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的启航 青春的交响 ——纪念中央音乐学院少年交响乐团成立65周年

中央音乐学院于1949年10月在天津成立。在学校的多个组建单位中，包括时在南京办学的国立音乐院及其暂居常州的幼年班。1950年4月16日，幼年班师生72人抵达天津，并更名为“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1957年6月1日，在少年班基础上成立中央音乐学院附属中学。1958年6月1日，成立一周年的“附中”在天津人民礼堂（现在的科学会堂，和平区建设路78号）举行了一场音乐会。音乐会上，第一次出现了一支名为“红领巾”的管弦乐队，但其成员多为已经超龄退队的高中学生；同时参加这场音乐会演出的，还有另一支由初中管弦专业学生组成的年级乐队，他们大都是名副其实的少先队员。1959年，搬到北京后的附中，决定以1955级为基础，将1956级、1957级六年制管弦专业学生以及个别三年制（高中班）学生吸收进来，正式组建一支管弦乐队（简称“红领巾乐队”）。

“红领巾乐队”首批队员、著名作曲家、天津音乐学院鲍元恺教授，对于乐队初创阶段的艰辛与喜悦，一直难以忘怀：“红领巾乐队的排练地点开始在一号楼三层中间的大厅。当时这是全院唯一能坐得下乐队的地方，大学本科的乐队以及后来大学专科（专修班）的乐队也都在那里排练。1959年，为迎接国庆十周年，大学、附中的三个乐队联合排练。这里坐不下，就把三层北侧的旧礼堂的椅子搬开，黄飞立在这里指挥一百多人的联合乐队，排练了肖斯塔科维奇的《节日序曲》和施万春、魏作凡、徐源的《节日序曲》。李德伦也在这里指挥这个乐队加上中央乐团和歌剧院乐队，排练了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十一交响曲》。1959年底，位于前院（现在是后院）北大殿的新礼堂音乐厅落成，我们的排练地点就改在了新礼堂前厅。”

 “红领巾乐队组建后的第一位指挥是郑小瑛。她为乐队排练的第一批曲目有：莫扎特的《D大调小步舞曲》、杜鸣心的《水草舞》《人参舞》（选自舞剧《鱼美人》）、比才的《法兰多拉舞曲》（选自歌剧《阿莱城的姑娘》），肖斯塔科维奇的《波尔卡舞曲》（选自舞剧《螺丝钉》），朱仁玉的《儿童钢琴协奏曲》。红领巾乐队的第一次校外演出是在友谊宾馆，观众是在京外国专家，由方堃校长带队，郑小瑛指挥。演出获得极大成功，在场的外国专家们起立长时间鼓掌。从此，红领巾乐队声名鹊起。”①

1960年，郑小瑛老师被派往苏联学习，从指挥系毕业不久的徐新老师接过了她的指挥棒。在以后的数年间，“红领巾乐队”不仅参加了由苏联著名指挥家尼·阿诺索夫教授执棒的交响乐音乐会（与中央乐团联合，1961年）、聂耳逝世30周年冼星海逝世20周年纪念音乐会（1965年）、首都青年纪念 “一二•九”学生运动 30 周年（1965年）等重要演出和纪念活动，还多次在各大公园（北海、景山、中山公园等）举办的节日庆典（劳动节、儿童节、国庆节等）联欢活动上，为广大群众演出。此外，这一时期，乐队还曾走出北京，赴武汉、广州、上海、杭州等地巡演（1962年，由黄源澧、方堃等人带队），产生了广泛而良好的社会影响。②

 “红领巾乐队”成立以后，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关怀，以及阿诺索夫、尼亚基、李德伦、黄飞立等中外著名指挥家的悉心指导，演奏水平迅速提升。然而不幸的是，正当它羽翼渐丰之时，却因政治因素被折翼。

改革开放以后，“红领巾乐队”重新恢复建制。徐新、陈贻鑫、姚关荣、王进、水蓝、吕嘉、汤沐海、陈佐湟等指挥家曾执棒该乐队；小泽征尔、斯特恩等世界著名音乐家来校访问时，也曾指挥其排练和联袂演出。在国内高水平专业指挥和国际音乐大师的共同努力下，乐队得到飞跃式的发展，演出足迹遍及天津、郑州、济南、青岛、福州等多个重要城市。

1988年，“红领巾乐队”以“中国少年交响乐团”（简称“少交”）之名③出访欧洲，不仅实现了出国演出“零”的突破，也标志着该乐队（团）进入了一个雏鹰初长成、展翅任我飞的新时期。

2013年，学校决定将附中五个乐团（另4个乐团为：少年民族管弦乐团、少年四季室内乐团、少年管乐团、少儿合唱团）的名称予以统一，该乐团正式更名为“中央音乐学院少年交响乐团”。

饮水思源，这支青少年交响乐团之所以能够起点高、发展快，是与其前身、国立音乐院幼年班管弦乐队打下的扎实基础分不开的。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前身，是国立音乐院幼年班。吴伯超院长创办幼年班的愿望（1945年），即为“建立一支具有世界水平的真正中国人自己的交响乐队”。

虽然当时的办学条件十分艰苦，但幼年班依然建立了管弦乐队，排练演出海顿、莫扎特、柴科夫斯基、舒伯特等作曲家的管弦乐作品和歌剧选段，并曾多次赴南京，与音乐院大学部联合演出。常州解放（1949年4月）以后，该乐队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曾为解放军三野文工团演出的《淮海战役组歌》担任伴奏，与常州市学联联合演出《黄河大合唱》，在常州文庙大殿举办支持解放上海的音乐会，于常州人民广播电台录制节目并进行实况转播（1950年初，由黄源澧教授指挥演奏奥地利作曲家苏佩的《诗人与农夫》序曲，马育弟任大提琴独奏）。通过这些实践活动，队员们不仅提升了专业技能，而且还提高了政治觉悟，其中有多名学生参军上前线，成为解放军部队的文艺骨干。

1952年年底，学校音工团调往北京，一大批毕业和将毕业的少年班学生（其中多数人源于幼年班管弦乐队）也随之一起，成为新组建的中央歌舞团（中国交响乐团、中央民族乐团、中央歌舞团的前身）的创团团员。

交响乐是一门集体合作艺术，需要各个声部的紧密配合才能达到完美的演出效果。学生的合奏能力和团队精神不可或缺（独奏表演强调个性，而乐队演奏更多需要的是共性）。通过乐队训练和演出，可以帮助学生掌握乐队演奏的规则和方法（在群体声部中，许多演奏方法与独奏有所不同），建立密切配合、相互协调的合作关系（学会倾听其他声部，知道何时突出本声部等）。

管弦专业学生除少数人可以担任独奏外，绝大多数都要进入交响乐团工作。为了使学生的乐队训练和主科学习有机结合，附中管弦学科的老师经常到“红领巾乐队”的排练现场进行指导。“王治隆、褚跃武、陈园、宋涛、符达、王永新、祝盾、黄日照等各个专业老师亲临指导。还记得有一次我得意忘形地躺在椅子上喇叭朝天吹，被陈园老师勀了一顿。”“红领巾乐队”老队员、原中央音乐学院小号专业教授冀瑞凯回忆道。④

附中是音乐表演专业学生打基础的重要阶段，乐队课训练主要是打好交响乐演奏的基础。自2001年起接管“少交”日常训练和演出实践的原附中校长助理王泓教授认为，应“以古典时期的交响乐（如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的作品）为主要训练内容，然后加进一些浪漫时期的作品，主要针对和声、音准、交响乐的基本演奏法，弦乐和管乐各声部的互相配合，作品的音乐风格等方面来训练”。⑤据其回忆，学校曾聘请瑞士籍华裔指挥家陈亮声先生，每学期为“少交”进行两个月的乐队课基础训练，效果显著。此外，20世纪90年代以后，张艺、俞峰、李心草、杨洋、夏小汤、陈琳、张铮、黄屹、俞潞等指挥系教师和校友，也曾参与“少交”指挥工作。

在学生们的眼中，参加乐队训练和演出，是一件幸福而快乐的事情。通过严格、有序的乐队训练和丰富多彩的演出活动，他们可以学到很多主科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在演奏技巧、音乐理解、艺术表现、舞台经验、曲目积累等多个维度，均能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红领巾乐队”的首批队员、原附中副校长、小提琴专业赵薇教授，至今都对自己当年在乐队中得到的锻炼和收获，深怀感念之情。她回忆道：“我在乐队的各个位置都坐过，从第一提琴、第二提琴到第三提琴（中提琴）；从最后的谱台到第一谱台。记得老师讲过：‘中声部是和声的生命，经常演奏和弦的三音，它决定了和弦大小的性质。’所以，我坐在第二、第三提琴声部位置时，便注意听旋律和低音的关系，听中声部怎样决定和弦的大小以及用怎样的织体来营造气氛，无形中学了一点作曲配器的知识并爱上了作曲。当我坐在最后的谱台时，发现在看谱的同时还要看指挥并要与声部长一致是不容易的，也就是说，对自己合奏能力的锻炼是最有价值的。当我坐在声部长的位置时，则能最近距离地学习指挥如何处理乐曲，学习怎样制定最合理的弓指法来贯彻指挥意图，并能带领全声部共同实现它。”⑥

除了专业上的成长和进步，在这个大家庭里，学生们还能收获到友谊和信任，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团队精神——“一有抄谱、搬运、装台这些事，大家都抢着干。”（赵薇）“记得有一次我们在电台录音，林铭述（大管专业）感冒了，为了不出杂音硬是挺到乐曲结束5秒钟后才咳嗽，脸都憋紫了。”（冀瑞凯）“每场演出完，我们声部的各位同学都模仿柏林爱乐的习惯，互相之间握握手以表示成功。”（原“少交”团员、附中副校长，现天津音乐学院副院长、中提琴专业王绍武教授）

学生们都非常喜爱和留恋这个团结友爱、奋发向上的集体。“排练时的专注和认真，经验的积累和团队的荣誉感”——这些青春记忆，深深印刻在每个人的心中。

成立65年来，“少交”不仅成为国内交响乐坛的一支生力军，而且还承担了文化交流使者的重要角色。

 改革开放以后，经过数年的恢复与发展，“红领巾乐队”又迸发出新的活力。1988 年秋，其以“中国少年交响乐团”之名，由左因校长带队，赴欧洲的瑞士、意大利两国访问，在日内瓦、苏黎世、高莫等19个城市，进行了22场演出（汤沐海、徐新担任指挥，吕思清、郭昶、董昆担任独奏）。第一次走出国门，学生们即以精湛的技术和纯真的音乐征服了欧洲观众，让世界听到中国少年的心声。当地媒体赞扬学生们的演出是“技巧、热情、灵魂的结合”。瑞士《瓦莱州报》（《新天地》）更是用“难以想象的、无以伦比的精彩”形容“音乐会的辉煌”，并认为：“中国不仅在世界的政治舞台和经济舞台上开始崛起，这些孩子们的表现说明，在音乐领域里，他们已大踏步地走在了我们的前面！”⑦从欧洲载誉归来后，“少交”又于第二年访问中国澳门地区（指挥陈佐湟），反响同样热烈。两度成功，为乐团赢得“技术精、水平高、要求严”的良好声誉。

在接下来的20世纪90年代，“少交”又连续进行了两次访问交流。第一次是1995年受著名企业家林启明先生邀请，前往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访问演出（指挥张艺）。其中在马来西亚演出时，该国国王、王后亲临现场观看，并对乐团给予高度评价。另一次，是1996年访问中国香港地区。

进入21世纪，“少交”成功出访了韩国（2013年）、荷兰、比利时、德国（2016年）等多个国家（指挥均为李心草），并两赴（2003年、2013年）祖国宝岛台湾进行访问演出（前者由俞峰担任指挥，后者为李心草、陈琳）。每次访问交流，“少交”都肩负使命而去，满载荣誉而归，充分展现了中国青少年音乐家的青春活力和艺术风采。

除了开展对外音乐交流活动，“少交”还承担了“北京国际青少年小提琴比赛”（1986年）、“第五届肖邦青少年国际钢琴比赛”（2006年）、“梅纽因国际青少年小提琴比赛”（2012年，少年组决赛）等多个国际音乐赛事的协奏工作，参加了“交响乐之春”音乐会（1986年）、第二届中国艺术节（1989年）、第十一届北京亚运会艺术节和开幕式（1990年）等多项重要演出活动，得到业内和社会各界的认可和赞誉。

65载栉风沐雨，65载春华秋实。65年来，“少交”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音乐英才，他们大都成为中国各大交响乐团、音乐院校的骨干力量，其中的一些佼佼者还在纽约爱乐、柏林爱乐等世界一流交响乐团占据重要位置。正所谓：芳华待灼，砥砺深耕，青蓝相继，弦歌不辍。

注释：

①鲍元恺：《创建初期的红领巾乐队》。载《我与少交——从红领巾乐队到中国少年交响乐团的五十年》，邢维凯、左因主编，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

②汪毓和、王凤岐主编：《中央音乐学院院史（1950-1990）》之“中央音乐学院大事记”（1949-1989），内部材料，1989年。

③“中国少年交响乐团”出访欧洲的时间为1988年9、10月，之前该团曾以“中央音乐学院少年交响乐团”之名赴洛阳、郑州、青岛等地巡演（1988年3月）。

④冀瑞凯：《拥抱“少交”》。载《我与少交——从红领巾乐队到中国少年交响乐团的五十年》，邢维凯、左因主编，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

⑤王泓：《“少交”重在“多教”》。载《我与少交——从红领巾乐队到中国少年交响乐团的五十年》，邢维凯、左因主编，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

⑥赵薇：《第一批老“红领巾乐队”队员的回忆》。载《我与少交——从红领巾乐队到中国少年交响乐团的五十年》，邢维凯、左因主编，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

⑦赵元：《1988年红领巾乐队赴瑞士、意大利访问演出回顾》。载《我与少交——从红领巾乐队到中国少年交响乐团的五十年》，邢维凯、左因主编，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

主要参考资料：

1.邢维凯、左因主编：《我与少交——从红领巾乐队到中国少年交响乐团的五十年》，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

2.肖学俊、王绍武主编：《致敬建党百年 初心薪火相传——携手奋进 再续“少交”辉煌（2012-2021）》，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