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 | 关于经济伦理的几个问题

一、第三种调节

我们现在讲经济调节时，通常把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这两种调节并列。在这两种调节之外是不是还存在着第三种调节，即超越市场和超越政府的调节呢？我们不妨从几个方面来看。

当我们把历史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在市场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在政府也没有出现的时候，人类社会已生活了若干万年。在那种情况下，社会是怎么存在的？是靠什么在调节？显然，是靠道德力量在调节，也可以称之为“习惯与道义调节”。再举个例子：在市场和政府出现之后，在边远的山区，市场力量达不到，政府力量也达不到，但社会仍在运行，这是靠什么力量在调节？靠道德力量在调节。再比如说，在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中，很多领域内存在着非交易的关系和活动。这些非交易的关系和活动，如同乡之间的关系、同学之间的关系、师生之间的关系，如学术活动、慈善活动等等，市场力量通常是达不到的，或者说，市场力量一般被拒绝在这些领域之外。而政府的调节，只是从法律、法规上规定个大的范围：告诫人们不要越过这个界限。那么，这些关系和活动是靠什么在调节呢？同样是靠道德力量在调节。再进一步说，在市场和政府出现之后，假定市场起作用了，假定政府也起作用了。在这种情况下，道德力量的调节仍然存在，这是第三种调节，它实际上起着重要的补充作用。比如说，自律就主要依靠道德力量来调节自己的行为；企业文化建设和校园文化建设，也主要依靠道德力量。又如，社区建设和乡规民约的推行，同样与道德力量的调节直接联系在一起。这样就很清楚了，我们不能忽视第三种调节，也就是道德力量的调节。这是我们研究经济伦理、企业伦理的一个基本的立足点。

二、第三次分配

当我们谈到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的时候，往往把人们向市场提供生产要素所取得的收入称为第一次分配。政府再把人们从市场取得的收入，用税收政策或扶贫政策进行再分配，这就是第二次分配。这时每个人所得到的是可支配收入，就是纳税以后的收入。在这方面，是不是还有第三次分配呢？在市场分配和政府分配之后，第三次分配是存在的，这就是在道德力量影响下的收入分配。

第三次分配是指人们完全出于自愿的、相互之间的捐赠和转移收入，比如说对公益事业的捐献，这既不属于市场的分配，也不属于政府的分配，而是出于道德力量的分配。这种分配在客观中是存在的。社区内的互助共济、对公益事业发展的支持等，都和第三次分配有关。

尽管第三次分配目前在经济中起的作用不大，但它显然是很有前途的，而且将来的比重会越来越大。人们过去常说财大气粗，这句话不一定妥当。有些人的确有财大气粗的表现，也有一些人则是权大气粗：权力大，气就粗了。财多也许带来气顺。人的需求分为各种层次，一个人的收入多了以后，他会有更高层次的需求。为什么不少人愿意捐钱办教育、办慈善事业，为什么人们会向灾区捐衣捐物，为什么人们会帮助失学儿童上学……这些都是自愿的，是第三次分配的表现。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性，今后会越来越被人们认识到。

三、关于市场无良心的讨论

在讨论经济伦理问题时，经常听到一句话：市场是无良心的。说这句话的人有各种不同的出发点。有一种人，比如他在市场上买到了假冒伪劣产品，一双皮鞋，穿了几天就坏了，叹一口气：市场无良心。有的人做股票、做期货，赔钱了，叹一口气：市场无良心。有的工厂在竞争中倒闭了，工人失业了，于是也说：市场无良心。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

另外还有一种人，当他们说市场无良心的时候，实际上是说计划是有良心的，市场体制不如计划体制，所以搞市场经济是搞错了。怎么看待这样一句话呢？

市场是一个客观的经济运行机制，它本来就不存在有良心无良心的问题。计划也是一种机制，它有什么良心？所以说，所谓市场无良心这种讨论是毫无意义的。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市场机制无所谓良心不良心，但参加市场的人、管理市场的人有没有良心，这倒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计划经济体制跟市场经济体制一样，从机制本身上说也无所谓良心，但是管理计划和主持配额分配的人有没有良心，参与经济活动的人有没有良心，这些也是要讨论的。如果说经济学中不讨论良心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换一个说法：参加市场的人讲不讲商业道德，管理市场的人讲不讲职业道德。今天现实经济中的某些问题，可能正出在这个地方。

假定参与市场活动的人不讲商业道德，“什么钱都敢赚”；管理市场的人不讲职业道德，而是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那样的话，经济是搞不好的。这就再次告诉我们，要讨论的不是市场机制本身有没有良心，而是如何让参加市场的人讲商业道德，让管理市场的人讲职业道德。这一要靠法律，二要靠舆论的监督和教育。

四、关于平均主义

多年以来，中国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而历史上，中国又是一个小农经济的国家，因此平均主义长期以来被人们当成是天经地义的，或者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吃大锅饭也是这样的，一直被当作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这种伦理观念支配着目前中国的社会生活，平均主义是我们当前收入分配领域内改革的主要障碍。

实际上平均主义绝不是社会主义，吃大锅饭也不是社会主义，何况吃大锅饭也从来不是大家在一口锅里吃饭。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中国的古典小说《水浒传》。《水浒传》第二十回写道：晁盖火并王伦，做了梁山泊的寨主以后，立下了梁山的分配原则。怎么分的呢？山下得到财物，大厅中一放，分成两半，山上少数头领平分这一半，众多喽罗们平分那一半，它是两口锅的平均主义。在计划体制下也是这样：你属于这一个档次的人，你在这口锅里吃饭；他属于那一个档次的人，他在那口锅里吃饭。

但是，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前，人们感到心里平衡呢？因为我跟我所认得的人，我们都在一口锅里吃饭；我不知道锅外还有锅，我也不知道那口锅里吃的什么东西，我更不能想象我能跳到那口锅里去吃饭。那么，为什么今天有人心里感到不平衡呢？最关键的是，从前跟他们在一口锅里吃饭的人，今天吃的不一样了。咱们都是一个村子的人，这家养鱼致富了，那家养猪致富了，而我的收入提高得不多——“红眼病”、心里的不平衡往往就是由此产生的。他们不了解，就算当年大家在一口锅里吃饭，吃的是什么？一锅稀粥，一盘咸菜而已。平均主义阻碍生产力发展，结果是共同贫穷。

因此，在中国当前经济伦理问题的讨论中，必须要看到平均主义仍是我们收入分配中的主要障碍。给科技人员的重奖，为什么科技人员不敢领呢？因为他领了以后就挨骂，今后就没有人跟他合作了。为什么给厂长、经理以年薪制，行不通呢？这也值得讨论。所有这些都表明，经济伦理问题的研究需要深入。

五、治水与中国的传统

中华民族自古生息于黄河流域。黄河常发大水，这是从古到今难以避免的现象。因此，中国从古代开始，就把治理洪水当作一个主要任务。国家形成以后，一直如此。西方有些学者看到这个现象以后，得出一个结论：由于中国的洪水为患，所以在中国必然形成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的国家，这才有利于治水。这就是说中国的人文精神的核心在于专制。

这个看法是错误的。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度形成的原因相当复杂，这个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但无论如何不能认为专制来源于治水。历史上治水活动所留下来的传统精神应是疏导与协作。怎么治水？不是堵截而是疏导。疏导包含着宽容，这样才能治好水。所以，治水给中华民族留下的是一种疏导的精神、宽容的精神。同时，因为治水不是一个村、一个县、一个省的事情，而要靠许多地方共同努力，因此这带给中国人一种协作的精神，大家必须合作才能够把水治好。正确地理解治水的传统，正确地理解中国从古到今所留下的疏导与协作的精神，对我们当前的伦理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效率不仅来自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而且来自人们潜力的发挥，而潜力的发挥则来自和解。在一个工作环境中，只要工作者们感到精神舒畅，潜力就会发挥出来。我们也要重视协作精神，协作同样意味着效率的提高。协作还包含了认同，认同会产生公平感，公平感来自对一个团体的认同。这样，效率和公平，在我们的人文精神中是可以统一的。

六、王海现象

王海是一个青年人，他当过售货员，近几年专门在商店中买假冒的产品，买到以后，就到商店去索赔。这种情况发生后，王海受到社会上一些人的非难。对王海，大概有四种非难的意见。一种意见是，王海不是真正的消费者，因为你买东西不是为你自己用呀，你凭什么去索赔呢？第二种非难，王海的动机是不纯的，这种现象不是好事。第三，王海专门找国营商店的麻烦，卖假货最多的是个体户、摊贩，王海干吗不找他们去索赔？第四，北京市出了一个王海，商店就紧张得不得了，假如有更多的王海，那该怎么办哪！

对王海的这些非难，实际上牵涉到我们对这个事件的评价问题。在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上，我曾有一次发言，因为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给王海颁奖了。我说：这些非难都是站不住脚的。

第一，在这次购买行为中，王海是买者，他就可以索赔。正如一个零售商从批发商那里进货以后，如果买到假货，难道批发商能说“你不是商品的消费者，我不给你赔”？假定一个因为你去找个体户，说不定会挨打。国营商店总是讲道理的嘛。

第四，王海事件的出现，最大的好处在于唤醒了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唤醒全社会都来注意商业道德问题，因此不能说出了王海商业就乱了，应该说是王海在帮助商业改进工作。

当然，最后我要说，中国的打假靠王海是不够的，出一千个王海也不够。在打假工作中，应当致力于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消除了，假冒伪劣商品就会少很多。经济伦理问题的研究涉及对经济中的事物的客观评价。我想，通过王海现象的分析，有助于加深对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商业行为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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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邹莉

中国伦理在线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