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风破浪，太后来了！她，“北魏一姐”！

▲金步摇饰

十六国(304~439)

1987年朝阳县十二台乡1号墓出土

朝阳博物馆藏

冯太后是谁？

她是妥妥的“北魏一姐”，

在北魏宫廷里乘风破浪。

她的人生，

正如她的谥号——文明。

12月20日，

“文明以止——北魏文明太后的生平与时代”特展

将在大同市博物馆一层临展厅开展。

文明太后冯氏，

北魏历史上杰出的女性政治家、改革家。

从北燕皇室后裔到北魏刺史之女，

从罪犯奴婢到贵人、皇后，

再到叱咤朝堂的皇太后、太皇太后，

她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

也在两度临朝称制中，

彰显出卓越的政治才能。

特别是其主政推行的太和改制，

对加速北魏民族融合乃至中华民族历史进程，

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本次展览，

由大同市博物馆主办，

朝阳博物馆、

朝阳市北塔博物馆、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

辽宁省博物馆、

龙门石窟研究院、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协办。

展览汇集了170余件/套文物，

以冯太后生平经历为线索，

通过四个单元：

北燕故里

秦雍之迁

平城岁月

千古一后

带你走进北魏冯太后的起浮人生，

感受十六国和北魏时期的融合盛况。

该展览将持续至2025年3月10日。

展览展开看

《魏书》记载：“文成文明皇后冯氏，长乐信都人也，父朗，秦雍二州刺史，西城郡公，母乐浪王氏。”冯太后祖居长乐信都（今河北冀县）冯乡，乃北燕王族后裔，她的伯祖父冯跋、祖父冯弘，先后为北燕国君。

冯氏出生时北燕已灭，遥远的北燕龙城，是她回不去的故国他乡。太和年间（485年前后），冯氏在三燕龙城宫殿旧址上修建“思燕佛图”，或许是她对北燕故国凭吊与怀念的唯一见证。

▲北燕“车骑大将军”鎏金铜鼓印章

冯素弗墓出土

辽宁省博物馆藏

▲鎏金镂空鸟兽纹铜鞍桥包片  前燕（337~370）

朝阳县收购站回收

朝阳博物馆藏

▲束发髻佛头像  北魏（386~534）

朝阳北塔周围出土

朝阳市北塔博物馆藏

在冯氏出生前，她的家族出现纷争。在祖父兄弟的残杀之间，在祖父原配妻子和慕容皇后的尔虞我诈之间，她未出生的皇室命运彻底被改变。冯氏的父亲冯朗归降北魏后，被任命为秦州、雍州刺史，举家迁入长安。

442年，冯氏出生于长安。太平安稳的日子没过多久，因叔父冯邈战败柔然逃亡，冯氏全家被诛杀，年幼的冯氏被朝廷押京为奴。

▲陶品箫俑

十六国（304~439）

2009年西安咸阳机场十六国墓出土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陶弹月琴俑

十六国（304~439）

2009年西安咸阳机场十六国墓出土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击鼓骑马俑

十六国（304~439）

2011年陕西西安洪庆原十六国梁猛墓出土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藏

告别了熟悉的长安，冯氏踏上了前往平城的路途。失去了自由身的冯氏以罪孥的身份没入太武帝拓跋焘掖庭，充为奴婢。正平二年（452），高宗即位，冯氏被选为拓跋濬的贵人；太安二年（456），立为皇后。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跌宕的童年经历，丰富了她的见识，磨练了她的意志，锤炼了她的品格，终让冯氏在平城这一方天地中有所建树。

▲串饰  北魏（386~534）

2017年大同市红旗街北魏墓地出土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藏

▲女俑

北魏（386~534）

2017年大同市金港园北魏墓地出土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藏

▲花卉人物纹金盘

北魏（386~534）

大同市博物馆藏

献文帝拓跋弘即位后，冯氏被尊为皇太后，临朝听政，平定乱局。孝文帝继位后，冯氏被尊为太皇太后，二度临朝称制。史载“太后性聪达，自入宫掖，粗学书计。及登尊极，省决万机”。具有丰富政治经验和才能的冯氏，自太和元年（477年）以后，开始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北魏国力由此走向强盛。

太和十四年九月（490年），冯太后病逝，享年五十岁，谥号“文明太皇太后”。这位北魏杰出的女性政治家走完了她跌宕起伏的人生，城北方山的永固陵，代替她守望着几经烟雨的平城。在孝文帝的主持下，北魏推行了更为全面、深刻的改革措施。494年迁都洛阳后，孝文帝于伊水之畔营建龙门石窟古阳洞，以为纪念。

▲郑长猷造像龛数字复位像

北魏（386~534）

原位于古阳洞左壁

龙门石窟研究院藏

在北魏太和年间的汉化改革中，

冯太后的作用贯彻始终。

她确立了汉化改革的国策，

主持了重要的汉化改革，

培养了持续汉化改革的接班人，

应该给予全面肯定。

那么，

冯太后是如何主导汉化改革的呢？

文/赵玉钟 张玉勤

北魏太和年间（477—499年）的汉化改革，促进了民族融合，恢复发展了社会生产，开启了新的封建土地制度，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承上启下，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冯太后在这场汉化改革中的作用怎样？历来评说有二：一种观点从封建皇权的正统观念出发，完全归功于孝文帝，对冯太后的作用不予承认。另一种观点从史实出发，将汉化改革过程分为前后两期，认为冯太后与孝文帝的作用各居其一。后一种评说貌似公允，实际上并没有抓住汉化改革的核心。事实上冯太后的作用贯彻始终，她确立了汉化改革的国策，主持了重要的汉化改革，培养了持续汉化改革的接班人。

▲方山永固陵

图源：大同市博物馆公众号

北魏自道武帝拓跋珪建国以来，逐步进入了汉族的封建政治、经济、文化发达地区，这引起了落后的鲜卑族政权与先进的封建经济基础之间的一系列矛盾。马克思指出：“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化所征服。”这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包含着上层建筑必须服从于经济基础的真理。

处在早期奴隶制阶段的鲜卑拓跋族，为了巩固和发展在汉族地区的统治，不得不吸纳汉族士人参政，进行一些汉化改革。这些改革使太武帝拓跋焘统一了黄河流域的北方地区。但是基于后进民族的野蛮性和疑惧心理，他们对汉族人士的信用是以不损害鲜卑拓跋贵族的利益为前提的，稍有违背，就废而戮之。如太武帝的主要汉族谋士崔浩，尽管为北魏政权出谋划策，功勋卓著，但因修撰国史时，实书了拓跋氏祖先的事，便引起了拓跋贵族的不满，被太武帝下令一次诛杀了崔浩及参与修史的128人，连崔浩的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也未幸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采用汉族士人提议的一些汉化改革，范围、程度极其有限，并没有把汉化改革当成一项国家的基本政策加以全面推行。

因此，鲜卑拓跋族野蛮的政治压迫、经济掠夺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仍持续不断。到文成帝拓跋浚即位时，大规模的军事时代基本结束，北魏政权进入了政治为主的文治时期，国内固有的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突现出来，北魏政权处在动荡不宁的飘摇之中。严峻的政治形势，迫使北魏统治者不得不改弦更张，谋求新的统治办法。冯太后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把汉化改革确立为国策的。

▲冯太后在平城大同的雕像

冯太后，汉人，祖父是北燕的末代国君，父亲降魏后为刺史，其叔伯父均为北魏高官。她10岁被初即位的文成帝选为贵妃，14岁立为皇后。这样的环境熏陶，使她不仅具有较高的汉文化素质，而且练就了非凡的政治胆识和才干。文成帝死后，12岁的献文帝拓跋弘即位，太原王乙浑专权，大杀异己，图谋不轨，冯太后密定大策，毅然处死乙浑，临朝称制。她引用汉族官吏高允、高闾、贾秀等共参朝政，汉族士人在朝廷中占了优势。立郡学，严选举，整顿爵位制度，有意识地进行汉化改革，使北魏政权转危为安。临朝称制一年八个月，遂“罢令，不听政事”，还政于献文帝。

但献文帝却与她的做法相反，他竭力遏制汉族士人，一亲政就立即进封四位皇叔为王，又封鲜卑族的军事统帅慕容白曜为济南王，使鲜、汉势力趋于平衡。接着，又罗列罪名诛杀了冯太后宠信的汉族大臣李奕、李敷弟兄，连李敷的从弟、妹夫也都伏法。为了对抗冯太后的干预，他又要让位给年长的叔父京兆王拓跋子推，遭群臣和冯太后的反对，被迫传位给太子拓跋宏后，又以太上皇的身份继续操纵朝政，想用父子联合掌权来防范冯太后。非但如此，延兴五年（475年）十月，公然“大阅于（平城）北郊”，对冯太后制造军事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冯太后才不得不在延兴六年（476年）六月“诏中外戒严”，毒死献文帝。自己再度临朝称制。

▲方山永固陵出土的石雕门楣  北魏

对这场宫廷斗争，有的史书归之于献文帝的“雅薄时务，常有遗世之心”和冯太后的揽权好势。我们认为都不是。献文帝既然“雅薄时务，常有遗世之心”，为什么传位给孝文帝后，仍要继续操纵朝政？冯太后既然揽权好势，第一次临朝称制后，为什么又要主动还政于献文帝？其实，这场宫廷斗争的实质，乃是要不要依靠汉族士人彻底进行汉化改革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冯太后这次临朝称制后，很快就改年号为“太和”。年号在封建时代一般都寄托着最高统治者的志向。“太”者，大也；“和”者，和谐、协调之意。这里包含着大力推行汉化改革，协调各种社会矛盾的意思。有的学者否定冯太后的作用说：“冯太后并没有什么改革的思想、方针、路线，她对孝文帝改革的协助，也并不是什么改革思想的支配。”我们认为，由“太和”年号反映出来的“大力推行汉化改革，协调各种社会矛盾”，就是冯太后治国的思想、方针、路线。改元“太和”，就标志着汉化改革国策的确立。这样分析，并不是杜撰或附会。因为它不仅符合冯太后的思想发展过程，而且也符合以后的历史事实。

试看，“太和”年号从冯太后临朝称制延续到孝文帝亲政之终，先后达23年之久。在这23年的时间里，有哪一个重大的改革措施，包括冯太后对孝文帝的培养教育，不是在这一思想、方针、路线指导下进行的呢？如果没有冯太后这一国策的确立，并一以贯之地执行，北魏这样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怎么能达到极盛，并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将近一个半世纪？因此，冯太后的这一作用必须予以肯定。

▲方山永固陵出土的石雕门楣（局部）  北魏

要改革，就得有稳定的政局，主持改革者也需要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为此，冯太后临朝称制后，立即改组中央，强化自己的统治势力。她剪除异己，将献文帝的心腹大将大司马万安国赐死；起用亲信，任安乐王长乐为太尉，宜都王目辰为司马，南部尚书李䜣为司空。特别是重用了一批汉族的才能之士，任王睿为尚书令，李冲为内秘书令，使汉族士人在朝廷中再度占了上风。同时，又建都城，昌明礼乐。整顿基本就绪，便开始了大规模的汉化改革。

太和七年（483年）十二月，她下令禁绝“一族之婚，同姓之娶”，从婚姻制度上改革鲜卑旧俗。太和八年（484年）六月，她废止北魏建国以来导致官吏贪赃枉法，侵剥百姓的班赏陋习，颁行俸禄制。明确规定实行俸禄后，贪赃满一匹者处以死刑。当年，秦、益二州刺史李洪首以赃败，被“锁赴平城，集百官亲临数之”，令其在家自裁。“自除守宰坐赃死者四十馀人。受禄者无不跼蹐，赇赂殆绝”。“赇赂殆绝”虽然未免夸张，但立法执法，敢于从王公大臣头上动真的，使之“无不跼蹐”却是真的。俸禄制的颁行，澄清了吏治，缓和了阶级矛盾，为其他的汉化改革奠定了基础。

太和九年（485年）十月，她采纳给事中李世安的建议，颁布均田制。规定：十五岁以上男子授露田四十亩，桑田二十亩，妇人授露田二十亩。露田不准买卖，身死或年满七十还田于官，桑田可以作为世业。奴婢授田与农民相同。耕牛每头授田三十亩，限四牛。均田制是综合北魏早期的“计口授田”和汉族历史上的“井田制”、“占田制”等，针对当时阶级矛盾尖锐，社会上存在着大量无主荒地和无地流民制定出来的。它用均一均的办法协调了国家与豪强、地主与农民、内迁少数族与汉族在土地问题上的诸多矛盾，使无地农民获得一份土地，有利于开垦荒地，恢复发展生产，同时也照顾了拥有许多奴婢，耕牛的大地主利益。这对我国的封建土地制度是一种补充。它适合上升时期的封建社会，从北魏到盛唐竟沿用了将近三百年。

▲石雕螭首门枕石  北魏

方山永固陵出土

太和十年（486年）初，她采纳内秘书令李冲的奏议，颁行三长制与均田制相适应的新租调制。三长制规定：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用以取代宗王督护制，负责清查田地户口，征收租税，调发徭役，维持治安。三长制是改革北魏地方基层政权的重要制度，它削弱了豪强地主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新租调制规定：受田农民，一夫一妇出帛一匹，粟二石；十五岁以上未婚男女四人，从事耕织的奴婢八人，耕牛二十头，其租调分别与一夫一妇相同。新租调制协调了农民、国家、豪强地主之间的经济利益。对农民来说，一夫一妇的租调负担较过去减轻了；对国家来说，由于大批庇荫户转变成国家编户，总的经济收入增加了；对豪强地主来说，在征及奴婢、耕牛的租调方面虽然得到优待，但由于失去庇荫户，却也增加了负担。

总之，这些汉化改革都是本着“太和”的精神，即协调各种社会矛盾进行的。对促进鲜卑政权汉化，促进民族融合，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发展生产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些否定冯太后作用的学者说：“从太和七年底开始的所有改革措施，都是在孝文帝‘宪章旧典’、‘随时之宜’的方针指导下，由孝文帝主持制定和颁行的，冯太后并未参加太和十四年（490年）前所有改革政策的制定”，这不符合历史事实。

▲方山永固陵出土的女俑

《魏书·文明太后传》与《北史·后妃传》同载，冯太后“及登尊极，省决万机”。又说：“太后临朝专政，高祖雅性孝谨，不欲参决，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在这样的情况下，汉化改革这样的国家大事，冯太后怎能不予参决，有关的诏令册书又怎能不是秉承冯太后的旨意？且看以下史实：

《魏书李冲传》载，内秘书令奏行三长制和新的租调制时，冯太后“览而称善，引见公卿议之”，中书令郑羲反对三长制，著作郎傅思益甚至说，一旦改制就会引起社会骚乱，太尉元丕虽表示支持，也主张推后颁行。面对诸多相反意见，冯太后果断地说：“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恒分。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而不可。”遂以颁行。这不是主持决策是什么？

《魏书·高闾传》载，俸禄制颁布不久，淮南王元佗就奏请“依旧断禄”。冯太后召集群臣议之。中书监高闾以为“饥寒切身，慈母不保其子。今给其禄，清者足以息其滥窃，贪者足以感而劝善；若不给禄，则贪者肆其奸情，清者不能自保，淮南之议，不亦谬乎？”冯太后诏从闾议，断然拒绝了淮南王的“断禄”奏请。这不是主持决策又是什么？

至于均田制，《魏书·公孙表附公孙邃传》载，冯太后与孝文帝引见王公大臣，问及均田制颁行后的情况。南部尚书公孙邃回答说：“自从方割以来，种种赋税的征收容易多了，实在大有好处。”冯太后说：“许多人都说没有好处，卿的见解可以说是懂得治国的关键了。”由此反映出当初均田制的颁行也是冯太后顶着众多大臣的反对决定的。历史的结论，应以历史事实为根据。一些人否定冯太后临朝称制时的作用，把这一切都归功于尚未亲政的孝文帝，这不是封建皇权的正统观念作祟又是什么？

▲思远佛寺遗址出土的泥塑

冯太后在汉化改革上最突出也是最被人忽略的作用是她对孝文帝的成功培养。这培养从小到大，从思想到能力，言行并举，一贯到底。《魏书·文明太后传》载，孝文帝生，临朝称制的冯太后为“躬亲抚养”皇孙，竟然“罢令，不听政事”，归政于献文帝。对此，人们很不理解。吕思勉先生甚至怀疑孝文帝是冯太后的私生之子。他在《两晋南北朝史》中写道：“窃谓文明后为好专权势之人，岂有生孙而罢政？且何必因此而罢政？岂高祖实后私生子，后因免乳，乃不得不罢朝欤？”其实非也。冯太后高瞻远瞩，从培养汉化改革接班人着想，这正是她超凡脱俗的地方。

从孝文帝幼年时起，冯太后便抓紧了对他进行汉文化教育。任用一些儒家的“忠信博文之士”，教他读儒家典籍，向他传授封建帝王的统治思想和经验。自己也作《劝戒歌》三百余章教育他。还要孝文帝身边的内侍十天向她汇报一次孝文帝的表现，否则就要受到责罚。在冯太后的严格管教下，孝文帝“五经之义，览后就讲。史传百家，无不该涉”。这些做法，使孝文帝熟悉了汉族的典章制度。后来，他能诗善文，博通古今，遵崇唐尧、虞舜、夏禹、周公、孔子以及汉族的贤君良臣，即得益于此。受汉文化的熏陶愈深就愈认识到本族的落后与汉族先进文化的差别。“思易废旧，式昭惟新”便成了他的主导思想。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才使他坚持不懈地把汉化改革推向深入。

冯太后不仅注意培养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思想，而且重视锻炼他的治国才能和胆识。孝文帝进入少年之后，冯太后便把他带在身边，直接参与汉化改革的廷议和决策，言传身教，让他领悟其中的方略。在生活作风上，也以身作则，对他施加影响。如有一次，宰人进粥，粥中有虫，太后举匕得之。孝文侍侧，见了大怒，要严惩宰人，太后却“笑而释之”，这对孝文帝宽容简朴作风的形成是起了作用的。

为了锻炼他的突际才干，还放手让他单独去处理一些政务，由于他见识的提高，处理得也往往英明果断。如平城沙门法秀聚众起义，被禁兵擒拿。然涉及到许多人。他采纳尚书王睿“枭斩首恶，余从疑赦”的建议，免罪者千余人。冯太后不甚信任的徐州刺史薛虎子，被诬南通贼虏。他根据薛虎子在徐州的政绩判断说：“此其妄矣，朕度虎子心不然也”，不予追究。经调查，果属虚构。太和十年以后，冯太后进而让他直接处理国家大事。自此以后，“诏册皆帝文也”。他向臣下问止灾致丰收、止盗之方，访安民之术，仿汉朝礼仪，作明堂，建太庙，正祀典，亲耕籍田，祭祀舜、禹、周公、孔子，养国老、庶老，允许群臣守三年之丧贺。不过，在孝文帝遇到难决的事，冯太后乃不失时机地给以启导。

总之，孝文帝是在冯太后的严格教育和直接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对此，孝文帝深有感受。冯太后死后，他痛哭失声地说：“朕自幼承蒙太后抚养，慈严兼至，臣子之情，君父之道，无不谆谆教诲。”又在诏书中说：“朕幼年即帝位，仰恃太后安缉全国。朕的祖宗只专意武略，未修文教，又是她老人家教导朕学习古道。一想起太后的功德，朕怎能不哀慕崩摧？内外大臣，谁又不哽咽悲切？”足见没有冯太后的精心培养，就没有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太和年间，孝文帝之所以能够一脉相承地把汉化改革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冯太后所起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永固陵出土的女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