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度十大法治图书发布

打破传统局限，与“真实法律人”再相逢

文 | 倪曼

责任编辑 | 尹丽

在2024年度法治图书中，《法治周末》联合十位法学家精选、推荐了十本具有深远意义和创新价值的法学著作。这些书籍不仅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更在实践应用中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它们打破了传统法学研究的局限，走出了书斋，走向了更广阔的世界，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全新的法学视角。通过这些书籍，读者可以深入了解法学的多维度价值和意义，感受到法律研究的创新和活力，从而实现与“真实法律人”的再相逢。

法学院本就没有围墙

在当今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学科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成为推动学术进步的重要动力。法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也不例外。2024年度的十本法学著作，实现了与历史学、社会学、哲学、技术科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为法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首先是法学与思想实验的结合。正如秦涛在《洞穴公案：中华法系的思想实验》中所展示的，他结合虚构的“洞穴奇案”与中国古代的“管秋阳食人案”，探讨了传统中国法哲学如何应对司法审判难题。这种思想实验的方法，不仅为法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还展示了法学与哲学的交叉融合。秦涛通过虚构的古代人物的辩论，深入探讨了礼与法、世俗伦理与儒家统治、民间舆论与司法审判等价值冲突，展示了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种方法不仅丰富了法学研究的方法论，还为理解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提供了新的路径。

而法学与历史学的互动，也并不让人觉得意外。李栋在《东法西渐：19世纪前西方对中国法的记述与评价》中，通过挖掘大量中西法律交流的史料，展示了19世纪以前中国法在西方法发展中的重要影响。李栋不仅从法学的角度分析了中国法的历史地位，还结合历史学的研究方法，重新审视了中国法在世界法律史中的地位。这种方法不仅为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理论支持，还实现了法学与历史学的交叉融合。通过历史学的视角，李栋揭示了中国法在西方法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为理解中国法的国际影响力提供了新的视角。

与之相似，俞江在《〈周官〉与周制》中展示了考古学方面的功底。他首次完整呈现了《周官》职文的原貌，溯清《周官》的出身、特点、历史位置，给予《周官》客观评价。俞江结合考古资料，对先秦时期东亚疆域国家的发展变迁及其制度规范进行了考订，系统、深入地描述了官制、赋役制度、城邑制度等周制的方方面面。这种方法不仅挑战了传统关于《周官》的误解，还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东亚早期的疆域与华夏文明的起源，为中国历史的源头部分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历史学和考古学的视角，俞江展示了法学研究的多维度价值，为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古代政治和法律思想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法学与社会学的结合，在谢澍《穿越理论迷雾：刑事司法的社会科学研究》与刘思达《法社会学信札》两部作品中，也展现得淋漓尽致。谢澍用社会科学的知识和方法，分析了刑事司法实践中的重要问题，如认罪协商制度、刑事法律援助等。他剖析了可能影响法律实施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厘清了相关概念，澄清了相关误解。这种方法不仅为刑事司法改革提供了社会科学向度的理论思考，还为法律的有效实施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相比之下，刘思达的《法社会学信札》则别具一格，通过模拟法科学生与社会学教授的对话，探讨了从19世纪的法律形式主义到21世纪的华中村治研究等法学和社会学理论。这种对话以书信体的形式展开，不仅增添了趣味性，也为读者提供了更为亲切的阅读体验。

最后，是法学与技术科学的结合。如申卫星和陆志鹏在《数据产权论》中所展示的，他们通过横向分层和纵向分阶实现数据产权的解耦和确权，提出了“数据三三制确权法”。这一研究不仅在学术上具有创新性，而且在实践应用中为数据产权的法律制度和技术实现提供了可行的方案。他们以技术科学的视角，揭示了数据产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同时为法律制度的完善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充分体现了法学研究的创新与实用价值。

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不仅丰富了法学研究的内容，还为理解法律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要知道，在被学科所规训，成为一个“法律人”之前，我们对于所有学科都是好奇的。

书斋之门从未上锁

有这样一些书籍，它们不仅在学术领域熠熠生辉，更在法律实务界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这些书籍的作者们，用他们的智慧和经验，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以身体力行之姿，证明了书斋之门从未上锁，而事实上他们在实务中同样是一把好手。

在读《合同法总论（上中下卷）》时，读者们无不为崔建远老师在民法理论中的智慧所折服。不过，该著作不但是对民法典合同编通则的理论概览，而且处处闪烁着作者“自有想法”的深刻阐释。用崔建远老师自己的话说，“这部著作不是坐在书斋里从一个命题逻辑的推演而做的工作，而是非常关注实务中出现的问题。实务中确实有很多的问题，不是找法律条文，找著作理论就能解决的。现有的法律、既有的理论，并没有完整的、比较好用的解决方案，而在这个著作里都尽可能地提出了解决的对策与方案”。崔建远老师不仅在学术上有着卓越的成就，更在法律实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参与了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的多件司法解释草案以及疑难案件的研讨工作，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在这个意义上，他的理论之树之所以常青，其原因不言自明。

而在《数据产权论》这部看似理论、实则非常实务的著作中，作者（申卫星教授与陆志鹏博士）通过横向分层和纵向分阶实现从原始数据到数据应用的解耦，创造性地提出“数据三三制确权法”。为数据采集、数据加工利用、数据产品交易构建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三阶段分层确权格局。申和陆不仅在理论上提出了创新性的解决方案，还通过与实际应用的结合，推动了数据产权制度的落地和实施。他们详细阐述了数据产权登记的客体、主体、类型和效力，以及区块链、数字水印、智能合约等技术保障措施，为数据产权的登记和管理提供了具体的操作方法——这些贡献既来自两位作者的理论思考，更与他们长达数十年的数字经济建设实践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在《数字时代的司法变革》一书中，胡铭教授通过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将现代科技与司法实践紧密结合，为解决数字时代司法中的复杂问题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而他的论述，也同样立足于实践之中，每一处着墨，都并不是无的放矢。例如，在讨论大数据背景下的犯罪预测时，他详细阐述了犯罪预测大数据化改变传统警务执法模式的机遇与风险以及如何规制大数据侦查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等实务问题，为司法机关在数字时代更好地履行职责提供了参考。

还有一部“看似思辨、实则实务”的作品，是来自车浩的《正义的决疑》。车浩教授不仅在学术上有着卓越的成就，更在法律实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曾挂职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厅副厅长、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并且受聘为多个国家机关的咨询专家。他的这部著作，不仅推动了刑法理论的发展，也为司法实践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有助于提高刑事司法的效率和公正。例如，在探讨正当防卫、网络诽谤、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等实务中的难点问题时，他详细分析了法律条文的具体适用，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和建议——如果没有在形形色色复杂而真实的法律实践中摸爬滚打过，是很难作出这样有深度而有针对性的思考和写作的。

居书斋之深，却不只是深耕理论，更是忧天下之忧，在法律实务中大放异彩。其实，这是另外一种“回归初心”。

在世界尽头看清来时的路

在整个欧亚大陆的最西点——葡萄牙罗卡角，写着著名的一句话：“陆止于此，海始于斯。”人们走到那里，可以回过头看看，自己是从何而来？

西风东渐以来，我们最常用的研究套路，叫作“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凿壁取光”，辉映中国问题。即使是2025年的今天，我们仍然会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的司法应用方面，对比不同国家和地区在数字司法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分析各国在技术应用中的不同策略，从而“为中国司法体系的现代化提供可行的路径”。我们仍然详细分析欧美等国家在数据产权立法和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探讨不同国家在数据保护、数据共享等方面的政策和法规；通过国际比较，整理中国在数据产权立法中可以借鉴的国际经验，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数据产权制度设计。

不过，有意思的是，从今年的十大推荐图书看，“国际视野”在取用时的路径有了一些不同的角度。

首先是，我们开始观察西方视野中的中国法。李栋在《东法西渐：19世纪前西方对中国法的记述与评价》中，通过大量的历史文献，揭示了中国法在东西方法律体系构建中的重要作用，展示了中国法在东亚儒家文化圈内的影响，以及在西方法律发展中的地位。他借西方人的视角，观察并赞叹传统中国法在处理家族纠纷、土地分配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并且得出了结论：中国传统法律智慧完全可以为现代中国法治建设提供借鉴。与过去不同，中国法不再是等待改造的对象，而是大大方方地站到了公允评价的赛场之上；甚至不只是在历史上，而是在现实当下，具备了被参考借鉴和正面评价的资格。不能不说，这就是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的表现。

与之相似的，是秦涛的《洞穴公案：中华法系的思想实验》。洞穴公案是美国法学家朗·富勒提出的虚拟案例：5名探险人员因山体塌方被困洞穴多日，最终食材耗尽，濒临死亡。这时，威特莫尔提议，以抽签方式选出一人，其余4人以吃他的血肉求生存。大家同意这一提议。在进行抽签时，威特莫尔又撤回提议并拒绝抽签。但其他4人坚持抽签，恰恰选中了这位出尔反尔的他。最终，威特莫尔成为“牺牲品”，其余4人坚持到被人发现并获救。走出洞穴后，4位幸存者因被指控犯有谋杀罪而被起诉。富勒还同步虚构了最高法院5位大法官对此案的5份不同判决。

而秦涛所做的，是“到中国古代找答案”。把这个困难的问题交给中华法系的智慧，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和法律规则的“独闯性与生命力”，找到或许不同于西方的解决思路。有趣的是，在秦涛对这个虚拟案例的讲述中，或许是为了方便各派法律思想家登场，故事里的当局不得不启动了集议制度。14个官员在集议这个平台上，轮流发表对此案的看法，唇枪舌剑，好不热闹。从程序法上看，本书的思路似乎源自西方，剥开以后，却发现场景与语境是东方。再剥开一层，发现解决的是西方著名法律问题，而剥到最内层，发现是中华法系思想的智慧。

无论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还是“王牌法律家申请出战”，这些跨国境、跨法域、跨时空的交流，本身就充满了乐趣，处处闪现着智慧的火花。中国法律学者不但在全球化背景下，保持本土特色的同时，积极吸收国际经验，还给了读者们另一种美妙的阅读体验：那并不是关公战秦琼，而是在告诉读者一件再常识不过的事：中华法系从来都是世界法律文明中举足轻重的重要板块，也是我们出走半生，看遍世界，蓦然回首，所领悟的自己的立足之地。这是另外一个意义上的，与自我的重逢。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