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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要讲的故事是关于一位女脱口秀演员的。
Echo（冉榕） ，29岁，一位来自大山的女儿。
前不久，她参加了一档脱口秀节目，在节目中，讲了自己家庭的故事。
来自大山，家有四个孩子，大姐、二姐、排行老三的她，以及老末的弟弟。
“一看这样的排列组合，就知道我们家是非常喜欢女儿”， Echo说完，台下观众大笑。
Echo以戏谑的方式讲了自己的出身，但背后却是一个家庭的三个女儿真实遭受 “重男轻女”和“贫困”压迫的故事。
为了在物质匮乏的家里有一席之地，不受待见的女儿们努力懂事、听话，做家事、有好成绩，但依旧逃不掉被不公平对待、被打的命运。
Echo 的二姐在14岁时，因家庭暴力，愤而离家，去深圳打工。
Echo努力学习，考上一所四川的211大学，走出了大山。但隐形的大山仍然压在她头上。这是一个被命运束缚的故事，同时，也是一位女性奋力挣脱命运枷锁的故事。
以下为Echo 的讲述：
我是Echo（冉榕），是一个来自大山的女儿。
1995年，我出生在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一个小镇。小镇被大山包围着，上小学时，农村的同学来镇上上学，要走两个多小时的山。他们书包里都放着手电筒，为了回家路上照明。
我的出生宣告了我父母第三次失败。他们又没生到儿子。在我上面，已经有了两个姐姐。
在封闭的大山里，重男轻女的观念很重。爸爸需要一个儿子传宗接代。两年后，我弟弟出生了。
我们家就有了四个孩子——大姐、二姐、我，还有弟弟。家里穷，孩子多，你要得到父母的在意和爱，就要使出浑身解数。尤其是女儿们。
爸妈在镇上经营一家药铺，中、西药都卖，也卖农作物、瓜果蔬菜的种子。很小时，我们就帮忙捡药、称药、包药。
大姐比我大四岁，长得快，个子高，十几岁就有大人样。自我记事起，她就看店、扫地、拖地，会洗衣服、做饭。和许多长姐一样，她擅长收拾家里，照顾人，像个“小保姆”。
但作为父母的第一个孩子，大姐的出生是被期待的，她也得到过一些疼爱。
而二姐和我的出生，给父母带来的是失望，以及再一次的失望。
很小时，我就非常敏感，很会察言观色。听话、懂事，学习成绩也好。每年期末，都能拿奖状回家，贴满了家里一面墙。到了县城上中学，上的也是“尖子班”。这让我爸妈非常有面子。
因为成绩好，我不用做家务，和弟弟一样拥有了特权。
而二姐就比较尴尬，她好像无法在家里找到一个合适的担当或位置。
小时候，看不惯我，二姐会“修理”我，给我分配任务，让我洗碗。我不洗。她就把我的作业藏起来。这是我最在意的东西。我只能听她的，把碗洗了。
我在节目里说，我们家的人际关系十分复杂，这真不是玩笑话。
当然，二姐没让弟弟洗过。在大山里，我们这些女儿也默认了干家务是女人的事。思想的塑造就是这么悄无声息。
小学的一个暑假，镇上来了一群支教的大学生。补习不收费。山里的小孩还是很仰视、羡慕大学生的。每天，提着书去上课，成为了我最开心的事。
但两个姐姐却没去。因为她们成绩不好，要留在家里看店、做家务。多年后，姐姐们才告诉我，当时她们也很想去。
因为需求不被看见，二姐的表达方式就很激烈。在大人眼里，她就成了一个“叛逆”的小孩。
妈妈的手指粗大，勤劳、能干，扛起了家里很多事，但同时，也强势、暴躁。爸爸兄弟姊妹四个，他是唯一的儿子，从小被保护着长大，不会关心人。
爸妈管孩子的方式非常粗暴，就是“打”。不听话，打，犟嘴，打得更严重。一次，我爸一巴掌把我二姐打到耳鸣。
他们打小孩有三大原则：别人家的孩子不打、成绩好的孩子不打、儿子不打。
因此，挨打最多的是我两个姐姐。尤其是脾气倔的二姐。
二姐走得突然，我和大姐都很懵。
瞒着父母，我们悄悄给二姐收拾行李，拿了几身衣物，还拿了她当时最爱的李宇春的专辑《皇后与梦想》。隔着铁栏杆，我们完成了交接。
看着二姐的背影，12岁的我，还不太懂这意味着什么。不知道之后，我们好几年都见不到面。
二姐是赌气走的，我现在回忆不起当时我父母的反应，只知道之后，这成了我们所有人回避提起的一个事件。
去深圳之后，二姐就很少会回重庆老家。就算春节回来，也只去外公外婆家。她和大姐都是跟外婆长大的，跟外婆很亲。
有一年，二姐很穷很穷，找家里要钱。爸妈没给。大姐想方设法给她寄了100块钱。
我爸妈对待孩子强硬、暴力，也非常粗糙。
我第一次来月经，看到满瓷砖的血，吓死了。大姐教了我用卫生巾，叮嘱我来月经时，不能洗澡。上初中时，我的身体开始发育，但没人给我买内衣。内衣、牛仔裤都是在深圳打工的二姐寄给我。
在这个家里，大姐、二姐、我，这些女儿们像一个命运共同体。但在这个小小的共同体下，大姐、二姐更为亲密，她们像是一个联盟。小时候，她俩也住在一个房间。
今年，二姐生重病，进ICU，大姐也是最操心的那个。第一晚，我和大姐一起守夜，第二天一早，她又是最早去医院的那个。全程也是大姐跟医生沟通，再把信息传递给我们。
二姐并不是家里唯一出走的人。
高中没毕业，大姐就去重庆工作了，干销售。有一年过年，她又跟爸妈吵架了。过年的第二、三天，大姐就提着行李箱走了。
大姐的出走不像二姐那般决绝，一去不回头。但很快，她以另外一种方式彻底离开了家。24岁那年，大姐结婚了。
二姐离家出走后，我继续在父母面前，做一个乖孩子。在家，听话、懂事。在学校，努力竞争，做Top one。
我什么都要做到最好——成绩要名列前茅；要当班干部；唱歌、跳舞、主持什么都来……只有有价值，才有人关心我、喜欢我。
初中时，我到县城上寄宿学校。一个月回家一次。一个月只有200块钱的伙食费，平摊到每天，只有6块多。
那时的我，瘦小得像小鸡仔，最后也只长到158cm，却一心只想当妈妈眼中的“乖女儿”，宁愿伤害自己的身体，也要跟妈妈炫耀，我很节约。
我希望你不要把我妈写得很坏，她也是一个不幸的女人。
我妈也出生在一个四个孩子、重男轻女的家庭。小时候，她跟舅舅两个人偷拿了案板上一点东西吃，只有她被打。
和我爸结婚后，因为一直生女儿，她也被我奶奶和姑姑们嫌弃。一次，姑姑们回来了，我们去奶奶家吃饭。大人一桌，小孩一桌。而我妈是坐在小孩桌的。我爸也没把她拉过去。
一群大人们谈笑风生。小小的我在心里暗暗发誓：“以后我要替我妈复仇”。
妈妈一直拿强硬的那面示人，很少有脆弱的时刻。但在大姐出嫁那天，她却哭了。
办完婚礼那晚，大姐和姐夫走了，门一关，我妈开始嚎哭，像荒野中的母狼失去她的幼崽一样哀恸。
她的头发在她额前飘呀飘，哭一会儿，要大喘气，爸爸站在旁边手足无措。我对这样的她也很陌生。
长大之后，再看这一切，我能清晰地看到伤害是如何发生的——我妈是被迫害的那个，迫害来自她的父母、婆婆、小姑子，在这个过程，她的丈夫也没为她做什么，最后，她把气撒到女儿身上。
伤害像链条一样，一代代地传递了下来。
知道二姐生病后，我妈立刻取了五万块钱，去医院缴费。这是她们这么多年后的第一次见面，却是在医院的ICU。
但二姐一转入普通病房，立刻就把钱还给我妈了。就像当年，她找我妈要钱，我妈拒绝她一样。
她们的脾气都是这么硬，这么犟。而且，我妈也是她家庭里的“二姐”，她上面有一个姐姐，下面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
一个家庭的女性，好像无意识地重复着同一个命运。
作为读了点书的三女儿，长大后，总觉得对家庭有种责任感，要“管家”。因为能共情到妈妈和姐姐的处境，我曾试图缓解二姐和家里的关系。当我去和她谈时，二姐很愤怒“难道你不懂我吗？”
当我和我妈谈时，她也把我放在她的对立面。最后，我成了那个被她们双方控诉的人。
看过节目后，很多人夸Echo是“女王”，很飒、很洋气，很光鲜，但这样的我就来自暴力的、愚昧的、落后的大山。我不想掩饰这一点。
除了重男轻女，压在我身上的还有另一座大山“贫穷”。
初中时，我写贫困生补助的申请表，被一个男同学看见了，他说：“你妈怎么生这么多（孩子）？”
在大多数人的认识里，山区，孩子多，意味着“穷”。
小时候，我没过过生日，也很少有新衣服穿。一年冬天，我们那儿的小孩们都在穿一种红底儿、黑花的棉鞋，十几块钱一双。我好要想一双这样的棉鞋。
我用刀子把我的鞋割烂了，跟我妈说，鞋坏了。但她还是没给我买，我就穿着那双烂鞋，冻着脚，过了冬。
贫困，它会给人带来非常多具体的不适，身体上、心理上，让你无时无刻不想摆脱它。
从小到大，我身边就围绕着很多学习刻苦的同学。
高三时，班上成绩最好的同学，回到寝室，还会趴在被窝里，打手电学习。她的被子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黑线，都是她用签字笔做题时留下的痕迹。
我们努力地刷题、考试，期盼着有天能考出大山，出人头地。
高考时，我考上一所“211”。我们家从镇上到县城，要坐40多分钟的中巴车，从县城到我上大学的成都，要坐9个小时的大巴车。
从小镇到县城再到成都，我真的一步步走出了大山。
但上了大学，没钱的窘迫感仍然紧紧地跟随着我。
进入大学的第一天，我被一个室友惊艳到了。她的头发上面是红的，下面是紫的，很潮，看着就是一个city girl。她妈给她铺床，两个人看起来都很贵气。
而我就全身上下灰扑扑的，像个淤泥一样。
走出大山，我才发现原来这个世界是平行的，不同的人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
放假时，我的室友会去旅行，而我只能躺在宿舍的上下铺上，拉上帘子，躺一天。别人的世界很大，而我的世界好小。
室友都是独生子女，知道我们家有四个小孩时，都好惊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家庭是我的秘密，我的伤疤。我害怕被戳，这令我自卑。
大学毕业后，我跟6个朋友合租了一套老小区的房子。我住客厅，把沙发拼在一起，上面搭了一个床板，就是一张床。
后来，有个室友的朋友来家里。他一推门，一、二、三、四、五、六，一下子冲出六个人。他愣住了，没见过这样的画面。
那感觉像一把刀插在了蚁穴上，一群蚂蚁跑了出来。我们活得像蝼蚁一样。
走出大山，我想努力摆脱大山对我的塑造，但又总是失败。
大学时，我观察室友的洗发水、化妆品的牌子，学护肤、化妆，打扮自己。因为不懂，有时会用力过猛。眉毛化得像毛毛虫；腮红打得像猴子屁股。穿黑丝，被同学赐名“黑丝榕”。那时候，我脸上还起了好多痘，胖到120多斤。
我想认识人，见更大的世界，参加了很多社团，但很快又都退出了，呆的最久的反而是勤工俭学部门。你看，我还是无意识地靠近了我的出身。
但在这里，我认识了我的好朋友小罗。
小罗是学园林设计专业的。有次，我去图书馆找她，发现她正歪着头画图，擦掉的橡皮泥儿在桌子上一跳一跳的，她特别专注，脖子歪了，都没知觉。还是我发现后，带了她去做了盲人按摩。
我好羡慕小罗，她能如此热爱一个东西，这太让人着迷了。
而我的人生干巴巴的，没有任何色彩。过往的人生全部用来做题、考试，做一个父母、老师眼中的“好学生”。
上了大学，我连学习的动力都没了，还第一次挂了科。我连唯一的“好学生”的光环都失去了。
我没有钱，不漂亮，不优秀，也没有兴趣和爱好。我感觉自己好平庸，好普通，好失败。
我在节目里说，我是“走出大山的女儿”，这听起来很爽，但走出大山后，我的平庸，我的挣扎，我的迷茫，才是我的日常。
大学毕业后，我有同学被父母送去留学。我想考研，但没钱付学费，只能找工作。我很多同学都去当老师，或去银行工作，但我感觉那过于一成不变，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一直比较喜欢文字，在成都找了一份编辑的工作，一个月工资2000块钱。
工作后，我开始更多地理解和心疼二姐。二姐的生存资源还不如我，学历低，未成年，14岁就像一头猛兽一样扎进社会，做售货员、厂妹各种各样的临时工。她被欺负过吗？被性骚扰过吗？
每次看见二姐，我都有巨大的痛。她不该过这样的生活。二姐其实长得很漂亮的。如果她当年被送走，会不会现在更幸福、快乐一些？大姐嫁到了湖南农村，开了个小卖部。婚后，和丈夫一起努力，在县城买了房。生活也不容易。
我跳出了父母、大姐、二姐的生活，改变了命运，但本质上，我和他们又有多少不同？
2019年是我最难的一年。工作一年多的的公司，老板跑路了，欠了我两个月的工资。没工作，没有钱，还要租房，我只能借花呗。
我真的感觉自己一文不值，和爸妈的关系也变得紧张。他们不满意我，逼我去考公务员。我把他们拉黑了三年。
我很痛苦。我看波伏娃、上野千鹤子，《工作、消费主义与新穷人》，我想为自己的现状寻找一种解释。也是这一年，我开始拿起话筒，讲脱口秀。我最初的想法很简单——我想要被“看见”。
我把那些曾经我想隐藏，让我感到羞耻、痛苦的事写成段子，以好笑的方式讲出来，却意外让我得到了治愈。
《脱口秀和Ta的朋友们》播出到现在，我仍然活在巨大的眩晕里。我获得了很多人的关注。很多女孩写很长的信，讲她们的故事。我才知道，原来有四个孩子、家庭暴力的家庭这么多。有的仅仅发两个字“谢谢”。
我的人生在29岁，也就是今年，开始重新打开。在大家的眼睛里，我不再普通和失败，我成为了勇敢，而有力量的“Echo女王”。
我已经接受了，我就是要很努力才能过上普通人的生活。
走出大山是一个开始，翻过大山，还有一片大海。但只要还在海里，我就会不停地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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