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中国商业伦理大会在山西太原成功举办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中国式现代化及中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要求高水平的商业伦理研究与商业伦理实践。2024年10月26日，第四届中国商业伦理大会在山西太原成功举办。

本次大会由山西大学哲学学院、山西大学当代伦理研究院、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道德与文明》杂志社、《伦理学研究》杂志社、《齐鲁学刊》杂志社、山西省伦理学会和浙江省伦理学会共同举办。

开幕式由山西大学特聘教授、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曹刚主持。山西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院长、山西大学科技伦理治理研究院院长尤洋；浙江工商大学原校长、教授，浙商研究院（中国华商研究院）院长，浙江省伦理学会会长陈寿灿；山西大学特聘教授、山西大学当代伦理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焦国成莅临大会并致辞。

尤洋院长在致辞中首先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并向与会嘉宾表示热烈欢迎。他简要介绍了山西大学及哲学学院的历史沿革和学术成就，特别是近年来哲学学科在“双一流”建设中的突出表现。尤洋强调了企业家精神在商业伦理中的重要性，回顾了中国悠久的商业传统和辉煌的商业文明并指出当代中国商业伦理研究的核心问题。尤洋认为，中国商业伦理研究应扎根祖国大地，探索新时代中国商业伦理的时代内涵和建设路径，要借鉴现代西方商业伦理理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性商业伦理知识体系。最后，尤洋预祝此次研讨会圆满成功，并期待各位学界专家为山西大学应用伦理学建设提供宝贵建议。

焦国成教授对与会代表表示热烈欢迎，并介绍了山西大学当代伦理研究院设立以来取得的成就。他特别强调了商业伦理的重要性，指出在当前市场经济环境下，所有产业都具有商业性质，商业伦理关系到国计民生和每一个人的好生活。焦教授提到，山西清朝时期当铺业发达所体现出的商业道德和规则意识，与现代商业伦理有着共通之处。焦教授认为，中国商业伦理大会对引领中国商业伦理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呼吁在座的各位专家学者继续担当，共同推动商业伦理的深入研究和发展。

陈寿灿教授在致辞中回顾了大会的发展历程以及对本届大会圆满成功的愿景。他介绍了浙江工商大学和浙商研究院的基本情况，阐述了中国商业伦理大会自2021年发起以来的成长历程，强调大会聚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商业伦理理论与实践创新的前沿议题。本届大会移师山西太原，旨在汲取晋唐文化精髓，探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商业伦理建设，推动构建中国商业伦理知识体系、话语体系与国际传播体系。陈寿灿期待通过此次盛会促进南北商帮及文史哲各界专家的交流互鉴，为中国商业伦理的建构和发展贡献力量。

本次会议为期两天，由主旨演讲、圆桌论坛、学术交流及学术总结构成。

主旨演讲的第一阶段由山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山西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峻主持，浙江工商大学原校长、教授，浙商研究院（中国华商研究院）院长，浙江省伦理学会会长陈寿灿；山西中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山西政协常委，山西省工商联总商会荣誉会长程田青；中山大学中外管理研究中心、教授，博鳌儒商论坛理事长黎红雷；山西晋商学研究所教授，山西省晋商学与区域经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山西省晋商文化研究会会长刘建生分别发表主旨演讲。

陈寿灿教授进行题为“阳明心学与浙商精神”的主旨演讲，深入探讨了阳明心学的核心思想与浙商精神的内在联系。他指出，阳明心学作为浙学的思想高峰，构建了从本体到功夫、认知到实践的理论体系，其根本精神在于主体性，包括“读书学圣贤”的价值论、“良知即天理”的存在论、“致良知”的方法论以及“知行合一”的实践论。这些思想深刻影响了浙商精神，成为浙商砥砺前行的动力。浙商在发展过程中，从向外转为向内，展现出强大的主体认知力；在意志力上，从被动回应走向有意愿的冲动；在行动力上，从群体无意识走向个体觉醒，体现了“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的“四千”精神，揭示了阳明心学对浙商文化的深远影响，为理解浙商的成功之道提供了新视角。

程田青董事长围绕“探索现代商业伦理，跑赢经济‘下半场马拉松赛’”的主题展开演讲。他回顾了晋商辉煌历史，强调传承晋商精神的重要性，并指出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关键期。程董提出，企业家应紧跟时代，提升认知，以战略和创新为驱动，应对经济挑战。此外，程董还分享了公司在系统门窗、家装管道、汽车零部件等领域的战略项目，并鼓励企业家勇于担当，为国家经济繁荣贡献力量。演讲内容鼓舞人心，为参会者提供了宝贵的商业伦理与经济发展思路。

黎红雷教授在“融伦理于治理：当代新儒商的启示”的报告中指出，当代新儒商在实践中汲取传统儒家智慧，成功将商业伦理与企业治理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融伦理于治理”模式。他通过宁波方太集团等企业的实例，展示了这一模式在提升企业治理水平、增强员工精神品位方面的显著成效。黎教授强调，融伦理于治理不仅是对经典儒家治理思想的转化，更是对西方企业管理理论的超越，为世界新商业文明的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与会者纷纷表示，黎教授的演讲深入浅出，既有理论深度，又具实践指导意义，为新时代商业伦理建设提供了新思路。

刘建生教授围绕清代晋商在万里茶道中的开放创新精神展开主旨演讲，刘教授详细阐述了晋商在恰克图贸易、新疆贸易及东北贸易中的辉煌成就，并深入剖析了晋商的股份制、管理机制及诚信经营之道。通过丰富的历史案例，展示了晋商不畏艰难、勇于开拓的精神风貌。最后，刘教授强调晋商文化对当今企业仍有重要启示，鼓励大家继承和发扬晋商精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主旨演讲的第二阶段由《道德与文明》杂志主编，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杨义芹主持，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教授，中国伦理学会名誉副会长、经济伦理学专业委员会会长王小锡；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文化产业促进会副会长陈少峰；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朱金瑞；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靳凤林；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南昌工程学院原副院长汪荣有分别发表主旨演讲。

王小锡教授深入阐述了道德资本在商业活动中的多维度功能。王教授指出，道德资本不仅促进人性趋善，还协调利益相关者关系，保障资本运动理性化，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并有效遏制商业资本无序扩张。王教授强调，道德资本是精神资本的核心，对物质与货币资本的增值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演讲深刻揭示了道德资本在商业活动中的独特价值，为参会者提供了关于商业伦理与资本运作的新视角，启发了对道德资本在商业领域应用的深入思考。

陈少峰教授深入探讨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所面临的政策与商业伦理问题。他强调，商业伦理不仅关乎伦理本身，还涉及营商环境、商业主体行为场景及未来不确定性等多个层面。陈教授展望了AI的商业化前景，同时指出AI技术发展带来的利益冲突、技术风险及人机共存的伦理挑战。他特别关注机器人决策的自主权、人机共同体的法律与商业问题，并提出全民机器人教育的必要性。陈教授的演讲为听众提供了全面而深刻的思考，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应对AI技术带来的伦理挑战。

朱金瑞教授在会议上深度解析了豫商伦理精神的特点及其现代转换。她追溯了豫商的悠久历史，强调诚信经营、重视教育、爱国济民及勇于探索等传统伦理精神。朱金瑞教授指出，在信息化社会，豫商伦理精神需加强诚信规范，树立公平责任，并培育创新精神，以适应现代商业环境。通过实例展示了豫商伦理精神在现代企业中的实践应用，强调其在中原市场诚信体系建设和工匠精神培育中的重要作用。为参会者提供了对传统豫商伦理精神的新视角，启发了对现代商业伦理的思考。

靳凤林教授深入探讨了政商伦理关系的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商业伦理建构。他强调，对待弱势群体的态度是衡量政商关系好坏的关键，并提出通过效率与公平的辩证统一、权利与责任的统筹兼顾、公德与私德的界分，以及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来促进政商关系的良性互动与和谐发展，揭示了不同国家政商关系的根本性质，为中国政商关系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指导和实践路径。

汪荣有教授深入剖析了新质生产力变革背景下的伦理困境及对策。他指出，新质生产力与道德之间存在双向互动关系，变革带来了劳动主体拓展、劳动资料升级及劳动对象变化等伦理挑战与风险。汪教授提出，通过提升道德主体、增强道德意识、协调道德关系及深化道德实践等对策，可有效化解这些伦理困境，为参会者提供了深刻的理论洞见与实践指导，对于推动新质生产力与伦理道德的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张辰菲  郭珺撰）

本场会议由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浙商研究院（中国华商研究院）副院长于希勇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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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振青——《晋商精神带给我们的思考》

山西省民营经济研究会副会长刘振青认为“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这20个字可以囊括晋商精神的核心价值，它们强调了商业信誉、创新精神、团队合作、实际效用和企业责任的重要性。这些精神在历史上造就了晋商的繁荣，也成为当代新晋商发展的内驱力。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要从晋商精神中汲取养分，具备“胆商”“情商”“智商”“逆商”和“毅商”。刘振青表示，创业选择项目需要在调研的基础上选择有特色的产品，深入挖掘，聚焦其核心价值，基于现实环境，选择大规模支柱产业、刚需产业、低成本产业和可持续发展产业。自古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一位合格的创业者应有胆有识，能够察言观色，把握商机，面对困难百折不挠，始终坚持自己的目标。

李景春——《儒家伦理在山西天元的转化》

山西天元集团创始人、全国劳动模范李景春在报告中指出，儒家伦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其深远影响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于企业文化的塑造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天元集团将儒家伦理中的“修身”与“齐家”导入企业内部管理，引导员工做好文化实践，明德至善，知行合一，持续放大员工的孝心、爱心、责任心和家国情怀，将儒学中的“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融入企业文化。他表示“德以治企、义以生利、信以立世、智以创新、仁以爱人、勇以担当”应是企业始终坚持的发展理念，在山西天元集团现代企业的环境中，儒家伦理的转化与实践，不仅是对古老智慧的传承，更是结合时代需要对管理哲学的一种创新应用。

何晓威——《“四千精神”是浙商创新创业的人文标识》

浙商研究院（中国华商研究院）研究员何晓威认为“四千精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浙江实践的精神写照，它生发于浙江崇商的文化传统与以人为本的人文特质，根植于浙江人的鲜明性格与极具辨识度的行为模式。不靠天不靠地，自立自强的主体性精神，是浙江人民千百年来塑造而成的人格形象。浙商首先是浙江人，浙商的精神禀赋如勤劳、务实、自强、创新等，皆内在符合浙江人民的文化精神风貌。浙江人民踔厉奋发，积极投入市场经济建设，逐渐发展出了“浙商”这一具有典型和示范意义的地域性商人形象。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民激活了“事功”“求实”等文化基因，并在“事功”“求实”的基础上强调“柔而不屈，强而不刚”，这便得益于崇商务实的经世思想。

李积霞——《晋徽商官商关系差异及绩效影响》

山西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李积霞在梳理官商结合的文化渊源及结合动机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晋商与徽商官商关系的差异，并探讨对两大商帮兴衰的影响。她指出官商结合给晋徽商的发展带来很多契机，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官商结合的经济绩效递减和交易成本的增加对其造成了严重影响。现实和潜在风险的不断加剧最终导致了晋徽商走向衰落。李积霞认为晋徽商的历史命运表明，从经济发展的长期规律来看，企业只有置身于常态的市场环境，才能保持和增强自身的竞争活力。反之，如果依附行政权力，迷恋垄断收益，必将导致企业衰落。创造良性的官商关系新模式需要给更多的社会阶层赋权，以此加强监督制约的力量。

李士杰——《论学习型共享经济发展的道德动力——基于浙商精神的考察》

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士杰指出学习型共享经济在全球数字化转型浪潮中逐渐兴起，将学习型经济与共享型经济的理念相互融合，具有创新性、开放性和互利性等特点。学习型共享经济改变了传统的资源配置方式，能够促进知识与经验的共享与传播，它的发展需要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而浙商精神便以其独特的创新意识、诚信理念和团队精神，为学习型共享经济的发展注入道德驱动力。浙商精神中的“义利并举”与公共精神、普惠精神和共享精神的内核一脉相承。作为推动共同富裕的主力军之一，浙商在参与学习型共享经济的事业进程中，以敏锐的市场洞察力不断推陈出新，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充分发扬了“义利并举”“兼济天下”“同心共富”的精神。

陈铨亚——《晋商与宁波钱庄的企业股权激励机制研究》

宁波大学商帮经济与文化智能计算实验室研究员在报告中指出，晋商与宁波帮都是我国经济史上发挥重大影响的商业群体，尤其是山西票号与宁波钱庄分饰了近代本土金融的主角。晋商企业和宁波钱庄在股权激励机制方面分别采用了身股制和恩股制。它们的共同点在于都是以传统文化为基础，通过股权激励达到员工对企业的身份认同，从而产生归属感与荣誉感，激发主人翁意识，把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紧密联结，为企业创造最大价值。二者之间的区别表现为身股制是一种内部契约，不是真实的股份，缺乏外在约束条件，而恩股制则是一种外部契约，是外部认可的真实股份，其资本责任由股东承担。尽管现代股权激励方法层出不穷，但底层逻辑与身股制或恩股制基本相同，因此，对晋商与宁波帮股权激励机制的研究在当代企业管理中仍然具有一定价值。

王帅——《政府关系视野下的晋商兴衰再探讨》

山西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王帅对晋商发展过程中的四次转型进行梳理，他认为真正的晋商精神不是后人演绎的那些略显夸张的诚信、仁义、童叟无欺的电视桥段，而是在面临严酷的生存危机时敢于向前迈出一步的决绝和勇敢，以及面对陌生环境极强的适应能力。在君主政治权力主宰下经商致富的大道是对商机极为敏锐的把握，对国家政策极为精准的理解和对政府官员极为有效地攀附，而非后人所美化传播的那些雕虫小技，从古至今，历代大商人全都是如此。因此，诸如晋商出钱支持朝廷镇压太平天国、赠送左宗棠50万两平叛新疆、赠送张之洞十几万两兴办汉阳铁厂、出巨资帮助清政府偿还外国欠款以及同治六年在条件极其不利的情况下上书恭亲王并在之后深入俄国商战等历史故事，虽然体现了家国情怀，但晋商背后的动机却难以言明，需要我们辩证地看待，无需过度吹捧。

（李佳辉 撰）

本场会议由中国伦理学会执行秘书长王海滨与北京市委党校教授鄯爱红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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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晴文——《刍议儒商文化与现代商业文明的重构》

衢州市儒商文化促进会会长郑晴文指出由西方主导的商业文明在过去几百年虽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推动了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发展，但其自身的文化和历史局限却日渐凸显。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和华夏文明的渊远流长及其优越性越来越被国际社会所认同，用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通过“双创”实现的儒商文化重构现代商业文明，将是一种必然选择。因此她从三个方面进行阐述：一、自近代以来由西方主导的商业文明已是强弩之末；二、中华民族的崛起和文化自信的增强，必须为现代商业文明的重构提供中国方案；三、根植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儒商文化是中国重构现代商业文明最佳方案。

邓蕊——《先秦儒家中的儒商精神：义利观的视角》

山西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邓蕊指出义利关系问题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先秦儒家义利观念是“义利之辩”的高潮时期，蕴含着诸多的思想道德精华。主要代表人物孔子、孟子和荀子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转型为基础，以构建统一有序的社会为目的，提出了整体崇尚“义”的道德价值观。她认为孔子主张用“义”来区分君子和小人，并且提出了“义以为上”的思想和“见利思义”的理性原则；孟子以“仁”“义”为前提，强调“非义勿取”和“舍生取义”的道德原则；荀子在其二人的基础上提出“义利两有”的观点，提倡“隆礼贵法，礼法并用”，并主张“先义后利，以义制利”的观点。

龚丽佳——《“4+1”文化体系对贵州商科人才培养的影响研究》

贵州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龚丽佳认为4是指多彩贵州重大文化工程建设聚焦“四大文化工程”，包括红色文化、民族文化、阳明文化、屯堡文化。1就是指贵商文化，即从商的必要要素来看四大文化的影响，商作为一种业态是以买卖作为商品流通的经济方式，从狭义来看就是商人带着货物去某地根据某种规定进行交易，因此主体和商品以及交通、规则就成为了必要的要素，其中作为商主体的商人有三层含义，一是指具有组织性的商帮；二是指以企业为主的商业群；三是指商人身份的经营者，除此之外，贵州的人民勤劳、生生不息、坚韧仁义的品质影响着贵商文化的形成与特点，其特质体现为以人为本、创新性、融合性和实践性。最后，她从贵商文化对新商科人才培养的影响进行阐释，指出伦理学教育工作者的使命一是读万卷书，二是行万里路，三是建文明城，四是做文明人。

贾谋——《中西商业伦理之异同》

《道德与文明》杂志社编辑贾谋以曹德旺美国工厂等故事为例，指出中西商业伦理的差异在于西方商业伦理主要讲企业的义务，而中国商业伦理则主要讲企业家的德性。西方企业暂时放弃以盈利为目的的原因，就是其有义务遵守和表达西方所奉行的“道德”（这个道德是加引号的，是马克思说的那个道德——统治阶级的意志）企业在盈利之外，不仅要维护人权、保护环境，还必须回应主流意识形态。我国的商业伦理在集权传统之下，主要不针对企业，而是针对企业家，它不强调义务，而强调德性。企业的运营极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一人的意志，在履行法定义务之外，一个企业是否还要承担一些别的责任，如地区发展、土地开发、吸纳就业等，这些只由企业家个人的德性决定。但其缺点之一是集权形成的路径依赖。

（朱星俐 撰）

焦秀萍——《韩非子管理思维及其现代企业管理启示》

山西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焦秀萍围绕建构中国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阐述韩非子管理思维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战略思维强调管理者要高瞻远瞩、统筹重点、着眼长远。理性思维要求决策基于客观分析，明白无完美决策且决策利弊共生。法治思维需用法治方式解决问题，包括制定完善制度、公正执法、公私分明。利益思维要以利益为导向，激励成员、舍小利求大利、实现利益共赢。底线思维要立足现实，制度方法符合大众，设定目标循序渐进且关注企业“短板”。韩非子管理智慧对现代企业管理有借鉴意义。

辜俊君——《儒商文化的溯源、流变及其多维意义》

吉首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辜俊君围绕儒商文化展开，核心是其以儒家义利观为价值导向的商业伦理。从义利观流变和儒商文化内在逻辑转向论述，分先秦“以商载儒”阶段，义利相通，以民本为基础，商业行为道德合法性基于不损害公利；两宋至明清“融商为儒”阶段，通过“公私之分”“四民异业而同道”，以公利为谋利动机才有道德合法性；近代“融儒为商”阶段，承认商人逐利合法性，公私并行。综合三个阶段，“儒”“商”相互依存、制约，当今儒商文化内在逻辑是人本主义下义利、“儒”“商”的辩证统一。

张雪——《关羽何以成为财神？——管窥中国商业伦理的价值取向》

山西大学哲学学院讲师张雪以关羽成为财神展开，探讨中国商业伦理价值取向。关羽经儒释道推崇、历代统治者加封而神化。明清时期，晋商对关羽崇拜起关键推动作用，因关羽是山西人，成为晋商情感纽带，其信义精神与晋商经营理念契合，晋商借此规范行为、塑造形象，同时捐资建庙等行为能谋福利、促庙会经济。关公崇拜从商界扩至大众，因其形象满足大众对财神的想象，包括公正严明、消灾避难、诸特质寓意财运亨通，体现“生财有道”的传统商业伦理取向。

（王珺 撰）

本场会议由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周中之与湖南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云梦学刊》主编彭柏林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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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中之——《荀子慈善伦理思想初探》

上海师范大学周中之教授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解读慈善伦理，从荀子与孟子的人性观比较出发，阐释荀子慈善伦理思想之合理性。荀子的性恶论应该被理解为“可能”为恶，后天可以“化性起伪”，揭示了人性通向慈善的另一类型道路。荀子的慈善伦理思想突出地反映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伦理与政治紧密结合的鲜明特色，荀子从治国理政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泛利兼爱德施均”，构成了其慈善伦理思想的核心要义。“积善成德”是荀子慈善伦理的实践路线，是落实“化性起伪”的实践过程，是塑造伦理人格的过程，其内涵辩证思维，强调道德意志，肯定认知与环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在当代中国，荀子慈善伦理思想在治国理政、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具有重要思想价值。

彭柏林——《志愿服务健康发展的伦理之维》

湖南理工大学彭柏林教授聚焦志愿服务健康发展的伦理维度，认为志愿服务要获得健康发展，不仅需要从行政、法律维度予以引导和支持，更需要从伦理维度予以引导和支持。从伦理维度来看，引导和支持志愿服务健康发展，至少应当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理清志愿服务伦理关系。一般来说，志愿服务伦理关系主要包括志愿服务组织与志愿者个体、志愿服务组织与志愿服务对象、志愿者个体与志愿服务对象的伦理关系。二是确立志愿服务伦理法则。志愿服务应遵循的伦理法则主要有意志自主、公益至上、无私奉献、仁爱尊重、诚信无妄和知恩图报。三是构建志愿服务伦理评价机制。构建志愿服务伦理评价机制应注意客观性、系统性、发展性和范导性。

孙丰云——《企业的美德义务：阐明康德意义上的企业社会责任》

南京财经大学孙丰云教授从康德意义视阈下探讨企业社会责任，认为企业是一个道德共同体，企业的道德行为不仅是指它们能够提升或阻止人类需要的满足程度，表达着人类的美德与邪恶，促进社会福祉等，同时企业也是社会组织形式，其中，个体能够表示对人性的尊重或不尊重，受利润驱动的企业具有“行善的不完全义务”。企业社会责任的规范性基础可以从对行善义务的理解中追根溯源，行善义务作为企业具有的对于其它个体或群体的义务的哲学正当性证明，其蕴含的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具有内在一致性，一定程度上，为企业社会责任提供着伦理学上的正当性证明。简单总结，企业的美德义务可以表达为，将企业所追求的社会目标“融贯”或“渗透”进其经济目标中，而不是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的简单相加。

夏明月——《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企业家精神》

上海财经大学夏明月教授从企业家精神被纳入到中国精神的谱系之一入手，探讨了企业家精神的价值意蕴和内涵，重点分享了江南坐标下的商帮精神。江南商帮精神凸显了江南文明的时代和地域特征，促进了江南文明与商业文明的融合发展。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交流协作、互助互惠，寻求共赢等成为江南商帮的取胜之道和共同特征。江南商帮精神秉持江南文明的精华，以诚信利他作为其核心价值观，尚德明礼、务实进取、义利兼顾、顺应时势、兼容并蓄，作为一种积极的商业规范，降低了道德风险和不确定性，有利于商业经营的良性发展。江南商帮集敢闯敢干、勤劳苦干、海纳百川和善于经营于一身，敢于接受新鲜事物，强调务实求真、义利并举，引领商业实践和商业行为，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刘美玲——《慈善正义：性质、维度与原则》

山西大学刘美玲教授聚焦慈善正义的性质、维度与原则，研究与发掘慈善正义的价值引领与规范作用，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从慈善正义的定义出发，认为慈善正义即关于慈善组织、慈善活动与慈善事业是否正义的价值判断与观点主张，主要是对慈善动机、慈善行为、慈善资源的分配、慈善的手段与方式以及慈善效果等进行合正义性的价值审视，本质上是探讨财富、利益、机会等如何实现第三次分配正义的问题，是一种补偿性正义。同时，借助丰富的理论与生动的案例阐述了慈善正义的五项基本原则：权利平等、及时援助、程序公正、底线公平、差序平衡（也可以称之为实质公平）。

（韩熙 撰）

陈东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共享伦理视角下的共同富裕与三次分配》

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陈东利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共享伦理对三次分配和公益慈善的重要意义。首先他认为共享伦理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伦理观念，秉承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更有助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其次，他认为共同富裕的伦理基础是共享伦理，从物质财富共享和精神生活富足两个维度分析共享伦理对人民幸福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价值，通过慈善公益等道德力量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进行第三次分配是对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的共享式补充，最能体现共享伦理的实质。最后，陈东利总结要鼓励各种社会力量主动和积极地从事公益慈善事业，使其参与为社会生活中人们广泛认可并愿意付诸行动的一种道德新时尚，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而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

刘海娟——《策略性伙伴：香港商界与慈善组织关系模式及其现代特质》

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刘海娟认为香港商界与慈善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及其特质呈现对内地企业发展公益慈善项目提出了新构想。首先她从香港商界与慈善组织的伦理关系着手，阐释香港商界与慈善组织的关系模式是“策略性伙伴关系”；从慈善的价值、物资、传播、机制、发展五个方面分析“策略性伙伴关系”的现代特质；其次阐释“策略性伙伴关系”这一关系模式的现代特质具有共同的慈善愿景和价值观。最后刘海娟强调香港的商界和慈善组织之间的合作应不断创新和改进，探索更有效的合作模式，适应社会变化和需求，以实现更有效的社会责任和公益目标，确保伙伴关系的持续发展和实现更大的社会影响。

程世平——《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伦理内涵与实践要求》

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程世平从哲学伦理学审视视角，提出企业家“文化人”假设，挖掘企业家主体创造性的重要作用。首先从企业家“人性假设”的前提视角切入，探讨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人格要求和人文精神体现，为企业家的成长提供一个较为科学的目标和正确的路径。其次，在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复杂背景下，从伦理学专业角度深入探讨其实践要求，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进步。最后从实践要求方面，论述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企业家精神的伦理建构对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促进可持续发展、为社会创造更多价值以及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意义。他认为，通过践行这些要求，企业家可以成为新时代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

林政男——《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潜在社会风险中的企业社会责任》

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林政男以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潜在风险，企业数字社会责任的概念解构与企业数字社会责任治理体系的构建为主题发言。

（盖瑜萱 撰）

本场会议由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齐鲁学刊》主编赵昆与唐凯麟教育基金理事长，高级经济师、高级工程师，湖南省政协委员张大红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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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红——《新时代中国公民道德建设实践》

唐凯麟教育基金理事长，高级经济师、高级工程师，湖南省政协委员张大红认为，商业伦理集中探讨经济生活领域中的商业交往问题，研究商业伦理在市场经济社会至关重要，故其可被视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突破点。他基于长沙地区部分乡村展开公益道德实践试点探索，提出推动公民道德实践的六方面措施：主张制定具体的道德行为规范、注重道德范式的普遍性作用、推动道德底线的法制化、实现个人有效资源平台的共享、建立道德行为的规范的长效机制以及采用以点带面全面复制策略。最后，张大红强调道德实践不仅是个人行为的体现，更是提升社会道德水平与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的关键路径。并呼吁大家共同努力，推动道德实践活动蓬勃发展，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力量。

鄯爱红——《数字平台经济的伦理治理问题》

北京市委党校教授鄯爱红认为，平台经济作为数字时代生产力新的组织方式，正深刻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但也面临着互联网平台企业发展不规范问题的日益突出。故针对此伦理问题，鄯爱红从国家的治理共同体视角建构伦理治理的框架，提出有关伦理治理的建议。她指出，数字平台企业的快速发展对传统经济带来的复杂深刻的影响，平台经济具有的三重特点使其异于传统经济且对传统二元治理结构产生冲击，故而在数字时代亟待推进平台企业伦理治理。进一步，她指出平台经济治理难点和痛点；平台企业治理规范虽有进展，但由于法律质量与执法力量也推进困难。她强调从伦理主体和伦理责任两个方面尝试去塑造多元主体参与、治理伦理共识形成和治理责任共担的伦理治理格局，推动共同体治理理论应用于数字平台经济伦理治理的现实情景之中的伦理路径。

谭德礼——《数字时代的商业伦理困境与应对策略》

广州华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谭德礼认为，企业在拥抱数字化浪潮的同时，更加需要恪守商业伦理，需要在意义管理的主旨下认真思考经营活动中的善与恶、应该与不应该等规范性问题。企业面对的伦理困境愈发复杂，尤其是在数据隐私、算法偏见、产品服务欺诈和社会责任等领域。她强调，治理主体应通过加强数据保护法律法规、提高算法透明度与公正性、促进行业自律与伦理教育、增强消费者的意识与能力，以及推动社会责任意识破局。企业与政府之间进行积极沟通，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双向奔赴，企业、政府及消费者三方共同参与和协作，推动商业伦理建设的良性循环，确保数字化环境中各种利益的平衡与共赢，实现现代商业的真正可持续性。

姚云——《资本与道德的二律背反——兼论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调和属性》

河北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姚云认为，传统的市场经济模式很难调和资本和道德之间的二律背反。从资本视角出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其将人物化为商品，进而人与人相异化，使每个人的行为动机都是利己的，具有自利性。从道德视角出发，其是对人的应当性要求，它要求人尊重自己、他人、社会、国家乃至生态环境等，具有高尚性。她指出，当代人类意识到资本和道德之间的矛盾，并采取道德的方式发展市场经济使资本在道德的范围内运动，这又表明资本和道德具有相融性。姚云指出，新质生产力内在地具有调和资本与道德之间二律背反的特性，通过澄清资本与道德之间的辩证关系，有利于培养企业的道德责任感、规范企业的经济行为、促进市场经济的良序发展，进一步推动我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王素萍——《新质生产力视域下现代商业伦理精神的“正义”解读》

南京审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素萍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体现了马克思经典生产力概念的内涵创新与时代发展要求。其内在的伦理结构表征也指向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目标，塑造向善的文化理念、增进人类福祉、尊重生命权利、坚持公平公正、规避风险和提升创新力的发展方向。她主张从伦理角度去观察经济行为，以“善治”视域融入商业经营全过程，推动各部门生态协同治理，进而不断完善与提升营商环境。她强调，商业伦理环境现代化的培育根本而言即破除所谓的“商业无道德神话”，改变“利润至上”的商业环境和商业观，塑造“商业文化价值优先”的现代商业环境，实现现代商业“正义”旨归。最后，新质生产力为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也同时需要社会体制机制的激励和呵护并加以保障。

贾云智——《儒商精神与晋商商业伦理实践研究》

山西省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会副会长，山西工商学院新晋商研究中心研究员，晋商五道智库理事长贾云智认为，晋商作为中国明清时期最负盛名的商帮之一，其辉煌的商业成就离不开其独特的商业伦理支撑。明清时期晋商的商业伦理实践揭示了儒商精神诚实守信、开拓创新、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五个新内涵。而晋商商帮集体人格是儒商精神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其商儒并重、义利协调、劳资共创、家国兼济等特征塑造了晋商独特的商业形象。他通过儒商精神的具象化表现描绘儒商画像，提炼出儒商四为，并在儒商管理哲学基础上创新梳理出晋商三本管理模型，创造性地总结古为今用指导现代民营企业实践的五创生态。

王继创——《商业活动中的环境伦理面向与价值遵循》

山西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王继创认为商业活动中的环境伦理探讨应集中回答“商业活动中环境保护责任担当究竟如何价值排序？”问题。他围绕商业与自然间价值逻辑展开，一方面强调商业活动是遵循自然法则的独特社会实践；另一方面指出生态环境问题迫使商业活动加强自身管理，故企业在商业活动中应遵循绿色经济的底色价值逻辑。在探讨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的生态责任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时，企业应将环境效应放在分母位置。进而，王继创从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角度出发，对于商业活动中环境伦理价值观应是何种，不合理环境伦理价值观应如何反思等话题进行研究，最终由商业生产经营、商业活动主体自觉、商业活动者生态道德人格三个角度提出商业活动中应遵循的环境伦理价值，主张将绿色理念视为商业的环境伦理价值导向。

杨琳——《数字教育中的关联主义》

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副教授、党委学生工作部学业中心主任杨琳认为，数字教育既是过程性重构，也是结果性呈现，是数字技术时代教育的新形态。她强调，传统教育与数字教育最终的落脚点均在于学习者。若要实现构建与数字时代相适应的终身教育体系，培养数字时代新人这一教育数字化的实践目的，则应重视数字教育的理论研究。其中，反思和寻找与数字时代相适应的学习理论，同时发挥其对数字教育实践的指导作用则显得尤为重要。援引乔治·西蒙斯观点，杨琳从微观与宏观层面证明关联主义是最适合数字技术时代的学习理论。但关联主义的局限性和数字技术对于数字教育的不利影响，也应受到预测和预防，她故而提出终身学习和自主学习概念尝试破局。另外，教育与经济存在双向互动关系，数字经济的研究和实践也应当关注数字教育领域，促进两者关联，共同面向未来。

郑飞——《人工智能的伦理逻辑：向善还是向利》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管理学部副部长、副教授郑飞认为，企业在财务管理中的转变现如今由追求利润最大化转向股东利益最大化，其中企业发展不仅要考虑利益，更应考虑伦理建构问题。继而，郑飞以Open AI公司的治理结构为例，通过对人工智能的伦理冲突与技术伦理问题进行反思，指出其在融资困难和研发人员激励不足等问题下，最终发生从非营利组织向营利性企业并存的结构转变。她强调，为企业风险防控与韧性提升，企业应从治理结构、治理机制还有治理的有效性三方面同时进行管控，进而使伦理研究在企业治理中予以落地，促进企业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越走越远。

（郑艾玲 撰）

在学术交流环节由山西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周斌主持。

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林政男表示分论坛既有对慈善伦理和慈善行为的深度解读与解构，也有对新时代下企业家精神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剖析与实践展望。她认为周中之老师以荀子思想为基础，提出了以“泛利兼爱德施均”构建慈善伦理思想内核，以“积善成德”搭建慈善伦理的实践路径。彭柏林老师从伦理的角度，以伦理关系、伦理法则、伦理评价机制为基础构建了志愿服务伦理体系，以推进志愿服务健康发展。孙丰云老师从康德思想的角度阐述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当性和所面临的挑战。夏明月老师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背景，梳理了企业家精神内核，并从政商两方面阐述了如何推动弘扬企业家精神。刘美玲老师以多年丰厚研究为基础，论述了慈善正义的性质、维度与原则。陈东利老师强调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共享伦理对三次分配和公益慈善的重要意义。刘海娟老师以香港商界和慈善组织的关系演变及其特质呈现对内地企业发展公益慈善项目提出了新构想。程世平老师从哲学伦理学审视视角，提出了企业家“文化人”假设，挖掘了企业家主体创造性的重要作用。分论坛对慈善和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与讨论旨在以善的内核推动慈善事业和企业社会责任在功用、社会、伦理和精神四个层面创造更大的社会福祉。

（朱星俐 撰）

山西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授邓蕊表示衢州市儒商文化促进会会长郑晴文提出用儒商文化重构现代商业文明，因西方商业文明有局限，中国崛起和文化自信增强需中国方案，儒商文化是最佳选择。山西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邓蕊从义利观谈先秦儒家儒商精神，孔子、孟子、荀子以构建有序社会为目的，提出崇尚“义”的价值观。贵州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龚丽佳阐述“4 + 1”文化体系对贵州商科人才培养影响，包括四大文化工程和贵商文化，介绍商主体含义和贵商文化特质，及对人才培养的影响。《道德与文明》杂志社编辑贾谋以曹德旺美国工厂等为例谈中西商业伦理差异，西方重企业义务，中国重企业家德性。山西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焦秀萍讲韩非子管理思维对现代企业管理启示，包括战略、理性、法治、利益、底线思维。吉首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辜俊君围绕儒商文化，从先秦、两宋至明清、近代三个阶段谈其义利观流变和内在逻辑。山西大学哲学学院讲师张雪分析关羽成为财神过程，儒释道和统治者推动关羽神化，晋商崇拜起关键作用，体现“生财有道”伦理取向。

（王珺 撰）

上海财经大学夏明月教授对圆桌论坛第三分论坛上半场研讨成果进行了汇报总结：上海师范大学周中之教授探究荀子的慈善伦理思想，认为在当代中国，荀子慈善伦理思想在治国理政、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具有重要思想价值；湖南理工大学彭柏林教授聚焦慈善伦理特别是志愿服务伦理，为中国特色志愿服务伦理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构提供了诸多富有参考价值的观点与见解；南京财经大学孙丰云教授从康德意义视阈下探讨企业社会责任，主张“企业是一个道德共同体”，同时也是社会组织形式，受利润驱动的企业具有“行善的不完全义务”；上海财经大学夏明月教授探讨了企业家精神的价值意蕴和内涵，重点分享了江南坐标下的商帮精神，指出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交流协作、互助互惠，寻求共赢等成为江南商帮的取胜之道和共同特征。

（韩熙 撰）

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齐鲁学刊》主编赵昆教授分享了数字经济伦理分论坛的讨论情况。他指出，本次论坛围绕数字经济伦理治理、公民与商业道德实践、资本与道德协调等核心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数字经济伦理论坛的九位专家从实践到理论层面，就平台经济、数据隐私、素质教育、儒商精神、资本伦理冲突及环境伦理等多个方面进行了主旨发言。其中，四位专家聚焦于数字时代和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实践问题，三位专家则深入探讨了新质生产力对资本与道德规范的内在协调，以及新时代商业活动中的环境伦理面向与价值遵循。赵昆教授表示，本次论坛为学术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宝贵平台，期待未来有更多深入交流与合作的机会。

（张辰菲 撰）

大会学术总结由山西师范大学原校长、教授，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卫建国主持。

于希勇教授首先代表浙江省伦理学会和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商业伦理研究所，向山西大学哲学学院及其他组织和个人表达了感谢。强调了中国商业伦理大会跨省举办的重要性，象征着中国商业伦理大会的发展和进步。第四届商业伦理大会体现了中华地域文化的交叉融合，特别是山西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其商业文明和晋商精神对现代商业伦理的影响。于希勇教授表示大会聚集了来自不同学科和社会界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实现了学界、工商界的沟通和融合。并且大会探讨了商业伦理的价值论，强调了在历史演进中形成的道德共同体的重要性。于希勇教授提到了山西天元集团的商业伦理案例，展示了商业伦理在实践中的体现并以康德的“美是道德的象征”作为结尾，强调了中国商业伦理大会倡导的生活方式和追求真理的共同体，以及对未来商业伦理大会的期待。

（游姝蓉 撰）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中心副主任王福玲提到一些参会老师的发言内容追溯到了晋商、浙商和豫商的传统精神，唤起了一种商业伦理的情怀，展现了不同的精神面貌，但都体现了道德对于商业活动的深远影响。首先谈到陈寿灿的阳明心学对主体性的强调；朱金瑞描述豫商对诚信的坚守以及对家国情怀的使命感；刘建生阐述的晋商的辉煌以及晋商的务实、敢闯、诚信以及敏锐的精神面貌。王福玲认为优秀的伦理精神依然是存在的，但是他需要进行与时俱进的转换。其次论述于希勇从新儒商的角度出发，揭示融伦理于治理的必要性；朱金瑞也对豫商现代精神转化给出了符合时代发展的建议。在王福玲看来，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和广泛应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以及娱乐方式等，更是为传统的商业伦理提供挑战，而这些挑战背后是更深层次的伦理问题。比如像陈少峰教授提到的事关人类的终极追问人工智能的道德问题。最后王福玲指出靳凤林教授对政商关系在中国的特点的分析、汪荣有教授对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的理解以及王小锡教授对道德资本论的阐释令与会者深受启发。

（盖瑜萱 撰）

闭幕式环节，曹刚教授致闭幕词，感谢各位与会代表对第四届中国商业伦理大会的支持，也感谢各位会务工作人员对本次大会的辛苦付出。

第四届中国商业伦理大会取得圆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