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作家龚静染去北京拜访91岁的漫画家方成，带的伴手礼是一罐五通桥豆腐乳。方成一见豆腐乳，如见故人，连说：“好东西，好东西。”
70多年前，方成还是武汉大学化学系的一名学生，随校西迁乐山。在后方艰苦的环境中，能吃到为数不多的“好东西”就是五通桥豆腐乳。小小的豆腐乳，给年轻人一点安慰，让他暂时忘却祖国沦陷之苦。
1938年，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简称黄海社）发现一种霉——其状如雏鹅绒毛，长在发酵的腐乳块上，将之命名为“五通桥毛霉”。这一发现引起了世界微生物学界的轰动，五通桥豆腐乳由此被称为“中国黄油”。
·1939年初建设中的永利川厂工地
黄海社，也是西迁五通桥的科研机构之一。提起抗战大后方，人们多知道昆明、李庄，但少有人了解五通桥。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小城五通桥为抗战源源不断地输送着补给物资，除了豆腐乳，还有盐、棉、碱、纸、粮食、水泥、煤炭、酒精、焦油……
龚静染认为，抗战时期，教育要讲西南联大，文化传承要讲李庄，科技和实业一定要讲五通桥。他的新书《燕云在望：“永久黄”西迁往事1927-1952》就是讲述抗战时“吾国唯一化学命脉”的故事。所谓“永久黄”，指由民国实业家范旭东在天津塘沽创办的永利碱厂、久大精盐厂和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的简称，是中国近代化学工业的标志。
龚静染写这本书，从一开始做调查，写一些小文章，到最后成书，用了20年时间。所涉人物之繁、线索之散、细节之碎，超过了他之前写的任何一本书。“为了这本书，真的是从青丝熬到了白发。”
·《燕云在望：“永久黄”西迁往事》，龚静染著，商务印书馆，2024年8月出版
不要被“工业”两个字吓到
范旭东是一个商业奇才。在内忧外患中，他创办的“永久黄”不仅是中国首家，还拥有国际声誉，永利碱厂（创于1924年）的产品曾远销日本。1931年，范旭东上书国民政府实业部长孔祥熙，“吾国产业落后，百不如人，以农立国，而肥料素不讲究，农民终岁勤动，不得一饱。”
当时的统计数据，日本有13家化工厂，每年生产的合成氨70万吨。中国的耕地面积是日本的30倍，却没有一家化工厂。化肥在当时是高科技产品。在有识之士看来，化肥的重要性足以左右一国之兴衰。范旭东呼吁：“深盼于国家存亡呼吸之顷，毅然以权力促成，且为中国存万祀千秋之命脉也！”
1934年，国民政府批文下达。于是，永利公司准备在南京兴建硫酸氩厂，生产化肥。按照规划，从建厂到投产要3年时间，年产硫酸氩5万吨。范旭东意气风发：“基本化工之两翼——酸和碱已成长，听凭中国化工翱翔矣！”
·抗战前“永久黄”团体骨干合影
1937年1月，工厂建设完成。侯德榜（对，就是教科书上的那位化学家）任厂长兼总工程师。南京的长江边，远远地就能看到高大的厂房。然而仅仅投产半年，抗战全面爆发。很快日军攻入南京，工厂被炸，生产中断。历尽艰辛建设的新厂，眼见要落入敌手。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一场大迁徙开始。
永利员工大部分撤到了汉口，仅留下两个守厂的人。其中一个人叫杨春澄，他是天津永利碱厂的员工，只是来南京出差，遇到日军占领，公司撤退，回不去了。此时，我觉得是本书最精彩的部分。该书出现过上百个人物，但危难时刻，小人物的选择总让人印象深刻。
当时首都尚未完全沦陷，国军仍在奋力抵抗，杨春澄想，“偌大新兴工业岂可因敌未取而骤然舍去？”但情况比他想象的更复杂，盗贼蜂起，日军查封。上千亩的厂子，就剩他形单影只的一人。他四处写信求助，却没有回音。他像一只海上孤舟，迷茫无助。
·范旭东（1883—1945），原名源让，字旭东，祖籍湖南湘阴，生于长沙，中国化工实业家，中国重化学工业奠基人，被称为“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
“有广土，有众民，有富饶之天产，有数千年之文化，宜其国家称雄于世，为他民族所敬慕。却收入凌辱，日消月割，危亡之祸，逼于眉睫，岂非天地间最不可解之事乎？”
杨春澄想到一段话，感慨万千。最终他决定逃。而在他逃走的当夜，又遇上强盗追杀，幸得工友护送才免于难。一夜惊魂后，两人抱拳惜别，泪如雨下。
写《发现李庄》的作家岱峻说，《燕云在望》虽然是讲工业题材，但不要被“工业”两个字吓到了，其背后写的还是人。作为同行，岱峻很关注书里的材料使用。有一则材料，他觉得很有意味。
·从左至右：范旭东、侯德榜、赵寿岗、李烛尘、傅冰芝，摄于永利碱厂碳化塔旁
当时永利的企业杂志《海王》调侃单身职工：“艺徒班孟大法师日前自世界画刊得美女一副，秘置床头，朝夕赏玩。事为某君所窥见，伺其出，搜遍其枕席而得知，则见丹青之上，微印吻痕。”
这些无厘头的文字，让人微微一笑，却展现了真实的人性。“他们都是年轻人，都有人之大欲，但在抗战时期，在一个工业化的环境里面，性的困惑，青春的困惑，得不到宣泄和安慰。这些细节揭示了困境中的人的尴尬，这是我觉得非常好的地方。”
“永久黄”的遗产
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西迁并不容易。龚静染在天津黄海社旧址看到了一些史料，记录了范旭东与民生轮船公司老总卢作孚的来往。两位实业家不算深交，但一见如故，惺惺相惜。在“永久黄”西迁过程中，民生公司对永利一路开绿灯。毕竟，抗日救亡离不开实业。
·1938年，“永久黄”的职员在西行的民生轮船上，这次西行堪称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到了大后方也非一帆风顺。饮食、气候、水土、买地，甚至同行嫉妒等问题也一样存在。不过“永久黄”是见过大风浪的，这些事情都一一摆平。范旭东鼓励员工：“局势万难，吾人虽拼命前进，尚虞不够，万一松懈，必至毫无结果，故无论为国家、为自己，目前已是最后关头。”
《大公报》记者说，“永久黄”是孤臣孽子的事业，注定命运悲壮。然而，就是在这种悲壮的底色中，“永久黄”扎了下来，1938年，在五通桥购买地千亩建设“新塘沽”。至此，这个川南小城，挤满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化工人，为这里带来了现代科学之风。
·永利川厂旧址
1938年4月，武汉大学师生中出现一种怪病，得病后脚𤆵手软，找不到病因，且大有蔓延趋势。当地人称为“𤆵病”。这个病闹得人心惶惶，据统计，武汉大学1937-1943年4年间，因𤆵病致死的竟有37人之多。
黄海社的科学家感到蹊跷。侯德榜让研究员赵如晏去调查，半个月后，真相大白：当地的食盐中含有大量钡元素，一旦摄入过量就会对身体有伤害。黄海社把𤆵病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成功进行了氯化钡与食盐的分离实验。《黄海》杂志用了三期来刊登相关研究报告。
·“永久黄”团体重要人物
后来方成回忆：“从此这种按四川方言所称的‘𤆵病’就绝迹了，这是为四川居民做了件大好事，积了大德啊！”国难当头，付出与反哺的双向奔赴，不能不让人感动，这是“永久黄”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
另一份科学遗产是“侯氏制碱法”，这是每个上过中学化学课的人都如雷贯耳的词，但很少有人知道它诞生于1941年的五通桥永利川厂。侯德榜1921年加入永利，到1951年为止，把人生中最黄金的时光都奉献给了中国的化学事业。
在侯德榜孙子侯盛铮的印象中，爷爷整天都在工作。他虽然是留美博士，却是个非常传统的人，喜欢大家庭，喜欢儿孙满堂。他也没什么爱好，不喝酒、不抽烟，也不喝茶，更不会跳舞。就喜欢吃小虾米，装在一个瓶子里面，没事就倒出来嚼几颗，边嚼边琢磨事儿。
·范旭东为“永久黄”设立了四大信条，侯德榜书
岱峻说，那代人有一个东西叫“风骨”。比如侯德榜先生，他可以在国外过很优渥的生活，为什么要回来？他们首先是我们民族的魂。
岱峻没有接触过化学，但当知青的时候，种黄豆，撒过磷酸钙，他觉得化学很神奇。过去肥皂叫“洋碱”，因为中国造不出肥皂，直到这一代化工人做出纯碱。“所以抗战不只是前线将士的抵抗，也是工业的抵抗、教育的抵抗、农业的抵抗，全方面的抵抗。”
86年过去了，现在五通桥永利川厂场旧址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工业遗产，每年都有不少人慕名来参观。
10年前，龚静染和一帮朋友去五通桥参观永利川厂。在岷江边，他想到了1934年李约瑟的西部之行。
当时李约瑟去了成都、乐山、五通桥、宜宾、李庄等地，还参观了永利川厂。从五通桥到李庄的船上，他吟起了南宋词人蒋捷的一首词《虞美人·听雨》：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永利川厂就地取石建筑的工厂车间
龚静染对岱峻说，“我们以后能不能再找只船，约一批人，沿这水条路而下，来讲这段历史，我讲新塘沽，你讲李庄，那多精彩。”
同为写“抗战大后方”的作家，岱峻理解龚静染的学术野心。“他的写作从家乡五通桥开始，但读到后记的时候，他站在了天津的大海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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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Rain
图源丨商务印书馆、龚静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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