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芹斋的名字现在已经渐渐淡去，然而如今在美国各大以收藏亚洲文物而著称的博物馆藏品系统中，搜索关键词“C .T. Loo”，会看到一大批年代高古，质量上乘的国宝级文物。没错，C .T. Loo正是卢芹斋的英文名，在二十世纪初，他是国际著名的文物贩子、大古董商。他的客户，在当时都是如雷贯耳的商贾巨富，像小约翰洛克菲勒夫妇，银行家J.P.摩根等。美国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公布了一组卢芹斋家庭及其红楼的内部照片，让我们一窥其曾经的古董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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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芹斋在1910
杨仁恺先生在著作《国宝沉浮录》中这样描写卢芹斋：卢氏1880年2月10日出生于浙江湖州娄家渡(音译)，家富资财，兼营工商业，太平天国时，家道中落。幼年就读上海，二十岁时去法国。后与浙江财团头人张静江合作经营古玩业，数年之后，生意极为兴隆，除法国巴黎的总店外，又在美国纽约、中国上海、北京等地设有分店……
此处杨先生有几处误记。实际上卢芹斋出身低微，1880年出生于浙江湖州一个叫卢家渡的小村子，他本名卢焕文——这个名字平凡而普通，且有一段心酸回忆，这是他日后想要抹去的痕迹之一。卢家渡的人世代以务桑麻为生。本来在那样的乱世，勤俭持家才能勉强糊口，而卢芹斋的父亲，却是一个好赌成性的瘾君子。他的母亲在这样绝望的环境中苦苦支撑而无力阻挡破产，在生活的重压之下含恨自尽，其父也于不久去世。这样，卢芹斋成了孤儿。过继到一个出了五服的远方叔父家。
他命运的转折点出现在他进入南浔张家做仆人的时候。光绪年间，湖州南浔民间有所谓“四象、八牛、七十二狗”的说法，财产达千万两白银以上者称曰“象”。五百万两以上不过千万者，称之曰“牛”，其在一百万两白银以上不达五百万者则譬之曰“狗”。而南浔张家，就是“四象”之一。卢芹斋服侍的主人是张静江，张家二公子。跟王思聪差不多，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出名的建筑都是他们家的，如杏花楼、大上海电影院、大上海歌舞厅和大世界游乐中心。
本来，张静江他爸是想让他做清朝的官，还花了十万大洋给他捐了个二品候补道衔的虚职，不想，他是个愤青，思想激进，一心想推翻腐朽没落的大清国。眼看着架势不对，于是他爸又花钱送他出国避避风头。1902年，张静江任清廷驻法国商务参赞，卢芹斋被幸运地选中作为侍童服侍他，自此开启了人生新征程。张静江在巴黎开设“通运”公司，售卖中国的瓷器、字画等，卢芹斋凭借其天赋与勤奋，从古董店学徒开始，刻苦学习古董店的各项业务，又学说了一口流利的英语、法语，很快就受到老板赏识，卢芹斋逐渐出任掌铺，为日后独立经营打下来基础。辛亥革命后张静江回国协助孙中山，通运公司结束，卢芹斋开办了自己的古董店，成立了卢吴古玩公司。
卢芹斋三十岁照
当时国内政局动荡，人心不稳定，故宫内的古物珍宝纷纷流失海外，卢芹斋借此机会，成功低价收购不少古稀珍品，推销到欧洲市场，一本万利。渐渐地，卢芹斋成为享有盛誉的中国古董鉴赏家，也成为欧洲华人中的名人。但是卢芹斋不满足于此。早在路易十四时代，中国艺术品， 就已经为西方上流社会所认识。在西方人眼中，晶莹细腻的中国瓷器、造型奇特的青铜礼器、斑斓炫目的珐琅器，和许多光怪陆离的工艺品，带着来自遥远东方的神秘感，让他们觉得新奇有趣。
但在“日本风”的浪潮中，中国艺术显然是被暂时淡忘了。真正懂得东亚文化的人，如林忠正，自然能够理解中国艺术的内涵和审美趣味。他曾试图向西方人介绍中国青铜器，但与浮世绘相比，其相对较高的价格始终缺乏吸引力。据寇克林回忆，林的这批青铜器最终进入了格罗斯的收藏。当时的西方审美，由法国的贡古尔兄弟主推日本艺术主导，中国艺术笼罩在其阴影之下，即便是有品位的鉴赏家，也很难看到真正高水准的中国艺术。
卢芹斋举办的展览会
卢芹斋改变了这种状况，他要搞一些大动作。于是他将兴趣集中在中国古代雕塑、壁画、青铜器和高古玉上。此时，他展现了一个成功商人的高超手腕，通过展览、学术研究，硬是把西方人的审美趣味给掰过来了。自他开始，这些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开始知道怎么欣赏中国的文物。然而与此同时，这些中国文物也遭受着被偷盗毁损转运的灾难。
卢芹斋40岁时，他的古董事业正如日中天。此时他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就是建造一座完全中式的建筑，用以展示和销售来自中国的珍宝。但是这个想法在市政规划非常严格的巴黎几乎是不可能的。巴黎的建筑都有统一的风格，每幢房子的高矮、设计风格、材料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批，必须与周围建筑整体相协调。
卢芹斋当时已经在富豪云集的8区买了一幢拿破仑三世时建造的公馆。这个公馆有4个塔楼，卢芹斋打算把这4个塔楼改建成4个房间，分别让自己的4个女儿居住。公馆位于蒙梭公园附近一个小广场的街角，地理位置十分适合做生意，卢芹斋最终决定把它改建成自己的第三家店铺。
卢芹斋第一次提出的改建计划没有获得批准。他没有气馁，在法国建筑师布洛克(FernandBloch)的协助下，再次提出了申请。不知道他使用了何种神通，巴黎市政府最终批准了他的计划。改建工程从1926年开始，仅用了2年时间，就把原来3层高的公馆改建成了5层的中式红楼。这应该是巴黎市内最正宗的一座中国式的建筑！门口悬挂的，正是卢吴古玩公司的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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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的地下室宛如魏晋至隋唐的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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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石雕名品，或出自云冈、龙门、巩县、天龙山、响堂山五大名窟的杰作以及石窟以外的历代佛像精品(另含少量陵墓雕刻及其他世俗作品)，无疑对于古代雕塑史研究殊具参考价值。
照片中出现的这些大名品如今大部分散落在欧美各大博物馆
至于其地面一层的正厅，则遍布从中国盗割过来的壁画。其中应该就有著名的广胜寺壁画。广胜寺被出卖的壁画一共有4幅，包括前殿和后殿东西两壁的壁画，是中国五代壁画中的精品。几经周转后，这些壁画后来在大古董商卢芹斋的一手策划下，飘洋过海到了美国。
红楼二层的雾缭千鸟室。其墙壁全部以明代、清代花鸟人物漆画壁板为装饰，配以花鸟浮雕藻井和家具，中式雕花床被改成了壁龛，里面陈设着佛像与画卷，窗户也做成中式雕花窗棂，十足中国传统建筑的风姿。
再往上，是印度艺术及高棉艺术的陈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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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老东家张静江在国民政府中的影响，卢芹斋无视法令从中国偷运文物出境达几十年时间。直到1948年7月29日，他的最后一批货物被截留国内——这是他前后准备了好几年的成果，有十七箱，342件文物，其中有不少国宝级。至此，卢芹斋的好日子算是到头了。而这被扣的一批，则移交给新成立的上海博物馆，那尊春秋晚期的牲尊，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
1950年3月，卢芹斋在纽约发布声明：
我已年过七十，经营中国古董达半个世纪……中国新政权在上海查封了我收购的大批文物，其中包括我至关重要的藏品，这令我意识到，我的古董生意已经山穷水尽，无以为继……因此，我不无遗憾地决定，从此退出古董交易这个行业。
——卢芹斋
至此，卢芹斋的“事业”落下帷幕……
卢芹斋的家庭生活有些混乱，1908年，还是在“通运”时，卢芹斋就与马德兰广场一个开帽子店的女店主奥尔佳初识。奥尔佳父亲是波兰人，母亲是意大利人。她很小就在巴黎一个无孩家里做家务，但这家人家的男主人诱奸了她并使其怀孕，诞下了女儿玛丽·罗斯（1895—1971）。卢芹斋与比他大四岁的奥尔佳坠入情网。奥尔佳既不愿失去赠送给她帽子店的一个旧情人，又不想放弃风流倜傥又多情的东方男子卢芹斋，由此，她想了个“脚踏两只船”之策：决定母女易嫁，将自己的女儿、15岁的玛丽·罗斯嫁给卢芹斋，并于1910年12月29日举办了简短的婚礼。婚后，罗斯成了一心一意的家庭主妇，并先后给卢芹斋生下四个女儿。但她的婚姻生活，却一直有她的母亲奥尔佳插在里面。为此她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卢芹斋夫人罗斯，1920年
卢芹斋与奥尔佳，1950年代
卢芹斋基因强大，他的几个女儿继承了他俊俏的东方面貌。其小女儿珍妮在17岁那年嫁给了让.皮埃尔.杜伯秋。下面是1937年拍摄于其婚礼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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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芹斋的大女儿莫妮卡，1913年出生，图为莫妮卡二十四岁拍摄于红楼的门厅。
卢芹斋风流倜傥，不仅与奥尔佳母女纠缠不清，他在纽约时还常和华裔女子艾琳娜出双入对。更有甚者，在东家张静江在外为革命事业奔走时，他同张静江夫人姚蕙互通明信片，关系暧昧。
1957年，78岁的卢芹斋在瑞士去世。他曾经表示要叶落归根，在中国入土为安，或者葬在巴黎的贝尔·拉雪兹公墓。但是其妻家族的墓地在古何贝瓦，他也最终葬在巴黎西部的这个小城镇。
盖棺定论，关于卢芹斋的是非功过，争议很大。为了避免非黑即白的论调，我们回归人性，来梳理一下卢芹斋的是非功过。
作为一个商人
为了推销自己的“商品”，他举办高级的沙龙聚会、邀请国际著名汉学家参与制作印刷精美的介绍图册，密集丰富的艺术讲座，让欧美的上流客户真正认识到中华历史、文化、文物的博大精深与审美。但他的“商品”属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记忆，都是非法所得。主观上，他并不是以推介中国文化为目的，而客观上产生了这样的效果。
作为一个中国人
他的家国认同尤其强烈。虽然他毕生都在掩饰自己卑微的出身。但每年都会给自己老家寄去数目可观的费用，直到他去世前一年为止。他对于本国人的求助乐于尽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份力，在红楼玄关黄花梨桌面上的一个漆木盒子中，接收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求助信。特别是抗战期间，他公开募捐并筹款购买军需品输送国内。他与国外博物馆不仅存在生意关系，还是他们的重要捐助人，比如他对吉美博物馆的捐赠，对法国国家博物馆及卢浮宫博物馆的帮助。1950年，他将自己最精美的一件宋元壁画慷慨捐赠给纳尔逊博物馆。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所以对于卢芹斋一生的评价，可借用大收藏家张伯驹先生一句话：“综清末民初鉴藏家，其时其境，与项子京、高士奇、安仪周、梁清标不同。彼则楚弓楚得，此则更有外邦之剽夺。亦有因而流出者，亦有得以保存者，则此时之书画鉴世故家，功罪各半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