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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春，林彪(中)与周恩来(右二)、董必武(右一)、龚澎(右四)等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
01
形势复杂，周恩来提议由林彪代替毛泽东面见蒋介石
1940年底至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阴谋策划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国共两党关系陷入低谷。
国共关系不和，对抗战极为不利，也使蒋介石的形象、声誉受到损害。
为了改变不利局面，1942年7月21日，蒋介石约见驻重庆的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表示要改善国共两党关系，以利抗战。
周恩来当即将蒋介石的意见报告了中共中央。
1942年8月14日，蒋介石再次约见周恩来，告知一星期后他将去西安，希望能在西安与毛泽东见面。
当天，周恩来给毛泽东发电报，转告了蒋介石的意见，并提出两条建议：
一、以林彪为代表，在西安见蒋介石；
二、要求蒋介石带周恩来到西安，然后周去延安，再偕一人（林彪或其他负责人）回西安见蒋介石。
8月19日，毛泽东给周恩来复电说：
“依目前局势，我似应见蒋。”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觉得形势比较复杂，两党的关系没有根本的改变，毛泽东目前还不宜与蒋介石见面。
于是，他又给毛泽东去电，说毛泽东与蒋介石直接会谈，“似嫌略早”，可由林彪或朱德先打开谈判之门，如蒋介石约林彪或朱德到重庆，也可答应，以便打开局面，转换空气。一俟具体谈判有眉目，毛泽东可到重庆与蒋会谈。
当时，周恩来一再提议由林彪作为毛泽东的代表去见蒋介石，是因为林彪是蒋介石的学生，又系影响颇大的抗战名将，再加上他回国后在乌鲁木齐、兰州、西安做的统战工作颇有成效和影响，由他见蒋介石比较有利。
另外，周恩来考虑还摸不清蒋介石要见毛泽东的底细，而毛泽东是党和军队的一把手，担心毛泽东到重庆后安全难有保障，故力主毛泽东暂不出面。
8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毛泽东与蒋介石会谈的问题，会议决定先派林彪去见蒋介石，然后根据谈判的情况，再定毛泽东是否与蒋介石见面。
1942年9月初，中共中央接到国民党的函件，称林彪近日可到西安与蒋介石见面。此时，林彪已从西安回到延安。中央立即通知林彪，代表毛泽东赴西安面见蒋介石。
9月14日，林彪与助手伍云甫在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周励武的陪同下，乘车前往西安。
由于路不好走，汽车又老出故障，林彪一行在途中走了三四天才到达西安。
林彪到达西安后，蒋介石因有急事已经走了。他走时，给西安行营留了话：林彪到后，叫其到重庆面谈。
9月17日，林彪给毛泽东发电，告知蒋介石已走，并询问他是否到重庆去。
9月18日，毛泽东给林彪回电，嘱他在西安等待，并利用此机会与各界多交谈，然后再赴重庆见蒋介石。
林彪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西安住了下来。这期间，他与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将领，如张治中、李宗仁、胡宗南、范汉杰等人数度交谈，宣传中共的抗日方针及与国民党合作的意义。
1942年10月7日，林彪带着伍云甫到达重庆。
林彪此次到重庆，蒋介石较为重视，而且还抱有幻想，希望林彪的思想能在他的战时首都有所转变。
蒋介石还专门指示戴笠、康泽、唐纵、滕杰等从黄埔军校毕业的大特务，要他们做好林彪在重庆期间的监视、接待工作。其方法是：表面要热情，暗中要监视，在思想上要多对林彪施加影响。
1942年10月16日晚，戴笠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召集滕杰、康泽、唐纵等在重庆漱庐开会并聚餐，专门商讨如何对林彪加强“影响”的问题。
这天晚上，他们商定第二天晚由康泽、滕杰二人以同学的名义作东，宴请林彪、周恩来。
10月17日，康泽、滕杰、唐纵等以同学的名义专程去看林彪，并请林彪吃饭。
林彪与滕杰从黄埔军校毕业后，从未见过面。今天滕杰去看他，他感到很意外。
滕杰向林彪介绍了康泽、唐纵后，笑眯眯地说：“你一路辛苦了，今晚由我和康将军请你及周先生的客。”
林彪爽快地答应了。
晚上，林彪、周恩来、伍云甫等如约来到漱庐。国民党方面除了上面提到的3人外，还有特务头目郑介民等人参加。
林彪在苏联待了4年。蒋介石的心腹唐纵很想了解林彪在苏联4年的情况。宴会还未开始，唐纵问林彪：
“听说你在苏联住了多年，是养伤还是学习?”
对这个问题，林彪早已准备了对词：
“我在苏联主要是治伤，伤有了好转后，便主动向苏联方面要求学习机械理论方面的知识，以备将来建设国家之用。苏方根据我的要求，安排我到莫斯科一所大学旁听机械化方面的课程。”
“哦……”唐纵感到再不好问了。晚上回家后，他在日记中写道：“据林说在苏联学习机械化。”
其实，林彪在苏联从未学习机械化，而是研究古今中外的军事理论、苏德战争以及学习俄文。他还经常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去听课，参加军事学术讨论会，有时也考察、访问苏联的一些部队、工厂、集体农庄。他在苏联研读的军事理论，使他的眼界大开，军事水平大有长进。
在宴席上，双方都谈黄埔军校的往事，而且谈得甚为热闹。据唐纵在日记中记载，林彪除谈了黄埔军校的一些往事外，还着重谈了国家建设的问题。林彪说：
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如果不是战争，建设国家的条件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好，只要全国上下一心，人民团结一致，中国是很有希望的。
林彪还对他们说：
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甚有诚意，对蒋介石领导抗战，也是拥护的。
现在最要紧的是两党要加强团结，不能搞摩擦，也不能搞内战。团结搞好了，就可赢得抗战的胜利。
苏联的工业和农业机械化在迅速发展，军事现代化的步伐也很快。过去，中国的农民拿菜刀、土枪可以造反，现在就不行了。要赢得战争的胜利，非得有飞机、大炮不可。
而要造飞机大炮，就必须大搞工业，建设好国家，国家有一个和平的环境，才能造得出机器、飞机、大炮。
林彪的这番言论，不左不右，国民党的大特务们挑不出什么毛病。因此，这次宴会的气氛，颇为融洽。
第二天，唐纵就将宴请林彪的情况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介石听了，对唐纵说：
“你们这样做好，叫雨农(戴笠)也请请他。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的思想随着环境的变化，也易发生变化。张国焘在中共干了那么多年，地位那么高，最后也变了，说不定林彪也会变的。
我的学生中，林彪的军事才干是非常突出的，你们对他在重庆的活动，应多加注意。有重要情况，要及时告诉我。”
据伍云甫日记记载，林彪到重庆后，活动比较多，除国民党一些要人不断来看他外，他也常出去看望国民党要人、同学、熟人，有时，也去游览朝天门、歌乐山等风景名胜。
1942年10月12日，曾家岩50号周公馆接到国民党方面的通知：蒋介石于13日会见林彪，请中共方面做好准备。10月13日，林彪、周恩来在张治中的陪同下，进入曾家岩德安里101号蒋介石的办公室。林彪看见蒋介石，走向前叫道：“毛泽东先生本拟亲自来见校长，因身体有病，行动不便，无法前来，待恢复了健康后，再来重庆与你会晤。”“我们接到校长的电报后，毛先生即提到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专门讨论，还约我商谈数次。毛先生托我转给委员长的意见主要有三点：抗战建国、国内统一团结及对校长的期望。”谈到国共团结问题，林彪记起毛泽东的嘱咐，想多谈几句，便说：“毛先生要我转告校长，为了赢得抗战的胜利，国共两党应彼此接近，彼此相容，彼此打成一片。这三个彼此，已成为我党的普遍共识，也写进了公开发表的宣言，并已成为全党所一致遵从的、不可动摇的行动准则。这一原则，不但现在不能动摇、违背，将来也是如此。我们对校长个人也是如此，不但现在拥护，将来也必拥护。”“委员长领导全国抗战，我们是坚决拥护的。对此点，我们今天当面对委员长这样讲，在我党的会议及广大人民群众中，也是这样讲的。”“国共两党的分歧问题，外传主要有两点：一是主义，二是党的问题。实际上，这两点皆可趋于一致，因为共产主义、三民主义均具有一个共同理想：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我认为，只要国共两党不采取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而能认识救国之需要，趋于救国之目的，自然能达到一致。”“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它与三民主义完全是两码事，怎么能趋于一致呢？”“我们党的名称虽为共产党，实际上是个救国救民的政党。过去我们党制定的十大纲领，其核心就是外求民族独立，内求民权平等和自由民主。这一步实现了，我们党在现阶段的目的就达到了。至于将来的社会条件如何，是否需要社会革命，那是将来的问题，也许我们这一代人看不到。”“你们共产党人提倡和信仰的共产主义，不大切合中国的实际，也可以说是幻想。”“不是幻想。我认为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如果国共两党真正做到彼此接近，彼此相容，彼此打成一片，也许将来两党可以合二为一。”“你们共产党喜欢搞阶级斗争，国民党怎么能与你们合二为一呢？”“共产党是代表广大工农群众利益的政党，对违背工农阶级利益，歧视、压迫工农阶级的任何人，任何团体，共产党均坚决反对。其实，共产党强调的阶级斗争，是维护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反对极少数特权阶层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在目前，共产党就是团结一切爱国政党、团体和广大人民，反对、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对林彪的这段话，蒋介石颇为不快。由于是国共两党的会谈，蒋介石心里虽有意见，又不好发作。“我们希望今后国共能长期真诚合作。但是，我们也要指出的是：有些人对共产党看不惯，总想挑起内战，消灭异己。中国的现实又不允许发生内战。哪个党派挑起内战，必会遭到全国人民的共同反对。人民一反对，挑起内战者就必然失败。”坐在蒋介石身边的张治中不时朝林彪、蒋介石的脸上瞧，周恩来也在观蒋介石的脸色。他们都发现，蒋介石很不高兴了。“我们党虽然反对国共打内战，但话又说回来，我们不怕内战。中国地域辽阔，多山，多森林，又多湖泊，如内战实在难以避免，我们可以利用辽阔的地域和空间与之周旋。此处不能固守，他处可以防御；平原不能抵抗，山地可以持久。我们在任何环境、条件下，均能自给自足，也能织布、产粮食，就是在山地，也有南瓜、包谷可吃。任何困难，都难不倒我们共产党人；任何力量，都摧不垮我们的人民军队。我讲这些，目的是使校长知道，对于政党分歧及党派问题，不是用军事手段所能解决的，而要通过相互信任、协商、谈判的办法。总之，无论就中国的社会、地理、经济、军事各方面论，我党均希望中国从此能统一团结，而不可再发生内战……”林彪讲的这段话，是毛泽东要林彪讲给蒋介石听的，尽管话颇刺耳，他又不得不说。林彪的话还未讲完，蒋介石就不停地看手表——他不想再听下去了。10月16日，应林彪、周恩来再次举行会谈的要求，蒋介石派张治中前往参加。会谈中，林彪、周恩来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了“三停三发”（停止全国性的军事进攻，停止政治压迫，停止对《新华日报》的限制、打压；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发饷、发弹、发药）的要求，遭到张治中拒绝。双方没谈多久就结束了。为使林彪的重庆之行有所收获，他于12月1日亲自给蒋介石写了一函，函中说：前承宠召，适梁微恙，故派林彪同志晋谒，嗣后如有垂询，敬乞随时示知，自当趋辕聆教。郑委员延卓兄来延宣布中央德意，惠及灾黎，军民同感，此间近情已具告郑兄，托其转陈，以备采择。蒋介石仔细研究了毛泽东的信后，看出中国共产党有诚意与他合作抗战。他决定再找个机会与林彪、周恩来谈谈。1942年12月14日，林彪接到国民党方面的通知：蒋介石于16日与他举行第二次会谈。16日，林彪、周恩来在张治中的陪同下来到蒋介石官邸——曾家岩德安里101号。与上次见蒋一样，林彪仍称蒋介石为“校长”。双方坐下后，蒋介石问：林彪掏出原先拟定的几条“要点”，首先讲了要统一不要分裂，要团结不要内战的问题。“对统一及团结的问题，我们国民党是有诚意；不是政治手段，希望两党能真正团结。大家统一在政令、军令下工作。现在要求全国各政治团体集中起来，所有问题均应得到解决，并要整个解决，很快地解决，而且越快越好，不要拖拖沓沓地零碎解决。你们要的药品也可以解决。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们，只要我在这个位子上，只要我活一天，就决不会让你们共产党吃亏的。我相信共产党是爱国的政党，中共领导人是有思想的，是国家的人才，而国家是爱惜人才的。只要你们为国家效力，政府会依才使用。”对蒋介石的上述言论，林彪只听没有反驳。接着，他向蒋介石提出了第十八集团军的编制、人数、驻地、军队干部的使用等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全局，待我通盘考虑后，再答复你们。”林彪接着提出了边区政府与国民政府的关系问题。蒋介石说：“这个问题，我还没有考虑好，国民政府也未作研究。”林彪在此时提出此问题，实际上是当面批评蒋介石，惹得蒋介石十分恼火：“新四军一不抗日，二系叛军，我已下令取消了番号，还谈它干什？”“新四军是真正的抗日军队，皖南事变是政府的一个错误。此事一日不明，日久终要明。我党为了壮大抗日队伍，增强中国的抗战实力，已于1941年1月20日宣布了重建新四军的命令，并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其部队也有好几个师。新四军既要抗日，就必须有合法的名分。因此，请委员长允许恢复新四军的番号。”“你们既然一再表示拥护政府和我，现在又来提被取消了番号的新四军，在报纸、文章中也屡讲新四军的问题，这是拥护我吗？你们一面喊拥护我，一面又要做我反对的事情，这是不行的。我明白地告诉你：新四军与药品不同，承认新四军，等于不承认政府；要恢复新四军，就不是真正拥护我。今天再不要提新四军。”“拥护校长与提新四军，完全不是一回事。我们拥护校长，是拥护校长领导我们抗日。新四军是一支抗日部队，被错误地取消番号，我们要求校长恢复，这就是拥护校长嘛！”林彪、周恩来将第二次与蒋会谈的情况电告毛泽东后，毛泽东马上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给他们回电，告知下次与蒋介石会谈，可提出如下四条要求：一、在蒋承认中共合法条件下，可同意国民党到边区及敌后办党；四、黄河以南部队北移，目前只做准备，不能实行移动。此乃完全为事实所限制，绝对无法移动。林彪、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立即作了研究，并于12月24日在张公馆与张治中举行了约1个小时的会谈。“四条要求”遭到国民党方面拒绝，会谈仍未取得任何结果。由于与蒋介石的谈判毫无进展，周恩来考虑甚多。林彪从苏联回国后，对改善两党关系虽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而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却一直无什么进展，这对国共合作及抗战是不利的。林彪到重庆的时间已不短了，应该利用他“抗日名将”的身份，争取与蒋介石谈出一点成果来。基于上述考虑，1943年1月21日，周恩来以个人名义致电毛泽东，说将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两条意见，以结束这次旷日持久的谈判：其一，说明我方“四条”与国民党方面精神相合，只军队数目和移动时间有距离，如不同意，要他们提方案，由林彪带回延安；2月8日，周恩来收到毛泽东复电，同意他提的第一条意见。过了几天，毛泽东考虑林彪到重庆谈判颇不易，如果双方一点也不让步，此次谈判将毫无结果。为了显示中国共产党的诚意，中共中央决定以退为进，再作进一步的让步。3月28日，林彪、周恩来与国民党的参谋总长何应钦会面。双方一坐下，何应钦就讲国共摩擦问题，并将摩擦的责任都推到共产党一方，对国共谈判的问题基本未提。林彪看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现时根本没有谈判的诚意，便向何应钦提出要回延安去，并希望在离开重庆前与蒋介石再见一次面。谈完之后，林彪还向何应钦提出，希望国民党方面发给他返回延安的“护照”。何应钦当即表态说：“此事将由张治中将军答复你们。”林彪在重庆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毛泽东颇感失望。3月30日，他致电林彪和周恩来，提出周恩来回，林彪留下，或周、林均回，但仍需向蒋介石提出见一面。蒋如不见，则林彪独回延安，留在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的工作人员愈少愈好。时间一晃到了6月份。6月4日，张治中约林彪、周恩来会面。见面后，张治中说：“何应钦总长讲，前方摩擦正在继续，谈判须搁一搁。谈判期间出乱子不好。”周恩来知道，这是蒋介石的意思，绝不是何应钦的意见。他郑重地向张治中指出：“谈判暂搁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事，但谈判中蒋介石委员长所提的原则，我们都已接受，而我方所提四点，仅在时间、数目上与你们有点距离，现蒋委员长要搁一搁，我们决定林彪回延安，如要谈可再来。”当天，张治中将林彪要回延安的情况告诉了蒋介石。蒋介石觉得，林彪来重庆的时间不短了，虽然两党此次未谈出什么结果，还是应该见见他。6月7日，蒋介石在曾家岩德安里103号宋美龄住所会见了林彪、周恩来。“来重庆的这段时间，承蒙校长多次接见、教诲，收获甚大。政府的各位长官也对我厚爱，热情招待，非常感激。”“其实，政府是真心实意地想与你们合作以争取抗战的胜利，但有些事情又不能如愿。这次我们的意见未统一，下次再谈吧。”林彪深知蒋介石的为人与用心，而且他心里更清楚，此次未与国民党达成任何协议，症结也在蒋介石身上。他对蒋介石说：“我来重庆这段时间，感觉我们两党的分歧其实并不大，如果双方真有诚意，是能达成一个协议的。问题是国民党方面缺乏诚意，不能坐下来对条款进行认真的讨论。直到今天，我们还未见到国民党方面的任何方案，只是在口头上提出要我们放弃军队、边区，致使谈判难以顺利进行。我们的意见是，下次谈判时，双方应有诚意，否则，就不好谈了。”蒋介石听了林彪的这番话，心中很不高兴，脸色也变了。由于是告别性的会面，他忍着没有发火，说：林彪、周恩来离开后，蒋介石为自己以前的设想未能实现也感到惋惜：林彪是个军事奇才，国民党阵营的黄埔弟子中，没有这样的将才。对林彪这样的人，还应继续施加“影响”，使林彪能与政府更接近，对他有感情。他立即叫人去通知戴笠、唐纵、康泽、滕杰等黄埔出身的特务头子，要他们赶在林彪回延安之前，再宴请林几次，并与他好好谈谈。1943年6月14日，张治中设下宴席为林彪、周恩来饯行，并请何应钦、戴笠、康泽、唐纵等人作陪。此时，毛泽东对林彪回延安的事情十分牵挂。他怕夜长梦多，发生意外，希望林彪早日回延安。6月15日，他给林彪、周恩来发来一电：何时动身？盼7月1日前赶到延安，共商七七宣言。成都、西安两地勿耽搁，一则求速，一则避嫌。林彪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便与周恩来加紧做回延安的准备工作。当时，在重庆的中共工作人员甚多，而延安的医药等物品特别缺乏，林彪、周恩来既要安排、组织撤回延安的人员，又要购置物品；既要布置下一段的工作任务，又要会见来访的各界人士。因而，回延安的前一段时间，他与周恩来忙得不可开交。6月28日，林彪与周恩来及邓颖超、方方、孔原、伍云甫等百余人，分乘5辆大卡车，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出发，登上了回延安的征途。1943年6月底，林彪(左)与周恩来离开重庆返回延安前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