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镰仓时代14世纪 佚名 玄奘三藏像
西天取经：玄奘法师的西行传奇
提及玄奘法师，或许《西游记》中的唐僧形象已深入人心，但真实的历史远比神话更为壮丽而深刻。在贞观元年的晨曦中，当大多数人都沉浸在和平的幻象中时，玄奘法师已怀揣着对真理的无尽渴望，毅然决然地踏上了那条少有人走的路——西行求法。不同于传说的波澜壮阔，他的旅程，是孤独与坚韧的交响曲。这位被后世尊称为“唐僧”的伟大人物，其西行取经的故事，即便是在没有《西游记》中那些奇幻色彩的加持下，依然显得如此惊心动魄、感人至深。
贞观元年的那个决定，对于玄奘法师而言，无疑是生命中最重要的转折点。在“有诏不许”的禁令之下，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独自踏上西行之路，这份勇气与决心，足以令后人敬仰。在当时的背景下，这无异于一次“偷渡出境”的冒险，但玄奘法师的心中，只有对佛法真理的无限渴望与追求。
玄奘《大唐西域记》中记载：梵衍那国，东西二千余里，南北三百余里，在雪山之中也......伽蓝数十所，僧徒数千人......
穿越茫茫戈壁，翻越皑皑雪山，渡过汹涌江河……这些看似不可能的挑战，都被玄奘法师一一克服。十七年的艰苦跋涉，他不仅经受了身体上的极限考验，更在心灵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磨砺与升华。最终，他带着数千卷珍贵的佛经回到长安，这些经书不仅是他个人的成就，更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宝贵财富。
回到长安后，玄奘法师并未停下脚步，而是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译经事业中。他深知，只有将这些经文翻译成汉文，才能让更多的中国人受益。因此，他倾尽余生之力，致力于译经工作，将真理之光洒满人间。在这个过程中，慈恩寺成为了他的新起点，也是他译经事业的重要场所。
在译经的同时，玄奘法师还倾注心血，撰写了《大唐西域记》。这部著作，不仅详细记录了西行途中的所见所闻，更是对西域各国地理、文化、政治的全面考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大雁塔的建造，不仅是对玄奘法师西行取经功绩的纪念，更是他译经事业的重要支撑。虽然最初的设想未能实现，但五层的砖塔依然巍峨壮观，成为了长安城中的标志性建筑。而《雁塔圣教序碑》的立起，更是对玄奘法师卓越贡献的高度赞扬与肯定。太宗李世民与太子李治（高宗）的碑文，不仅记录了玄奘法师的壮举与艰辛历程，更表达了对他深厚佛法造诣与高尚品德的敬仰之情。
雁塔圣教序碑的艺术瑰宝
在长安（今陕西西安）慈恩寺大雁塔的南门两侧，静静矗立着两块承载着深厚历史与文化底蕴的石碑——雁塔圣教序碑。它们不仅是玄奘法师西行求法事迹的见证，更是初唐书法艺术的一座高峰。
唐太宗李世民
所谓“圣教序”说白了就是太宗皇帝写给玄奘的一封“表扬信”嘉奖他历经千辛万苦从天竺带回真经
左龛内的石碑，铭刻着唐太宗李世民为表彰玄奘法师翻译佛经所撰写的序文。序文内容深邃，言辞恳切，表达了对玄奘法师的崇高敬意和对其功绩的高度评价。而这篇序文的书写者，正是初唐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褚遂良。他以楷书书写，字体瘦劲秀丽，时兼行草之韵，间用分隶之笔，展现出非凡的书法艺术造诣。碑额上的“大唐三藏圣教之序”八个隶书大字，更是苍劲有力，为整篇碑文增色不少。
右龛内的石碑，则是太子李治（即后来的高宗）所撰写的玄奘取经过程的记文。记文详细叙述了玄奘法师西行求法的艰辛历程和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情感真挚，引人入胜。同样由褚遂良书写的这篇记文，其楷书风格与序文略有不同，但同样展现出褚书独特的艺术魅力。碑额上的“大唐三藏圣教序记”八个篆书大字，古朴典雅，与碑文相得益彰。
世称“三绝碑”此碑在唐咸亨三年（672）刻成后，被立于长安城里的弘福寺内。碑身在金代末年时斜向断裂，个别字有缺损。
两块石碑相对而立，不仅内容相互呼应，形式上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序碑由左向右书写，记碑则由右向左书写，这种独特的布局方式，使得整个碑林显得更加错落有致，富有变化。碑冠下部的佛、菩萨和四天王像雕刻精美，栩栩如生；碑底的飞天舞乐图则飘逸灵动，仿佛能听到那遥远的音乐回响。碑两侧的阴刻蔓草图案花纹更是变化多端，增添了石碑的艺术美感。
刻石者万文韶以其精湛的技艺，将褚遂良的书法完美地呈现在石碑之上。它们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书法艺术的瑰宝，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一经问世，便成为当时书坛的风尚标。其书法风格独特，既有魏晋风骨，又融入唐代新意，对后世书法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两块石碑的存在，更是让褚书之美得以跨越时空的界限，流传至今，为世人所敬仰。
延续至今的故事
1965年的冬日，北京市文物商店庆云堂碑帖店的张彦生师傅与年轻学徒黄秀纯，肩负重任，远赴重庆进行文物采购。在那个年代，重庆虽无专门的碑帖店铺，但古旧书店中却藏着不少等待发掘的文化瑰宝。师徒二人凭借敏锐的眼光与深厚的专业知识，穿梭于这些书店之间，寻找着那些能够承载历史与文化重量的碑帖与砚台。
张彦生先生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黄秀纯的目光被一本南宋拓本的唐代褚遂良《雁塔圣教序》紧紧吸引。这本拓本以其精湛的书法艺术和不可思议的低价——仅5元，成为了他们眼中的“漏网之鱼”。然而，张彦生师傅却以丰富的经验和深邃的洞察力，示意黄秀纯保持冷静，静待时机。
黄秀纯先生
原来，在那个时代，文物的流通受到严格的管理与限制。政策明确规定，外省市文物部门在当地征集文物必须遵循一系列复杂的程序，包括获得当地主管部门的批准、接受鉴审，以及面临珍贵文物被当地扣留的风险。这些规定不仅体现了对文物安全的重视，也反映了当时文物市场的复杂性与敏感性。
此外，当地的文物收藏家普遍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心理现象：他们更倾向于将藏品卖给来自北京等大城市的文物店，这既是对买家鉴赏能力的认可，也带有一种“货卖识家”的自豪感。这种心理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为师徒二人的采购工作提供了便利，但也要求他们必须更加谨慎行事，以免触犯政策红线。
在充分理解并尊重这些政策与心理现象的基础上，师徒二人巧妙地制定了应对策略。他们选择在即将离开重庆之际，再次造访那家旧书店，并以一种自然而然的方式提出了再次选购的请求。经理的宽容与理解为他们提供了机会，而师徒二人则凭借敏锐的洞察力与精准的判断力，顺利地将那本南宋拓本《雁塔圣教序》收入囊中。
庆云堂主要经营碑帖、图章、笔、墨、纸、砚等文房用具。20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后，它隶属于北京市文物商店，文物商店有十一个分店，庆云堂乃其中之一，其他的如韵古斋、宝古斋、悦雅堂、萃珍斋、观复斋、敦华斋、墨缘阁、韫玉斋、宝聚斋分别经营金石、字画、陶瓷、古丝织品、玉器等等。
12月28日的傍晚，当师徒二人带着这份珍贵的收获踏上返回北京的列车时，他们的心中充满了成就感与自豪感。这次采购之旅不仅是对他们专业能力的肯定，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传承与保护的一次重要贡献。在未来的日子里，这本南宋拓本《雁塔圣教序》将在北京文物商店庆云堂碑帖店中熠熠生辉，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继续讲述着那段跨越时空的故事。
回到本文开头：玄奘的一生充满了对佛法的热爱和追求。他的生命充满了奉献和坚持，他为了佛法的传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翻译经书的过程中，他用自己的智慧和毅力将天竺的智慧带回了中原，为中国佛教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玄奘法师的一生，是对信仰的坚守，对知识的渴望，对文化的传播。他的故事，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成为了人类追求真理、勇于探索的永恒象征。
取经归来后，唐太宗李世民对玄奘法师大加赞赏，给予他各种礼遇。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大慈恩寺落成，玄奘被任命为该寺的首任住持。麟德元年（公元664年）二月初五，一代高僧玄奘大师圆寂，享年六十九岁。
后世有不少人称玄奘为唐三藏。其实“三藏”是佛教经典的总称，包括经藏、律藏、论藏。称玄奘为唐三藏意指他精通各种佛教典籍，表达了人们对玄奘的尊崇和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