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心失望的罗孝全终于在1862年离开了南京，对天王和干王非常不满，甚至给报纸写信公开抱怨和指责。然而，在报纸的编辑眼里，罗孝全误道公众，错看太平天国多年，他的出逃只不过还了公众一个如诗的公道而已。“这人最先点了火，引发这场大规模的渎神和屠杀，最后也逃离自己所唤醒的恶魔——一如浮士德逃离魔鬼梅菲斯特。”
与此同时，忠王李秀成正在准备重新攻击上海。有两个洋人见到，很多太平军配有外国滑膛枪，有些枪上带有“测距仪”，有些是日耳曼造的。太平军里有几个欧洲人，其中一个讲英文的“阿拉伯人”还是太平军将领的“仆役”。
上海的外国人也抓紧时间加固上海的城防。其中，英国人最会做生意，他们打造这个“避难城”，吸引中国的富人，并向他们收取费用，甚至入股。在外国教徒和拜上帝教徒之间，天父更偏袒前者。1862年1月26日，上海附近天降大雪，紧接着就是降温，气温下降到零下二十度以下。这种情况下，忠王的部队无法移动，什么都做不了，而且因为从未见过的严寒，造成非战斗性减员。而外国人趁着这机会，更巩固了自己的防线。拿破仑在俄国遇到的事情，李秀成在上海也遇到了。
1862年春，湘军从安庆出发，顺流而下，逼近南京。忠王无奈，只好放弃上海，回师天京，攻击湘军在城外筑起的工事，却徒劳无功。
太平军的处境固然严峻，但他们所受的苦远远比不上这一带的百姓，战事无止境，百姓也家破人亡，流离失所。长江三角洲的百姓至少要对付八路来回征伐的人马，包括太平军的野战部队，与太平军松散结盟的秘密社团和其他非正规军，独立的水陆帮匪，地方团练和农民自卫武装，由像曾国藩弟兄之流所招募的大队官军，归江苏省官员统率的朝廷正规军，由清廷雇佣、由美国人华尔（Frederick Ward）指挥的洋枪队，以及由英国人指挥，以海军上将何伯（Hope）和陆军准将士迪佛立（Staveley）为首的西洋各国海陆联军。
所有关于当时景象的见闻和具体描写都让人满心悲悯，不忍直视。普通百姓就像黄豆一样，在不同的磨扇之间，被碾压成粉末，然后被雨水和着，在暴晒中散发蛋白质独有的臭味。
那些英国退伍军官也深有同感。他们见多识广，早对战争引起的苦痛习以为常了，起先讥讽传教士多愁善感，过于夸大苦难，到后来也有类似的看法。“在所有我们有机会去过的地方”，英国远征军军需官渥西雷（Garnet Wolseley）写道：“人民的痛苦和惨状无法以笔墨形容。一大家子挤在用芦苇搭成的矮棚里，刺骨的北风从破敝处呼啸而入，这些人衣衫褴褛，蜷缩在一起以取暖。老人沮丧不乐，太过虚弱，无法工作，而孩子的脸上饿到露出渴望的神情，凡是见过这场面的，便会永难忘怀。”
惨状从春天持续到夏天，夏天持续到秋天，秋天再持续到冬天。难民持续涌入上海，洋人们的狗也开始失踪。而在人口大量流失的农村，原先人们豢养的宠物则重新沦为野兽。部分当地农民仍然支持赶走地主的太平军，而另一部分农民则组织起来，实施自卫，甚至驱赶太平军。那些不可一世的太平军战士，近看之下，“肮脏且病态恹恹”，华丽的丝绸和丁当作响的手镯掩不住身上的疤痕和正在溃烂的伤口。此时，天王也革除了干王的职位，他除了督导天王幼子的教育外，别无他事可做。
上海在这样的战事中，由于人口的涌入，反而更加繁荣了起来。新需求和新品味逐渐成为上海的娱乐风尚。丰裕洋行（Fogg & Co.）正在销售六套保龄球设备、六副台球和球杆，还可买到球杆皮套和防滑粉。城里建了两间“照相馆”，除了为当地居民拍照外，还拍摄参与战役的军队。
当然，社会秩序也变得逐渐无序，新来者冲击了原来的社会结构，警察局的巡捕却和黑社会无异。外国人，包括英国人、美国人、比利时人、瑞典人、普鲁士人或意大利人，大量从事军火走私，仅一家“以卖军火给叛军而闻名”的美国公司在1862年里卖给太平军的军火如下：2783杆滑膛枪，66支卡宾枪，4支来复枪，895门大炮，484小桶火药，10947磅炮药，18000发子弹以及3113500枚雷管。
到1863年，太平军的颓势更加明显，忠王转向攻击皖北，希望减轻天京的负担，却难以达成目标。装备日益精良的官军，英国人的“常胜军”和法国人的“长捷军”，都带给天国越来越大的压力。
天王依然不想理会这些俗务，他没有批评忠王，也没有安慰他或者鼓励他。他很少再听到来自天兄或天父的声音，也越发喜欢孤独。天王在南京刊印一书，在结尾回顾了每次耶稣下凡的过程，以及在紫荆山透过萧朝贵传达的讯息；他回顾了刚定都南京时，天父透过杨秀清及其随从传达的谩骂和允诺；他记录了萧朝贵在永安受伤后的受苦心声：“越受苦，越威风。”他还转录了杨秀清死前的呼号：“放火烧朕城了矣！未有救矣！” 在那遥远的往日，天堂的声音是多么频繁啊！如今，天堂却沉寂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