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酒后言论遭迫害，
邓朴方跳楼致残！
他到底讲了什么？
邓朴方出生在战争年代，幼小的他随着父亲转战迁徙，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举家迁往北京。在北京市第十三中学读书时，很少有同学知道他是总书记的长子。邓朴方和其他中学生一样，显得极为平常，他经常留个小平头，穿一件半新不旧的蓝大褂，骑一辆自行车。如果不是他成绩出众、人缘又好的话不会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1962年秋，邓朴方以每门功课平均90分的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大学里，邓朴方梦想成为一名科学家，他勤奋学习，认真钻研，成绩一直保持优秀。他兴趣极广，经常与同学们一起纵谈天下事。然而，就在他期待毕业后献身于祖国原子能事业之时，中国大地上一场史无前例的民族大劫难猝不及防地爆发了。1966年6月1日，已经是大学四年级的邓朴方和同学们结束了在大渡河畔峨县的“四清”工作，告别山乡和汉彝两族的乡亲们，乘火车返回北京。车厢里欢声笑语，大家回味着几个月的农村生活。突然，广播里播出《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使得邓朴方和同学们热血沸腾。回到学校，邓朴方和其他同学一样，立即投身“文革”洪流，而且被选为系里的文革小组副组长。随着这场“大革命”的愈演愈烈，邓朴方感到了困惑，就在他苦苦地思考的时候，“四人帮”的魔爪悄悄地伸向他和他的家庭。很快，父亲邓小平成为斗争核心，被批为中国“第二号走资派”，邓家子女就此卷入政治风暴的漩涡中心。邓朴方以及姐姐邓林和妹妹邓楠都在各自的学校受到了批判和管制，造反派试图从他们身上拿到父亲邓小平的罪证。在揭发邓小平“罪行”时，邓朴方在苦闷中不知不觉喝上了酒，并能一口气喝上半瓶白酒。一次，他偶然在校园里遇到同窗好友，一同散步到颐和园的后湖。坐在山腰的树林里，喝了一通酒后，邓朴方直言道：“‘文化大革命’打倒这么多人，毛主席这么搞，必定要骑虎难下。”“林彪、江青这样干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他们一定要垮台。也许要有很长的时间，国家怎么能经得起他们这样闹！”邓朴方吐出的这番酒后真言，被北大的造反派聂元梓一伙所掌握。此时正值1968年“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阶段，邓朴方的言论被列为重大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受到聂元梓一伙的重点专案追查。于是，邓朴方被打成了反革命，取消了其预备党员资格。他们把邓朴方秘密关押在北大东门外那座灰色的大楼里，企图诱胁他说出更多类似酒后真言的言论，并把这些言论强加到邓小平、卓琳和其他老革命家身上，以便加重对邓小平等人的迫害。为达到罪恶目的，聂元梓等人不惜采用各种卑鄙手段使邓朴方无法吃，无法睡，无法坐，无法立。长达四五个月的监禁，邓朴方坚贞不屈，使他们一无所获。最后，他们竟残忍地把邓朴方往死里整，往绝路上逼。无法忍受的邓朴方，只能以死抗争。1968年5月，他在绝命书中写道：“我无限忠于党，忠于毛主席。但是，由于我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特别是对我父亲的问题很不理解，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这些话涉及到无产阶级司令部核心秘密的事，这些不能扩散。现在造反派非要我讲（不可），我不能讲。在这种情况下，我实在无路可走了……”写完绝命书，邓朴方利用上厕所的机会，推开一扇窗，从三层楼上一跃而下。他的身体在空中被一根铁丝于腰部拦了一下，之后翻了一个滚，背部先落地。“嘭”的一声，他的脊骨第一腰椎和第十二胸椎骨折断了。这一摔，改变了他的一生。曾传说当时是有人把他从楼上推下去的，邓朴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坦诚地说：“没有。我当时实在无路可走，我绝望了。我是自杀的。”对那段梦魇般的往事，邓朴方曾这样回忆：“开始被送到北医三院，住了一段时间，没有做手术，后来就被送到北京大学校医院。苏醒过来以后我心如死灰，生和死已经无所谓了，哀大莫过于心死，真是一种心死都不会感到痛苦的状态。”因为得不到及时治疗，邓朴方胸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觉，造成了无可挽回的高位截瘫。这时，有一个人让邓朴方终生难忘，他是北大工宣队的王凤梧师傅，他一直帮助邓朴方，给了他生活的勇气和希望。后来，在被送到北京郊外的清河救济院的日子里，同屋的病友们不但没有歧视他，反而对他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在他最困苦的时候，正是这些朴实善良的残疾病友们，给予了他世间最珍贵的温暖。1969年，林彪发布了著名的“一号命令”，并假借中苏局势紧张为名，宣布在首都北京实行“战备疏散”，命令将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遣送到河南、江西等地。当时，邓家只剩下邓小平、卓琳及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3位老人。他们在接到命令后丝毫不敢怠慢，在稍事收拾之后便于10月20日飞抵江西省新建县望城岗，被下放到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这时，邓朴方在清河救济院过着艰难而孤独的生活。邓小平到江西后，心里依然牵挂着数千里之外的儿女们，特别是他得知邓朴方被迫害致残的消息时更是心急如焚。1971年6月，经过父亲邓小平的多次争取，中央最后同意把邓朴方送到江西。1971年6月，邓朴方来到江西后，邓小平负责每天帮邓朴方翻身、擦澡，卓琳负责倒屎倒尿，换洗床单和衣物。邓朴方来到江西以后，夏天最难熬。邓小平夫妇上午要到工厂上班，下午才能照顾他。邓朴方下肢瘫痪，生活不能自理，整天躺在床上，每天都要擦澡、换衣服。当时，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已经70多岁了，每天烧菜做饭已忙得不可开交了，卓琳的体质又差，所以邓小平成了主要劳动力。每天下午擦澡时，卓琳将水热好，然后组织全家人一起将邓朴方抬到洗澡间。常常是擦干净了儿子的身子，父亲出了一身汗。邓朴方回忆说：“老爷子并不说什么，他为我做事情，每件事情都做得非常认真细致，有时候就会感到心里面酸酸的。”厂里知道了这个情况，特意派了一位身体好、思想也好的中年妇女来专门护理邓朴方，这才使邓小平稍稍轻松了一些。体力上轻松了，思想上却怎么也松不下来。看到躺在床上的儿子，邓小平总在想，本应加入科技人才行列的青年却躺在这里一事无成，他的路还很漫长，该怎么走呢？要让儿子坚定地活下去就应当让他感到充实。 邓朴方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那时父亲母亲还想让我做点什么事，我也想找到什么事做做，让我在工厂当修理工，修理收音机什么的。结果江西那些工人都穷，父母到处搜集，没找到，家家都没有收音机。后来就把家里的照相机拆了，拆了再装，装了再拆。当时家里书多，从家里走时就把书背出来了，一个礼拜能看这么一摞书吧，那时候看书看得比较多。”父母的慈爱使邓朴方在生活的海洋中扬起了风帆。他每天坚持锻炼身体、读书学习，表现出了顽强的毅力。工人们听说了，都赞叹：别看邓朴方残疾了，但将来准能干大事情。十几年后，邓朴方主持创建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闯出了残疾人自强自立的一条新路。邓朴方，1944年4月16日生于山西省左权县，祖籍四川广安人，前中共领袖邓小平的长子；北京大学原子核物理专业毕业。196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第十五、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文革”期间受到迫害，在一次逃难中不幸坠楼，造成高位截瘫。在1988年至2008年间，曾连任四届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团主席职务；在推动中国残障事业中，有着突出的贡献。原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五届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团名誉主席。
1968年9月，在一次批斗中，他被关到一间受到放射性物质污染的实验室。在从四楼沿水管逃走的过程中，不幸坠楼，脊骨严重受伤，下半身完全瘫痪。 1969年夏天，邓榕获准看望父母时，把邓朴方的遭遇告诉了他们。得知邓朴方已经终身瘫痪，卓琳哭了三天三夜，邓小平坐在一边一言不发，一支接支地抽烟。
邓朴方是孩子中与父亲最亲近的一个。1971年，他获准来到江西父母身边。那时，他需要躺在硬板床上，为了避免生褥疮，每两个小时要给他翻一次身。卓琳回忆，当时由她来端水，烧水、擦澡、翻身都是邓小平来干。邓小平很少写信，但是为了给在文革中因跳楼受伤的儿子邓朴方治病，以及孩子的上学、工作等问题，他改变了之前一贯作风，一封又一封地给中央写信，估算一下，文革中写下的这些信，比他其余八十年中所写的信加起来都多。 1975年，邓朴方才获得工作的机会，在中央军委办公厅行政经济管理处任职。 随着父亲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邓朴方的地位亦得到相应提升。1984年，他转任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成为副部级干部，时年40岁；第二年，即升任基金会理事长；自2006年后，他一直担任基金会的会长。同时，邓朴方还于1988年创建了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并自己连续担任了残联第一至四届主席团的主席，前后任职长达20年，为推动中国残疾人的福利待遇做出了很多贡献。自1999年12月起，享受正部长级医疗待遇；2001年11月，正式明确为正部长级干部。2008年3月，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一次会上，邓朴方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晋升为国家领导人职务。在同年11月举行的中国残联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主席团名誉主席。 文革结束后，“邓朴方”这三个字与中国残疾人事业连在了一起，他历任中国残联第一、二、三、四届主席团主席。当年在301医院住院时，一位叫陈晋云的教授三次提出中国应当发展康复医学，这给了邓朴方很大的启发。然而创业之初，邓朴方只是想成立一个残疾人康复中心，1983年起，他和同为残疾人的王鲁光（王树声大将的儿子）等开始筹建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筹建过程中，却被“拽下水了”。邓朴方曾回忆，“当时，一方面筹备康复中心，进行规划设计,开始找了国内少数一些康复专家，把他们都集中起来，探讨康复中心怎么做。另外一方面做个基金会要筹集资金，在筹集基金的过程中就要宣传，这时不断有残疾人找到我们，他们很痛苦，碰到这些事情又不能不管，于是乎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做下来，就把我拽下水了。”1984年3月，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正式成立，4年后这个基金会与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合并，组成中国残疾人联合会，邓朴方任首任主席。为给残疾人筹集资金，曾给邓朴方带来不小麻烦，“1988年的时候，就说我是全国最大的贪污犯，1989年说我在国外的个人存款达到300多亿美金。我后来开过记者招待会，我说你们谁去把这300多亿存款找出来，我只留1%就够了，其他都捐献给国家。” 后来，邓朴方想通了：“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能变得了吗？而且我也想通,我都死过的了，剩下的都是赚的，我没想到我能活到现在。”
邓朴方的特殊身份，也是各界的关注焦点。有记者曾问邓朴方：“您是连续四任中国残联主席，一度有人用轰轰烈烈来形容中国残联事业的发展，您觉得您的特殊身份帮了您吗？”邓朴方回答说：“作为我父亲，我也知道，他是愿意我做这个事情的，但是我从来没有请他为残疾人专门说过什么话，也没有请他为残疾人题过什么词，这也许是自己的一种想法吧。觉得要干事业，要我自己来干，不能靠父亲的声望。那么当然，我有很多机会，可以见到一些我想见到的人，那么这是非常好的机会，我不能见到这些领导人，我就没法向他们来解释残疾人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和我们需要做什么。现在我也正好有了这样的机会，那么把这个机会利用上，就可以使残疾人事业的发展过程，能够减少一些困难，或者稍微顺利一点。”邓朴方曾自述，“残疾人事业是让人流泪的事业。做不成事情，没有力量帮助残疾人解除痛苦，要流泪;做成事情，帮助一些残疾人从困境中摆脱出来，也要流泪。”基于对中国残疾人事业所做的贡献，邓朴方获得了众多国际荣誉。2003年，他荣获“联合国人权奖”，成为历史上首个获得此奖的残疾人，也是第一个获此荣誉的中国人。邓朴方说，“一项事业，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持续不断地向前发展。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人道的事业，阳光的事业，是充满希望的事业。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创新，坚持以残疾人为本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坚持艰苦奋斗、自律廉洁、无私奉献，永远保持创业初期那股勃勃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