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海泱泱，立学启庠；英彦蔚起，山高水长；
翔宇负笈，邦国之光；七七事变，仇寇肆狂；
毁我校园，景钟云亡；今兹重铸，宫声喤喤；
莘莘学子，济济堂堂；允公允能，蹈励发扬；
日新月异，科教腾骧；猗欤南开，宏业无疆。
南开大学校钟，最早原为铸于1878年的海光寺大钟，由德国克虏伯兵工厂铸造，重6500公斤。李鸿章生日，德国政府将这座大钟作为礼物送给清政府，李鸿章将此钟安置于海光寺，并让天津机器局七名技师将《金刚经》全文刻于大钟之上。之后，此钟辗转多处，在张伯苓校长的交涉下，移至南开大学校园作为校钟，安置于思源堂西南的钟亭中，以四根弓形梁柱做支架悬挂于两米高的台基之上，每逢南开大学毕业典礼时便鸣钟纪念。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进攻天津，南开罹难，校钟被日寇掠走，不知所踪。战后虽多方搜寻，但最终仍下落不明。
南开大学，这座历史悠久、声誉卓著的学府，自其诞生之日起，便深深烙印着爱国的基因，成为中华民族教育事业中的一颗璀璨明珠。这座由著名教育家严修与张伯苓携手创立的学府，不仅承载着两位先贤的教育梦想，更肩负着培养新人才、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
南开学校创办人严范孙(严修)先生（左）和张伯苓先生（右）
1898年，那是一个国家风雨飘摇、民族危亡的年代。张伯苓在威海卫亲眼目睹了“国帜三易”的耻辱，内心深受震撼，他深刻认识到教育对于国家强盛的重要性。于是，他立下宏愿，决心“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以教育为基石，为国家的未来奠定坚实的基础。同年，张伯苓与同样倡导新学的严修相遇，两人志同道合，一拍即合，共同踏上了艰难的兴学之路。他们携手创办的南开大学，不仅成为知识的殿堂，更成为培养具有爱国情怀、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新时代人才的摇篮。
南开大学的创办，恰逢五四运动风起云涌之际。首批入学的周恩来、马骏等南开学子，他们不仅在校内刻苦学习，汲取知识的甘露，更在校外积极投身反帝爱国运动，用青春和热血书写着南开人的爱国情怀。从纪念五七国耻到声援五卅运动，再到声讨三一八惨案，每一次爱国行动都闪耀着南开学生的身影。他们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南开“爱国”的校训精神，展现了南开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为南开大学的爱国传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南开大学的爱国立场和坚定信念也招来了日本侵略者的嫉恨。早在1928年，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便敏锐地察觉到日本的侵略野心。他亲自前往东北考察，深入了解日本的侵略行径，并在回国后迅速在南开大学成立了东北问题研究会。这个研究会不仅调查日本侵略东北的实情，搜集铁证如山，更通过发布研究成果，揭露日本的罪行，警醒国人，为国家的未来敲响警钟。
日军轰炸之前的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
遭日军轰炸之后的木斋图书馆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南开师生更是迅速行动起来，组织了国难急救会，为前线将士提供物资支持，以实际行动支援长城抗战。在一二九运动中，南开学子更是义无反顾地参与到反日爱国大游行中，他们的英勇行为让日本人将南开大学视为“排日根据地”，这也为南开大学后来的遭遇埋下了伏笔。
日军轰炸之前的南开大学教学楼——秀山堂
遭日军轰炸之后的秀山堂
1937年7月29日，随着日军炮火的轰鸣，南开大学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灾难。数十架日机对南开大学进行了残酷的轰炸，校园内顿时硝烟弥漫，一片狼藉。那座承载着深厚历史意义的纪念钟，在轰炸前曾是南开精神的象征，它见证了南开人的奋斗与荣耀。然而，在南开罹难后，这口校钟也被日寇掠走，至今下落不明，成为了南开人心中永远的痛。
这座蕴含丰富历史底蕴的校钟，在战火纷飞之前，一直是南开精神的巍峨丰碑，默默记录着南开人的不懈追求与辉煌成就。然而，随着南开的劫难降临，这口承载着无数记忆的校钟也被日寇无情劫掠，其下落至今仍是一个谜，后有消息日军拉走后，此钟被熔做枪炮子弹。这成为了南开人内心深处难以愈合的伤痕。那么，这个特殊意义的校钟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抗战胜利之初，张伯苓先生曾深情回忆道：“我校在抗战期间，痛失一口重达一万三千余斤的大钟，此钟乃德国克虏伯工厂所造，本是赠予李文忠公（李鸿章）以庆其寿辰的珍贵礼物，钟上镌刻了完整的《金刚经》经文。李公后来将其赠予海光寺。‘庚子之变’时，它还被英军征用为报警之钟。”时光流转至1930年春，因海光寺住持还俗，张伯苓见那口大钟被遗弃，深感惋惜，于是向天津市政府呈文，请求将钟移至南开大学，并亲自与八里台村的地方贤达商议此事。彼时，天津招商局的陈巨熙先生等多位社会名流也纷纷表态支持。
立于海光寺的大钟
校钟的引进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张伯苓随即着手筹备钟亭的建设，他远赴北平，精心挑选玻璃、砖瓦等建材，“以期珍视此钟，并增其壮观”。钟亭最终矗立于思源堂的西侧，以四根优雅的弓形梁柱为支撑，将校钟高悬于两米高的台基之上。在张伯苓先生的亲自操持下，一切进展迅速而有序，校钟终于在南开大学安家落户。从此，校钟成为了南开校园中一道独特的风景，每年的毕业典礼上，悠扬的钟声都会作为典礼的序曲，响彻云霄。“金声悠扬，传遍津门”，其声韵之远，可达十余里之外。
1930年后，海光寺大钟来到南开大学成为校钟
在“九一八”事变周年之际，南开师生为了铭记那段屈辱的历史，每日都会按照特定的节奏敲响校钟——先连敲九响，再一击，最后八响，以此象征着南开人将永远铭记“九一八”的国耻。那时，校钟的轰鸣之声，如同醒狮的咆哮，又似巨人的呐喊，震撼着方圆数里的每一寸土地，直冲云霄，激励着每一个南开人的心。
被炸后的南开大学思源堂，近景为秀山堂残迹
7月30日下午，日军继续炮击南开大学，并派出骑兵百余名及数辆满载煤油的汽车，闯入校园到处纵火。将这座曾经风景如画的学府化为了一片废墟。据统计，南开大学被毁的教学楼、图书馆及师生住宅共计37栋，中文图书10万册、西文图书4万5千册或毁于战火，或被日寇劫掠。各种仪器、标本以及其他固定财产几乎损失殆尽，损失总额高达法币663万元。
这一惨状震惊了全国，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南开大学因此成为了中国全面抗战以来第一个遭受重创的教育机构，也是日本侵略者公然宣布要彻底摧毁的教育机构，其罪行罄竹难书。
面对如此惨重的损失，南开人并没有屈服。校长张伯苓在接受《中央日报》记者采访时，坚定地表示：“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这句话不仅表达了南开人不屈不挠的精神风貌，更激励着后来者继续传承和发扬南开精神，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南开精神，如同不灭的火炬，在每一位南开人的心中熊熊燃烧，照亮着前行的道路。
在南开大学被毁后，学校的地下党员和“民先”队员纷纷奔赴抗日前线，他们英勇奋战，为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而留下来的师生则辗转南迁，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合并成立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坚持教学和科学研究，弦诵不绝。他们坚信，只要心中有梦，教育之火就永远不会熄灭。在长沙临时大学的日子里，南开师生与北大、清华的师生们共同奋斗，相互学习，共同书写着中华民族教育事业的辉煌篇章。
后来，随着战局的进一步发展，长沙临时大学又迁往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这里，南开大学与北大、清华三校并肩作战，共克时艰。他们以“刚毅坚卓”的校训精神为指引，不仅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如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等，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研成果，为中国革命和科学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段历史，成为了南开大学发展历程中的辉煌篇章，也见证了中华民族在逆境中崛起的伟大力量。
西南联大师生欢送从军学生
联大岁月是南开大学发展历程中的重要篇章，也是中华民族教育事业中的一段传奇。在这段岁月里，南开大学不仅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和迁徙的艰辛，更在逆境中实现了自我超越和发展。南开大学的师生们以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书写了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张伯苓校长1943 年在田心源日记本上题写的“允公允能”校训
西南联大常委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
抗战胜利后，1947年1月，在南京的南开校友为张伯苓一行举办茶会，召集人唐际清在致辞中说：“在被立案惩处的汉奸之中，没有一个是战前的南开学校毕业生。”3月，张伯苓回到天津，南开校友杜建时也向他报喜：平津二市被立案的汉奸之中，没有一个战前南开毕业生。张伯苓笑答：“这比接受任何勋章都让我高兴。”
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4月，时值南开园遭轰炸60周年纪念之际，副校长王文俊教授亲自挂帅，着手筹备重铸校钟的重大事宜。他首先与享有盛誉的承制单位——南京金陵古艺术青铜研究所取得了联系。研究所所长王钟泉老先生，一听说是为周恩来总理的母校南开大学铸造新校钟，心中顿时涌起一股难以言表的激动之情。尽管设计时间紧迫，任务艰巨，但他仍毅然决然地接下了这个意义非凡的项目。
南开新校钟
新铸的校钟，重达3000公斤，钟身高达1.937米，这一数字寓意深远，它时刻提醒着人们铭记1937年那场日寇对南开的毁灭性轰炸。经过数月的精心铸造与筹备，终于迎来了7月28日这一庄严而神圣的日子。南开大学隆重举行了纪念被日本侵略军炸毁六十周年的大会，并同时为新铸的校钟举行了揭幕仪式，地点就选在校钟的安放之地。
这口重铸的校钟，不仅承载着南开人对那段屈辱历史的深刻记忆，更表达了他们对南开创始人张伯苓先生的无尽敬仰与深切缅怀。它以一种无声却震撼人心的方式，诉说着南开人不忘历史、砥砺前行的坚定信念与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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