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椰城》2024.10【记录】| 一件军大衣

说好的，暖冬。可老天爷却不认账，想嘲弄人世间的自以为是，一夜之间寒潮骤降，冻雨、暴雪、大风三大预警频频传来，冰冻线直抵南岭，我国近八成国土或被速冻。

似信非信。一大早起床，站在阳台上，看见琼州海峡上空黑云密布，凛冬的寒意扑面而来。身后中央电视台《朝闻天下》正播送天气预报，海口当天的最低气温已降至个位数。

上岛32年，海南馈赠给我最多的就是两个字：温暖。就像一首歌中唱的那样“请到天涯海角来，这里四季春常在”。尽管也历经风雨，也命运多舛，但北纬18°的阳光给我留下的是数不清的美好记忆。

然而，今天，冬天来了。

转身就去衣柜翻找过冬的家什，一件苹果牌羽绒服，一条秋裤，就在这时，无意间瞥见了衣柜最底层的一抹绿色。

那是一件整整陪伴了我四十八年的军大衣。

我1977年参军，1980年退伍，这件军大衣是退伍时连首长特批我带走的。那时不管是转业还是退伍，只能带走短棉袄、绒衣裤和单衣军装。军大衣是部队的“固定资产”。

就这样，它跟我从军营到故乡，又从故乡到海南。32年来，无论是从时间还是空间上来讲它都已失去价值，我一天也没穿过，但它却一直蛰居斗柜，默默看护着我的岁月。

暮年时光，怀旧已是一种不可阻隔的人生盘点。回首来路，在我68年的人生历程中，无论经历了多少亮丽和黯然，三年军旅生涯，就像这件军大衣一样绿意盎然，是我一生中的浓墨重彩。

我依然无视它的存在，早餐后一如既往开始一天的日常，上网，写作。就在打开电脑的一瞬间，网上跳出一条消息：今年流行军大衣。点开一看，无数男女老少穿着一件件军大衣招摇过市。有人感慨，真能抗寒的还是这玩意。也有年轻人自嘲：奢侈品，土到极致就是“潮”。

一时兴起，重新回到衣柜拿出那件军大衣，一抖索，绿色依然扎眼，穿在身上，有一种别样的暖意。中午出去散步，吸引了不少新奇的目光。在小区的转弯处，一位老者光溜着上身在跑步，红扑扑的脸上渗出细微的汗珠，我向他伸出大拇指，而他看着我的装束像看到天外来客，笑着说：“不至于吧。”我自信地回答：“至于。”

世事轮回，想不到土得掉渣的军大衣会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潮，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已没有吸引力，但这条信息却击中了我内心深处朴素的情感，深藏在灵魂里的青春记忆被唤醒了……

那年当兵，大抵是天命注定的。

1977年的冬天，我20岁，正青春。

1975年7月我高中毕业，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我8月1日就“上山下乡”当了知青，到77年11月已经两年零三个月了。

我的家在四川省北部山区的一个小镇上。小镇是个古镇，据说有300多年的历史，从古到今居住的绝大部分都是农耕人口，与农村没有界限，也无所谓什么“上山下乡”。但我是高中生，又是吃“国家供应的”，标准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我面对的唯一选择。

那几年来我们公社的知青已经很多了，大多是上海的，重庆的，还有本县的。由于来路不同，知青内部也有不同等级划分，上海重庆的叫“正规军”，本县的叫“游击队”，我们这些乡镇的叫“土八路”亦或说“土知青”。

上海和重庆的都是县知青办安排好的，本县的也在一个叫“猫儿山”的地方建立了“知青点”，而我们这些“土知青”就只有自己联系地方。

我要下乡的地方是母亲联系的，叫灯塔十三队。我的父母是小镇上一家集体企业的职工，所谓集体企业还有一个别名叫“小商贩”。我的少年时代是在“文革”中度过的，那时对我影响深刻的有五种人，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分子，简称“五类分子”，这五种人属于无产阶级专政对象。在这五种人之后，还有两种人属于改造对象，就是知识分子和“小商贩”。

母亲是镇上合作商业的经理，一生仁慈宽厚，朋友很多，灯塔十三队的队长何朝贵就是她的儿时伙伴。

灯塔大队就围绕在场镇周围，距我家大约就一公里，母亲和何队长商量好了，我除了按时出工外，吃住都在家里。何队长呵呵一笑：“那我捡撇脱（便宜）了，不管吃不管住，还多一个劳动力。”

住在我家对面的马从弟过来告诉我：“你找对头了，灯塔十三队富得流油，每年每个人要分200斤谷子，100斤麦子，主要劳力的工分报酬每天八分。”他伸开食指和拇指，很夸张地比了一个八字。马从弟的小名叫“德德”，是灯塔五队的，他管我母亲叫姐姐，高我一个字辈，虽然仅比我大两岁，我还是叫他“德爸”。

第一次“出工”是“德爸”带我去的，五队与十三队接壤，出门走上街，过一条小河，河不宽，一座简易的小桥是用木板搭成的，几乎紧贴水面，过桥后再走一段平坝路就到了。他把我交给何队长，何队长就叫来一个黝黑强壮的中年人，吩咐道：“张经理家的老四，来我们队当知青，就到你们‘壮劳力’组，你照看着点。”那人直点头：“嗯，嗯。”

“壮劳力”就是生产队的主要劳动力，工分是满分，十分，而其他的只能拿到五至八分。这算是何队长对我的关照。

那天下午是我平生第一次干农活：担粪浇地。那时化肥金贵，全靠分配，农作物所需肥料绝大部分靠农家肥，也就是人畜粪便。那天下午挑粪是在生产队的“公猪圈”，集体养了10多头猪，瘦骨嶙峋，一坑粪水也清寡寡的。一担粪大约有一百斤，组长怕我挑不起，就安排我舀粪，相对来说那算是轻松的“活路”。

“我也担粪！”我对组长说，我想逞能。

“哈哈。”组长一笑：“担粪容易换肩难，换得不好，粪洒了不说，还会扁挑一爪，两头齐刷。麻烦着呢。”组长笑着对我说。

组长说的“换肩”就是你要在担粪接力中，将自己担的粪桶在肩上转递给迎面向你传回空桶的人。那是个技术活。

浇粪的地方距“粪坑”大约有800米，10多名精壮汉子挑着粪，然后换肩接力，源源不断。我干的就是将转回来的空桶舀满粪，虽然相对轻松，但是一个很挼人的“活路”。柏木杆做的粪舀子疙里疙瘩的，开始的时候没多大感觉，但到中途，那些疙瘩直往手心里钻，痛得厉害。第一次出工，我不能懈怠，更不能叫苦，直到收工我才看见手掌上布满了八个大血泡。

回家的路上碰到了何队长，他问我：“下午在干啥子？”我说：“舀粪。”他拉过我的手一看，吓了一跳，又在山湾里扯起嗓子喊组长的名字，没人应答。他又问：“疼吗？”我摇摇头说：“不疼。”他说：“老子要日绝（骂）那龟儿子，刚来的，不把人当人。”隔了一会他又安慰我：“开始都这样，细皮嫩肉的，过一阵子，长了死茧就好了。”

第二天，何队长去公社开“农业学大寨”现场会，在会上他提到了我的事，说得绘声绘色：“没见过‘吃国家供应的’这么能吃苦，满手的大血泡哇，血鼓淋荡的。”何队长略带夸张的描述让我第一天“出工”就出了名。

知弱图强，是我当时最实际的心理状态，家庭成分，社会地位，加上没有“臂膀子”（关系），出生草根的我前路全靠自己去趟。两年时间我学会了挑粪换肩、插秧收麦、抡大锤打炮眼，成了生产队名副其实的主要劳动力。还有就是我有音、体、美的特长，会拉二胡。会拉二胡全靠在县川剧团吹小号的大哥的指导，我们那代人困于生活，鲜有人会乐器，在学校我就是文艺宣传队的队员、学校男子篮球队的队长，由于毛笔字写得好，还是班上的宣传委员，办的墙报全校第一。那个年代没有高考，学习成绩不被重视，如果你有“音、体、美”的特长就会被视为人才。没想到当知青后这些都派上了用场，那些年凡遇国家发生了什么事或者节假日都要写标语、刻蜡版什么的，公社就会给何队长打招呼，要我去“帮忙”，工分每天还是十分。还有就是公社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后，我被任命为队长。这些都为我积累了声誉，我先后两次被评为全县知识青年先进代表。1976年7月，当知青刚满一年，大队换届，原来的民兵连长当了大队长，经他推荐和公社党委批准我又当上了大队民兵连长。

“春风得意马蹄疾”，用这句诗来形容那时的我毫不过分。连续两年获得全县知识青年先进个人在知青中少有，任大队干部的也不多，我在全公社知青中出类拔萃，前景可期。

时间像一只老态龙钟的蜗牛，终于缓慢地爬行到了1977年，接受了两年贫下中农再教育后，我们都迈过了逃离农村的门槛，大家都在迷茫中期盼命运之神的降临：上学、当兵、招工进城。

然而，1977年11月，一条消息更改了我们固有的履历，按部就班的光阴被一刀两断。

记得那是一个雨后初晴的早晨，天还没开亮口，“戏台子”上的高音喇叭就传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条消息：国家将恢复中断了11年的高考制度。

“高考”对我们那一代人来说都是陌生的，当兵、上学、返城都靠“推荐”，主要条件就是家庭成分和个人表现。1975年，已停课多年的大专院校有的也在招生了，但也是“推荐”，毕业后不叫大学生，叫“工农兵学员”。“推荐”这个词就像山间田野里的喇叭花一样嘹亮着那个年代。

用现在的话说，1977年的高考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但对我来说却是茫然的。镇上没有书店，更没有图书馆，离考试只有20多天时间，复习资料一无所有，我能做的就是从墙角那个废纸箱里翻出已经发霉的高中课本，从头开始。

一切都显得仓促，心情复杂忐忑，对即将来临的考试心存一种毫无目的的侥幸。两天之后，高音喇叭又传来消息，要所有参考人员去所在学校填志愿。那年高考很特别，先填志愿后考试。

匆忙地赶去学校填完志愿后回家天已擦黑，碰到公社党委的唐书记，他要我召集文艺宣传队的人员排练节目庆祝元旦，我一口答应。我们要排练的节目都是老节目，只需走一遍就是了，这样我就拥有大量时间复习。

第二天上午，唐书记就安排人将通知送到全公社十多个大队。宣传队的人员大多是重庆和上海知青，一上午时间就到齐了。可令我没想到的是，中午在公社食堂吃饭的时候，我在《南充报》上又看到一则消息：四川音乐学院在南充教师进修学校设点招生。

当时对我来说，简直就像天上掉下了馅饼。我从9岁起在大哥的指导下学拉二胡，十年的历练水平还说得过去。作曲知识也懂一点，比方说调式、节奏、起承转合、倾向解决等等，还零零碎碎自学了《和声学》。

那一刻我就决定去报考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

著名作家柳青说过，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经年之后，当我年华老去，细数过往的人生大事时，我才觉得，那次的任性，是我为年少轻狂付出的最为昂贵的代价。

三天后，我带着三件自创作品和大哥十年前花掉一个月工资给我买的那把红木二胡独自去了南充。第二天考试就开始了，乐理、器乐，听音、配曲、谱曲，我顺利通过初试和复试。然而三试却是我始料不及的，记得很清楚，一脸严肃的考官走上讲台什么也没说，在黑板上写出一个乐句的五线谱要求“配器”。“配器”两个字我是第一次见，它是“和声学”的集大成，音乐的魂就埋在里面。然而，对于“和声学”而言，我也仅限于大三和弦、小三和弦、属七和弦之类的，其他一无所知。临考试结束，我才草草给那仅有一个乐句的五线谱一字儿配上了三度和音。

毫无悬念，我，落榜了。

高考落榜，让我第一次尝到了青春的疼痛。时隔不久传来消息，我们那一级参加普通高考的有一名女同学考上了清华，六名本科，十多名中专。

几乎与此同时，中央出台了新的知识青年政策，返城潮如旋风般刮起，几十名重庆、上海知青几乎一夜蒸发，就连我们本县的“土知青”也走着不同的门路脱离了农村。

没有家庭背景的我那时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去县农机厂，一是去县供销社。

我绝对不甘心，但未来却毫无方向，我被现实击溃，陷入前所未有的困顿无望，甚至羞于见人。万般无奈之下不得不做出另一种艰难的选择：复习一年，明年再参加高考。

世事难料。上帝给我关了一扇门，却开了另一扇窗。

那年的征兵工作因恢复高考延续到12月底才进行。我是大队民兵连长，征兵工作是我的分内事，经过公社初检之后，我要带着全大队10多名与我年龄相当的青年人去区上进行全面体检。

体检站临时设在区茧庄的大院里，我将带来的10多人交给区武装部的何部长后就在过道里等待体检结果。就在那时，我看见一位穿着四个兜军装的接兵部队首长和何部长一起从大门口向我走来。

“你叫唐炳超吗？”那位接兵部队首长微笑着问。

“是的。”我十分恭敬地答道。

“这可是个好小伙子，年年都被评为县、区先进知青代表，现在是大队民兵连长。”何部长一个劲儿夸我。

“会拉二胡？”他又问。

“嗯，是。”我点点头。

“那你明天把二胡带来拉一下，好吗？”

“要得。”我说。

那天全大队10多名青年仅有一名体检过关，体检完后大家都散了。我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心想，那位首长要我拉二胡是啥意思？这与体检、当兵毫不相干，更何况一开始我就没报名参军。

第二天我就带着二胡去了，在那间摆放着长条木椅的会议室，就我和那位接兵部队首长两人。记得我拉的是二胡独奏曲《赛马》，那首曲子难度很大，特别是中间那段快弓。

刚拉完，他就拍起手来笑着对我说：“好，就这样定了！”

我不明就里地望着他。

他告诉我，他是北京部队一个师部文艺宣传队的队长，这次来招兵的首要任务就是招一名二胡演奏员：“一到你们县上，我就去你读的中学问过了，老师们都推荐你。”

那时我才恍然大悟。

一天时间的招兵体检已经结束，县医院的体检医生已全部撤走，接兵部队的首长和何部长就带我去区医院为我单独一人进行了体检。各项指标全部合格。

没考上大学，但当兵对我来说也是另一种向往，而且是文艺兵。这些年来一直没报名参军，一是因为家庭成分，那时能报名参军的只有四种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小商贩”的子女能参军的在全县绝无仅有；二是当时国家对知识青年有政策规定，必须接受两年贫下中农再教育后，才具备上学、参军、进城的条件；三是小时候我患过严重的过敏性哮喘，对近乎苛刻的体检毫无信心。

那天下午，我是乘坐公社一部手扶拖拉机回家的。时值一月初，已入小寒，但在我的眼里并无萧瑟之意。明晃晃的冬日暖阳慷慨地辉映在静默的山水之间，蓝悠悠的天空倒映在山脚下的池塘里，成片的麦田望不到头，仿佛就此而去就可以迎来明媚和煦的春天。

在镇上的车站坝，我遇上了儿时伙伴吴振江，他两年前参军，这次回来休探亲家。我向他打听了部队文艺宣传队的一些情况。

“文艺兵啊，巴适得板啰，成天就下连队演出，男男女女都是百里挑一选去的，漂亮得很，啧啧啧。”吴振江一脸兴奋地告诉我。

母亲知道我要当兵的消息，高兴溢于言表，连连喊着：“天老爷，天老爷。”由于爷爷解放前是做生意的，而且还有自家的铺面，解放后母亲的家庭成分被定为“小商”。据说“小商”成分相当于农村的“中农”，母亲10多年的入党申请由此被搁置，三年前，大哥报名参军体检也过关了，可政审时由于成分问题最终落选。那些年“一人当兵，全家光荣”实至名归。只要你家是军属，家庭成分就意味着清白无瑕。

一个星期后，接兵部队的首长和何部长来到我家，按照征兵程序，那叫家访，说明经过严格的政审和体检合格后我已列入被确定的名额。一夜之间，我要当兵的消息就家喻户晓了。

天有不测风云。没隔多久，就有人又拿我家的成分说事，还有人向上面写举报信，说我参军不是自愿，连名都没报，这样的人，觉悟不高，能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吗？

母亲心急火燎地去跑去区上找何部长，何部长说，经过层层审查，你儿子名额已定，板上钉钉。可两天之后，何部长突然又打来电话，要我重新去体检。令我感到奇怪的是，那次体检接兵部队的首长没来，而是县人民武装部的一位干事和何部长一起陪我去医院的。10多个项目顺利通过，可在最后一项x光透视检查之前，我见那位干事背着我向照光室的医生嘀咕了一些什么。最后，我在那间暗无天日的照光室被折腾了很久，医生的最终结论是：肺纹影增粗。

这显然是一种说辞，但残酷的现实是，三天后在公社大门口贴出的大红榜示中，没有了我的名字。

我一下从天上掉到了地下，世界上的事往往是这样的，没有希望就永远有希望，你会坦然地面对这个世界。但有一天希望降临到了你的头上，就在你要伸手抓住它的一瞬间突然消失，那叫毁灭。

春节在一如既往的凄风苦雨中如期而至，大年三十晚上，全家人都坐在火盆前“守夜”，我却独自蜷缩在属于自己的那间小屋发呆。高考落榜，当兵落选，一切都那么猝不及防，所有走过的捷径，偷换的流年瞬间化为冰霜雨雪。午夜时分，我终于难以自己，对着那扇牛肋窗户外的漆黑夜色嚎啕大哭。

我出生于1957年大年初一，即时，我将迎来21岁生日的黎明，那场大哭是我向青春作别的最后一首挽歌。

“守夜”变成“哭夜”，这在固有的风俗中是极为忌讳的，但一种笼罩着全家人的悲情却难以驱散。母亲摸索着来到房间劝我：“老四，人有三穷三富，瓦有七翻八覆，想开些。”说完也陪我一起默默地流着泪。

一向宽宏大量的母亲不在乎我上大学而希望我当兵，那些年，知识分子都叫“臭老九”，对母亲那代人影响深刻。但没当成兵对母亲却打击很大，好几天没说一句话。母亲那次的哭我没齿难忘。

大年一过，全县一年一度的“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大队支部书记、大队长、民兵连长以上的全部参加，号称“万人大会”。一个小县城容纳不了一万人的住宿，那时学校正放寒假，县城所有学校都被腾空，用来参会人员打地铺。很巧的是我又住进了我所在学校的那间教室。

教室还是原来的样子，墙壁上张贴的毛主席语录还在，黑板依然黑得发亮。我有意识地将地铺铺在曾是我座位的那个墙角，看着满教室的课桌被一层层稻草和一床床草席取代，心情悲凉至极。

会议结束的那天凌晨，从高音喇叭中爆发出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乐曲声震天价响，我跑去学校后面的小山坡上，看见县城汽车站方向的上空一片通红，平时车辆稀疏的停车场整齐地停放着10多辆大卡车，车上站满身着绿军装戴着大红花的新兵，欢送的人群前呼后拥，不一会儿大卡车就徐徐启动，喇叭长鸣，很快消失在黎明前的暗夜中。

我知道，这意味着全县招兵工作已结束，我的参军梦就此破灭。

晚上回到家就一头倒在床上，吃晚饭的时候母亲脸上露出一丝光亮，她给我碗里夹了一块腊肉，笑着告诉我：“老四，昨天县供销社谢主任专门跑来对我说，要你去县供销社坐办公室。”

县供销社与母亲的企业是隶属关系，而且是“坐办公室”的，这对我们那样的家庭来说也是不错的选择。母亲笑着等待我回答，我却一脸冷漠地说：“不去！我要考大学！”我主意已定。

第二天一起床，就见堂屋里坐满了人，姑夫、姑母、舅舅、舅母。我知道这都是母亲叫来的说客。可一上午，无论姑舅姨表们如何苦口婆心，我都一言不发。

这时坐在一旁的父亲开腔了：“娃儿嘞，不要狗坐箢篼不受抬爱，拿杆称称称自己有几斤几两，人家流着憨口水想去的地方，劝你了半天，你却四季豆不进油盐。”

父亲的激将像一颗火星掷进了汽油桶，闷在心里的怒火瞬间爆发。我站起来，抓起桌上的茶杯狠狠地砸到地上，然后转身向自己的房间走去。

“龟儿子，你要把老子气死。”那是我第一次在性格刚直的父亲面前忤逆犯上。父亲暴跳如雷，说着就去门后操起一把扫帚对着我冲过来。就在父亲手起棒落的一瞬间，我看见一辆“黄包车”“吱”地一声停在了家门口，曾带我去体检的那位县武装部干事和何部长下车后，对直向我家走来。

“黄包车”就是那时的军用吉普，是极少见的“官车”，不说坐，就是大驾光临你的家门口，也算光耀门庭的事。那位干事一进门就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张纸，对着满屋人念起来：“唐炳超同志，你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教导，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业经中国人民解放军南充军分区批准……”

我难以用语言来形容当时全家人的表情，在座的每个人都呆坐在那里，足足沉默了一分钟之后方如大梦初醒。母亲满含激动的泪水急忙招呼客人：“劳为您们了，劳为您们了！”。父亲也转怒为喜，急着去柜子里拿出茶叶为客人泡上了茶。

何部长对我说：“给你两个小时准备，吃了晌午（午饭）就走。”

消息一传十十传百，附近的乡邻们都知道我要当兵走了，几百人围在我家的门口，公社党委在礼堂为我专门召开了欢送会。欢送会结束，我就在乡亲们的簇拥下坐车去了县人民武装部，在武装部的澡堂难得地洗了一次热水澡，换上了一身崭新的军装。第二天一早，又是那辆“黄包车”直接送我一人去了南充军分区。

很多年之后，我父亲重病卧床，对兄弟姐妹谈起往事时说：“老四那年当兵，是我一辈子感到最荣耀的事。”

接兵部队走了，招收的新兵也走了，为什么唯我独善其后？这个疑问一直没解开。1981年我退伍后被安排在县广播电视局当编辑，直到那时我才知道县武装部的那位干事姓杨，专职新闻报道。日子一久，我和他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他告诉我，那年北京部队招收你入伍，军分区也要我们招一名拉二胡的，在征兵办公会议上为了争你双方还吵了架，最后没办法只有拿你的身体说事，所以才要你去做了第二次体检。

“你有福气，用专车接送一个新兵到部队前所未有，至少我没见过。”杨干事是陕西人，说完，就风轻云淡地一笑。

然而，被吴振江形容为“当文艺兵巴适得板”的期望并未如愿。

在军分区报到后，我被拉去了教导队集训，那是每位新战士列编之前必须经过的基础训练。就在那段时间，军队正规化建设提上议程，军委命令全军师以下文艺团体全部撤销。集训结束，我被分配到执行四川省第一监狱看守任务的独立营二连当文书。

来到连队第一天，连长和指导员为每位新战士颁发了帽徽领章和那件军大衣。自此，我们才正式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

新的人生已然开始，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部队火热的生活重新镀亮了我的青春年华。我满怀对未来的憧憬，尽情挥洒芳年华月，所做的工作得到领导和战友们的认可，三年时间，先后六次受到嘉奖。

半年之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被禁锢十年的思想如山洪般爆发，一批批有影响力的文学刊物相继复刊。“伤痕文学”如诉如泣，陶斯亮《致父亲的信》催人泪下，张志新之死“让所有的苟活者失去了重量”。特别是之后由《中国青年》主导的人生观大讨论“一石激起千层浪”，各种哲学思潮汹涌而来，让人热血奔涌。

那段时间是我一生中读书最多的时候，我就像一个营养匮乏的饥民，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在了饕餮文学的盛宴上。阅读启蒙了我对中华文化的认知，认识了黑格尔、达尔文、萨特等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名字。我像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重新睁眼看世界，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了脱胎换骨的蝶变。从这个意义上讲，军营，是我灵魂的家园。

1979年初，我被抽调到营部代理书记员，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全营战士都写了请战书和入党申请书。那些年入党的政审非常严格，4月初我与四连一位副连长奉命前往成都、乐山“外调”，主要任务就是核实申请人的个人履历和家庭历史情况。

1980年6月，军委下达命令，不再直接从士兵中“提干”，军队干部必须通过专业院校培训。军令如山倒，三天后我回到原来的连队。10月，又到一年退伍季，我已当兵三年，自然进入退伍老兵的行列。

退伍名单宣布后，我按规定上缴了领章帽徽，却对那件军大衣依依不舍。临行前，我试着向连长提出请求，连长面露难色，笑着说：“带走军大衣没有先例，不过，我试试看。”两天后他告诉我：“经请示，营首长特批你带走那件军大衣。”那一瞬间，我的内心涌起满腔感激。

1980年11月13日，我穿着那件军大衣，告别军营，踏上了回乡之路。

1981年1月，我被安排在县广播电视局当编辑,1985年我如愿考入了由新华社主办的中国新闻学院。那十年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风起云涌，身边的日常也旧貌新颜，一夜之间中山装换成了西装和喇叭裤，我钟爱的军大衣也先后被呢子大衣、皮夹克取代。

1992年我南下海南，在一家中央驻琼新闻机构供职。1993年初，妻子也从一家医院辞职，和我一起加入了“闯海人”的行列，对我们那代人来说，放弃体制内的工作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我俩毅然决然，就当时来讲，海南大特区就是我们的“诗和远方”。

离别故乡，我将所有的家产都赠送给了亲朋好友，唯一带走的就是那件军大衣。我知道，在这座热带岛屿上它已不合时宜，但我更明白，我收藏的是青春的本色，是人生已经远去的曾经。我想，在今后的岁月里，无论风云如何变化，无论是在天涯在海角，我都将与它相伴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