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月，遵义会议召开之后的第二十天。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周恩来和刚刚被解除领导职务的博古，在云南威信的临时驻地彻夜长谈。
周恩来从亲身经历出发，阐述了历史发展需要毛主席这位更了解中国国情的领导者主持革命大局。他诚恳地盼望博古和自己一道，竭尽全力辅佐毛主席。在周的开导之下，博古完全打消了思想上的顾虑，第二天他就完成了党中央印章和重要文件的最后交接。
博古
就像他对周恩来承诺的那样，退出中央权力核心之后的博古，从此以一个忠诚于革命事业的党员身份，呕心沥血地开展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临时总负责人
1907年，博古出生于江苏无锡，原名秦邦宪。秦家祖上是远近闻名的大户人家，到了秦父这一代，家道虽然没落，还是为博古提供了衣食无忧的生活。博古从小接受了比较系统的基础教育，在苏州工业学校念书期间，他和同学们积极参与了学生运动。
1925年，博古考入上海大学学习。五卅运动爆发后，博古接触到了我党的先进理论，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博古的文化底子较好，组织上派遣他到莫斯科大学深造。
王明
在苏联期间，博古结识了名为克劳白夫的中国同学，并与之相处融洽。克劳白夫，是王明的俄文名字，当时他正与担任副校长的马列主义教员米夫打得火热。米夫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他的思想对王明影响重大。王明欣赏博古的渊博学识，有意结交他，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学习。
1930年，博古回到国内，先后在全国总工会和团中央工作。23岁的博古经过多年的学习和钻研，对于马列主义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对中国革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1931年4月，原我党高级领导人顾顺章被捕叛变。顾顺章是政治局委员，长期参与上海的党中央工作，他叛变后，几乎给组织带来灭顶之灾。顾顺章之后，如何恢复政治局工作变成迫在眉睫的问题。
此时，王明取得共产国际东方部代表米夫的支持，安排博古出任临时中央政治局的负责人。
获得这样的任命，对于博古来说是意料之外的事情，他的革命热情有余，但是在政治上尚不成熟。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没有稳定的政治主张，而是一味地听命于王明和共产国际方面的遥控指挥。
空难英年早逝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证明了王明的“左”倾主义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冒险主义在战略指挥上的错误。
作为党中央的负责人，博古深感难辞其咎，得知红军伤亡巨大，他甚至一度产生以死谢罪的念头。在聂荣臻等人的劝说下，才没有做出傻事。血的教训，让博古有所醒悟，他不再听任王明和李德的摆布，而是虚心向毛主席等人请教军事策略。
遵义会议召开期间，博古在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和刘伯承等人对他的批评中，认识到了自己在指挥部队和领导政治局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缺陷和不足。
博古从来都不是一个贪恋权位的人，在他的心里，党的发展、中国革命的光明未来，比个人的一切荣辱得失都要更重要。遵义会议之后，他没有再听从王明的“点拨”，也没有倒向张国焘，而是以一个党员的忠诚和觉悟，维护了中央的稳定和团结。
卸下总负责人包袱的博古，轻装上阵，担任了红军野战部队的政治部主任。经历了重大的起伏之后，博古依然还是那个一心扑在工作上，全心全意献身革命事业的博古。毛主席和中央，对于博古的能力和人品是高度肯定的。
1945年，博古再次当选为中共七大委员。1946年，博古和王若飞、叶挺等人搭乘飞机从重庆前往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史称“四八”空难）。博古等人被中央追认为革命烈士。
牺牲的时候，博古年仅39岁。因为种种原因，对于博古的议论之声始终不绝于耳，他的家人也承受了许多不公正待遇。建国后，博古的儿子秦铁拜访开国上将王震，希望王震能够对昔日战友博古有一个客观评价。王震一字一句地说道：
“你爸爸是个好人！”
经历了战火的考验，没有被权力迷失本心，一个好人，是对博古最中肯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