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后，香港日益繁荣，开始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韩山文（Theodore Hamberg）是那些移民之一。他是瑞典籍的年轻传教士，薄薄的络腮胡衬出他秀气、几乎女孩子气的五官。他天生有着迷人的嗓音，年轻时在斯德哥尔摩曾与“瑞典夜莺”珍妮·林德（Jenny Lind）同台合唱。但林德继续走歌唱之路，风靡欧美歌剧院，令肖邦与安徒生之类仰慕者拜倒在她石榴裙下时，韩山文的人生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折。他雄浑有力的男高音，在讲道坛上找到注定的发挥舞台，一八四七年离开故乡瑞典，坐船来到地球另一端，疟疾横行的香港，心里只想着要以另一种方式让中国人臣服。
韩山文对传教事业有着极高的热忱，并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对他而言，香港不仅不是世界的尽头，更是打开一个新世界的大门。他逆珠江而上，在广州以北的村庄中传教，并在那里成为了第一个会说客家话的欧洲人。也正是在那里，于一八五二年春，他的客家信徒为他介绍了另一位矮小圆脸的客家人。如果不是这次偶遇，他的一生可能并不会得到日后的那些重视，我们也不会在这里提到他 -- 因为他遇见的这个矮小圆脸的客家人，叫做洪仁玕，亦即日后天平天国的干王。
洪仁玕向他讲述了异梦和战斗、由信徒组成的军队和礼拜会，以及一名客家人出身的先知。韩山文觉得这些事情很奇怪，请洪仁玕把这些内容写了下来。此后将近一年，他没把这些纸放在心上，直到一八五三年春得知南京已成血海，韩山文才意会到洪仁玕粗略交代的那些怪事，意义超乎他想象。
这之前，在香港的西方人对起始于一八五一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并没有太多注意，因为小规模的判乱始终困扰着清政府，广西或者湖南发生的战斗并没有什么稀奇。直到一八五三年南京的陷落，一场巨大的内战终于被推到了西方世界的目光范围之内。
尽管欠缺明确的讯息，有关中国内战的第一手陈述还是从上海和香港往外传，引起西方世界的注意。欧洲刚在五年前经历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巨变，中国的动乱似乎与之有明显的相似之处：悲惨的中国人民，遭满人主子欺压，如今终于挺身要求改变。《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 ）称那是“与最近欧洲所遭遇者类似的社会变动或动乱”，说“亚、欧同时发生类似的骚乱，史上绝无仅有”。
南京陷落之时，一个德国人正在担任一家美国杂志在英国的通讯记者，正在钻研资本主义的他认为，这场叛乱表明着中国正在融入全球经济。
马克思预测，中国市场落入太平革命团体之手，将削弱英国的棉花与羊毛出口。在动乱的中国，商人将只接受用金银条块换取他们的商品，从而使英国的贵金属存量愈来愈少。更糟糕的是，这场革命将切断英国的茶叶进口来源，大部分英国人所嗜饮的茶叶，在英格兰的价格将暴涨，同时，西欧境内的农作物歉收看来很可能使粮价飙涨，从而进一步降低对制成品的需求，削弱英国经济所倚赖的整个制造业。最后，马克思断言：“或许可以笃定地说，这场中国革命会将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已然（火药）过载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然后在往国外扩散之后，紧接着欧陆会爆发政治革命。
而在大洋彼岸，美国人从他们自身的世界观出发，以大不相同的角度看待这件事。
美国南方奴隶港新奥尔良的《每日琐闻报》（Daily Picayune ）的主编认为，这是场种族战争，中国是剧变中的奴隶国。他们解释道，太平军发迹于广西和广东这两个南部省份，两省居民“基本上是中国原始种族”。相对地，北方的满人是“中国的统治种族”，自两百年前入主中国之后，“中国一直被其主子当成受征服国家来统治”。他们解释道，这两个种族从未混合，然后，与他们的美国南方观点，也就是以奴隶为基础的和谐社会观相一致的，该报表示，在中国，“不多言、有耐心、刻苦的数百万人，以足堪表率的温柔敦厚，接受他们主子的统治”。这个主奴和平共处的满汉国，唯一威胁其稳定的是这些不愿接受宰制的华南“原始”人。于是，太平叛乱与美国黑奴的暴动，有了令人神伤的相似之处。
而英国人永远是最实际的。
伦敦《泰晤士报》（Times ）最有先见之明，立即抓住问题核心，探讨英国是否该派海军投入这场中国内战，以及如果这么做，该站在哪一边...而其中最迫切的问题——叛乱的根源、太平天国是什么样的组织、他们的信念为何——答案将在香港寻得。答案就潦草写在几张纸上，而那些纸就塞在韩山文书桌的抽屉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