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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陈毅的非常之路》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
作者：罗英才
到了1966年7月中旬，关于工作组问题的争论，在中央领导层日趋表面化，焦点是“文化大革命”运动要不要党的领导。
争论双方的阵容日益明朗：以刘少奇、邓小平一方是支持派工作组的，认为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党的领导；以陈伯达、康生一方是反对工作组的，主张天下大乱，造反有理，踢开党委闹革命。
彼此互不相让，各说各的理，甚至发展到在政治局会议上拍桌子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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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么是偏听偏信、包庇工作组呢？”
刘少奇拍着桌上一大摞信件说：
“我有大批群众来信为证，工作组做了不少工作，否则真要天下大乱，损失不可估量！
工作组有好的，有坏的，他们在第一线，有他们的辛苦，要求不能过高，多数工作组是好的，还是要教育帮助，让他们改正错误。”
邓小平补充说：
“有的机关学校，不派工作组可以；有的要夺权的，就要派工作组。工作组主要起行政和党委的作用，因此是否统盘考虑。
对工作组要正确估计。我们对这样的运动没有经验，他们也没有经验。坏的工作组可以先撤，好的工作组可以留，代替党委工作。”
康生针锋相对，寸步不让：
“我们也有材料，工作组就是镇压群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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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更对工作组提出非议：
“工作组不会比学生高明。工作组都自称是党中央、毛主席派的，有的整学生。”
陈毅支持刘少奇、邓小平的见解，肯定工作组的作用，对他们的缺点错误认为应该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应该尽量帮助他们，而不能嫌弃他们。
未等陈毅把话说完，陈伯达就打断了他的话，大声指责对外文委工作组是全国最坏的工作组，说这个工作组里没有一个好人。
邓小平腾地从座位上站起来，拍着桌子说：
“好！我们都撤，你去搞搞看！”
陈伯达、康生等人的强词夺理引起多数与会者的不满，他们扼杀工作组的图谋没能得逞。
散会时，陈伯达撂下一句话：
“走着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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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天后举行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一次小组会上，江青在发言中也曾谈到工作组问题。
她说有人汇报工作组已经走上正轨了，这种说法有很大的说服力，使得反对工作组的意见没有分量。
“我们的组长、顾问没有发言权，讲一句话就被打断。”
这从反面印证了陈伯达、康生一方在这次较量中遭到了惨败。
刘少奇在这次十一中全会上说：陈伯达早就提了不派工作组或者撤出工作组，提了三次。
第三次提出这个问题时，又讨论了一次，多数人还是不主张撤。
“我仍是以前的观点，我认为这一方法较机动，没有下决心撤，要看一看。
同时，主席快回来了，回来再请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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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
他对北京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冷冷清清、学生运动受到压制，极其不满。
一连几天，他召集陈伯达、康生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情况，又听刘少奇等政治局常委的情况汇报，还同各中央局书记、江青等人多次谈话，对工作组表现出明显不满。
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
“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只会起阻碍运动的作用。”
“许多工作组(当然不是一切工作组)，都是阻碍运动的，都要把它撤出来。”
“把工作组一撤，把黑帮停职反省就完了，这样可以搞得快一点。”
在8月1日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满脸不高兴的毛泽东有一段插话说得更明白，暗示工作组犯了不可饶恕的方向性、路线性错误。
他说：
“工作组不管怎么样是做了坏事，一不能斗，二不能批，三不能改……起了一个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起了个坏作用。一般说，就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组干尽了坏事。”
由于这时的政治天平发生了明显倾斜，立刻使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处于不利地位，而陈伯达、康生等风派人物得意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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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工作组眨眼之间成了众矢之的，有的被解散，有的被驱逐，有的被批斗。
就这样，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极端混乱的情况下，曾经对稳定局势、领导运动起过不小作用的工作组风卷残云般地被撤了，许多工作组成员成了被批斗的对象，从此在劫难逃。
中央宣布撤销工作组，引起全国震惊。
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也一时思想不通，带着疑惑与惊异去问陈毅：
“工作组怎么说撤就撤了？”
陈毅满脸无奈地说：
“哎！我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说怎么样搞，就怎么样搞。现在我们是乾纲独断罗！”
这表明，陈毅不隐讳对这时毛泽东个人说了算的独断专行作风的不满。
8月7日，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印发了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更使陈毅忧心忡忡。他一眼看出，这张大字报攻击的矛头显然是直指中央第一线主要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的，使他困惑不解的是党内出现不同看法本来是正常现象，完全可以通过党内讨论，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求得解决，为什么硬要把它上升到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呢？这张大字报对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赞美有加，把它称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的措辞则是极其严厉的，已经完全把他们推到无产阶级的对立面去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陈毅对党内这种不正常现象，感到吃惊、不解，预感到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将面临更加困难的处境。更使他吃惊的是，政治局改选时把党内一向德高望重、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刘少奇晾在一边。因全会没有选举中央副主席这个项目，实际无形中撤销了刘少奇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但会后不久，林彪被宣布为中央副主席，而且有了一个毛泽东“最亲密战友”的特殊称谓，使他成了名列第二位的人物，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陈伯达、康生等在这次政治局改选中，都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党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陈毅感到中国革命的航船已经偏离正确航道，前头密布急流险滩，而个人的力量实在渺小，难以纠正航向的偏差。但是，作为一个早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共产党员，他要坚守自己的领导岗位，要尽最大努力保持外事口的稳定。![]()
陈毅 张茜在一次外交部全体工作人员出席的大会上，他不怕压，不信邪，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只要中央一天不撤我的外交部长的职务，我就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并企图影响这个运动！”外事口许多单位批斗工作组，陈毅总是挺身而出，主动为工作组承担责任，好让他们下台。对外文委的造反派要批判他们那里的工作组，陈毅闻讯后赶紧前去解围。当他来到批斗会场，一看到那些造反派给工作组成员挂牌子、戴高帽子的过火行为，就禁不住登台仗义执言：“派工作组的错误是当时局面造成的。我是支持工作组的。……张彦有错误，应该进行批判。但我们无权把他整死——要帮他改正错误！”陈毅没有被这样的指责吓倒，立即针锋相对地作了回答：“哦，你说对了！我硬是要和稀泥嘞！人民内部不和稀泥怎么行嘛！把少数派压下去，我不赞成！把多数派压下去，我也不赞成！把工作组整死，我更不赞成！”“你们把他们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帮，你们不如把我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帮。拿来高帽子，我马上就戴！”“总之，要成为一个革命者，就要随时准备挨斗或斗人家。毛主席过去也挨过斗，大家斗他，他受了委屈不报复，不急于澄清。遵义会议前批斗毛主席，那时鬼都不上门，到遵义会议后，他照样团结大家一道工作，他没有这样宽阔的胸怀，就不可能胜利！”“有人向我提了一个问题，问我到底跟不跟毛主席走？我可以当众回答：过去我是一向跟毛主席走的。我决定今后还继续跟毛主席走！但是，”说到这里，为了让所有的人听清，他有意放慢速度，一板一眼地说，“我不敢保证将来就不反对毛主席的一些意见！”有的瞪大了惊愕的眼睛，似乎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有的怀着各自不同的目的拼命做记录，不肯漏掉一个字。这一切，陈毅全都看在眼里，但他全然不为所动，依然按照自己的思路讲下去，讲得更缓慢更清楚，几乎使用了记录速度，说得极为恳切。“我陈毅，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不用费事，一抓一把。但是，我这个人有一个好处，就是情愿犯错误，不怕犯错误，非把问题讲透不可！你让我吞吞吐吐，模棱两可，钝刀子割肉，讲那种长不像瓠瓜、短不像葫芦的话，只求明哲保身，恐怕这辈子也不会了！”陈毅的所作所为，当然得罪了那些造反派，某些人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说他是前进道路上的石头，只有搬掉他，“文化大革命”才能顺利朝前发展。有人开始处心积虑地搜集陈毅的材料，伺机向他发起围攻。对于造反派的种种高压和威胁，陈毅置若罔闻，依然是该讲的就讲，毫无惧色。![]()
陈毅一家在自家院子一次出席第一外国语学院的批判大会，刚在大会主席台上坐定，只见一伙人抬一顶近乎一人高的高帽冲进会场，许多人都惊呆了。随行秘书、警卫员警觉到会出什么问题，赶紧向陈毅身边靠拢，以防不测。“你们说我是黑帮头子、是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你们懂什么叫机会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如果敌人今天来了，我们每个人发一支枪，我陈毅打得决不会比你们差！也决不会开小差！告诉你们，我是外交部长，没有罢官之前，我就要掌握这个领导权！你们要我交权，办不到！老实说，我对你们不放心！我就是交，也不交给你们！”正当他们僵持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几个工作人员机智地簇拥着陈毅离开了闹嚷嚷的会场。打这以后，北京城里有关中伤陈毅的流言蜚语逐渐多了起来。什么“陈毅历史上一贯反对毛主席”呐，什么“陈毅反对文化大革命，死保工作组，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唱对台戏”呐等等。使人奇怪的是，许多说法都引自内部材料，有些是中央核心机密档案的歪曲篡改，或别有用心的断章取义，有的是不该随意公布的内部讲话，甚至还有在政治局讨论“文化大革命”情况时的发言。显然中央高层内部有人怀着险恶的用心，为了达到打倒陈毅的目的，故意向造反派提供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