，以让读者了解那个特殊历史时代的社会状况以及人们的言语行为所具有的一些特点（信件原文以黑体字表示）。（那时候写信人大概不知道有敬辞：对长辈或上级不能直呼“你”，得称“您”；另外那时大搞个人崇拜，对毛主席首先要呼出一句“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对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林彪要呼出“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不过这封举报信是在党的十大之后，林彪已叛国身亡，故写信人改“祝王洪文副主席永远健康”）我热烈响应你十大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做一个忠于党的先锋战士和十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我坚决按照党中央指示办事，敢同林、陈一伙人开展斗争，永远忠于人民，忠于党，把一生精力献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那时候人们向组织向领导作汇报大都先得表明立场和态度，信中所及“林陈一伙”，应该是指“林彪、陈伯达”一伙，当时二人被定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首犯）可是修正主义路线变化多端，上级一时难以分清，方法是，不按政策办事，有很多事不公开。选举、培养、选拔、人员调动，决策全由一伙人背后议定。与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相反行事。看面貌难以识别，细观察一指就通。有一些事他们是怕阳光的，对某些事和个人，查历史背景和一贯表现，做的坏事多不处理。现在周全他继续常犯。真是“告天不应，告地不灵”，是“土霸王”与妖魔作纵。（这段文字是举报信的实际内容，无疑是反映本单位领导的腐败行为）我常盼望上级深知下层，分清是非。写信上送为什么总是送不到了？请接信阅后亲交我的信主席阅。来人调查，我有细谈。告知毛主席，烦请转交主席。此信有些言词不当或白字，敬请回信批评指正。再见，后有内详。（所谓“内详”，是指在给王洪文副主席写信告白时，信封里还附了一份详细的长篇举报材料。举报人提到：“写信为什么总是上送不到了”。别说那时候给上级尤其是党中央、毛主席写信会被中途拦下，就是现在的普通人想给党中央写信也不是那么容易。记得改革开放后一段时期，普通百姓想进县、进省、进京上访告状那是跟登天一样的，刚出家门就有人跟踪，绑架，软禁。即便信件能寄到，一般也是退回原地处理。这封信的举报人还天真地给党中央副主席写信，还异想天开地指望副主席回信，还要替他把信转交给毛主席。这不，这封信恐怕连县界都没出，就给截了回来，交回原单位，成为历史档案。如果举报人没遭单位领导打击报复就算万幸）此致革命敬礼。盼望回音，现借地名寄信。高安县八景商店职工□□□，73年9月25日写于高安。（举报人怕被人发现，便借用假地名将信寄出，但信笺用的是本单位专用信笺，写信人也用的是真实姓名，看来任何时代都不乏反腐败的草根斗士）现在有很多人怀念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激情燃烧的岁月”，是出于一个朴素的观点：那时候的天是蓝的，水是清的，食品是无污染的，干部是没有腐败的，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特别是对比后来的贪官动辄贪腐过亿，腐化享乐花样翻新，更感到那时候的“清明”。
但实际情况如何呢？根据相关资料的披露和有关人士的回忆，我们可以来看看。那时候的造反派当官发迹以后，跟常人一样，首先考虑的就是住得好、吃得好。王洪文先是得到康平路的一套四室公寓，后来又得到一幢三层洋楼，再后来又得到东湖路七号的一个大别墅，里面包含游泳池、网球场，甚至他对这些都不满意，想让上海市革委会把东湖路电影院划拨给他，作为私家影院（徐景贤：《我所接触的王洪文》）。来到北京后，中央为他安排了钓鱼台16号楼，他嫌弃住的地方不够宽敞，又让人在郊区建了两个别墅，光建筑面积就分别达700平米和1700平米。姚文元到北京后，一家五口住进了一个有60多间房子的四合院，后来嫌弃院子“狭小”，又搬进一个125间房子的大四合院（北京八中隔壁），为了迎接他搬家仅装修就花了13万多。1978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365元，当时北京市户均人口4.1人，每户收入1500元左右，这就相当于当时北京市区87户人家一年收入。而根据一些经济学研究，“文革”中人民币1元的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100元左右，这些装修费折合现在人民币1300万左右，放到当下也是令人咋舌。林彪、康生这些“清心寡欲”、深居简出的“老同志”，住宅规模也颇为可观。林彪的毛家湾大宅面积1.7万平方米，其中林彪私用建筑面积2800平方米，加上“林办”的办公楼，建筑面积达11000多平方米。康生的竹园四合院，共有115间房子，面积达2万多平方米。这里本来是盛宣怀的府邸，建国之初董必武曾经住在这里，他嫌这里太大，短住一段时间就走了。改革开放后，因为这里设施豪华、环境优美，一度成为接待外宾的场所，匈牙利总理、瑞典副首相等曾经在这里下榻。据她的秘书杨银禄回忆，她吃鸡蛋只吃蛋清，不能有一点儿蛋黄，吃雏鸡要半斤的，鱼要掐头去尾，螃蟹只吃公的不要母的，菠菜要做成菜泥，芹菜要抽掉筋，绿豆芽要掐掉头和尾。江青还很注重保健品，她喜欢服用进口蛋白粉，价格达几十美元。据王稼祥夫人朱仲丽（长期在卫生和保健系统工作）的回忆，江青随便一次索取的滋补品就要价格上万元，都要有关部门从香港采购。江青对茶饮保健也特别重视。她还曾心血来潮，想在钓鱼台亲自种龙井，于是命令空军派4架大型运输机从浙江的杭州运来上好茶树，冬天为茶树搭上暖房，以防冻死。由于北方的气温低，不适宜茶树的生长，不到一年，那些茶树就枯萎了，她又叫空军用飞机把这些茶树运回杭州（值得一提的是，“文革”中空军几乎成为江青的御用“顺丰快递”，1971年2月，她在广州休养，要穿一件小大衣，就让空军专机火速从北京送来；9月初，她住在北京时，想起她在青岛时用过的一个卧榻，又派一架大型运输机把那个卧榻运过来）（杨银禄，2014）。1975年他带家人回上海小住，所用食材都要从各地运来最新鲜的，有南通的蛤蜊，宁波的青蟹，苏州的石榴，还从广州空运过来新鲜的菠萝、香蕉等水果。王洪文还颇爱西餐，到北京后曾经专门从锦江饭店调去一名厨师做西餐，他最喜欢的有牛尾汤、焗牡蛎等菜。此外，王洪文非常喜欢茅台酒，甚至早餐都喝茅台（徐景贤：《我所接触的王洪文》）。粉碎“四人帮”后，查抄王洪文办公室的时候，警卫局工作人员发现里面最显眼是一个大酒柜，柜子里满满的茅台酒和中华烟。他的这些爱好跟当今查处的那些贪污犯又有什么区别呢？要知道，那个年代的全国老百姓都是凭粮票吃供应粮的，城里人30多斤一月，经常饿肚子；而农村的老百姓都是吃糠咽菜啃树皮的。住房、饮食等基本物质条件满足了，其他生活“品味”也就提升上来了。王洪文把上海轻工业局当做自己的私家供给站，不断地派秘书从那里提取高档手表、家具、家电等东西，仅1975年、1976年两年，他取走的东西共达13多万元。掌权已久后，贫苦出身的王洪文也讲究起来，渐渐看不上国货，上海外贸部门又成为他的供给站，先后派人从那里取走的进口电视、手表、烟酒、日用生活用品达50多万元，就连钓鱼竿和汽车喇叭也都非进口不用（《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3，1977；李海文，2015，第197页）。这些东西按照现在的购买力达数千万元，还不算是极度腐败吗？艺术家出身，生活品味本来就很高的江青更不必说。她与21世纪的高收入女性一样，喜欢巴黎的时尚用品，一套假发就价值四千五百法郎（《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3）。江青特别注意世界名人的穿戴，在电视上看到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的衣服很漂亮，后来趁马科斯夫人来华访问之机，江青特意让服装研究部门为她仿制了一件黑色绣花连衣裙和一双云头鞋（杨银禄，2014）。江青与当代社会生活讲究的人一样，也特别注重水质问题，70年代她一度喜欢居住在广州，嫌弃下榻别墅水不好喝，特意命令专门开凿10公里管道，引来山泉水直接供应到她的楼上；她也喜欢白色沙滩，她嫌弃广州的沙子不好，派人专门从海南运来白色的细沙；她嫌弃吉姆车冷风不好，广州有关部门一口气为其采购了6辆奔驰（李子元、闫长贵，2014）。大家都知道江青摄影艺术堪称专业级别，但是背后不知花费了多少国库经费，她使用的摄影器材都是国外进口的最顶尖级产品，仅有记录在案的，1972年一次从香港进口6万米伊斯曼胶卷，就花了好几百万元（李捷、于俊道，2013，第81页）。江青拍照的道具更是丰富多彩，1975年她为了去山西大寨摆拍，专门让特级裁缝做了一身模仿“大寨农民”的衣服，还特意从北京运来四匹马，其他物品拉了好几卡车。“文革”时看外国电影，不像今天我们花几十块钱买张电影票就可以解决。那个时代，中国与外国文化隔绝，要看外国电影需要先支付进口版权。为了满足江青的私欲，仅1975年国家有关部门就进口550部外国和香港电影，耗资达1500万元。为了让观影效果更好，张春桥又让人从国外花了100万美元专门采购最先进的放映设备（李海文、王守家，2015，第197页），这实质是价格高昂的文化“特供”。根据杨银禄的回忆，江青到晚上8时后，经常约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到钓鱼台17号楼礼堂看电影，看外国原声电影时，还要请外语翻译过来，“一个偌大的礼堂,或是他们五六个人看,或是只有江青一个人看,在微弱的灯光下总是显得空洞而幽深”。更可怕的那个时代官员们的雅贪，“雅贪”——大肆占有珍稀文物。江青先后94次从北京文物管理处，拿走古玩、字画、金表等1087件，古籍4600多册，为这些文物她仅支付了20.64元，其中清宫的文房四宝象牙笔付了1分钱，墨锭付了2分钱（钟史闻，1977）。颇有“文化底蕴”的康生更是在“文革”中“收获满满”，掠夺的图书达34000多册，古玩字画印章等5500多件，其中含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孤本，还有很多周朝的青铜器。康生为了达到“合法”占有，对一些重要文物都是以从文管处付款购买的形式获得，宋拓汉石经，仅付10元；黄庭坚的《腊梅三咏》，仅付5元。康生还嫌弃文管处工作人员估价太高，指责他们“没有无产阶级感情”。当时北京有很多收藏名家，康生对他们的藏品都是垂涎已久，“文革”爆发后，唆使造反派以抄家为名盗窃他们的文物。康生曾在邓拓家做客，赏玩过邓拓收藏的善本书和字画，邓拓家被抄后，立即去文物库房“淘宝”。傅惜华是文化界元老，著名藏书家，康生多次跑到文管处询问：“傅惜华的书集中起来没有？”康生侵占的文物涉及齐燕铭、邓拓、阿英、龙云、章乃器、傅忠谟、赵元方、齐白石、尚小云等96名知名人士以及25个单位。就连最“清心寡欲”，对文化艺术不感兴趣的林彪、叶群，也禁不住珍稀文物的诱惑，1968年至1971年间，先后上百次亲自或派人从文物管理部门取走字画1858件，其中一幅是褚遂良真迹，图书5077册，仅支付766元。此外，林家还从故宫“借”来1000多件上等的玛瑙翡翠、象牙雕塑、瓷器、字画等，密密麻麻堆在卧室里，林彪晚年没事的时候，在家里最大的爱好是摆弄从故宫“借”来的精致的八音盒（武建华，2011）。林彪集团的“大老粗”们也收获不少，根据北京市文物管理部门统计，黄永胜拿走文物342件、图书5702册，吴法宪拿走文物151件、图书620册，李作鹏拿走文物579件、图书1494册，邱会作拿走文物188件、图书1161册。黄永胜夫人还从原广州市市长朱光那里骗取名人画卷77轴、碑帖8册、线装古书3函另510册，献给叶群。对于一些名家的藏品，“文革”新贵们也不好意思独吞，都顺水推舟做人情，合理分赃。著名画家叶浅予被抄家后，所藏33件名画，林彪获得16件，江青获得古墨、镇尺等3件，陈伯达获得张大干、徐悲鸿画作11件，康生获得潘天寿《野趣图》及名贵印章等共9件，李作鹏、汪东兴各获得1件（何满子，2015）。1970年5月2日，康生率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陈伯达一起拥进文管处库房，挑选各自喜爱的东西。作为专家的康生，在一旁做专业指点。他们在管理人员面前，恐失身份，还不断假惺惺地互相谦让、彼此赠送。那个时代的官员不只有物质和生活上的贪污腐化，他们跟任何时代的贪官污吏一样，大搞裙带关系，让自己的权力利益最大化。康生的儿子张子石，“文革”中从青岛市教育局长蹿升至山东革委会常委，之后又担任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杭州市委第一书记；江青所欣赏的京剧演员于会泳、浩亮和刘庆棠，都被火速提拔成为文化部长和副部长；王洪文当上副主席后，就通知王秀珍开名单，在中央要害部门安排人，他一口气内定了18个副部级以上干部，都是他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小兄弟（李海文、王守家，2015，第183页）……获得提拔的党羽们也像旧社会官僚一样，懂得投桃报李。马天水不断让上海市革委会财务部门给予王洪文等生活补助费，甚至还给王秀珍等专门拨发“妇女营养费”。粉碎“四人帮”以后，警卫局查抄王洪文办公室，发现保险柜里有很多信封里装着现金，都是上海一些机关偷偷给他的“生活补贴”，就连王洪文的警卫员也被周到的“照顾”，每月有15元（陈守信，2009）。上海市革委会常委黄涛，每次进京都必须带着东西，先后带去200多块高档手表孝敬给张春桥。1976年，张春桥女儿结婚，特意在上海锦江酒店摆宴席50多桌，收获了大量当时最奢侈的礼品，徐景贤送了一台价值2000多元的西德产彩电，陈阿大送礼金1000元（王守家，2016，第201页）。这些工人农民出身的所谓造反派头头们，趣味和行为跟他们天天嘲讽的封建帝修资又有什么不同呢？他们仅仅掌握了八九年的权力，就腐化至此。如果让他们坐上几十年江山，会堕落到何种程度？而下面的各级干部利用手里权力，也是暗地里腐败成风：上海造反派领袖徐景贤，喜欢吃进口蔬菜，一次花费9600元；陈阿大占据两套别墅，其中一套是新康花园15号楼，新康花园是上海最著名的高档洋楼之一，张元济、赵丹等文化名人曾经住在这里（李海文，2015）。更不用说，全国各个地区、县、国有工厂，哪个造反派头头上位，不是趁机捞一把？“好粮食是大队干部的，瘪粮食是小队干部的，泥粮食是老百姓的。”更不要说上级下来的推荐当兵名额、读工农兵大学名额，首先都被公社干部和大队干部弄走了，一般老百姓想都不敢想。那个年代做衣服买布需要布票，农民没有关系，哪里去弄到布票呢？所以，衣服都是大人穿过孩子穿，老大穿过老二穿，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大人孩子的衣服上都是补丁连着补丁。文革后期上面分配了一种叫“尿素”的化肥，是日本进口的，撒在农田里面庄稼特别肯长，非常神奇；更神奇的是装化肥的口袋，比供销社购买的布还结实耐用。可惜，这些宝贝疙瘩老百姓是得不到的，都被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私分做衣服了。很多干部屁股上写着“净重50公斤”，裤裆里写着“含氮量80％”，尿素袋子也只是村里干部能弄到，一般社员是没有这个机会的。所以，老百姓就编歌谣讥讽：大小队干部，都有尿素裤，前头是“日本”，后头是“尿素”。“大干部小干部，一人一个尿素裤，有黑的，有蓝的，就他妈没有社员的。”所以，那个年代并不是没有贪污、没有堕落的历史特殊阶段，文革”造反派以反特权、反官僚等级制度起家，但是他们掌权后享受着新的特权，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文革”的贪污腐败告诉我们，它不可能建成一个理想的社会。【推荐阅读】
中美之间真正的差距是什么？
洗脑的力量到底有多可怕
邓小平：“文革” 对不起人民
毛主席为何五保胡耀邦？
中共“惊心动魄”的另一面 ！
还记得90年代的那些农村烂事吗
苏联特权阶层的奢华触目惊心
萧克回忆录中的彭德怀和林彪
那些因接近权力而欣喜的年轻人
王中远：我亲手掩埋了林彪父子
周处除三害的故事，还有下半截
临终前，人们后悔最多的25件事
为何笑到最后的只有秦国？
犹太人不会主动告诉你的7个事实
2400年前的阳谋，至今仍在坑人
![]()
注：除本平台声明的原创外，其它内容源于网络或它方投稿，旨在供读者多种文化视角的探讨与解读，并不代表“新大观”的观点和立场，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后台留言，将第一时间处理。
![]()
一键星标，请随手点亮“在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