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硕文论】第14期：耿娜|苏轼花馔诗探微

在《花与中国文化》一书中，周武忠先生曾提到中国花卉的发展史经历了一个“从实用到寄意到观赏的过程” 。苏轼的花馔诗作为宋代花馔诗的典型代表，则在理学兴盛的社会背景下打破了自我的局限性，在仕途起伏中将文人情志与审美理想注入花馔，使花馔成为人间烟火与士人风雅相结合的完美载体。

首先，宋代的社会观念为苏轼创作花馔诗提供了外部精神支持。“一个时代的哲学思想和审美之间往往存在着一条隐性的内在关系，这些内在关系的存在直接决定着审美思想内在心理结构的最终形成。”宋代理学的兴盛使得文人在日常生活中具有注重格物致知的精神，善于从寻常生活和普通事物中发掘理趣，诗歌创作也深受影响，往往以平凡生活和身边琐事作为议论说理的素材。其生活观念和审美趣味逐渐世俗化，在诗歌创作上提倡“以俗为雅”的创作观念，诗歌题材不避世俗。于是饮食作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被广泛写入诗中，花馔也作为独立的赏玩对象在文人吟咏之中获得了审美提升，由俗物变为雅事。与此同时，宋代文人重视花卉比德，往往将美好的品德和高尚的情操赋予花卉之中，因此某些被赋予清雅意义的花卉做成的花馔更受文人青睐，这种清雅的审美观念使得花卉逐渐深入文人生活。宋代文人还具有强烈的养生观念，以清淡素雅的花馔入食是养生的具体方式之一。花开赏花，花落则食之，食用花馔已成为文人之间的风雅之事，具有饮食养生和情志养生的双重功效。正是在此种社会观念的浸润下，苏轼将花馔纳入创作视野。

其次，苏轼一生两度经历“在朝—外任—贬官”的宦海浮沉，足迹遍布大江南北、辗转为官，广袤的仕宦路线使得苏轼拥有超出宋代一般文人的广阔眼界。正是由于苏轼超然物外的豁达精神与丰富厚重的人生经历，才使得花馔题材走入其创作视野的过程变得水到渠成，花馔美食之雅与诗歌情趣之雅相得益彰而熠熠生辉。苏轼在仕途中屡屡遭贬，这可以看作他创作花馔诗的一大契机。相比前代，北宋水陆交通发展皆备，在苏轼的贬谪生涯中，他在南北间浮沉奔走，其间品尝了各地美食，以此为胸中慰藉。自杭州至黄州再至惠州，每一处皆有苏轼以花为食的记录，正如王仁湘在《饮食与中国文化》中所说：“……（东坡）这位美食家并不怎么追求奇珍异味，更多的是追求食中的情趣。”正是在这样的心态支配下，苏轼面对失意的现实与苦楚的逆境，放情于大自然，寄托于美食佳肴，着眼于花卉这种极为高雅的食材，开启了以花馔为题材的诗歌创作。

       作为日常饮食的一部分，花馔不仅能够作为主食的配菜或佐料为食物增添香味和色彩，使食物本身的口感更加饱满，同时又能单独成馔，使日常生活平添几分雅致。宋代，花卉不仅可以入饮入食，如《山家清供》中记录菊花、牡丹可以做成菊花酒、炸牡丹，还能够直接生嚼食用，更显清雅脱俗，食用价值与观赏价值并存，为宋代文人所倾心。苏轼有众多记录花卉饮食的诗句留存至今，诗句所记录的花馔品类丰富多样，且烹饪加工的做法不尽相同，具有较强的纪实性。

       由表1可见，苏轼所作花馔诗所描写的饮食场景具有日常化、生活化的特点，大致可分为日常吟咏、交游唱和、游宴饮食等几类特定的生活场景。

       首先，花馔的吟咏在宋代文人的日常生活中已是家常便饭，诗人借花馔进行情感吟咏的诗歌也比比皆是，花馔便成为寄托幽微细腻的文人情思的重要载体。苏轼在荼蘼花丛闻到荼蘼花散发的幽香，不免思乡怀旧，随手折下花枝浸入美酒，“野荼蘼发暗香来，且折霜蕤浸玉醅”。诗人爱花、护花、品花，花开时赏花，花落时食花。在《雨中看牡丹》一诗中，苏轼写到“明日春阴花未老，故应未忍著酥煎”，炸牡丹本是一道可口的花馔美食，而牡丹盛开后经过细雨的洗礼变得更加娇嫩，诗人不忍心将开得春光正盛的牡丹花煎炸为食，其敬畏生命、热爱生活的细腻情思一览无余。日常花馔借由诗人高超的写作技巧得以注入真实的情感内涵，实现了真正的审美提升。

表1 苏轼花馔诗中的花馔种类及饮食方式

       其次，文人之间的交游唱和是宋代花馔诗创作的另一契机。宋代官宦流动较为频繁，诗人的交游范围更加广泛，饮食特产便成为联结同僚亲友的重要纽带。礼尚往来之间文人便常作诗作文来传达所赠美食的食谱及情感意涵，花馔便兼具了其所传达的美食与情感的双重内涵。苏轼曾作《棕笋》一诗随蜀地特产棕树花蕾一同赠往殊长老：“赠君木鱼三百尾，中有鹅黄子鱼子”，二人的老友情谊都凝聚在了作为礼物赠送的棕笋上。而交游唱和中诗人对花馔的赞美不单单是对赠礼的感谢，更是向与自己志趣相投的友人传递情感，一来一往遂成佳话。

       再次，宋代花馔诗的创作还与游宴活动密切相关。宋代，公宴和私宴都很盛行，“王德布于天下而合聚饮食焉”。在觥筹交错、美酒佳肴的场景下，文人的创作环境更加随性，往往在宴席间进行即兴吟咏，花馔作为席间雅食便进入了诗人的创作视野。科举之后，苏轼与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才子们一同享用鹿鸣宴、共饮菊花酒，喜不自胜，作诗云：“金曇浮菊催开宴，红蕊将春待入关。”毫无疑问，宴会中的花馔美食启发了诗人的创作思路，成为花馔诗创作的又一重要源泉。

就“以花入馔”进行文学创作早已有之，但苏轼以前的花馔诗仅仅将花馔作为日常生活饮食中的点缀和美好人格的点染，且大多笼罩着神仙色彩，起铺陈情景、烘托气氛的作用，从而为更加深沉的主旨服务。苏轼所作花馔诗相较前代在题材、内容、手法方面均有创新，更加注重生活化、细节化的描写，这也从侧面表现出宋诗不同于唐诗的天马行空、浪漫潇洒，而是蕴含着内敛平淡，追求浮华褪去的诗歌真味。

首先，苏轼花馔诗侧重从身边取物，并将花馔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极大地丰富了花馔意象。屈原描写花馔时往往是在不寻常处寻找木兰秋菊以供食用，汉代饮菊花酒也多是在重阳宴饮的场合。而苏轼笔端的花馔则是运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花朵制作而成的，有些甚至是诗人亲自修建的园圃中种植的花卉。苏轼在《次韵子由岐下诗》中提到过自己修建的园林庭院：“亭前为横池……池边有桃、李、杏、槐、松、柳三十余株。又以斗酒易牡丹一丛于亭之北”，实属素净无华之境。苏轼还专门为园林中种植的可以食用的菊花作诗吟咏“野菊生秋涧，芳心空自知”。苏轼还将花馔作为诗中独立的审美对象，通过细腻的观察和详尽的描绘做到“穷物之情，尽物之态”，充分展示花馔本身的情态，使得花馔意象更具自然之美。在《荼蘼洞》一诗中，苏轼先是以“长忆故山寒食夜，野荼蘼发暗香来”极写荼蘼花之暗香，顺理成章地引出诗人以霜花浸美酒的行为，诗歌并未直接描述荼蘼泡酒的风味，但将暗香扑鼻且凝着霜露的荼蘼浸入未经淘滤的琼浆玉液之中，酒益花香，花伴酒味，想必定是沁人心脾。再如苏轼《雨中看牡丹》更是极写雨中牡丹之幽姿，细雨遥看却无，近看牡丹花瓣上露珠点点，经过细雨洗礼的花朵如美人出浴，“秀色洗红粉，暗香生雪肤”。临近萧瑟黄昏，雨水湿重压弯了花枝，倒叫诗人于心不忍，欲伸手扶之。无人欣赏则自赏，在这明媚春天里，牡丹花与百花共享春光，与其使其凋落埋进泥土，不如与牛酥一同煎炸入食——“未忍污泥沙，牛酥煎落蕊”。整首诗由雨中到雨停再到雨后，详尽描绘了牡丹的艳绝一世，炸牡丹的美味自然也就不道而明了。

其次，苏轼花馔诗的艺术创新还表现为他在花馔意象之中投入了自身的情感内涵，人事与花事合而为一，成为诗人主观幻想的外化。汉代以来的传统习俗中，九日登高采菊是重阳旧俗，重阳饮菊酒能够延寿消灾。苏轼所作花馔诗中，饮菊花酒则不再仅仅作为重阳宴饮旧俗的象征物，而是多用来与屈陶典故相关联。苏轼创作了数首化用了屈原辞句的菊花花馔诗：“独依古寺种秋菊，要伴骚人餐落英”、“朝兰夕菊都餐却，更斫生柴烂煮诗”、“我顷在东坡，秋菊为夕餐”。这些诗歌中苏轼以屈子自比，表达了其不畏艰险、永葆初心的美好人格。苏轼还有一定数量的和陶诗，如描写松花酒时有“我醉君且去，陶云吾亦云”之句，委婉地表明了诗人向往陶渊明“采菊东篱”的隐逸之志；另外，除了将花馔意象的象征内涵固定之外，诗人也将私人情感注入其中，花馔成为个体观照内心和自省的工具。苏轼《小圃五咏·甘菊》有诗云：“无人送酒壶，空腹嚼珠宝”，寒日里的霜菊虽有晨光照耀，夜晚的秋雨却几乎要摧倒它们，无人嘘寒问暖，诗人只得生嚼甘菊，香气却弥漫萦绕在身边，以至于要写出绝妙文章来。孤独凄凉之中，甘菊意象更像是诗人的精神寄托，而不单单只是食用对象。

再次，在历代花馔文学性书写中，花馔往往以名物形式出现，花馔形貌、制作过程和食用感受多使用抽象描述，在诗中作为可有可无的附属品草草带过，而苏轼所作的花馔诗则对花馔的制作细节、饮食感受与味道描述更加细致和真实，拉近了花馔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距离。苏轼的花馔诗中有吟咏食物的色彩搭配之美的，如《九日寻臻闍黎遂泛小舟至勤师院》“试碾露芽烹白雪，休拈霜蕊嚼黄金”，上好香茗的雪白茶色与黄金甘菊并举，黄白都是明亮的颜色，令人精神愉悦。《泛舟城南会者五人分韵赋诗得人皆若炎字》“碧筒时作象鼻弯，白酒微带荷心苦”，碧绿色的竹筒盛满清冽泛白的莲花酒，夏天的清凉之气扑面而来。苏轼去朋友家做客时，席上有“青浮卵椀槐芽饼，红点冰盘藿叶鱼”，鲜艳的青红色彩对比更加强烈，不用品尝就可以感受到盘中美味了，既饱口腹之欲，又愉悦了精神与心境。除了色彩和形貌描写，苏轼的花馔诗还注重对花馔味道的细化描写。苏轼《新酿桂酒》首句便将桂酒的“香”和“辣”和盘托出，《泛舟城南会者五人分韵赋诗得人皆若炎字》则提及莲花酒之“苦”，更加具体可感。

总之，苏轼并不只是通过以花馔为食来满足口腹之欲，而是在花馔中“吃出了对抗逆境的勇气和力量和化荆棘为干脆的人生境界”。作为花馔诗歌传承与创新的伟大功臣，苏轼对同时代乃至后代文人的文学影响不囿于拓展诗歌题材和创新艺术手法，他总能从困苦中找到一盏岁月清光的精神境界更是鼓舞了许多逆境中穷困坎坷的文人志士，亦将灿然永存于今时今日。

参考文献

[1]傅璇琮：《全宋诗》，卷七八六，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112页。

[2]傅璇琮：《全宋诗》，卷七八八，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119页。

[3]洪顺隆：《六朝诗论》，北京：文津出版社1985年版，第7页。

[4]（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79页。

[5]傅璇琮：《全宋诗》，卷二三零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430页。

[6]傅璇琮：《全宋诗》，卷八一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419页。

[7]（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102页。

[8]陈芳：《吃出来的境界--苏轼食品诗管窥》，《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5年02期，第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