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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LESS新世相出版奖 一种声音
《过一种女性主义的生活》编辑
我是机缘巧合入行做图书编辑的。
我学的是历史专业，平时会读到拜德雅的书，关注了一些编辑的豆瓣。然后意外发现，他们经常发一些重庆美食。我是重庆人，在外地读书看到就觉得很馋。2020 年我硕士毕业，看到他们发招聘，就加入了。
《过一种女性主义的生活》是我入行后策划的第一批选题。
那个时候我其实并不了解出版市场，最开始策划选题，只是找一些我的私人阅读书目，想把它们翻译出来，在国内市场推出来，大概是这样的想法。
这本书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本。我跟大家差不多，也是大学的时候接触到女性主义，刚开始会有一种“整个世界都打开了”的震撼，觉得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都不同了。
但一段时间过后，我发现自己好像一直在“生气”，一直在“愤怒”，但世界并没有怎么改变。这种愤怒就变成我的情绪负担。
我在这种状态下接触到了原文版《过一种女性主义的生活》，读完之后对我自己的状态和情绪有了全新的理解。这是跟我个人生活体验结合非常紧密的一本书，我当时就想，我一定要把这本书推出来，希望其他人读到也能像我一样，解开一些当时当下的困惑。
这也是我做书的标准，一定要自己喜欢，自己有感受。
出版《过一种女性主义的生活》这本书，跟其他书一样，中间会经历一些“漫长的等待期”。有时候甚至等到已经忘了它的存在。
先是等译者翻译。像这种厚度的书，翻译周期一般在一年到一年半左右，译者偶尔也会拖拖稿嘛。
稿子到手之后，就是进入非常日常的伏案看稿流程，基本每天要看完一万字，然后一天一天把这个稿子看下去。心情不会有太大的波动。
梁静怡的工位
但真到书要面世的时候，心情会变得有点忐忑。所有的东西都确定了，明天就要发首发的通知了，你就开始忍不住想：
大家也会像我一样喜欢这本书吗？
会觉得翻译的好吗？
读者看了之后会像我一样受到安慰吗？
会忍不住非常密集地天天在豆瓣上看，看有没有新的评论。
我做书的时间不算很长，基本没动摇过自己做出版的念头。但偶尔会有一些瞬间让我意识到，我自己并不算很适合做这个。
比如，我是一个比较粗心的人，还是个 P 人，但出版其实很需要条理和细心的。我的两个特质非常不适合做编辑。
想起一件很好笑的事，有一次我做校对，圈出了一个错别字改在旁边空白处，校对完之后书稿发到下一环节，结果下一轮校对的人又把我改的字圈出来，我也改了个错别字哈哈哈。
有时候也会想，当时如果继续做学术，可能就走上另外一条路。但冷静下来就会意识到，自己还是很喜欢现状的。
我想做一些“不一样”的书。因为我一年能编的书很少，可能就 4、5 本，所以我要选，选一些放到市场上它能带来“新意”的书。比如《过一种女性主义的生活》，我当时很确信这本书和目前市面上已经出来的女性主义书籍是不同风格和类型的作品，能给读者提供新东西。我觉得这是有意义的。
当然会有流量清冷的时候。行业内，一本书卖到 5 万册是畅销书，10 万册算非常畅销，但也有书能卖到 300 万册，完全就是席卷了市场。
我们就经常开玩笑，人家有些书一印就是几万册，我们从来没有上过一万。我们是另一桌吃饭的。
但在另外一桌吃饭又怎样呢？吃得开心最重要。
编辑偶尔会打包卖掉“旧稿子”
首届LESS新世相出版奖年度编辑
重光relire 创始人
今年是我做书生涯的第九年。
九年前，我在访学期间，整个人处于“游荡”状态，很松弛，到处转悠。那段时间，我接触到当时当地的独立出版，一帮年轻人，做出了不一样的书。那种氛围很“热血”，也很“直接”，他们在做的事情与他们所置身的现实发生着具体而微的关系。
那段经历对我影响很大。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决定终止做学术研究的打算，准备来试试看做书这件事。
去年11月，我开始做新的工作室“重光relire”。这是一个“目前一人图书工作室”。
我的工作目前是游荡式的，日常就是在家楼下几家咖啡馆办公，这样可以节省办公室租赁等费用。带上电脑、纸稿、书、红黑蓝三种颜色的笔、便签条，到咖啡馆找一张桌子，坐下来，就是我的工位。
如果是在独立咖啡馆或便宜的连锁咖啡馆，我会点上一杯冰美式；如果是在星巴克，我点单的次数就十分有限，太贵了（但特别感谢我家楼下的星巴克，它几乎以商业空间的形式提供了一个市政应该提供的公共空间，我希望未来有能力增加在那里点单的次数）。
噢，对了，我还会带一个灌满水的超大水壶。编辑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伏案看稿，沉浸进去的时候很容易忘记喝水，因此伸手就能够到的大水壶就很重要。
咖啡馆里的“游击工作”
虽然“重光relire”目前只有我一个人，但做书实际上是一个协作的过程，每一个环节都有伙伴，作者、译者、设计、排版、校对，还有供纸方、印刷厂，以及合作的出版社、营销支持、渠道（包括独立书店的朋友们），等等。
做书的我类似一间公共交通调度室，协调着各方的工作。或者用我以前说过的话来说：做书是一次又一次握手。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读者当然也是重要的协作方。一本书只有真正抵达读者手中，被阅读，才开始真正拥有生命。书持续抵达不同人手中，其生命力就会一直延展。
每一次抵达都是握手。
带着这种信念做书是快乐的。每天收工时，我期待第二天的到来，第二天还能继续做这件事，这就很好。
做书对我来说，是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我认知世界的方式，而不仅仅是一份工作。“保有自己的生活”，这很重要。
“松弛”是我给自己定下的工作原则：慢一点，再慢一点。我想，经由经济和技术的加速，时代生活已足够快了，应对之法可能不是加入这个快节奏，而是慢下来。
这种慢，在于细细打磨选题，并在每一本书出版之后给到足够的照料。同时，让自己放松下来，不要赶，否则可能错失选题如钻石般闪耀的面向和时刻。
工作轻松了，事情才能做细致。慢一点也没关系。
首届LESS新世相出版奖年度品牌
群岛图书 创始人
我从事出版 20 年了，很多人形容这种状态是“二十年如一日做一件事”，我觉得应该纠正一下。
虽然是在从事同一个职业，但一本书就是一个世界。对于图书编辑来说，做一本书就是换一种体验，永远有新鲜的兴奋点。
做出版之前，我在《文汇读书周报》当记者，经常去上海的出版社串门、采访。
有一次从世纪出版集团出来，我顺路就去了福州路的外文书店，那边有很多品质不错的外文原版书。我淘到一本美国出版家、兰登书屋的创始人贝内特·瑟夫的《我与兰登书屋》。
那本书主要是回顾贝内特自己的出版生涯，里面有许多有趣的文学圈轶闻“八卦”。作者是个非常喜欢“讲笑话”的人，笔调很幽默，我读得津津有味。
那段时间我刚好处在“职业迷惘期”，这本书让我觉得豁然开朗，感觉一下子找到了未来的方向。
后来我翻译了《我与兰登书屋》，它也成为我入行后第一本自己策划出版的书。就这样从记者“半转行”进入了出版业。
彭伦
2017 年，我创办了“群岛图书”。刚开始群岛就我一个人，没有员工没有助手，购买书的版权、联系译者、编辑书稿、跑国际书展，所有工作都是自己来。
群岛相对“特殊”的一点是，我们既做外国文学图书引进出版，也代理一些中国作家的作品版权输出，所以需要定期参加伦敦书展、法兰克福书展和其他一些国际项目。
以前我曾经一年飞国外几次，去过英国、西班牙、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参加各种出版人访问项目。每次出国基本上都是工作目的，自己出去找一些项目。创业以后我主要就是跑伦敦书展和法兰克福书展，一个人安排一切，自由自在。
但我觉得“一个人做书”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我的经历只是一种出版品牌创业的运作方式。出版工作归根结底是集体劳动，一个人能做的是有限的。
做出版，需要考虑的东西很多，从看到一个选题开始，就要考虑，这本书将来做什么开本？封面设计会是什么风格，什么方向？用什么纸？以什么形式发行？出版后如何营销？怎样让作者参与到书的宣传销售当中？所以这里面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和方方面面的人对接、沟通。
所以你肯定是要有合作伙伴的，与你合作的出版社从编辑部、营销部到发行部，作者、版权方、译者、设计师、书店、网络销售平台，一个人做不了那么多事。
有时候甚至需要一些特殊“机遇”。比如，在我输出金宇澄小说《繁花》版权的初期，做了很多努力却一直没成功。因为《繁花》本身体量很大，地域色彩很强，大量的沪语、吴语方言对译者也是挑战。要让一家外国出版社买一本可能有六七百页的翻译小说，本身就很困难。
后来金老师介绍我认识了王家卫导演。有一天我突发奇想问王导，假如他去纽约或巴黎，能不能见一见对《繁花》这部作品感兴趣的美国编辑或法国编辑。王导一口答应。后来他果然去了纽约和巴黎，见了美国 FSG 出版社和法国伽利玛出版社的编辑。他们很快就决定购买《繁花》的版权。
这个故事其实也说明，出版不能“单兵作战”，我们需要有很多伙伴、盟友，甚至不是这个行业中的人，也能成为某一段路的同行人。
“群岛图书”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我在起名时，刚好看到了书柜上加拿大作家阿利斯泰尔·麦克劳德的短篇小说集《岛屿》（Island），我觉得“岛”这个意象特别好。
作者就像是岛主，读者是岛民。
但只有一座“岛”多孤单啊。出版本身还是群体行为，读者越多越好。而且一个出版品牌不会只有一个作者，所以最后就变成了“群岛”。
一个作者是一个群岛，一本书就是一座岛。岛越来越多，岛民越来越多，你的疆域就越来越大。
首届LESS新世相出版奖年度设计
《夏宇诗集六种加一》 编辑
设计师：夏宇 洪伊奇
刚开始得知要做夏宇老师的书时，我们都挺兴奋的。
我们两位编辑的其中一人从中学就开始读夏宇，收藏了她之前几乎全部的诗集。
而在完成《夏宇诗集六种加一》的出版之后，夏宇也送给他除《备忘录》外他唯缺的那本绝版的夏宇诗集《粉红色噪音》。
《夏宇诗集六种加一》这本书最初的设计想法，夏宇在简介里讲得很清楚——“包装模仿一种压缩饼干”。如果读过夏宇之前那本《88首自选》（封面是紫甘蓝的那本）会感到很熟悉，骑马钉、工业用纸、借用 zine 的小众、地下形式却进行大量印刷，一切都有迹可循。
作为夏宇的读者，我们知道她对设计的讲究，也愿意全力配合，不是因为她是大诗人，而是因为在出版她自己的诗集这件事上，她的经验比我们多太多。
出版这本诗集，我们好像始终跟随夏宇在某个界外之域游走。回过头来，找不到关于自己是如何突破边界，又为何要突破边界的记忆，一切就这样很自然地发生了。
夏宇寄来的其中一套打样
这套书的用纸我们找了很久，因为它不是图书用纸，一开始不知道从何找起。
印厂也找了很久，因为用骑马订装订稍厚一些的册子的需求太小，所以很多机器都被淘汰了。
直到现在，我们每次印刷都要等很长时间，但并不是在做什么复杂的工艺，只是在等油墨在纸上晾干。
对印厂工人来说，他们没淘汰掉的骑马订机器派上了用场，并且有了一本需要等待晾干的奇怪的书。一切就这样很自然地发生了。
在出版这本书的整个过程里，我们总是在给合作方提供出乎他们所料的信息。印厂老师说，从没用过这种工业用纸印书，不知道能不能印上字；发行老师说，从没见过这样的装订，不知道能不能销售出去；负责印刷文件的老师说，摄影的图片质量好差啊；但书最后印出来的时候，大家同时发现并确认：原来这样也可以。
做书就是一个不断发现“原来这样也可以”的过程。
《夏宇诗集六种加一》
首届LESS新世相出版奖年度作品
《我的母亲做保洁》编辑 苏本
这是一段“特殊”的讲述。
我们原本计划采访首届LESS新世相出版奖年度作品《我的母亲做保洁》一书的编辑苏本老师，跟她聊聊这本书的诞生过程和她的编辑生活。但令人难过的是，苏本老师在今年秋天因病去世。
我们只能在同事的回忆和悼念她的文字中，拼凑出一段关于《我的母亲做保洁》这本书和她的故事：
2022 年秋天，苏本在豆瓣上联系了作者张小满，当时她的一篇名为《母亲在深圳超级商场做保洁》的豆瓣日记引发了很多讨论。苏本给她发私信，说“想为她做书”。
后来张小满跟苏本在北京办公室相见，这是一片小小的，但由她亲手一点点构建起来的天地。书架上满满全是书，她特别向张小满推荐了《远东冰原上的猫头鹰》。
张小满后来回忆，她当时印象最深的不是书，而是苏本递给她的墨绿色的装着水的马克杯，“有着胖胖的手柄，像一个没有刺的仙人球。”
她们聊了一会儿书，还聊了北京的交通和天气，然后结伴去吃饭。作者张小满在《我的母亲做保洁》那本书的后记里写下了关于那次见面和吃饭的感受：
“语言像春雨下，田里的玉米苗一样，不用经过刻意的排布，自然地冒了出来。”
作者张小满回忆，苏本对《我的母亲做保洁》初稿的反馈非常细致，文档里密密麻麻全是标记和备注，修订版的文档前还有长长一页纸的感受和建议。
反馈初稿那天，苏本还给张小满发了一条信息，说自己看完稿后的感受。“心里久久被触动，所以没有马上坐地铁下班，而是散了长长的步，走了好几站地。”
在出版人身上我们看到，“单兵作战”并非只能指向孤独。当有一群人愿意穿越漫长的时间周期去共同建构完整的内容体系，我们就永远能在精神世界里遥遥并肩，同路而行。
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相聚”，我们愿意让这种相聚发生。
2024 新世相出版朋友节 将在 秦皇岛阿那亚 举办。
这是新世相以“朋友”之名组织的首次线下内容嘉年华。我们将以「保护完整性的世界」为主题，汇聚出版、影视、音乐、游戏，品牌领域的嘉宾朋友，一起讨论内容的世界观。
12月27日-29日，数十位嘉宾将在「LESS新世相出版奖颁奖礼」「出版朋友夜」「出版朋友说」「出版朋友玩」等版块的多场活动中亮相，具体报名信息请关注后续发布。
期待与你们相见。
重光relire《下沉年代，我依然选择做书》；
做書 《彭伦：我是怎样做书的》；
做書 《“刹那的乍现，刹那的绽放”》；
南方人物周刊 《如何活得久——一个文学出版人的N条军规》；
出版商务周报《从出版机构辞职后，我一个人用3年做出这个图书品牌》；
张小满《无尽的感激与无尽的遗憾》；
“咱们往哪走啊？”
“往前走。”
“哪是前啊？”
“往哪走，都是往前走。”
——米兰·昆德拉《雅克和他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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