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苓学术丨伯苓班读书会月度纪要（第150场至第155场）

10月10日下午，第一百五十场伯苓班读书会在历史学院117室召开，由赵博轩领读《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

本次会议主要讨论的问题是“政治体视角”的优点与可能存在的不足。赵博轩指出这一视角反思了中古早期及以前文本的来源，因此能够回到当时华夏形成的历史情境下，以更为客观、现实的逻辑来论述“华夏”的形成与“华夏化”。季建城认为，本书在借鉴了人类学等其他学科分析方法的同时，也深入挖掘了传统史料的价值。陈雨夕指出不采用民族与族群的概念很好的避开了族群的复杂性与模糊性，界定了清晰的范围。王春翔认为，作者将政治抽离出来，梳理出一条华夏与华夏化的线索，清晰而完整。

关于这一观点可能的不足，赵博轩指出，作者将观念体系看作政治体的内在因素，可能忽略了经济形态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忽略了观念体系演进的相对独立性。陈雨夕认为作者关注重点是处于华夏化进程中或完成华夏化的政治体，因此有些难以解释部分政治体为什么选择了华夏的制度与文化，政治体作为工具论的存在很难从原生论的角度解释由来问题。王春翔指出，政治体视角的研究难免会变成文化符号的演变，因而不得不以文化的变化来证明政治体的演进。蔡承哲提醒到，作者采用理论性很强的观念容易使其只关注历史现象而对背后的历史规律挖掘深度不足。简文韬认为，作者用政治体这一单一的视角来解释华夏这一复杂问题，就不得不应用复杂的分析方法，可能导致理论先行。针对赵博轩、王春翔的观点，旁听同学指出，作者主要运用的是政书这种史料，因此论证的结果必然要回归到政治的视角，这虽然有所缺憾，但也完成了逻辑的自洽。

随后，同学们对分支问题作了探讨。

关于“本书认为隋唐以下的各类政治体都发生了质的变化，能否举例说明？”这一问题，赵博轩举了两个例子：其一是伴随丝绸之路的再次畅通与兴盛，粟特人与中原王朝的关系相较以往有了明显差异，他们除了在西北边镇聚居外，也能够进入华夏核心地区生活，甚至可以担任要职；其二是以阙特勤碑汉文与突厥文二者明显反差证明，北方游牧民族文字的创制，使其形成了与华夏不同的历史记忆。陈雨夕指出，与中古及以前不同，元作为首个完成统一的少数民族政权，无需通过华夏化来与汉族政权争夺正统性；此后华夏与正统性已经没有必然联系，因而明朝不得不承认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在制度设计上也承接了元代的基本架构。蔡承哲赞同了这一观点，并且指出明代对待蒙古的政策是相对较为优待的，并且梳理了蒙古政权与明代的关系演变。王春翔试图分析作者以隋唐为界讨论华夏化问题的深层原因，即隋唐之前的“华夏”是以秦汉帝国为基准的概念，此时的华夏化基本可以认为是唯一的选择；而隋唐之后秦汉帝国代表的“华夏”不再是这些政治体唯一的选择，外来宗教、独立文字都促成了华夏化以外道路的形成。季建城在此基础上指出，秦汉与隋唐帝国形成的天下秩序也有细微的差异，华夏帝国在隋唐时期或许并不能看作东亚世界的绝对核心，因而其他政治体也有了更多选择。关于讨论中多次出现的正统性问题，旁听同学提出，正统观念本身是儒家文化发展的产物，在五胡十六国时期已经出现了诸如利用佛教等其他因素取得正统性的尝试，然而这些尝试最终融入到了华夏化之中，这再次佐证了作者的观点。

最后简单讨论了“本书从历史书写角度展开论述，是否可能存在一定疏漏？”这一分支问题。赵博轩以书中提到的身高为例，结合作者未曾运用的史料证明身高本身或许没有作为汉魏以来华夏帝王的特定标准的作用，十六国时期的身高记载或许只是身高较高之人经过史官美化后得以留存，身高本身或者并没有很强的政治符号性质。季建城指出，历史书写的核心在于为什么要构建一套复杂的解释体系，这种动机本体系本身更应该值得我们注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学体系也起到了相似的作用，儒家利用经学构建了一套理想制度，这种构建行为远比其构建的制度本身更关键。

10月10日下午两点半，第一百五十一场伯苓班读书会在历史学院118室召开，本场读书会由熊子昱领读托马斯·本德的代表作《万国一邦：美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

作为引入，熊子昱结合自己在本学期“跨国史前沿文献选读”课上学习的内容，向与会同学介绍了“世界中的美国”思潮在美国史学界的兴起过程。“世界中的美国”思潮勃兴于20世纪最后几十年，旨在跳出民族国家视野，以全球史与跨国史的方式研究美国历史，本书作者托马斯·本德就是这一思潮在世纪交接时期的重要旗手。

初步介绍后，高云昊提出在阅读本书时的困惑：如何界定全球史、国际史、跨国史、国际关系史等概念之间的联系与差异？针对跨国史与国际史的差异，熊子昱结合徐国琦的《中国人与美国人》，认为跨国史更多的超越了国家主体，以跳出国家政府的视野解析历史。刘镇毅认为，国际史和外交史虽然不止谈一国历史，但是仍然要以若干个国家为主题，而跨国史可以隐去国家主体探索更丰富的问题。李忻萦结合近日阅读的论文，提出跨国史相比于全球史更加回归到民族国家本身，视野更小。金奕成结合马雪松的观点，认为全球史更加类似一种“全球史观”，跨国史则是民族国家研究的具体方法。

结合高云昊的疑问，熊子昱提出了本次读书会的主旨性问题：以全球史或跨国史的进路研究包括美国史在内的各个民族国家历史为何可行？又存在怎样的风险？小组同学一致认为，全球史与跨国史研究的好处是不言自明的，因此主要讨论了这种研究可能的风险。桂玥强调，全球史与跨国史的研究方式解构了民族国家的完整性，可能会造成某种脸谱化的形象。王语晴引用王立新的观点，认为全球史与跨国史的方式过度强调相似性，可能会导致另一个角度的牵强附会，以美国为视角的跨国史研究可能会成为论证美国全球霸权的意识形态工具。熊子昱进而提出，美国难以比拟的经济文化实力会使得美国学者不可避免的成为跨国史研究的中心，这有可能使跨国史研究进一步强化美国的文化霸权。李忻萦认为，单个国家的跨国史研究不可能反映历史的全貌，各个国家的政治立场、文化背景等等将影响学者研究的取向。

关于本书以“万国一邦”对译原书“A Nation among Nations”的标题存在很大争议，小组同学也对此各自发表了看法。刘镇毅、高云昊、金奕成认为，本书的译名值得商榷，“邦”这一词在美国行政等级的中文译名中有习惯性的用法，如“邦联”“联邦”，另外，中国也有“大曰国，小曰邦”的说法，以“邦”“国”并用的方式拟写书名可能导致读者的误解。桂玥则提出本书标题也有可取之处，“邦”一词在现代语境下运用较少，主要就是用在“联邦制”中，因此“邦”容易让人联想到美国。李忻萦通过分析“among”一词的词义，赞同了桂玥关于本书译名可取的观点。

本德在本书的序言中提出“我有意吸引大家来关注民族国家史（national history）的终结”，熊子昱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为何本德要在此时宣告这一历史的终结？王语晴认为，全球史受盛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颇深，反对以理论框架“解释”历史，另外，全球化的大背景也对全球史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金奕成反对本德“民族国家史终结”的观点，认为现代社会仍然无法忽视民族国家的影响力，他进一步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提出英国以及欧洲同样有比较类似“跨国史”的研究思潮，比如英国的“帝国史”“新帝国史”等。桂玥补充了汤因比等学者的观点对“跨国史”研究的贡献。

在本书中，本德质疑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潮是“美国例外论”。熊子昱提出，“例外论”不仅存在于美国，在英国、日本等国也有许多体现，是说明某国崛起合理性的一种常见观点。刘镇毅举例说，日本的“大东亚帝国”观就与“美国例外论”有异曲同工之处，“例外”不仅是一种观念，每个国家都有客观存在独特和“例外”之处。王语晴认为，美国的“例外论”也有其独特之处，美国人不认为自己的历史发展方式要与世界历史的发展大势相同，这比许多国家的“例外论”更加极端。

作为总结，小组同学讨论了如何处理跨国史或多或少在追求的“普遍性”和客观存在的“地方性”的关系的问题。小组同学一致认为，历史学是“惟真”的学科，任何史观、方法都不能被硬套入史料的解释当中，范式固然有其可取之处，但是以史实为第一优先才是历史学研究的重中之重。

10月24日，第一百五十二场伯苓班读书会在历史学院117室进行，由杜美慧领读，讨论张小也的《官、民与法：明清国家与基层社会》。

10月24日下午，由刘镇毅领读，伯苓班读书会第一百五十三场在院楼118室举行，研讨书目为宋念申的《发现东亚》。小组围绕五个问题展开了探讨。

“书中提到‘东亚’概念的出现源于欧洲‘发现世界’后提出的反题”，关于“反题”，组员们进行了探讨。熊子昱认为种族的概念，尤其是黄种人概念的形成，是不科学的、不够贴切的。同一人种或者是族裔内部的共同观念和文化也存在一定的分化。而黑人概念的提出，则与神学密切相关，是为了将奴役正当化而寻求的一种宗教上的对应，因此用泛化的概念去形容一个群体是不恰当的。王语晴提出各国普遍使用的公元纪元法和使用的语言中也存在反题现象。桂玥提到在社科研究方法在应用到历史研究中时，论文会受西方理论的深刻影响，但实际上这种理论不具有普遍的泛用性，在一些问题上显得捉襟见肘。王语晴补充说，西方性别史的研究方法对国内认知起到了扩充作用。高云昊认为，在历史研究中不应生硬地照搬西方理论。以《中国的军阀政治》为例，该书使用国际政治学科的学说与中国史料对接，但实际上军阀政治并不符合民族国家交往的特点。引入这一理论只是为了满足先入为主的一些概念。金奕成提到，英国史中大量使用了“正题”的概念，这与英国的扩张历史相关，而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或许影响到了美国种族构建。

其次是“宗藩体制”中的围绕中国运行的东亚体系与现代外交的强国主导乃至是霸权主义两个体系的对比。熊子昱指出，因为天下秩序提出了超越国与国关系的观念，一些学者据此认为中国古代提出的天下秩序比西方形成的现代外交体系更加优越，但实际上西方各国在基督教的影响下也存在超越国家的相处模式。王语晴认为，东亚体系中中国更趋向于展示自身的威严，吸引周边国家臣服。这一体系基于儒家文化这一共有的价值观念，维持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稳定和谐的国际关系。而现代外交体系中带有一种强制性，会加剧国家关系的紧张。高云昊指出，东亚体系中弱小国家乐意进行维持，并且从中获益颇多，其所承受的风险实际上是文化上的；而条约体系中，近代中国受制于西方先前制定的游戏规则。但这样的规则是不明确的，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中国主动出让了大批主权，造成了不利的后果。翻译上的困难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熊子昱补充说，对清人来说自《南京条约》以来引入中国的条约体系是难以理解的，在认识这一系列行为时要警惕辉格史观的错误，不能简单认为是“丧权辱国”，要用更加历史主义与语境主义的观点来理解。而对中国古代国家在天下秩序中的文化属性没必要过度地美化。小国无论何时，无论处于哪个体系中，都有属于自己的相似的生存的准则。

第三个问题是“以基督教进入亚洲为参考，在你感兴趣的领域中，文化交流与输出文化有哪些困难？又如何处理好交流和疑似对当地进行文化侵略的关系？”熊子昱提到了自己在长沙当地教堂与老基督教徒交谈的经历，基督教实际上成为了一种异乡人的情感依托，这填补了一些文化上的空隙。其他同学也都结合自身爱好与现实的文化交流提到了文化背景差异对跨文化交流可能产生的影响。

接着，同学们讨论了本书不可避免存在的一系列“矫枉过正”之处。金奕成提到了《龙与狮的对话》这本书和马嘎尔尼使团因翻译问题导致的交往失败。在这个过程中清政府在积极寻求交流，可惜没能促成访华的成功。一个国家内源性和外源性的现代化模式，实际上并不冲突。熊子昱谈到，机械地用近代化理论去分析某一个地域都是不甚准确的。而文明或者是具体到近代化的发展的方向是在交流中逐渐确认的。进行相对隔离独立发展的假设实际上没有太多的意义。桂玥也从资源与社会发展方向的角度进行了补充。

最后，同学们回顾了东亚各国为了突破西方率先使用的近代化概念和模式。王语晴提到了洋务运动中的中体西用理念，这一理念与全盘西化的主张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中进行了激烈地碰撞。这在某种程度上让中国既受到西方的影响，也结合国情进行了调整。熊子昱介绍了学界对美利坚民族形成于何时的讨论。中国史学研究中存在引进国外概念，分析外国现象再进行结论出口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产生了诸多偏差。高云昊则着重讨论了近代化概念的确定。

10月31日下午，领读人季建城和组员们在历史学院117会议室作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的读书会分享。

季建城先就《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基本内容向到会的同学们作了简要的概述。解书题而言，“近三百年”一方面承接晚明二十多年，另一方面又开启民国之后的十来年，晚明开清学的先河，民国可以算是清学的结束和蜕化。梁启超指出当时的学术主潮为“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此外还有一个支流：排斥理论，提倡实践。

针对本书的相关内容，大家先就“为什么清初的科学发展会中止？为什么学术流派会偏向考据学发展？”这一问题作了讨论。季建城认为，清初学者们需要找出一些新的内容来让自己能够留下当世或是后世的影响，却又不能直接阐发自己的观点和态度，因而只能从旧的文献中有所发挥。赵博轩则指出，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作者王亚南针对“李约瑟之问”作了相关的回应，并指出李约瑟之问的前半部分同样值得我们重视，科学和科技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需要注意。王春翔则认为梁启超实际上带有一定的偏见，将原因过多归为政治因素。西方的商品交换实际上也不是随着政治变革就直接发生的。陈雨夕指出，社会形态上中国的主要人口被禁锢在土地之中，而导致资本主义萌芽始终未能得到很好的发展。思想文化方面，科举为导向使得读书人较少进行科学研究；技术上，中国古代较少进行技术的总结；经济上，中国未有发展出相关的产权制度，导致中国的发明更多是自发的、非盈利的，也因此缺乏制度保障。蔡承哲谈到，切换视角出发的话，依据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因为封建主义未能压制其发展，恰恰中世纪是西方落后性的体现，而中国实现了较好的压制，随后的历史则表明阻碍历史前进的消极因素往往孕育于历史进步的过程中，反之亦然。简文韬则从中国古代制度、研究方法、配套设施等方面就这一问题作了阐发。

此后，众人又就“乾嘉之后的学术思想的转变”一题作了讨论。季建城指出，古典考证学是学界在高压下的反映，并非是学术正常发展下的走向和发展，因而结束是必然的。赵博轩表示，学术思想的转变一方面是因为考证学工作基本完成，乾嘉之后相关进展受限，另一方面是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王春翔认为，某种程度上，考证是不会犯错的选择，清代学者也可以借助明人思想作为自身掀起相关思潮的导火索。陈雨夕则指出，古典考证学的学者或许只是将其作为治学的一部分。乾嘉之后社会开始动荡，影响考证学的再发展。清初对明末的批判和清末的吸收，或许有总结意味。蔡承哲从列强的入侵、清朝内部的腐败等影响学界的因素出发作了分析。简文韬则指出考证学的兴亡有其内在因素。

此外，众人还就“何以某些学者成为标杆性人物？”的问题作了讨论。季建城认为应该从自身学识之重要、所处的时代背景、后人的评价标准和体系等方面出发进行讨论，并以黄宗羲为例作了分析。赵博轩则就王船山作了分析，指出其异于时人，类似宋学，而好做哲学思考，并就其对宋明理学的反思，对于名实关系的思考等内容作了具体说明。

同学们还就“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与钱穆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异同”作了讨论。季建城指出，钱著更为偏重思想之说，意在突破汉宋对立的观念，认为“不知宋学，则亦不能知汉学。”两书都参考了《明儒学案》的体例。但是钱穆有其为宣扬民族意识、爱国情怀之考量，读时需要注意。赵博轩认为，两书内容的差异可能与二人的政治观点有密切联系，钱穆强调明清学术与宋学的承接，梁启超则更多是讨论汉学与宋学的对立。陈雨夕则指出两书体例上的不同：钱著以其时学者为中心，将学者归入特定的学派来理解其思想渊源，并以道咸为界将学术思潮的演进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显示出钱穆对由宋至清长时段学术演进的独特思考。同学们还提到本书实为未完之作，并分析了一些可行的切入点，这也让大家在惋惜之余进一步意识到了专精之于学问的重要性。

11月7日下午四时，第一百五十五场伯苓班读书会在院楼117室召开，本场读书会由贺美金子领读韩东育先生的著作《从“脱儒”到“脱亚”：日本近世以来“去中心化”之思想过程》。

在讨论的开始，贺美金子首先分析了本书的书写结构和逻辑框架，并引出了本书讨论的核心问题——作者以朱子学在近世日本的命运起伏为逻辑出发点，从德川幕府到明治维新的近代化进程中，江户朱子学如何在不同思想文化领域的碰撞与融合中实现自身理论的重新解读，并进一步影响日本在社会转型期的国家认同构建、道德观念转变以及现代化进程？

为了回答这个核心问题，组员们首先就近世以来日本学界对江户朱子学的解读，特别是井上哲次郎、津田左右吉、丸山真男和黑住真四位学者的观点进行了深入分析。杜美慧重点分析了井上哲次郎对江户朱子学持有积极态度的原因，认为其在日本教育和道德方面有稳健中正的价值，但同时，过度强调 “忠孝”问题，让儒家“五伦”道德体系服务于“家国一体”的皇国统系。杨雨欣就书中“矫正与反矫正”的特点提出了疑问。贺美金子认为，“矫正与反矫正”暗含批判性继承与发展的含义，这些学者观点的分歧与继承反映出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试图在吸收和批判传统文化中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谈及徂徕学的学术背景，小组成员讨论到其选择性吸纳了荀子的“五大斩断”和韩非子的“人情论”原理与“法理说”规则，提出了荀韩思想在近代中国为什么没能发挥类似徂徕学的功用的疑问。李子轶首先辨别了明清实学与徂徕学的根本区别，指出经世致用仍未跳脱儒学范畴，而徂徕学已经走向“脱儒入法”的过程。杨乐谦结合之前阅读的相关书籍谈到，在儒家思想长期占主导地位，其强调的道德价值观念在政治决策和社会治理中具有强大的影响力的情况下，法家思想在近代中国缺乏充足的时空场域。

结合之前东亚史课上学习的内容，贺美金子在对比中提问：韩国坚守朱子学立场也形成了“自我中心”意识，并在此基础上维持事大外交，是什么导致了朱子学在不同国家文化自尊和自我中心意识形成中的差异。肖桐月指出朱子学是朝鲜维护自身在东亚文化圈中特殊身份的重要工具。韩国儒者通过坚守朱子学立场，强调自身学术的纯正性，认为“道统在东”，即自身学术较日本更纯正，比中华更“中华”，从而形成了强烈的文化优越感，这种文化优越感是韩国文化自尊和自我中心意识的重要来源。李果彤还补充了日本相较韩国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及地理位置的孤立性，也可以作为思考的方向。

贺美金子最后总结说，日本在近代通过民族主义和实务主义的互动，在对待外部文化和构建国家认同等方面进行了诸多变革。这种历史背景对理解现当代日本的内政改革和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