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替罪羊”的陈独秀拒赴莫斯科

文摘   2024-11-13 12:52   河北  
来源:《陈独秀之死》青岛出版社
作者:陈璞平
1928年春天的一个晚上,陈独秀在屋里写书稿,忽听得有人敲门,原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周恩来和江苏省委常委、农民运动部长兼宣传部长王若飞。
“稀客,稀客。恩来,若飞,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你们了。”
周恩来、王若飞和陈延年、陈乔年早年同在法国勤工俭学,共同发起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来王若飞又和延年、乔年同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回国后,周恩来和陈延年同在广东省委工作;王若飞则在陈独秀身边工作,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大革命失败后又与乔年同在江苏省委工作。
周恩来一向十分尊重陈独秀,即使是他被撤销总书记职务后,还经常看望他,照顾他的生活。
王若飞则与陈乔年私交颇好,大革命失败后,曾经因为反对采用整人的方法对待陈独秀,受到11月会议的“警告处分”。
陈独秀看见他们两人自然心中高兴。
周恩来和王若飞对视了一下,说:
“根据国际的指示,中央决定6月间在莫斯科召开党的六大,检讨中央现行政策,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研究部署今后的工作。”
陈独秀说:
“是应该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认真总结一下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周恩来又道:
“国际还专门来了指示,特邀你和(张)国焘、(蔡)和森、(罗)章龙、(邓)中夏5人直接出席,不必经过中共中央推荐选举。”
陈独秀马上回绝道:
“莫斯科我是不会去的。”
王若飞道:
“国际现在已经意识到‘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正在纠正,说明他们同意了你对中国革命的一些看法,这对你应该是一个改善同国际关系的机会。
不如借此机会到苏联,彼此将问题讨论透,这对中国革命前途和你的个人政治前途都有好处。”
王若飞
陈独秀冷笑一声:
“我还有什么政治前途?八七会议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一股脑儿推到我的头上,足见早有牺牲我一个的决心。共产国际这是文过饰非,拿我当替罪羊。
大革命失败了,作为总书记,我自然有责任,可共产国际更有责任,我只是国际指示的一个忠实执行者而已。
我不会做违心的检讨,也没有万方有罪在予一人的雅量。
现在要我去苏联讨论中国问题,中国问题为什么要到外国去讨论?苏联的问题斯大林为什么不来请教中国人?我不去给他们当反面教员。
我这个人性子直,不会讲奉承话,不会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但绝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如果到了那里争吵起来,于谁都不好。
再说,中国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我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要到莫斯科去研究,在中国就不能研究?”
王若飞又道:
“听说国际还考虑让你当东方部长,这说明他们对你还是有诚意的。”
陈独秀说:
“他们不要老指着我的后脊梁骂我是老右倾机会主义、骂我叛变革命就阿弥陀佛了。我现在再不愿当官,更不能当一个被人牵着鼻子走的蠢牛。
恩来你是好意,我心中有数,感激不尽。我在武汉最困难的时候是你帮助了我,我是不会忘记的。”
周恩来
他见周恩来还要说什么,又道:
“恩来,你不要说了,我心里明白,中央知道你和若飞与我私交不错,所以委托你们来劝我,秋白也来劝过我多次,无非是怕我和党的路线唱反调。
我可以告诉你们,假如六大成绩不错,我今后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将不持反对态度。”
陈独秀屡次拒绝共产国际让他到莫斯科复命的指令,长期以来一直被史学界认为是离党越走越远的叛逆行为,岂不知陈独秀作此决定自有他的考虑和苦衷。
首先,陈独秀此时对共产国际的领导已经产生强烈的抵制情绪。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而党内却没有人怀疑、也不敢怀疑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领导。
陈独秀斗胆包天,第一个站出来对国际的瞎指挥提出了质疑。
可惜他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思想纵然迸发出闪光的火花,却找不到“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的途径,同时他又不承认后来毛泽东开辟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以他宁折不弯的性格,只能用不从来表示抗议。
其次,陈独秀对到莫斯科之后的下场已经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这从后来一些犯了错误的中共领导人赴苏之后的处境可以得到印证。
李立三
1930年11月,李立三遵照共产国际命令,离开上海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检讨“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没想到一待就是15年,饱尝“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滋味。
1938年2月,苏联肃反扩大化期间,李立三被诬为“日本特务”,逮捕入狱,坐了1年牢。
出狱后,王明竟向苏共中央提出要将李立三流放西伯利亚,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幸亏正在苏联疗伤的周恩来听说后,为他说话,这才留在莫斯科。
直到党的七大前,毛泽东亲自向苏共中央发电报要人,李立三才于1946年1月回到祖国。
这期间,瞿秋白、王若飞等同志也都在莫斯科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
瞿秋白、杨之华和女儿
现在看来,陈独秀坚决不去莫斯科,也算是有先见之明。
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和陈独秀有着同样的机警。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后,由于毛泽东坚决反对“短促突击”、“分兵把口”等消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便提出让他到莫斯科去休养。
毛泽东自然明白李德的用意,坚决不离开苏区,宁可到条件很差的粤赣山区去养病,这才避免了李立三悲剧的重演,这才有了毛泽东的随军长征,这才有了遵义会议的扭转乾坤。
周恩来见陈独秀态度十分坚决,知道再劝也无益,便只好转了话题:
“独秀同志,还有一件事情本不想告诉你,考虑再三,觉得你是老革命,会挺得住,所以……”
陈独秀见周恩来说得吞吞吐吐,马上有种不祥的预感:
“怎么回事?是不是乔年出事了?他已经有3个月没来看我了。”
左起:陈延年、陈独秀、陈乔年
王若飞道:
“是的,乔年同志2月份被捕了,不过现在组织正在积极营救,你不要太着急。”
陈独秀一阵头晕:“其他同志怎么样?
“都及时转移了。”
“那就好。”陈独秀轻声说,“你们放心,乔年像他哥哥一样,宁死也不会出卖同志。”
周恩来一时也无话可劝陈独秀,默默站了一会儿,便和王若飞离去了。
相关注记
陈延年(1898—1927),又名遐延,安徽省怀宁县在城乡(今属安庆市)人,陈独秀长子,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1927年6月26日于上海被捕入狱,7月4日(一说6月底)英勇就义,年仅29岁。
陈乔年(1902—1928),陈独秀次子,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1928年2月16日被捕,6月6日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年仅26岁。
毛泽东亲自签发的陈延年、陈乔年烈士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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