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国家博物馆外宾服务部因接待外宾的标准限制（每人仅3块钱），长期面临接待费超支的困境。为了补贴经费，博物馆不得不考虑变卖仓库里积压的书画。当时，他们对库房进行了清理，并逐一为书画定价：吴作人的画作一张5块，刘炳森的画作一张仅8毛至6毛，李可染和陆俨少的画作一张8块，黄宾虹的画作更是贱卖到1块钱一张，王雪涛的画作则按12块钱一尺计价。然而，尽管价格如此低廉，外宾服务部在两年内也没能卖出去多少张画作。
到了1981年，外宾服务部终于难以为继，仓库里积压的9000多幅书画成了烫手山芋，急需便宜处理。就在这时，1983年的一天，中国历史博物馆迎来了一位不同寻常的访客——许化迟。
许化迟，这个名字或许对许多人来说并不熟悉，但他的父亲许麟庐却是国画界的一位德高望重的大师，更是齐白石的亲传弟子。
许麟庐自幼对画画有着浓厚的兴趣，拜齐白石为师后，他在师父身边待了整整14年，深受齐白石的喜爱和器重。
1953年，为了摆脱家庭经济困境，许麟庐开了一家书画店，齐白石还亲自为店铺题写了“和平画店”的牌匾。这家画店不仅成了许麟庐和其他画家朋友们的聚集地，也见证了许化迟的艺术启蒙和成长。
许化迟作为许麟庐的小儿子，从小就在画作的买卖和艺术氛围中熏陶，对画画有着独特的感悟和追求。1971年，19岁的许化迟拜胡爽庵先生为师，正式开始学习画画。在胡爽庵的悉心指导下，许化迟的绘画技艺日益精进，很快就成为了胡爽庵最为得意的学生。不仅如此，胡爽庵还邀请了自己的好友张伯驹和王世襄来家中，为许化迟讲解鉴赏和收藏的知识，使他的艺术思维更加系统和完善。
在学习的过程中，胡爽庵发现许化迟在画作鉴赏方面有着独特的天赋。他察觉到有些画作在大陆市场并不受欢迎，但在香港的拍卖会上却能拍出天价。为了更好地学习和实践画作鉴赏和拍卖，许化迟决定搬到香港去住。
1983年，许化迟作为“外宾”陪同时任澳门大丰银行董事长何厚镗的夫人到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参观。当他得知外宾服务处要以2至5元不等的价格低价出售一批近代画家的作品时，立即前来参观。当他看到博物馆内齐白石、张大千、黄宾虹、傅抱石等大师的作品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留下了联系方式，询问了馆内的开门时间，决定第二天一早就来买下这些“宝藏”。
第二天，许化迟早早地出现在了还未开门的博物馆门口。当工作人员到达时，他已经等候多时了。馆内人员询问他看上了哪幅画，可以重点帮他介绍。许化迟却摇了摇头，坚定地说了一句：“我要买下所有的画作。”此话一出，工作人员愣住了，半天才回过神来，睁大眼睛不断确认。要知道，那时候馆内的画作大约9000多幅，都买下来的话大约需要20万人民币，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要知道当时工资并不高，一个工人拼死拼活挣一个月大概也就是二三十几块钱！
许化迟没有犹豫，掏出了准备好的两万元定金，希望与博物馆签订协定，在一定时间内凑齐钱款，并希望馆内不要再售卖这些画作了。对于这个请求，博物馆自然愿意，立即与他订立了协议，接受了两万元定金。接下来的日子里，许化迟通过变卖房产、财物和找亲朋好友借钱等方式，终于筹集到了这笔巨款，成功收藏了这批9000多幅近代书画家作品。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物质生活的改善使得人们开始将目光投向文化和精神生活，艺术市场在这种背景下逐渐复苏，书画作品开始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追捧。
到了1990年代中期，艺术品市场迎来了一个转折点。一些曾经不被看好的作品开始在拍卖会上频频创下高价。许化迟当年购买的那些画作，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沉寂无声，但终于迎来了它们的春天。
市场的苏醒让这些曾经以低价购入的作品开始展现出它们真正的价值。当年齐白石5元一张都没人要的画，在2011年拍卖了4.25亿人民币；而李可染的8元画作《万山红遍》则在2012年拍卖了2.9亿人民币。如今，许化迟先生收藏的这批近代名人书画的价值至少达到了400亿的天价。
或许有人会说许化迟当年捡了个大便宜，但如果当年遇到的是你，你会愿意倾家荡产、四处借贷去买下这些不当吃不当喝的书画作品吗？这不仅仅是对艺术眼光的考验，更是对勇气和决心的考验。许化迟用他的行动证明了自己的眼光和决心，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关于艺术、收藏和投资的传奇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